石兴邦一下子就出名了，和他一起出名的还有先前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村子——半坡村。
一切似乎都很偶然。
1953年，西安东郊的半坡村发现了一个仰韶文化遗址。次年9月，中国科学院派出考古队进行发掘，第三届全国考古人员训练班的100余名学员参加了两个星期的实习发掘。训练班结束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陕西、甘肃的考古人员继续发掘，直到12月底结束，共发掘600平方米。
这本是一次常规的考古发掘，如果没有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半坡这个村子也许就永远地寂寂无闻了。
将近半个世纪之后，石兴邦先生回忆到，1955年开春，他们正“若无其事地在安心整理报告”。5月初的一天，考古队忽然得到消息，说在半坡遗址取土时挖出来一批尖底瓶。原来在修筑浐河到国棉三厂道路时需要大量取土垫方，取土的地方正是遗址北部。闻讯赶到现场的石兴邦被眼前的情形惊呆了：取土的断崖上有露出的陶器、残断人骨，地上也散落着陶片和骨骼，一看就是墓葬区，石兴邦随即请工人停工。领工的是一位有文化的转业军人，他懂政策，也知道半坡遗址已经考古发掘，就下令停止在这里取土。
作为考古队队长，石兴邦当然知道发现墓葬区对遗址的重要性。他当即给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长写信，请求继续发掘半坡遗址。夏鼐所长很快回信，同意继续发掘。
1955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发掘，这次主要发掘墓葬区和部分居住区，发掘面积5000余平方米，共清理出100多座墓葬，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现在仍然陈列在半坡遗址保护大厅内的四人合葬墓和二人合葬墓就是这次发掘的。
这年的秋天，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班的32名学生来半坡遗址参加考古实习。这是半坡遗址的第三次发掘，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发掘，这次的发掘收获很大，出土了房屋、窖穴、瓮棺葬等重要遗迹和大批的工具和陶器。
经过三次考古发掘，半坡遗址以出人意料的丰富内涵惊艳面世。现在，让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些惊人的发现：
以石器为主、质地多样、种类繁多的生产工具。
半坡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包括劈砍用的斧、锛，挖掘用的锄、铲，收获和切割用的刀子，穿刺缝纫用的锥和针，砍砸用的敲砸器，射弋用的箭头，掷打用的弹球，捕鱼用的网坠、钓钩和鱼叉，加工粮食用的磨盘和棒杵等。这些生产工具不仅数量较大（表1），且无不加工精细。半坡人从事着农业、狩猎、捕鱼和手工业的生产活动，正是使用这些各得其用的生产工具。
骨镞
骨鱼钩
石斧
石锛
表1 半坡遗址出土生产工具登记表
续表
★陶制刮割器中包括半成品2638件
这些出土文物中有以陶器为主、功能细化的生活用具。
在现代人的印象里，原始人往往与穿树叶、住山洞、茹毛饮血联系在一起。这实在是不准确，进入新石器时代，原始人已经摆脱了对单纯以狩猎方式获取生活资料的依赖。半坡遗址出土的生活器具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定居生活的稳定，物质生产的丰富，使半坡人的生活朝着更加精细化的方向发展，表现出来的就是陶器的种类越来越丰富，功能越来越细化。
半坡遗址中发掘和收集到的陶片达50万片以上，完整的和能够修复的器物将近1000件，就使用功能而言，可以分为炊器、饮食器、水器和储藏器4大类，每类之下都包含用途不一的器皿。
炊器包括陶鼎、陶釜、陶罐、陶甑等4种，是专门用来加工食物的器物，加工过程中需要受热是这类器物的特点，而陶器中耐火力强，即受热而又不会炸裂者，非加砂陶莫属。先民们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看到的炊器全部是用粗砂或细砂制作而成的夹砂陶罐。
饮食器包括陶钵、陶碗、陶盆、陶豆、陶皿、陶杯、陶盂、陶盘等器皿。
夹砂陶罐
水器分为尖底器（包括打水用的小口细颈尖底瓶和储水用的大口尖底器）、长颈壶、带流罐和用于储水的陶缸。尤其是小口尖底瓶，优美的流线型设计，谜一般的使用方式，使其成为半坡遗址中最有代表性的器物。
陶钵
小口尖底瓶
储藏器主要包括储藏植物种子的小型陶罐和储藏粮食的大型陶瓮。
每一种器皿又有器型大小的区别，琳琅满目，蔚为壮观。
半坡遗址出土的以彩陶上的绘画作品为主的艺术品，以及陶塑、制作精美的各类装饰品，使我们得以窥见半坡人丰富的精神生活。半坡彩陶题材多样，但以鱼纹最具特色。在半坡人的画笔下，半坡鱼或具象、或抽象，无不栩栩如生、生动传神，如单体鱼纹盆、几何纹彩陶钵等。其中有人面鱼纹盆这样绘有人面鱼纹的彩陶盆，使考古学家和美术史家惊讶之余，得出见仁见智的结论。直到现在，那神秘的似人似鱼的模样仍然像一个时隐时现的天外来客，成为一个难解之谜。
关于半坡遗址出土物上鱼纹之间的演变关系，考古学家意外地发现，几何中的三角形竟然是由鱼纹演变而来，这一推论广为美术史家采信。
单体鱼纹盆
几何纹彩陶钵
人面鱼纹盆
鱼纹演变图（一）
鱼纹演变图（二）
半坡遗址还出土了不少的雕塑艺术品，如人头塑像、陶哨、鸟头陶塑。(www.xing528.com)
人头塑像
陶哨
鸟头陶塑
除了令人应接不暇的出土文物，最让考古学家们自豪的是经过3次考古发掘，一座典型的母系氏族社会的村落遗址呈现在世人面前。
半坡先民们日常生活的居住区是村庄的主体，居住区北部是氏族墓地，东部是制陶区。一条宽6～8米、深5～6米的大沟环绕居住区，用来防御洪水猛兽的侵袭。
居住区的布局井然有序：中心是一个大广场，一座面积约160平方米的大型方形房子位于聚落中心，门向着广场，这是氏族的公共活动场所。大房子周围，分布着数十座小型房屋，这些房屋有半地穴式、圆形、方形3种，是氏族成员的住所。
这种居住安排上的向心心理，在氏族墓地的葬式上也有体现：墓葬区死者的埋葬排列整齐，头部都朝向一个方向。
半坡遗址出土的遗迹、遗物太丰富了，难以尽言。简言之，这里发现了一座6000年前的原始村落遗址，这是以前所没有的。
1956年8月6日，半坡遗址被列入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名单，1961年3月4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前所未有的发现不仅仅使考古学家难掩激动之情，也激发了另一个大胆的建议。还记得1955年秋参加第三次考古发掘的北京大学的学生吗？石兴邦先生后来回忆道：“这班学生对半坡遗址博物馆的成立有贡献”。是的，就是这些活跃且充满热情的学生，半坡遗址出土物和各种内容丰富的生活遗迹让他们兴奋不已，迫不及待地想和社会分享这一惊人的发现。“办个展览吧！”有学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考古队队长石兴邦被学生们的热情感染，马上同意了这个建议。于是就办了个展览。展览办了不到一个月，参观者有农民、工人、机关干部和中小学生，累计不下十数万人，当地民众参观发掘现场并捐赠发现的文物。展览还吸引了不少来访的外国人，主要是在华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专家。
半坡村落复原模型
“建个博物馆吧！”展览的巨大成功鼓舞了学生们，学生们将这个想法传达给了考古队队长石兴邦。石兴邦当然同意啊，正好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西安考察工作，石兴邦将建个博物馆的想法转告他们，他们也同意。但是，这要花很多钱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经济建设如火如荼，怎么顾得过来。
秋天来了，天气渐渐转凉，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实习的学生们陆续离开了考古工地。建博物馆的事也渐渐凉下来。
然而，该来的总会来。秋天过去是冬天，冬天之后是又一个春天。
1956年3月，中国社会沐浴在全国科学大会的春风里。适逢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中央派代表团入藏祝贺，代表团的团长是陈毅副总理。
当地民众参观发掘现场
当地民众捐赠发现的文物
陈毅是著名的儒将，民间更多以元帅称之。喜欢吟诗，还爱好文物。济南战役时，陈毅就曾明确下令不准轰炸城内的广智院，使这一重要文物免遭兵燹。他还责成第三野战军负责文教工作的历史学家李亚农保管战士们在挖战壕时发现的陶瓷器、青铜器，到上海解放时已积攒了整整两卡车，上海博物馆最早一宗入藏文物就是陈毅提供的，数量达2853件。
陈毅是3月19日到西安的，刚好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和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西安检查工作，陕西方面的领导少不了陪同参观发掘中的半坡遗址。看到半坡遗址出土的文物，陈毅显然很高兴，不时地拿起文物，口中念叨：“这是真的，了不起。”王冶秋局长将建博物馆的事向陈毅作了汇报。元帅慨然答应：“好啊！就建一个博物馆吧，把它保存起来，向人民群众宣传教育嘛！是好事嘛！”［1］陈毅这话一出，在半坡遗址上建博物馆的事就定了。
第二天，做事一贯雷厉风行的陈毅副总理即电告国务院拨款30万元用于建馆。决策已定，接下来就是征地、设计、基建，那都是技术人员的事情。决策之后，元帅陈毅又恢复了诗人身份。《陈毅年谱》中短短的两行字写出了他难以抑制的诗情：“3月19日，参观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建议修建半坡博物馆，并于时日作《西安半坡村访古》诗一首。”诗曰：
半坡村是原人居，彩陶纷陈世所稀。
绝无甲骨方块字，七千年前往可稽。
细孔骨针诚巧矣，鱼钩倒刺不奇欤！
瓮葬婴儿骸骨在，后人何事疑唐虞？
学者羞称五帝德，缙绅先生每难言。
洪荒野蛮成以往，后启文明莫忘前。
学人聚讼华夏史，半坡铁证说自存。
不应拒绝有外铄，齐向大同说文明。
字里行间闪现的元帅对半坡遗址的关注、对半坡先民创造力的敬佩令人感动。
1958年4月1日，西安半坡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在遗址上建立起一座原始社会村落遗址博物馆，这也是以前所没有的。20多年后，日本博物馆学研究者小川光旸这样评价半坡遗址的保护举措“半坡博物馆……在新石器时代农耕部落遗址上面建一大罩屋作为主厅这一点是划时代的。”［2］
苏东海先生则从专业的角度做了评价：“西安半坡博物馆就是在向科学进军的这样一个高起点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当20世纪60年代西方博物馆界还在争论遗址能不能进入博物馆行列时，当1962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的《关于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中，才开始建议对遗址和景观‘应考虑建立专门博物馆’时，中国的半坡遗址博物馆早已把博物馆建筑矗立在遗址之上了。”
“那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博物馆像半坡遗址博物馆那样，建造这么宏伟的大厅把部落遗址科学地涵盖起来，从而开创了把博物馆与遗址环境融为一体之先河。半坡遗址博物馆用事实回答了把博物馆建在遗址上的种种疑问。半坡遗址博物馆的实践，从高起点上把传统博物馆的保护、科研、展示的基本职能与‘物加环境’的新思维出色地统一起来了。”［3］
一般情况下，一个考古遗址的发掘和一座博物馆的建设，应该说都是极普通的事情。但是，对西安半坡来说却显得极不平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的20世纪50年代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一大批具有超前意识的专家学者和国家领导人对文化特别关照等，使半坡遗址的发掘和西安半坡博物馆的建立成为极不平凡的文化事件。半坡遗址保护大厅于1958年建成。
1958年建成的半坡遗址保护大厅
伴随着考古发掘和建馆工程落下帷幕，在半坡遗址这块文化的沃土上如何耕种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博物馆人身上。令人欣慰的是，博物馆人没有辜负这一重任，一代代半坡人挥洒着辛劳和汗水，播撒着希望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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