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生物与人：生物学家的角色

Chapter 9　Microbes and Man

我生长的那个时代里，科学与技术是萦绕于许多人脑海里的奇妙事物。我想，也许只有百岁老人才知道，那个时候，飞机是让人瞠目结舌的东西，无线电的声音像一个奇迹，瞪着两眼的汽车将马车挤到了路边，一两个朋友患了肺结核，而电话是用来自煤焦油的奇妙的电木制成的，看上去如同黑色的水仙。当人们从20世纪20年代进入30年代时，现代通信、交通、医药、塑料都在萌芽，科学家们正将社会带向一个崭新灿烂的黎明。人类将在一个快乐的、高科技的乌托邦里过着富足、优越的生活，在艺术和科学领域中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不再受战争、剥削、饥饿、暴力的困扰。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物质的极大丰富，每一个人的需求都可以满足。代表部落文化和神秘主义（它们常被无知的人夸大为爱国主义和宗教信仰）的顽固、偏见和复仇都将消失，因为科学的理性精神将风行于世。威尔斯（H. G. Wells）先生是一位预言家，尽管我们不一定同意他的所有观点，但没有人会怀疑科学、技术与人类的幸福生活是紧密相连的，并随着人类自身需求的发展而逐渐发展。

然而我们曾经是多么天真啊！在今天，一股强大的逆流正在反对着科学。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科学产生了原子弹大屠杀的威胁，破坏了生态环境，向无辜且无保护的公众释放新的毒药、致癌物和诱变剂，却没有对消灭社会长期的瘟疫（如失业、贫困、吸毒、暴力等）做出任何贡献。但这些弊端并不是由科学造成的，正相反，整个世界的生活水平因科技的应用得到了不可估量的提高。可惜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少数人就是认为科技产品带来了麻烦。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观点。责备科学家当然比较容易，但这样做的后果是，反科学态度在外行的公众中盛行起来。科学被认为没有履行它关于美好日子的承诺，有的人甚至说，它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了。

怎么会这样？这个问题对所有科学来说都是重要的，而不只针对微生物学。它也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在本章这样的概述中，过于纠缠将会引起混乱，因为对此问题人们有几种不同的看法，而没有独一无二的明确答案。不过，我们从微生物学研究里可以得到一点启发。那就是，当科学家们坐到一起对他们的研究结果及应用项目进行分析和讨论时，他们知道自己的同事是了解实验室和野外研究中出现的矛盾、不确定和可能错误的结果的。研究人员都明白，科学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研究实践是对科学理论的检验，必要时可对后者进行修正。这就是科学工作的方法；从哲学意义上说，没有绝对的科学真理，只有对大概率结果的陈述。然而，多数外行人总期待着真理出现。作为现代文明里高技术的基础，科学只是种种可能性的体现，而非定论，并会不断地受到修正，科学家们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外行人对此却无法理解。因此有少数人断言，科学全不可信——这显然是胡说八道。不过，有根据的怀疑还是可以被接受的。对于微生物世界及其对人类自身和社会的影响，我们的看法就在不断地改变，而这种改变通常有益于所有人；对这些不可见伙伴，我们何时要当心、何时应放松，希望前面各章已经让读者们有所了解。

医学常常是不怎么受到非议的一门学科，因为它的效益是最显而易见的。但即使是在这个领域之内，失败也常被某些人夸大，而如今，边缘医学从来没有如此享有盛名，也从未如此危险。我想起了一位音乐家朋友，他曾坚信西方医学一定是某些地方出了大错，因为现如今人们几乎都死于癌症（据说如此，并无真实数据，但广为人们所信）。他却不曾想到，由于现代医学成功地阻止了许多较老的微生物疾患对我们的侵害，癌症这一杀手才得以跃居前列。虽然如此，医学水平无疑有待提高；很快我还会谈及这一话题。

继原子物理学和药物化学之后，微生物学也遭受了反科学态度的影响。1974年，一群微生物遗传学家公开宣布自己的研究是危险的，他们引人注目的行为将科学带入了困境。对于有能力的微生物学家们来说，这些微生物遗传学家显然错了。比起接触自然病原体所面临的危险，他们工作的危险性简直不值一提，根本不必如此谨小慎微。事实上，他们从事的是出色的基本原理研究工作，这些工作为我提到过的遗传工程奠定了基础：改造基因并将其从一个生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生物体。而出于自己的原因，他们向困惑的公众宣称，他们不能肯定一定不会创造出可怕的新病原体或微生物，这些微生物有可能跑出实验室而对人类造成危害。尽管这种虚无缥缈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但后果可想而知——新闻报刊、广播电视激起了公众的恐惧。生态学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们都投入这个潮流中，成立了监督委员会和生物安全性委员会。政治姿态代替了科学性的争论，大量时间、金钱、精力都被浪费了，而医疗设备制造厂家则把不必要的微生物防护设备卖给了为难的研究者们，从中获取了大额利润。这种骚动持续了5年之久，直到剑桥的悉尼·布伦那（Sidney Brenner）博士计算证明这些危险性是很小的，骚动才得以制止。微生物学界因此松了口气并继续进行研究，公众和媒体发现了让人焦虑的新事件，而两个诺贝尔奖被授予了微生物学家。

●遗传工程——震惊！恐怖！在报道对重组DNA的研究进行限制时，就连以严谨著称的伦敦泰晤士报（1997年2月9日）都忍不住用了措辞激烈的标题。

这一事件的教训是什么呢？当你看到一只小狗时，千万别喊狼来了。但它也带来了一些好处。在引起恐慌的那段时间，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用一种大肠杆菌的K12菌株来进行的。这种菌株对人类完全无害，而且一旦离开实验室，合适的培养基就会很快死亡。从事这项工作的生化学家和遗传学家对待它一般是很随意的，他们无须（事实上也几乎没有意识到需要）进行无菌操作。他们处理培养基、处置废弃物以及避免污染自己和周围环境的操作步骤，常令熟悉病原体的微生物学家感到震惊。为此，许多不整洁的实验室不得不规范他们的日常操作步骤。这样做有益无害。但恕我直言，利用公众的恐慌来进行这样的改革实在是有点小题大做。

然而不仅是广大公众，就连科研工作者自己（其中的技术专家就更不用提了，后者迫切地希望弄清他们将会遇到什么危险）也对科技心存恐惧。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许多国家的政府卫生和安全部门都开始严密防范各种遗传研究可能造成的危害，并规定实验室中必须具备处置微生物的适当条件。分子遗传学实验室被要求设立生物安全委员会，其中必须有非科学家成员以使公众放心，并委派负责生物安全的官员对他们所研究和发展的项目可能造成的危害进行监督和防范。新的研究及开发项目不仅要经地方政府批准，而且需提交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如英国的遗传操作咨询署就有法律委员会可否决此项目。使那些为工业生产服务的实验室恐慌的是，他们感到商业的保密性会遭到破坏，但他们还是不得不接受官方的检查。事实证明，许多这样的官僚主义程序只是一些令人厌烦的过分反应，但这对提醒普通领域中的研究开发者重视危险性、遗传性或其他问题还是有用的。它还稍有一点地区效应。在20世纪70年代，当人们逐渐能客观地看待微生物学所带来的危险性并努力控制它时，对此类基础研究的严密控制才开始放松。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所有这些遗传操作的产物开始进入实际应用的阶段。产业人员和野外工作者希望向自然环境中投放新型植物或疫苗等遗传操作产物。一系列可能造成的新问题需要被认真考虑：它们对环境的影响比对人的影响更明显。如我在第六章中谈到过的，借助遗传工程手段，科学家们可以使植物带上产生苏云金芽孢杆菌杀虫毒素的Bt基因，而广泛使用这种植物就会带来一系列生态问题。Bt基因可能会蔓延到其他植物上。任何能转入植物的基因都存在同样的问题。能抵抗除草剂的基因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如果它们被传到野草里，乱子就大了。我也提出过克服这类危险的建议。不过，这里面还存在更微妙的科学问题。按常理，植物的遗传工程涉及标记基因的使用。这些基因既非必需，也常常不是引入植物的重要遗传信息，但它们易于辨认，于是遗传学家们把它们连接到被引入和操作的重要基因旁。通过对标记基因的检测，遗传学家可以了解所操作的整套基因是否已成功地转移进了新的宿主。例如，一种广泛使用的标记基因，是编码对抗生素氨苄西林产生抵抗的细菌基因。在实际遗传操作中，几百万个细胞群落中可能只有几百个带有外源DNA。你怎样辨别它们？如果对群落进行抗氨苄西林能力的检测（操作起来很容易），你就可以发现，只有少数群落能抵抗这种抗生素，它们就是带有外源DNA的群落。

因此，标志基因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但是，在普遍使用前，我们可以（也应当）把它们从遗传工程产物的基因组中除去。然而，标志基因的清除是一件乏味而耗时的事。商业竞争就是这样，公司为了赶进度而简化工艺流程，一些国家把带着标志基因的农产品向市场投放。“佳味”番茄就带有抵抗抗生素卡那霉素的标志基因，而携带Bt基因和抗除草剂基因的一种美国玉米变种使欧洲共同体大为关注，因为它同时具有抗广谱青霉素的标志基因。如果监管机构允许投放该类产品，那说明所涉及的标记基因的危险性微乎其微。有一个观点是，人或动物的病原体极大可能是由于不经意地使用广谱青霉素本身而获得对它的抗性的，而不太可能是遗传工程作物收获后的复杂链条中的任一环节（像消化、烹调、食物加工甚至只是作物的散放或堆积）出错所致。然而，把标志基因和其他不重要的DNA留在原处毕竟是草率的；其他的遗传决定因子或许被遗留下来——消费者有这样的担忧是合情合理的。

对遗传工程作物的其他担忧主要来自社会方面而非科学方面，虽然后者依然重要。例如，为了避免引入的一个或多个基因出现不愿见到的扩散，科学家们可能会使遗传工程植物不育，但是这样一来，农场主就无法从收获的庄稼中得到下一年播种时所需的种子，而不得不向供应商购买新的种子（若经济能力许可）——这对小农来说是个严重问题。再有，经遗传工程操作而对工业除草剂产生抗性的农作物无疑会有更高的产量、纤维质或其他特性。因此，按理说，遗传工程作物能够在给定的农田面积上维持群体的壮大。它们符合除草剂的制造商的经济利益，也有益于那些有能力购买种子和除草剂的农夫外。不过，这些方面的开发工作前所未有地把农业和农用化学工业联系在一起，使后者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新鲜：一个多世纪以来，化学肥料已使制造商、较富裕的农场主和消费者受益，并使农业和农业化工相互联系。而今，世界人口的1/3靠着由空气制取氮肥的哈勃工艺（Haber Process）工艺而生存。但是，这种高技术农业的主要经济效果，是把财富垄断在了少数农场主和工业集团手里。在发展中国家，这将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人对遗传工程作物的积极反对是出于对上述现状的不满，而不是出于对严重科学危险的担忧。

20世纪60～70年代的“绿色革命”期间，杂交短杆水稻使亚洲很多地方免于饥饿，社会经济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富裕的农场主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而更上一层楼。让人略感放心的是，由于多数地区适应了绿色革命，它们也将重新适应农业遗传革命。假若世界人口继续增长下去，高技术农业（遗传方面的或是农业化学领域的）无疑亮出新招。

令人欣慰的是，一些使人生厌的开发项目已被劝阻，甚至叫停。有一个动物基因，它编码的牛生长激素是影响牛奶产量的一种天然激素。20世纪80年代，该基因被克隆进大肠杆菌，然后被分离出来并及时售予牛奶场以提高乳牛的产奶量、延长产奶期。该法挺管用，但经如此处理过的牛据证明易患乳腺炎。可惜当时公众对整套主意十分反感，而且牛奶市场不太景气，所以该方法未能得到推广——至少在英国是这样。促进瘦猪快速生长的一种来自克隆基因的相应激素也不再被人们使用，因为它在倒霉的猪中引起了涉嫌侵犯动物权利的严重问题。

这些都是微生物起作用的重要问题，必须向公众通告。不幸的是，一些抗议团体和活动家对遗传工程及其产品应用的偏见导致了某些非科学的奇谈怪论流传。新技术在农业、医学或任何领域的应用，无疑都应受到严密而明智的监管。但是，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平衡。下面继续我的遗传工程作物话题。长期以来，农业和林业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严重人为破坏，而且情况还在恶化。因此，新技术可望通过增大生产力、控制疾病、减少农业化学品或肥料的使用来缓解其对环境的压力，难道我们不应当欢迎它们吗？只要这些新技术如预想的那么安全，它们自然会受到欢迎。使人发愁的是，在我撰写本书时，社会优先考虑的是市场情况，而不是大众福祉——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能在盐水里旺盛生长的作物比费力向它们推销更多的除草剂用处要大得多——我不怀疑将来要出现新的担忧和矛盾，但那是市场需要去克服的问题。

我离题太远了，让我们回到微生物上来吧。遗传工程至今做了大量对任何人都无明显害处的善事。具讽刺意义的是，较传统的生物工程反倒遇上了紧急的问题。牛海绵状脑病就是明显的例子；它全然不涉及遗传工程。撰写此文时，公众正在调查此病在英国的传染源；如我所述，给本来草食的动物饲喂烹煮过的动物原料，很可能是这种出乎意料的疾病的起因。我不必傻乎乎地去猜测该疾病的其他起因，因为情况已经很明朗：政治上的考虑、以农场和动物饲养场为代表的权益者的既得利益、对引起公众恐慌的担心、对引起各级震怒的恐惧、经济的困扰（政府对羊瘙痒症的研究正停了下来）以及愚蠢的官僚政治短见，这些都使有信誉和廉正的管理者们做出愚蠢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决定——或者他们只是听天由命。

牛海绵状脑病，连同它的帮凶新型克-雅氏病，是关注度最高的微生物问题，它们正给人们带来威胁。另一种是食源性感染。如果媒体之言为人所信，公众就会忧虑他们的食物，包括食物的质量、营养价值，加工过程中使用的添加剂、调味品、防腐剂的种类和影响，以及可能残留的杀虫剂和别的化学污染物，更不用说令人恐惧的如下可能——来自遗传工程作物的外源DNA（好像人们从未曾食入过外源DNA似的！）。所有这些担忧都是可以被理解的，然而，只有很少的疾病或身体不适与上述因素中的任一种有明确的关系——贫穷或时尚饮食引起的营养不良除外。相反，如我前面指出过的，由食源性病原体引起的微生物性疾患在近20年中倒是造成了一些危险的流行病。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这类疾患对生命只有一般性的威胁，但由于明智地使用了防腐剂、灭菌、巴氏消毒和卫生措施，这类疾病变得相当罕见。而如今它们又多了起来，为什么呢？请原谅我啰唆地重复一遍：那是因为新技术工艺的采用——动物集中饲养、食品统一加工、冷藏、低温冷冻、充气和真空储存——方便了人们现代的饮食方式，但是从农场到厨房的每个环节的卫生标准却跟不上革新的步伐。

那是为什么？我一会儿就会告诉你理由，但让我先回到医学方面，那里正有同样重要的事情发生。(www.xing528.com)

18～19世纪，医院对人来说是个危险的场所。在那里，你的急症或创伤或许得以及时处理，但你说不定会从医务人员或病友那里染上别的什么疾患。进入20世纪后，对微生物如何传播疾病的进一步了解，促进了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医院内部的感染明显减少，而医院就变成了年长者所盼望的健康天堂。这些天是管理病房的厉害的德拉贡·玛特让（Dragon Matron）女士值班的日子，她经常检查护士的指甲、皮肤和衣服，不在乎地面是否光亮或无尘，但要用沾有消毒剂的湿笤帚清扫，其他表面也需用同样的湿抹布擦拭。她操心伤口敷料和食物残渣的处理，以及浴室和厕所的清洁。她要求对将接受手术的患者做清洁检查，给手术部位剃毛，然后再把该处用吖啶黄或酒精涂擦。竟然有人不戴上帽子遮严头发就进入手术室（在20世纪90年代，一位皇室公主甚至都干过这样的事），愿上帝惩罚他们！这些生活在医院里的无名女英雄们对来自皮肤、咳嗽、尘土及空气的病原体非常了解。

随后，磺胺类、青霉素及其他抗生素出现了。许多传统的措施似乎变得多余了，因为在继发感染表现初期征候时，给予患者广谱抗生素是一件简单易行的事——医生甚至在病人没有出现这类征兆时就对其注射抗生素作为预防。医院和诊所的卫生标准不知不觉中就消失了。抗生素被到处滥用，给药疗程不够，或用量不适当——这可能是出于对微生物遗传学基本原理的无知，或许因为把药给了不负责任的或健忘的患者，也许只是人为的差错——医生和护士同我们一样都是会犯错的人。这样一来，对抗生素或其他药物有抗性的菌株就开始出现了。1997年在英国，医院内部的感染引起了约2万住院患者死亡，其中1/4直接与感染本身有关。许多感染是由对抗生素有抗性的病原体引起的，它们近10年来成了世界性的医学问题。像结核病这类疾患，它虽然曾被我们征服过，但现在又以抗药的形式东山再起。

食物中毒和抗药病原体的共同点在哪儿？答案是，解决问题的老办法赶不上现代技术了。近20年来，基本的微生物学原理已变得不必需，人们任其失效，不时将其忘到九霄云外。为何如此呢？其理由有多种，均为大家所熟知：对产品或服务的迫切需要、技术上无知的管理和运作、工作人员的疲劳和糊涂、经济利益的驱使、各部门狭隘的官僚作风。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现状只能如此。新一代训练有素的人才的培养最终也就落空了。

并非我言过其实，一些专业人员非常清楚这一状况。保障卫生和对食源性病原体的监测，是食品微生物学家们的永久课题。在1998年英国医学学会一次关于医院内部感染的报告会上，有位职业健康顾问的一番话引起了全场的震惊：一位外科医生穿着手术服就进入餐饮部，而一名护士因为怕遭窃竟推着她的湿自行车穿过心脏病房恢复室！恐怕这些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对微生物病原世界，我们要时刻戒备。我写的这些内容，在英国面向公众的官方或教区的报告中都有记录，对其他国家的政府机构也都是开放的。让普通微生物学重新进入食品技术和医学实践，是迫在眉睫的事。

我所举的例子均出现在与广大人群的健康和幸福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领域，它们也有助于现有知识的明智使用。但是，牛海绵状脑病和新型克-雅氏病却是某类意料之外的全新疾患。对于它们的出现我们预先没有充分的准备。如我以前明确指出过的，绵羊的羊瘙痒症对我们几代人没有产生过任何危害，它们也不在动物间自发蔓延。对该病几十年来的研究进展缓慢，除少数专业热心学者外，人们对此神秘病原的特性似乎都不太感兴趣。对羊瘙痒症的实验室研究曾一度停滞不前，进行羊瘙痒症研究的经费大部分来自岁月静好的20世纪中叶，当时的政府还满心相信以好奇心为驱动力的研究迟早都会有回报。

现在，传染性海绵状脑病的研究得到了适当的支持。牛海绵状脑病的传染性和严重后果，使政府不得不为此项研究负担费用。要不还有谁会出资呢？养牛场吗？牛肉商吗？被吓倒的农场主吗？他们怎能知道这些？不管财务部长们、国务大臣们和政治家们再怎样不乐意，文明社会的许多领域都必须得到公共基金的支持。我们认同，警察、各级教育机构和立法机关等都属于这一范畴，而基础科学研究也当在此列。

请注意我审慎选择的“基础”一词，在高技术时代，如果不去进行（或赞助）科学研究，那么没多少产业能取得进展，但这些研究理所当然地会与相关产业及其股东们的利益挂钩：研究必须有一个理想的前景，能在几年内找出节省成本的方法，或开发出新工艺或新产品。在富裕繁荣的时期，公司——特别是期待开发最新科学成果（如硅芯片或生物工程方面的）的新组建的公司——可能会从事风头十足的较为基础的研究项目，但若遇到经济萧条或竞争激烈而必须降低成本时，首先让位的就是基础研究。这种情况屡有发生；只有当市场紧缩时，那些吞并了较小公司的巨大的跨国集团才能够使基础性的研究计划支撑得更久一些，当然，这些项目都受制于它们的商业利益。好了，产业能自主地从事研究总是不错的。但是，市场的驱使不仅限制了研究方向的选择，还暗含商业秘密。这就意味着，公司的研究人员不会同外来的科学同行讨论工作进展情况，以免说出可能有利于竞争者或影响公司股票市场行情的话来，而出于类似原因，任何可能有巨大价值的研究成果都迟迟不在学术界被公开，这些论文的发表都要被拖延，有时甚至遥遥无期。20世纪90年代晚期有一个把研究结果公开的事例：一些生物工程公司弄清了几种病原菌全基因组的DNA序列。那些序列对我们进一步了解细菌的遗传和病理特性有极高的学术意义，但它们对新药的设计也具有无法估计的价值。因此，这些产业不愿公布它们的资料——以期“保住投资”——而为了让这一结果公开，1998年，英国威尔康姆（Wellcome）基金会这一慈善团体拨出了700万英镑专款，资助非商业性实验室进行了同一基因组DNA序列的测定。这些结果将被发布在互联网上。

在完全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进行的研究中，许多有价值的科学结果涌现出来，但几乎所有重要、根本而有用的科学进展都源于不受限制的研究：献身其中的科学家们纯粹是出于好奇而对这些或那些事情刨根问底的，并且把尽快地在同行中交流他们的发现视为一件很自然的事。这一点已经成为老生常谈，好吧，我承认老生常谈往往有纰漏之处，但这回它是可靠的：1998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针对100万项近期专利应用的调查发现，其中3/4引用了公众经费支持的创新基础研究。这类研究是需由纳税人付费，在大学或政府的研究所里进行。如果它们可以被开发实用，那就再好不过了；让它们永远为公众造福吧！在我最早工作过的政府实验室现已不复存在了，当时在那里，极令人厌恶之事就是转让商业秘密。我们曾有过一个明智而高尚的规划，即我们的任何发现和有实际价值的建议都可以由任何人自由采用，但我们不会以产业或商业的名义从事研究，除非问题与我们自己的研究计划有关——在那种情况下，任何新发现都可供所有人自由使用。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少数大企业和许多小公司都感激我们的帮助。

对我来说，过去的20年里，最令人担忧的是来自政府的压力，至少在英国是这样的。政府通过科研会议敦促从事研究的科学家们自己办公司，或投身产业家（特别是新兴生物工程和电子工业领域的）“网络系统”中。其意图是促使基础研究的成果迅速付诸实施，而这点确实被实现了，因为新兴的产业已发现，同大学实验室及研究所的合作既有用又经济——这可比使用它们自己的研究队伍花钱少。但是长此以往，基础研究可能会受到阻碍，这是因为：这种方式要求保密，而且禁止科学家之间的交流；来自基础科学的能干而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被转到管理部门，有时候他们还要在当地搞财政工作；以赚钱为目的而非为公众造福和增进知识的不良研究气氛会滋生起来。据我所知，在纳税人资助后的一些实验室里，研究生不被允许向同房间的其他学生谈起他们的研究工作情况，更不必说合作和互助了，因为他们各自的研究计划由不同的产业公司资助——这种教育青年科学家的方式实在可怕，我恳请不要去干扰他们增长知识。

即使在躲开了企业直接纠缠的实验室中，由基础研究转到实用的倾向也是存在的。他们推崇“会计师头脑”：要常常惦记着这3个月的研究有什么经济效益。我多次见到一些优秀能干的中年实验人员不得已从实验室走进会计师和管理人员的办公室，把时间花在写进度报告及错综复杂的研究经费申请书上。

唉，经济头脑总是必要的，密切关注研究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也是必须的——即便在20世纪50～60年代科学的黄金时期也是如此。科学家们都幻想着发表有益于全人类的工作，因此专利权竟落入了精明的产业者手里。但是，当前舆论似乎偏到了另一个极端。愤世嫉俗者或许会坚持认为：对社会来说，科学进展太快，而通过文书业务、保密及减少基金来使之减速也并非坏事。那倒算是一种观点，但人们却要因此挨饿、生病或无谓地死去；环境也要变坏，而知识和理解力也被神秘主义和轻信所取代。

我不能再说下去了！这一章快成为政治演讲了。不管是察觉到的、未察觉到的还是凭空臆想的，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充满着各种危险。由于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调查委员会和公共咨询处，分子生物学（包括它的应用及其在生物工程中的不良后果）背后暗藏的新危险正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密监视和控制。

这能使更多公众放心吗？当然不能。科学这东西对于社会中广大人群来说还是一种神秘的事物，而这种状况的出现，是由于新闻和广播电视工作者连最基础的科学知识都不了解。举例来说，现在读者们已相当清楚细菌和病毒这两种生物之间在生物学特性方面的大致差别，也知道我们针对两者所需的不同应对措施。而在1988～1989年鸡蛋里的沙门氏菌引起的混乱中，英国媒体足有一半时间都把沙门氏菌说成“病毒”，甚至他们在搞清楚后也还没称之为“细菌”。后来，情况并没有改观：1998年年末，在谈及伊拉克化学和核武器的袭击时，媒体常把这种名为炭疽芽孢杆菌的细菌性病原叫作“病毒”或“毒素”。

半个世纪前，媒体曾为科学家虚构了这样一个形象——一位心不在焉地创造着科学奇迹的慈善的研究员——但愿这是出于对科学的极大兴趣和部分了解。不过，今天他却成了以制造严重危险为乐的狂热教授，兼有年轻的维克托·弗兰肯斯坦（Victor Frankenstein）和斯特兰奇洛夫（Strangelove）博士的特点。无论科学家和官方如何仔细、简明、令人信服地解释科技问题，这种恐惧都没有消失，恐怕要等到科学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至少在基础水平上）的那一天，情况才能有改善。孩子们应该都有过制作酸奶、用显微镜观察口腔中的微生物群落、观察苍蝇在果冻或毛刷上爬过留下的痕迹以及参观污水处理厂等经历，从而对微生物学有所了解。微生物的世界应像动植物一样为我们所熟悉，只有到了那时候，让公众来讨论类似遗传工程及艾滋病等复杂问题才是有意义的。如果每个人都熟识微生物，微生物学才能脱离曾经被抵触和被反对的境遇——当然，确实有些地方应该被反感。也只有到了那时候，我们才能期望，民众会对可能有危险的新项目和新发现适度反应，而不是对程度不明的危险感到惊慌失措。

让我们言归微生物世界。在本书开头的章节中，我从个人角度谈了一些对微生物的认识——虽然这个人似乎过于偏重健康和食品两个方面了。其后的部分章节里，我又从社会及其经济体制的角度出发，对微生物学进行了探讨。在下一章中，我将讨论微生物与人类的种群关系，研究一下微生物在人类或其他生物进化中所起的作用。最后，我才能就太空时代微生物和人的关系方面提出一些观点，甚至对人类的未来做出一些并不完全荒谬的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