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的起源可以追溯至1949年的“人文计算”，Roberto Busa使用电脑对神学家St.Thomas Aquinas著作内的字词进行大规模处理。其后，数字人文经历了起步、巩固、新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等4个演进阶段[1]。2001年《数字人文指南》（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出版，“数字人文”的提法取代“人文计算”，并被广泛传播。数字人文的概念难以界定，但是数字人文的研究特性可以用发现、标注、比较、引用、取样、阐释与呈现等7个原术语来进行标注[2]。早期数字人文的参与者主要集中在文学、计量史学、古典研究、语言学等领域。数字化技术、计算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巨量的资料分析、地理空间分析、人员流动轨迹分析成为可能，数字人文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文学者的研究方式。数字人文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数字人文组织迅速发展。截至2017年，全球范围内以“数字人文”命名的中心、项目、实验室等达190多个[3]，包括斯坦福大学人文实验室、麻省理工学院Hyper studio、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人文计算与媒体中心、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数字人文中心、德国哥廷根大学数字人文中心、日本立命馆大学日本文化艺术数字人文中心等。2005年，全球最大的数字人文综合型研究机构国际数字人文组织联盟（The Allia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Organizations，ADHO）成立，现任成员包括欧洲数字人文协会、计算机与人文协会、加拿大数字人文学会、澳大利亚数字人文协会、日本数字人文协会、数字人文中心，其目的是促进和支持包括艺术和人文学科在内的人文艺术领域内的数字化教学与研究，作为一个基础平台，在研究、出版、合作和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4]。国际数字人文研究的蓬勃发展也推动着国内数字人文研究的发展。2011年，武汉大学成立数字人文研究中心；2014年，“数字人文与语义技术”研讨会在上海图书馆召开；2016年，“数字人文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同年，北京大学数字人文小组成立；2017年上海图书馆年会上，复旦大学人文社科数据研究所揭牌，数字人文在国内得到持续发展。
虽然国内数字人文的研究相较于国外起步较晚，但是近年来不断快速发展，并且有了自主创新，例如古籍文本的可视化分析、中国历史地理数据的应用、上海世博会对《清明上河图》的数字动态再创作等。不难看出，数字人文在国外与国内都受到极大关注，数字人文的理论不断完善，实践领域不断延伸。数字人文的出现为历史学、哲学、文学、宗教学和社会学等一系列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数字人文的发展也需要各学科协同创新、有机融合。只有学科间不断融合，才能有效促进其资源共享和知识发现，才能为数字人文的发展提供一个知识性、创造性的研究环境，才能为社会发展绵长历史中的人文精神的传承起到推动作用[5]。(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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