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声乐创作及其传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民主的文艺政策为声乐创作提供了宽松的创作氛围。党的一系列文艺方针政策体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精神，极大地激发了作曲家们的创作热情，形成了声乐创作的一度繁荣。他们继承了战争年代紧密配合现实生活的传统，以高涨的创作热情歌颂着这一伟大的时代，产生了一大批题材广泛、形式丰富、体裁多样的具有较高艺术性的优秀歌曲。

群众歌曲创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音乐创作中占有主导地位。广大文艺工作者继承“五四”以来音乐创作紧密配合现实生活的优秀传统，紧密配合高昂的全民情感和火热的现实生活，创作出大量讴歌新时代、鼓舞人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热潮的群众歌曲，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头三年全国词曲作家发表的各类歌曲达一万余首。1952年，在文化部和中国文联联合举办的“三年来全国优秀群众歌曲评奖”活动中，114首歌曲获得一、二、三等奖。其中荣获一等奖的9首作品有：《歌唱祖国》（王莘词曲）、《全世界人民一条心》（招司词，瞿希贤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麻扶摇词，周巍峙曲）、《我是一个兵》（陆原、岳仑词，岳仑曲）、《歌唱毛泽东》（托尔逊瓦依提词，阿不力克木曲），《王大妈要和平》（放平、张鲁词，张鲁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美丽其格词曲）、《小鸽子》（冷岩词，刘守义曲）、《歌唱二郎山》（洛水词，时乐潆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声乐创作以乐观自信、积极奋发为基调，热情地为新中国放声歌唱，尽情地抒发翻身解放的喜悦和当家做主的自豪，成为这一时期声乐创作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作曲家们通过对少数民族民歌音调的广泛吸收和创造性的改编，创作出大量具有时代气息的民歌风格的声乐作品，如马寒冰作词、刘炽编曲的《新疆好》，范禹作词、麦丁编曲的《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崔永昌作词、罗宗贤编曲的《桂花开放幸福来》，海默作词、通福编曲的《敖包相会》，马寒冰作词、李巨川作曲的《我骑着马儿过草原》，树影作词、王洛宾作曲的《高高的白杨树底下》，崔静渊作词，郑镇玉作曲的《闺女之歌》等，成为新中国初期我国声乐创作的重大收获之一。(www.xing528.com)

1954年至1955年，虽然曾一度出现过对抒情歌曲创作的批评，并简单地将抒情歌曲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自我表现”等，接着又经过了“反右斗争”和“大跃进”运动，声乐创作受到较大的冲击，但是许多作曲家深入边远地区，学习各民族民间音乐，这一时期也产生出一批优秀的作品。如吕远的《克拉玛依之歌》，张加毅作词、田歌作曲的《草原之夜》，玛拉沁夫作词、通福作曲的《草原晨曲》，叶蔚林作词、白诚仁作曲的《洞庭鱼米乡》等。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央开始纠正“左倾”错误，调整和改进文艺政策。1961年6月，周恩来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接着，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的意见》，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声乐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期，出现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声乐作品，如生茂的《马儿啊，你慢些走》，雷振邦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薛柱国作词、秦咏诚作曲的《我为祖国献石油》，袁鹰作词、田歌作曲的《边疆处处赛江南》，吕其明等人创作的《谁不说俺家乡好》，叶蔚林作词、白诚仁作曲的《挑担茶叶上北京》，蕉萍（原名：姚筱舟）作词、朱践耳作曲的《唱支山歌给党听》，阎肃作词、羊鸣作曲的《我爱祖国的蓝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