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声乐艺术演进：传承与融合

（一）学堂乐歌

学堂乐歌的兴起标志着我国近代音乐历史的开端，是近代维新思潮深入人心的标志，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公元1894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举国哗然；公元1895年4月，日本逼迫中国在日本马关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向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维新变法期间，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文化方面，主张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等。由此，大批新式学堂得以建立。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近代学校制度，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章程，其中1903年颁布的《重订学堂章程初级师范学堂课程规定》中就将音乐设为必修课之一，聘请许多留学归来的音乐人才担任教职。学堂乐歌正是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而兴起的。1904年，清政府公布《奏定学堂章程》，从此，以乐歌为主的新制音乐教育逐步得到政府的支持，在蒙养院、师范学校中普及，而不再仅仅是群众自发的音乐活动。在当时，创作学堂乐歌和开设乐歌课的主要目的是宣扬“富国强兵”，向青少年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唤起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共同抵御外侮、振兴中华。学堂乐歌以宣扬“富国强兵”抵御外敌的爱国精神为主要内容，因这类作品反映出人民群众最强烈的愿望，故流传最广，也最受群众欢迎，如《中国男儿》（石更作词、辛汉配曲，例2-4）、《何日醒》（夏颂莱作词，例2-5）、《黄河》（杨皙之作词）、《体操（兵操）》（沈心工作词）、《美哉中华》（沈心工作词、朱云望作曲）等，都是这类作品的典型代表。

例2-4

中国男儿

例2-5

何日醒

除此之外，学堂乐歌还包含很多其他内容，如呼吁妇女解放的《缠足苦》（沈心工作词）、《勉女权》（秋瑾作词）等；倡导学习新文化，去旧俗、树新风的《地球》《运动会》《文明婚》等；勉励青少年热爱生活、热爱自然教育的《勉学》和《送别》（李叔同作词）、《春游》（李叔同词、曲）、《竹马》（沈心工编）等。(www.xing528.com)

当时的学堂乐歌基本上是使用日本和西方通用的简谱和五线谱记谱的，供青年学生进行集体演唱，确立了集体歌唱的形式。最常用的创作手法是根据现成曲调填词，早期所编的歌曲大多使用日本歌曲的曲调，如《中国男儿》是石更和辛汉根据日本学校歌曲《宿舍里的旧吊桶》的曲调创作而成的。后来的学堂乐歌也选用了很多欧美的歌曲，如沈心工填词的歌曲《勉学》是根据美国艺人的歌曲《罗萨·李》的曲调填词改编的，传唱至今、大多数人十分熟悉的《送别》是李叔同根据日本歌曲《旅愁》的曲调填词改编的，而这首《旅愁》其实来源于美国作曲家奥德威的《梦见家和母亲》。除此之外，也有少部分歌曲是根据我国旧有的歌曲曲调填词的，如李叔同填词的《祖国歌》，其曲调来源于民间乐曲《老六板》，沈心工的《缠足苦》《采茶歌》等也属于这一类型。完全由音乐家自己作词、作曲的学堂乐歌数量比较少，其中以沈心工和李叔同影响最大，代表作有沈心工的《黄河》《采莲曲》，李叔同的《春游》《采莲》《西湖》等。

（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是一次群众性、全民性的爱国歌咏运动，是“左翼”音乐战线和音乐界所有爱国力量同人民群众抗日救亡思想相结合的产物。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政府不事抵抗，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置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于不顾，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音乐界也出现了歌曲创作空前繁荣的景象，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就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三四年中逐渐酝酿成熟。可以说，全民抗战的时代大背景是这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兴起的根本推动力。1935年发生的“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和1937年爆发的“七七事变”把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推向了高潮。

上海民众歌咏会是当时最早出现的抗日救亡歌咏团体之一，人数最多时曾达到千余人，歌谱采用广州青年会出版的《民众歌集》，在青年群体和爱国群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该会最早由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刘良模主持，之后著名左翼音乐家麦新、孟波等人都曾成为这一组织的骨干人物。民众歌咏会成立后，一方面联合其他歌咏团体，团结社会上的爱国群众，学习、研究音乐知识，培养音乐歌咏运动的骨干人物；另一方面，通过举办歌唱大会、比赛会等歌唱形式，迅速在群众中打开局面，扩大影响。

抗日救亡歌咏运动除了组织歌咏团体开展了一系列群众歌咏活动外，还创作了大量的救亡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五月的鲜花》《大刀进行曲》等都是这一时期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所创作的。此外，当时还出版了一系列歌咏运动所使用的歌曲集，供各个歌咏团体使用，如刘良模编的《民众歌集》，麦新、孟波编的《大众歌声》等。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促进了抗战歌曲的创作与传播，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使广大青年学生和爱国群众团结一心，同仇敌忾，抵御外侮，同时也培养了许多音乐方面的人才，为后来的歌曲创作和群众歌咏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