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声乐艺术：原始时期的传承与融合

（一）古歌

远古时期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需要集体的力量与大自然做斗争。音乐首先是与人们共同的劳动生活密切结合的，并与巫术、原始舞蹈、诗歌融为一体，如在祭祀、狩猎、畜牧、耕种时，人们边歌唱、边敲击乐器，手舞足蹈，这就是最原始的乐舞。最初的歌、舞、乐在劳动过程中逐渐萌发了，但由于内容简单、形式拙劣，这三者都不足以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互相依赖性。因此，在中国文献记载中称之为“乐”的概念与后世的“音乐”概念含义不同，它是指歌、舞、乐三位一体的“乐舞”形式。它是先民们农耕畜牧、祭祀典礼的生动例证，也是人们表达图腾崇拜的情感形式，更是原始人在同大自然做斗争的劳动中集体性和统一性力量的体现。

1973年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墓地的彩陶盆距今有5000多年历史，见证了中国原始乐舞的悠久历史（图2-1）。陶盆内壁所绘图案分三组，每组有5个人手携手，踏着统一的步伐列队起舞。每组舞者之间又用花纹隔开，体态鲜活，生机盎然。舞者的鸟羽兽尾的头饰、尾饰摆向一致，仿佛让我们感受到鲜明的音乐节奏和韵律。最值得赞叹的是它的图案构思精巧，可以想象当先民们在盆中盛满水时，倒映在水中的舞者的形象就会随着水纹翩翩起舞，给人无尽的审美想象。彩陶盆为我们提供了远古狩猎生活和图腾崇拜的印迹。

图2-1　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墓地出土的彩陶盆

《弹歌》相传为黄帝时期所作的反映原始狩猎生活的古歌，载于《吴越春秋》（[东汉]赵晔）：“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歌词以二言四句形式和铿锵的节奏为我们描述了原始人砍伐竹子、制成弯弓、掷出泥丸、追捕猎物的过程，见证了原始人类从蒙昧时代过渡到野蛮时代的生活场景，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歌谣。然而，1998年，一首极具史学价值的河阳山歌《斫竹歌》在江苏省张家港市被考察发现，它与《弹歌》非常相似，只是在8个字的基础上加入了“嗯唷”“嗯唷嗨”的演唱衬词。专家学者经考证后一致认为，《斫竹歌》要早于《弹歌》，是中国第一首古歌。更令人惊喜的是，这首相传始于黄帝时期的作品《弹歌》的源头《斫竹歌》历经6000年，目前还在河阳地区传唱着。2006年，《斫竹歌》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老的音符在新时代的交响旋律中跳荡、流传（例2-1）。

例2-1

斫竹歌

(www.xing528.com)

这首原始渔猎时代的古歌，劳作的节奏和语言的韵脚都很鲜明。

普列汉诺夫在他的艺术人类学著作中，曾引用了许多有关原始部族音乐重视节奏的材料。如非洲黑人中，“划桨人配合着桨的运动歌唱，挑夫一面走一面唱，主妇一面舂米一面唱”。巴苏托族的卡斐尔人妇女聚集在一起磨麦，随手臂有规律的动作唱歌，等等，并指出：“一句话，对于一切原始民族，节奏具有真正巨大的意义。”（《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正是劳动的动作、劳动的情绪及其表达的愿望和由此唱出的劳动的呼号等诸多因素的结合，为音乐提供了原始的节奏和音调。同时，又是劳动工具在劳动中所发出的声响，启示着人们把其中部分的劳动工具转化成为乐器。如《弹歌》所说，把竹砍下做成弓，负上泥做的弹丸去追射猎物。在狩猎的劳动过程中，那有律动节奏感的声声砍竹和紧拉弓弦又放射箭后那持久震颤的弦鸣，以及捕获猎物后那欣喜若狂的阵阵欢呼、喧嚣等，无不引发、催生着一种原始乐舞的形成。

（二）歌谣

古今中外无数的音乐学者和音乐爱好者都感觉“音乐是如何起源的”是一个十分有趣、迷人的问题。他们无论怎样猜想、证明，又无论怎样争辩，总也找不到能够让各方都满意的答案，终究无法达成共识。既然答案是丰富多彩的，那就让这些猜想、证明和争辩长久地继续下去吧。不过，我国古今智士仁人所阐发过的有关言论中倒也不乏真知灼见。

其实，人类从猿进化而来之初，就可以感受到行进、奔跑、心跳、呼吸等生理现象，和滴水、海浪拍岸、鸟翅搏击天空等自然现象形成有规律的节奏。而言语和呼叫，流水、鸟鸣和山呼海啸的不同声调变化，又会启发着人们对声音有高低、轻重的规律认识。但原始人类为了自身能够生存和延续，除生殖繁衍外，还要从事一项必需的，而且也是最基本的生产活动——劳动。劳动能够使人们最直接、最强烈、最深刻、最持久地感受和体会音乐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节奏和音高。

先秦《吕氏春秋·审应览·淫辞》载：“今举大木者，前呼舆謣，后亦应之。此其于举大木者善矣。”西汉刘安等撰《淮南子·道应训》重复此说曰：“今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并明确指出“此举重劝力之歌也”。这就是说，原始先民们凡“举重”，就唱“劝力之歌”，即劳动号子。这段记载形象地反映了原始歌谣在劳动实践中自然产生的过程，不仅有节奏，而且音高、声调也生动可感。这说明中国古人早已注意到歌唱直接产生于劳动。鲁迅先生有一段话进一步地说明了这个过程。他说：“我们祖先的原始人，原来连话也不会说，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都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是‘杭育杭育派’。”（《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先生在这里原不是谈论音乐问题，但我们完全可以从中体会到，他阐发了音乐或艺术史上的一个浅显而又深刻的道理——最初劳动时的协作呼号预示了音乐的萌芽。

同样是《吕氏春秋》中的一段记载。在记述大禹和涂山氏女的爱情时写道：“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这首最早的南方情歌生动地体现了人的情感和语言、语调与曲调之间的生动、密切的协调关系。《乐记》曾将远古歌唱起源的过程精辟地概括为，“歌之言也，长言之也”（《师乙篇》），“情动于中，故形于声”（《乐本篇》）。歌唱，其实是语言的延伸和扩展。情感起动于内心，表现为外在的形式即脱口而出的言语和歌声。闻一多曾将这四个字的深情呼唤称为“音乐的萌芽”和“孕而未化的语言”。同时，这句四言歌又同治水的劳动生活密切相关。音乐作为人类情感表达的一种载体，在原始艺术中，实在没有比它传达人的思想情感更为直接、更为便捷的了。正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故很多人因此主张音乐或艺术起源于语言或语言之抑扬，起源于性爱或情爱，起源于情感和思想交流之需，起源于模拟神奇、美妙的空谷回声或自然音响等。这些视角和推测，都有着不能忽视的道理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