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易解：王新春序正式出版

《论语》与《周易》是活在中华文化长河中的两部历久弥新、影响深远的经典，它们都与孔子密切相关。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思想的直接经典，《周易》则是在以孔子思想为灵魂的《易传》的创造性转化下获得全新生命的。

生当春秋末叶的孔子（前551年－前479年），面对当时的“礼崩乐坏”局面，以其显豁的人文价值理性意识之自觉，与既直面社会人生之现实、更着眼其长远未来的深沉理智态度和卓越前瞻性大视野，审时度势，一则艰难疏通了西周初期所完备起的礼乐文化，再则更为这一浸润着人文精神的文化由人自身那里寻得了其内在真切可靠的价值根基，即“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学而》）的仁，从而在寓作于述的方式下建构起仁礼合一的全新文化价值系统，指明了他所认定的人之所以为人的真实意蕴之所在及人生的应然方向，首次开显出人的自足人文生命理性意识，令人在拓展人文价值化的生活世界的过程中，挺立起自己生命的主体性，以此而确立起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显赫地位，并被公认为达致最高圆融生命境界的圣人。

人的发现，是西周以来的时代主题，孔子首先是这一主题的契接者。众所周知，主要当系滥觞于祭拜神灵的巫术宗教活动的礼乐，历夏经商之后，在人的发现的时代主题下，转化为时代思想文化的基本形态，最终出现了此一形态下的整体思想文化价值系统，成功奠定了中华作为一礼乐之邦的根基。上述系统一反以往礼乐的基本巫术宗教神学品格，而豁然高标人文之精神。它贯通天人，立足于天人之整体和家国天下之整体的宏大视域，以天人之沟通契合与家国天下之平治而秩序化、和谐化为其终极核心诉求。它透过祭祀礼乐的具体仪式、活动，一则表达了人对于天的敬畏与感恩，再则实现了人与天的感通，三则营造起独特的神圣庄严氛围而熏染、震撼人的心灵，激发出人之来自于生命深处的对于超越性存在即天的强烈而深沉的敬畏与感恩之情愫，进入通体纯然的敬畏与感恩的生命状态或境界。它透过祭祀礼乐的具体仪式、活动，也表达了人们对于以德配天而创立、传承人生德业的先王、先圣、先祖的敬畏与感恩，并借此彰显出先王、先圣、先祖所表征的人的价值以及人们对此价值的高度自觉与肯定。而透过在世者各种场域下繁缛不紊、有章可循的种种交往礼乐仪式、活动有节有度的具体实施，它又彰显出对于各种社会角色和充任这些角色之人的正视，以及在此正视所许可的限域内对于充任相关角色之人的善待；彰显出对于通体洋溢着人文精神的礼乐制度、社会秩序的敬畏与善待；彰显出人道与天道同样的神圣与庄严。在它的有效甄陶下，天人息息相通，天地人物相连一体，构成人的整个生活的世界。这一世界，逐步迈向礼乐化的富含人文价值意义的世界。置身于其中的人，也成为礼乐化了的人。礼乐既获得了超越性之天的根源性意义，又获得了直接性的生命存在本身之存在上的究竟意义，化而为人上以通天、下以贯人的基本生活样式，生活态度，生命存在方式与气象。

依孔子之见，礼乐文化的大传统，由先圣先王创构传承而来，已是先于后人的既定历史性存在。它在天人关系、社会人生、个体生命存在方式与安身立命之应然，以及何以达成这些应然诸方面，皆有详明而正大之开示。后人无需再从起步阶段进行一步步的艰难摸索探究，只需将其与自己置身的时代接通，会通出时代新意，即可在上述诸方面确立价值明觉，相当便利地落实一切，推展一切。因之，面对上述传统，后人的精神向度，自当豁然归于自觉认同与感恩、敬畏一途。感恩、敬畏之，进而感恩、敬畏创构传承它的先圣先王，守望先圣先王借传统所高标的崇高、神圣价值。基于是而有此契接，才会在文化自觉下与先圣先王所创构传承下来的礼乐文化的大传统接通，与以往的历史接通，并在接通的基础上，承先启后，转化礼崩乐坏之乱局，理顺现实人生，开启整个生活的世界理想之未来。

契接礼乐之统，也就意味着对于人的发现的时代主题的契接。继此契接，孔子着力突显了礼乐之统在直接性的生命存在本身之存在上的究竟意义，予以自觉的此一意义上的创造性转化，进而并从人自身那里为其寻得了真切可靠的价值根基，即仁。仁被诠显为内在于人的生命之中的崇高价值。人本身直下即成为拥有崇高价值的存在。由此，德不再仅仅是超越而外在之天对于人的生命品质之应然的强制性要求，它即转而为人所内在地涵具；礼乐不再仅仅以此超越之天为其价值根基，其直接的根基转而内在于人的生命存在之中。礼乐之统有了来自于生命存在本身的价值根基与直接承当，与人的生命存在接通。仁礼合一的全新哲学文化价值系统最终建构完成。孔子由此不仅契接，而且全方位深化、升华了人的发现这一主题，令其获得了全新的内涵，从而守正开新，光前裕后，开启了中华文化的主流走向，成为中华文化的伟大象征。《论语》一书成了上述一切的直接文献见证。(www.xing528.com)

包括经与传两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周易》一书，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原典，备受历代人士尊崇，对传统哲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其他典籍所罕能与匹的作用，赢得了“六经之首”、“大道之源”、“三玄之一”、“性命之源”等美誉。《周易》其书关系着中华文化的基因与中华民族的基因，牵动着几乎传统每一位读书人的文化神经。以至被誉为“万世师表”的孔子，晚年对其爱不释手，“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即将编连《周易》古经竹简的皮条翻断了多次。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易》的《要》篇也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汉代杰出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乃说：“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而南宋学者叶采，也才会有其如下题为《暮春即事》的诗作：“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易传》决定了易学发展的未来走向，向来被视为孔子的作品，就内容而言，孔子思想是其灵魂所在。

《周易》源乎卜筮活动，《易传》之后，由它所引发的易学，则以象数、义理合一为架构，以接通天地、感通天地人物、藏往知来为期许，开显了一种涵纳天人，通贯古今，放眼未来，着眼宇宙人生价值应然之境的高度哲学性的天人之学。《易传》诸篇相继问世之后，易学作为一具备自身特有话语系统而特色鲜明的专门之学正式形成。因乎作为经典文本的《周易》经传之向未来的无限开放性，因乎《易传》之对古经解读所初步确立起的诠释之融旧铸新的高度原创性学术方向，易学获得了旺盛不竭的神奇学术生命力，一直处在生成、日新的鲜活生命状态之中。这一状态，一则决定了易学的未完成性，一则决定了其向纵横两个方向深化、拓展的潜在可能性与现实必然性。就主流而言，历代易学家，置身于各自相应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下，以各具鲜明时代特征的理解视域，持续对文本《周易》经传作着带有程度不同之原创性的哲学诠释学意义上的诠释与阐衍，令易学新意迭生层现，使易学理境后妙新前妙，以此而铸就了与时偕行，日新不已，蔚为大观的易学衍展之长河。汉唐经学时期，《易》与诸部经典被奉为法天地以设政教的王者之书，由易学的天人之学促动，出现了经学第一个全面发皇并跃为官方法定意识形态时代的天道为人道之终极价值根据、本天道以立人道、法天道以开人文的基本天人关系理念。《易》即此被汉唐经学推尊为经中之经，奉为法天地以设政教的最高王者之书。礼乐刑政之王道义理，遂成为其核心内涵。魏晋玄学兴起，《周易》又被玄学化的义理易学，视为明时通变的玄学义理的载体。而自从理学开山周敦颐于《通书·诚上第一》断言“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之后，《周易》又成为以心性论为根基的贯通天人的理学思想的深层理论根柢，着眼心性义理以说《易》，又成为理学家解读、阐发《周易》之强势主流。由此《论语》与《周易》两部经典相益互补，成为中华文化的两部难以被越过的宝典。

福万教授本科在山东大学求学期间，受教于恩师刘大钧先生，对《易》产生了浓厚兴趣，有了初步的易学学养积淀。毕业后，负笈京师，在人民大学李质明先生门下研修外国哲学，渐次确立起融摄古今、会通中西、面向未来的开放学术胸襟与视域。毕业后，他以国家开放大学（原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为平台，积极从事以中西文化会通为基调的教学科研工作，成果丰硕，产生了令人赞佩的社会影响。近年来，他又在微信公众号“玩易斋”上，连载《论语》与《易》会通的《论语》诠释析论大作，受众面与量迅即扩大，反响强烈，对中华文化的现代转换与创新性发展，产生并继续产生着日趋广泛深入的积极影响。这部大作基于《周易》由天道下贯人道、《论语》由人道上达天道的精准判断，章解句释《论语》文本底蕴，进而引证《周易》以与之互诠互显，既深化了对《论语》的理解，也点化了《易》的意蕴，读之胜义迭现，受益匪浅。早已两鬓染霜的我，遥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叶与福万教授一同在山东大学求学的青葱岁月，我俩课上课下的同窗美好兄弟情谊，历历在目般闪现，令人感慨系之。今见福万教授这一大作即将付梓，给更多人受益提供了可能，感到由衷高兴！福万教授让我说几句话，推辞不过，谨以以上拉拉杂杂的话语，作为对本书出版的祝贺，与对福万教授同窗兄弟之情的抒发。

戊戌春日于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