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樾《诸子平议》研究最新概述

至今爲止，專門以俞樾《諸子平議》一書爲對象並對之進行全面系統研究的著述還未見到，但散見於訓詁專著或論文中的零星論述卻不少。曾昭旭曾從宏觀角度分析了俞樾的治學方法，他說：“曲園治學，上承戴學宗風，不離二王榘矱。約而言之，其道有三，曰明門徑，重歸，嚴條理。”^[17]所論雖然是就俞樾總的學術方法而言，但對《諸子平議》的研究很有借鑒意義。李中生先生《荀子校詁叢稿》以研究《荀子》一書的訓釋爲主，重點分析了前人在訓釋《荀子》過程中存在的諸多問題，特別分析了俞樾《荀子平議》在訓釋中，因不審本書的用詞特點或行文規律而校，因校改所據的注解是說而校，因錯據注文而校等多種情況。^[18]李先生所論雖只針對《荀子平議》，但同样有助於全面而深入地研究《諸子平議》。王其和先生博士論文《俞樾校勘訓詁研究——兼論〈古書疑義舉例〉》是迄今爲止最全面論述俞樾校勘訓詁成就的學術論文。文章以俞樾三部最重要的小學著作《羣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作爲研究對象來探討俞樾校勘、訓釋成就和得失。該文從校釋術語、內容、方法運用、失分析等幾個方面總結了俞樾的校勘、訓詁成就與得失，其中引用《諸子平議》條目358條，指出《諸子平議》校勘錯98條，訓詁錯31條，總結出了校勘訓詁錯的若干原因，是至今所見對《諸子平議》研究最爲深入和詳細的著作。

有关俞氏校勘、訓詁成果的研究中，目前以《古書疑義舉例》爲研究對象的論文比較多，而以兩《平議》尤其是《諸子平議》爲研究對象的並不多。筆者所見，後者主要有孫良明的《從王念孫的“文同一例”到俞樾的“文法一律”》^[19]，該文比較分析了俞樾兩《平議》中利用“文法一律”進行校勘訓釋的問題，指出俞樾對王念孫“文同一例”句式類比分析法的繼承與發展。溫美姬的《王念孫、俞樾校釋〈荀子〉特色差異之研究》通過舉例指出王、俞在校釋《荀子》時方法運用上的傾向性，以爲他們的差異有：王氏援引文獻比俞氏豐富，王氏重實證而俞氏重義理，王氏比俞氏層次清晰、邏輯縝密。^[20]溫的觀點基本反映出俞、王校釋的傾向性，但所論不夠具體，稍嫌空泛。還有王智忠的《〈諸子平議〉訓詁失摭拾》，對《諸子平議》中21個訓詁例加以分析，以爲“文本之”、“通假失”是《平議》校釋存在的主要問題。^[21]

總而言之，《諸子平議》作爲一部較有影響的訓釋著作，已經開始得到學界某種程度的關注，現有研究成果也存在如下幾個方面的不足：(www.xing528.com)

第一，對《諸子平議》訓釋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失現象與類型方面，屬於例舉性質，缺乏深入的原因分析。如王其和先生的博士論文有《俞樾校勘失舉例與分析》一節，考察了兩《平議》中126條，其中《諸子平議》98條校勘失例，從中歸出“不通訓詁而校”、“臆改無據而校”、“未參古本而校”三類，三類中除最後一個勉強可算作原因外，其他兩類只能看作校勘錯的表現，而不是導致錯的原因。同樣，在“俞樾訓詁失舉例與分析”中，分析了兩《平議》57條訓詁實例，其中《諸子平議》31條，歸出“不明通假而訓”、“濫言通假而訓”、“偷換概念，隨意引申而訓”三種情況，同樣這三種情況也很難作爲俞樾訓詁失的原因。王智忠先生分爲兩種情況來探討俞樾訓詁失的原因，其中“輕言文本失”中歸出“過信異文”、“不解古人常語”、“過信兩形相混”、“過信注文”、“過於拘泥文法”5類原因；而在“關於通假的失”中歸出“濫言通假”、“未明通假”兩類原因。這些原因的分析主要基於《諸子平議》具體訓實例而作出的判斷，沒有就全書的校釋實例進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因此，還不足以涵蓋和說明《平議》整書的校釋情況及《平議》訓釋失的更深層原因。

第二，對《諸子平議》訓釋特點的考求多停留在平面的描述，缺乏多角度，全面而細緻的對比分析，因而流於空泛。王其和先生歸出俞樾在校勘學上主要有如下幾個特點：“校勘較爲精審”、“重視致之由”、“學風謹嚴，多闕疑，不妄校”、“善於總結校勘文例”、“善於綜合運用多種方法進行校勘”。不過上述特點同時也是有清一代包括王氏父子、孫詒讓等國學大師在校勘文獻中的共同特點，難以說是俞樾校勘上的個人特色。我們認爲，必須在比較的基礎上，比如可以在全面普查的基礎上通過對《諸子平議》與《讀書雜誌》、《劄迻》於使用術語、校釋方法、引用材料等的比較，去發現屬於《諸子平議》校勘訓詁的特點。例如，《諸子平議》在體例和方法上模仿《讀書雜誌》，二者無論是方法的運用上，還是具體校釋實例上，都具有可比性。前面提到兩書對類書材料的不同態度就可以說明《諸子平議》在校勘中的某些個人特點。俞樾之後的孫詒讓也是宗法王氏父子，後世多認爲其在小學方面的成就高於俞氏。孫氏所著《劄迻》於諸子之校釋，其見於《諸子平議》者都採用《平議》作參校本，將二者進行對比則可以從中窺見俞、孫的治學特點，如孫、俞都利用歷代子書異文材料進行校勘，但俞樾對於異文是非多作明確判斷，孫詒讓多列出異文，而不作是非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