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化遗秘：揭秘遵化人长寿！

帝制晚期,在原明朝北疆山区一带(位于东北与满洲里交界处)的遵化州,人们的寿命比较长。妇女出生时的预期寿命高达四十岁,是嘉兴妇女的两倍。(1) 挖掘那些可能会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即是本章最重要的问题;而本章论及的这一地区的发展虽然受到了环境的制约,但它到清代还是出现了兴盛的局面。

遵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否更健康一些?如果是这样,又是为什么?

我们从不利的方面开始叙述。这里虽然有药王庙和传统禳病仪式,但1886年出版的帝制时期的一本最新方志并没有任何传染病疫情记载,这与嘉兴所在的沿海省份即浙江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浙江,人们慑服于瘟疫所造成的恐惧,而瘟疫也确实存在。(2) 遵化的情形与西南部贵州的情形也大相径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贵州南干以南的地区深受疟疾之苦,其状况已为游客们十分痛苦地加以撰述。

此地当然也有瘟疫。在一份有关当地人的英年早逝之原因的目录中,瘟疫赫然在列。这份目录是皇帝颁给当地城隍的敕令的一部分,它责令其鉴察所辖的当地阴司,祭祀因多种方式惨遭横死的孤魂,或因子孙断绝而可能无以享祭的野鬼:(3)

有遭兵刃而横伤者;有死于水土盗贼者;有被人强夺妻妾而忿死者;有被人掠取财物而逼死者;有误遭刑罚而屈死者;有天灾流行而疫死者;有为猛虎毒虫所害者;有饥寒交迫而死者;有因战斗而殒身者;有因危急而自缢者;有因墙屋倾颓而压死者……此等孤魂死无所依,精魂未散,结为阴灵,或倚草附木,或为妖作怪,悲号于星月之下,呻吟于风雨之中。

那些痛苦的亡灵似乎也是当地人口的一部分,只有他们得到了安慰才能保一方平安。在这里,瘟疫并没有被当作比某种致人死命的遭遇更普遍、更可怕的东西。

比较起来,此地明显免受瘟疫和其他传染病的困扰,可能与相对较低的人口密度有关。该州第一个相对可靠的人口数是1820年的702316人,每户大约6.4人。到1910年,人口是899354人,每户规模降至5.4人左右。(4) 然而,很难给丘陵地区的人口密度估算一个意义值,因为这里仅有一小部分地方可以居住。

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可能是由于冬季的缘故,当地冬季温度会降至零度以下,因此至少会减少一些潜伏的微生物及其宿主的活动。(例如,只有少量昆虫活跃于零度或零度以下。)一年里的很长时间会持续低温,这在当地的一些打油诗中体现得很明显。(5) 其中的日子指的是传统阴历的月日,而在大多数年份中阴历年开始于阳历二月:

一九二九,冻脚冻手。

三九四九,冻煞猪狗。

五九六九,沿河看柳。

七九河开,八九雁来。

九九无凌凘,九九加一九,

犁牛遍地走。

遵化一直要冷到五月。

该州水质优良,这可能有助于抑制胃肠疾病。山区环境使得河流湍急,急流和沙砾型河床则能过滤微生物并使水质清洁。(例如,水流过沙子后会清除大部分贾第虫。)此时,各地的中国人通常都烧水饮用、沏茶,但如果从现在的经验来看,他们烧水的时间可能还不够长,还无法完全保证安全。因此,初始水质仍很重要。

遵化人知晓水可以传播疾病,因此他们有一个习俗,即在每年除夕的下半夜,向井中扔赤小豆,并劝导人们,他们若这样做,会“一岁食水者不染瘟”(6) 。

现在讲有利的方面。显然,按照帝制晚期中国人的标准,在遵化人饮食中肉类和水果通常很丰富。当地经济是一种混合型模式,提供了异乎寻常的多样组合。旱地农耕是基础,基本作物是粟和小麦。田地之外还有菜园作后盾,而遵化人也精通造林术,即植树的技艺。树林除了提供建材、柴火、油和蜡等产品外,还提供额外的食物,从而为抵御艰难时世发挥了自然环境的缓冲作用。

狩猎活动依然存在,猎物从熊到狐狸不一而足;人们视熊掌为美味佳肴,却对狐狸不屑一顾,认为它几乎不值得猎取。畜牧很广泛,除了牛以外,还有大量的绵羊和山羊,也有驴子——人们有时会吃驴肉或炖驴肉汤。猪用残羹剩饭来喂养。人们也喝一些羊奶,这对帝制晚期的中国本部来说,是不常见的做法。

遵化自古就因果树而闻名,包括桃树和李树在内,每样果树都有很多品种。后来,它的苹果也赫赫有名,人们用叶子将苹果细细包裹起来,外销到了其他地区。阴历七月,“园果尽摘,曰果秋”,可与“黍秋”(7) 相提并论。水果是当地文化的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例如,在一年的腊月初八,人们习惯将豆子、水果与大米掺和在一起煮成粥。当地人还将这种粥涂在果树上,相信这会使它们有个好收成。(8)

饮食与健康的关系作为一般原则得到了公认,但其细节却很复杂并常常引起争议。(9) 在历史上,饮食的作用很大,但人们却很少认识到这一点,马克·科恩(Mark Cohen)对古代和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对18世纪英格兰的研究著作即可为证。(10) 在遵化这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推测其多样化的饮食可能有助于提供一种比通常更可靠的动物蛋白、必要的矿物质和维生素供应;对于维生素B12和维生素D可能尤其是这样,它们各自几乎不可能从素食中获取。在这里若果真如此,这将会增强人们抵御疾病的基本抵抗力。

如果依不同的观点来看这一问题,则有迹象显示,季节性劳作节奏在冬季为人们提供了持续的一段相对休闲的时间,这与华中和华南地区一年到头的忙碌形成了对比。人们可能得益于从过度劳作中休养生息的这一机会。

这里有丰富的木材用作燃料和建材,当然在本世纪(指20世纪。——译注),当地的木材供应已经萎缩。在冬季,几乎很少有人不将室内弄得暖暖和和的。因而:(11)

近边山木之不成村者,小则采以为薪,大则焙而为炭,较他处价廉而质坚。贩卖者统聚于城北大河。

在古代后期,燃料多得用不完!

最后一点是,妇女不用承受长江下游地区的妇女所承受的那等压力;在那里,妇女一方面既要操持家务,照看孩子,另一方面还得做女红,干农活。在这里,孩子可以得到更好的照料,女性也更长寿。

将这些看法先罗列在这里,以提供初步的概述。接下来,将对它们加以说明,还要展开分析,并进行描述。需要强调的是,尽管长寿问题是一个真问题,但所提示的答案却带有随机性。在这一阶段,对它们需要加以争论,而不是信以为真。但一般论点主张,环境状况是关系到人类生存率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景观与地貌

遵化位于中国本部的东北部,周围群山环绕。(12) 在古代,它是“山戎”族无终领地的一部分(无终是先秦时期出现的部族。在族属上,有的学者将其归入山戎,有的学者将其归入北狄。参见马兴:《无终新考》,《晋阳学刊》,2004年第2期。——译注);“山戎”后来建立了无终子国。公元前7世纪,齐桓公曾将其征服,使齐国的疆域直达其南境;他反过来又将征服的土地移交给了燕国。

无终与稍后的鲜卑和契丹都是戎族的一支,后两者一度统治过中国的部分地区。虽然无终活动的地域比区区遵化大得多,但是该部族很快在历史上湮没无闻。一千多年来,其名称只出现在各式各样的县名中。(13) 先秦时期,此地几乎完全是森林经济,并以无田可耕但枣树和栗树众多而闻名遐迩。历史资料能让我们略微知晓帝制早期这里的生活状况。例如,大约在公元2世纪末,当后汉将倾、国家动乱之时,无终人田畴率其族人和部众“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数年,百姓归之,至五千余家”(14) 。这表明,此时,在作为遵化三县之一的玉田,尚有大片的人烟稀少却适于居住的土地。这可能是无终和匈奴——后者被汉武帝击败后与无终融合——尚未大规模地进行农耕的结果。(15)

帝制晚期,读书人一般认为,遵化远古的历史是原始的、不为人知的。这里引述帝制晚期某个叫史朴的人所撰碑刻的部分内容;我们只知道他是本地人,动笔的目的是为了纪念州治的一段城墙的重建。“春秋”指的是公元前750—500年。(16)

遵化春秋无终子国也,其初僻处山陬,浑浑噩噩,不闻有土木兴作事。即有之,而国无史乘不获典……

其可取证者长城,当郡治北面,延百数十里,则燕所筑自造阳至襄平,秦所筑自临洮至辽东者,皆所必经。实州境建置著于史传之始,汉晋(17) 以还。始,分无终、俊靡(18) 二县,继并无终一县。以今治考古县,距县治(19) 皆不百里远。意只边鄙一村落耳。居其间者,或终其身不识城郭作何状者有之,矧望有崇墉峻阁之观哉?

唐武德[618—626年]中,以无终置玉田县,复于县东北置买马监,即今州治地也。旧志,州城唐时土筑,其即置监时乎?……

迄明不改。然历此数百年,卒未闻有易城制者,岂土筑能久而不敝欤?抑牧民者丑于简陋,莫敢议举也。尝闻父老传述,初制甚隘。今之文明河,即旧城河西面。今之鼓楼,即旧北门券也。周径不敌今制之半。

此处所说的“初制”城墙实际上可能是明朝所建,但对此尚有争议。让我们更细致地考察一下汉人和少数民族交替统治的时期再说吧。

在公元3—6世纪政治上四分五裂的这一时期,遵化位于小国前燕和它后续的某几个“燕”国以及后来拓跋魏所建的鲜卑帝国的边陲。这个时代,在东北部的少数民族中,定居和农业生活方式更进一步扩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汉族移民为逃避华北平原的动乱而大量涌入前燕促使的结果。据说,314年登基、卒于348年的前燕的慕容皝(作者拼成了Murong Guang。——译注)罢苑囿,赐田地和耕牛给移民中的贫者。(20) 这次汉族农民的流入也进一步加深了民族融合。(21) 但从相关史料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在这一时代的没完没了的战争中,胜利者夺得了大量牲口,包括马、牛和羊,这说明游牧经济仍占重要地位。(22) 稍后于409年创建北燕的冯跋也是农耕的推动者,他曾下令说,怠惰农事的农民应被处死。(23) 这种苛严的做法表明,当时与上古时期一样,人们还难以接受新的生产方式。

这一时代,气候异常寒冷,一则关于后燕君主慕容熙的故事言及于此。慕容熙的妃嫔沉迷于打猎。有一次,慕容熙陪她来到了白鹿山,此地大约在北纬42度,遵化的正北;接着往东,到了一处现在靠近朝鲜边境的地方。在途中,据说他的五千士兵或被虎狼吃掉,或受冻致死。(24) 到6世纪末,气候开始较为暖和,那时在此地务农会更容易一些。

正如我们已指出的,遵化的最早居民,即面目模糊的无终人,与鲜卑人是有关联的;至于鲜卑人所过的那种生活,在我们的资料中也可寻得端倪。415年,当时鲜卑人的心脏地带,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北部闹起了饥荒。政治家崔浩虽深受汉人哲学文化的熏陶,却力谏鲜卑族拓拔部的北魏君主(即拓拔嗣。——译注),决不可向南迁都。他对仍举棋不定的君主表达了一种传统的见解:“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来秋,若得中熟,事则济矣。”(25) 这与后来遵化所盛行的混合经济并无二致,也就是放牧、采集、种植蔬菜和水果,并从事农业。然而,在崔浩谏言的七十多年后,因粮食短缺和“野无草青”,最终迫使拓跋部于487年南迁至汉人的古都洛阳(此处有误,北魏孝文帝迁都是在494年。——译注)。其决定因素是,都城必须靠近廉价的物资运输地点。当此之际,恶劣、多变的气候主宰了历史的命运。

从《隋书》对奚人,也即契丹族的一支的描述中,我们可以一窥公元500年左右的早期契丹族的生活方式:(26)

逐水草畜牧,居毡庐,环车为营……余部散山谷间,无赋入,以射猎为赀。稼多穄,已获,窖山下,断木为臼,瓦鼎为飦,杂寒水而食。

事实上,他们早期的饮食似乎大部分是肉和奶,并以牛粪为燃料。(27) 契丹经济技术的某些成分似乎直接成为了遵化遗产的一部分,比如在冬季用地窖储藏食物等。

一些鲜卑民歌以汉语版本保存了下来。即便是一种二手翻译,抑或鲜卑风格的汉语翻译,它们仍能唤起人们对这些牧人和骑手所处环境的想象。(28) 不过,它们多半指的是森林密布的遵化以北那块大草原一般的地区,由于我们缺乏其他资料,只能极其粗略地表征一下。文化息息相关,环境却迥然有别。于是乎: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牛、羊等动物系生活所依,看见它们不免令人兴奋不已。

从心理上讲,作为一个北“狄”意味着什么,这从其他民歌中可略窥一斑。有时候,他们心怀苍凉,直面死亡的降临,并赞美肉体的欢愉:这些都不是汉人的特点。下面是一首游子思乡之作:(29)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

念吾一身,飘然旷野。

朝发欣城,暮宿陇头。

寒不能语,舌卷入喉。

陇头流水,鸣声呜咽。

遥望秦川,心肝断绝。(30)

第二首诗歌描写了男子汉的阳刚之气,但勇气背后掩盖的是忧惧,而勇士的荣耀也如昙花一现:

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

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

放马大泽中,草好马著膘。

牌子铁裲裆,(亦有版本为鉉,或相通。——译注)鉾鸐尾条。

前行看后行,齐著铁裲裆,

前头看后头,齐著铁鉾。

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

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

有一诗节在吟唱欢爱中体现了戎狄的风格。先是四句以骑马——如鞭打和上马——为主题表示爱恋的双关诗句,(指“放马两泉泽,忘不著连羁。担鞍逐马走,何等见马骑。”——译注),然后如下结尾: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

跋黄尘下,然后别雌雄。

古人云:黄泉路不远。日子得照样过下去!

人们几乎总是用动物来形容生活情形:坚毅的猛禽比笨拙的麻雀优秀;慷慨赴死的青年勇士在膘肥体壮的战马上是何等光彩;发情的马儿活力无限,以这样的形象来宣扬性爱。

在中国的中古后期,遵化成了北“狄”与汉人反复发生冲突的地区。宋代的苏辙(作者拼成了Su Che。——译注)表达了对“燕”——古代对该地的笼统称呼——的一般看法,他写道:(31)

燕山如长蛇,千里限夷汉。

他注意到,燕地的风俗与中国其他地方大相径庭。“自古习耕战”。他还补充说:

哀哉唐汉余,左衽今已半。

为什么是这样?937年,后晋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此地随之落入契丹人之手。在随后的12和13世纪,它分别处于女真和蒙古人统治之下,直到明初才重归汉人统治,距离它被割让已有四百年。(32) 但在晚唐的乱世之中,许多汉人自愿逃到契丹去,稍后还带去了包括冶铁在内的重要技术。由于我们缺乏公元500—1000年和1000年初的遵化的专门资料,为了解后一个时期的一些情况,再次查阅一些对当时契丹生活较为一般的描述将会很有益处。但与以前一样,其前提是,我们要记住,它们大多指的是遵化以北的地区,而那里的气候更干燥一些。

那些战俘,或战败后沦陷的部分人口,被当作奴隶一样对待。有时候,他们甚至会被人们用绳索绑在树上以防逃跑。但后来,人们找到了一种降低逃跑率的更好的办法:给他们找个配偶。(33) 苏辙在出使契丹时饶有兴致地观察到,汉人劳力被迫辛勤地从事农作,结果,“衣服渐变存语言”(34) 。尽管如此,人们猜测,这样的奴隶最终也会被同化。

同样,苏颂在出使北方邻国时谈到一群群羊,即“千百为群”。他注意到,在夏季,人们听任牛羊自逐水草,不复羁绊,“而生息极繁”。汉人在蓄养牲畜时往往喜欢严加管控——所以他微有妒意地用了个“而”。他发现,契丹人养马也用此法,蹄毛俱不剪,“云马遂性,则滋生益繁”(35) 。然而,当了解到,他亲眼目睹在田里辛劳的佃户全都是汉人,而且赋役甚重时,他大为不悦:(36)

田畴高下如棋(37) 布,

牛马纵横以谷量;

赋役百端闲日少,

可怜生事甚茫茫。

汉语里所用的“畴”这个词指的是田边地头,但苏颂看到的可能是地垄,这可以从11世纪以来对契丹世界的另一番描述中得到解释。(38) 其中的关键词用斜体表示:(39)

自古过北口即番境。居人草庵板屋,亦务耕种,但无桑柘,所种皆从垄上,盖虞吹沙所壅。山中长松郁然,深谷中多烧炭为业。时见畜牧牛马橐驼,尤多青羊黄豕。

像在很多文献中所见一样,这位汉人评论家在看到牲畜数量之多时所产生的不胜惊讶之感跃然纸上。据说,有一次契丹人击败女真人,获马20万匹。(40) 即使对历史学家的夸张打个折扣,这一定也是个惊人的数字。早些时候,当唐末的刘仁恭统治幽州时,他曾用环境战来对付契丹人的牲畜:每岁落霜时,烧其地野草。这造成契丹人的很多马匹饥饿而死,所以他们只好贿赂他,让他停止这种做法。部分行贿品即是马匹。(41)

契丹的猎人们对野生动物的习性了如指掌,《辽史》“国语解”对此颇为欣赏。(42) 尤其是,“鹿性嗜咸,洒盐于地以诱鹿射之”。猎人也可能在夜里吹角,以此模仿鹿鸣;当鹿聚集时,就以同样的方式射杀它们。

从契丹辽代治下所撰的一份描述重修观鸡寺并恢复其地产的碑铭中可以看出,当地盛行的是一种混合经济,包括农耕、少量狩猎、大量牲畜饲养以及植树。除了重开寺庙当铺以获取利息收入外,还得由一位清正廉洁的主持来重组地产,以免“山坊雅秀,徒为樵牧之资。”于是农田扩大到三千亩,“山林”百余顷,果木七千余棵。(43) 如早先所言,帝制末期遵化的经济将是这三种来源成分的结合,彼此相辅相成。种果树和植树造林是当地古已有之的技术,密集的旱田农耕是汉人带进来的一种北方平

原要素,放牧和打猎则是无终人和契丹人的贡献。这样,我们在帝制晚期的遵化所见到的农—牧—林经济模式在这一时期即已存在。

对于汉人在明朝治下重建自己政权之前的数百年的了解,甚至在明朝初年也是模糊不清的。记忆中的这段空白很可能萦绕在后世学者的心头。及至19世纪末,进士丁炜曾写过《后湖考》,企图再现玉田县城西约30里处被称为“偏林”一地的历史。(44) 这在中国的环境史上属于最初的尝试之一,因而值得大书一笔。

1161—1189年金世宗统治时期,该地是行宫所在,被定名为“御林”。但在丁炜生活的时代,那里没有森林:

林南仓者,邑八镇之一。其北有薮焉,曰“后湖”……旧传为契丹萧后(45) 围场,然无所据。

惟《金史》载“玉田行宫御林”,并记其往来游幸之迹甚详。大抵以狩猎而出……秋狩每在蓟州,而春狩则恒在玉田,是必有泽薮可渔猎者。今其地失考久矣,而愚欲以后湖当之,闻者虽斥为附会,所不敢辞,盖尝自思曰:

吾生长于林南仓镇……曾未识林南何自得名,可乎?夫且镇东之十二里有屯焉,曰:“林东”也,镇西八里又有屯曰“林西”也。今其林果安在也?后湖之于林南仓,适当其背,而林东与林西则又正中,其地廓敞而幽邃,四时多水。

雍正初[1723年]于此营稻田若干顷,惟留湖心为水匮。后为黠者占耕……

今稻田已鞠为蒲苇,经其地慨然兴沧桑之思。然而弥望葱茏,引屯烟逗山翠。当夫风和日丽,涨软云低,游鱼闲鸟,与夫獾狐麋鹿之属,悠悠然上下出没于其间,以钓以弋,无施不可。

时或值草衰木落,水减沙平,往往于霜天雪地中有豪侠者流,臂苍鹰,牵黄犬,裘马仆从,驰逐以嬉,盖旷然一猎场矣。吾邑泽薮此其著者。

使于此加以润色,规苑囿之制,崇宫馆之饰,将以追长杨与上林(46) 不难。昔金主玉田之猎,舍此何适夫?乃叹所谓御林不待他求,而今屯镇之林名者,亦于是乎释然。已昔之林也,今之湖也……后湖之旧为天子围场,殆无疑义。

且安知夫女真之迹非沿袭乎契丹,而为之者,则即以围场归之萧后,亦似无不可。惟行宫未寻其址,不克如州志所载,萧后状楼有地中折瓷可质,遂能使戚武毅公(戚继光。——译注)凿凿言之[在16世纪]……然尝闻营稻田时,浚湖心水匮,得铁锁长数十丈,并杂货宝,亦适与妆楼,记得镜得钱者略同。第未有人焉艳称,夫某于某处获砖埴物,如铜雀之瓦,五风之缶。盖俗见之所趋,固不在乎此也。而要之,宫也,林也,其相属者也,迄不外乎后湖者。

近是,至若牧童樵叟,三五为群,或隐隐于烟雾中见城郭宫阙,迫之则灭。如所谓蜃楼海市之观者,此竟传为后湖奇迹。然吾不敢取虑。夫取之,将愈近附会,而徙遗庄生幻说之讥也。姑即夫史之足据,与人所共见之境以衡之。将更质诸多闻者,而考其信焉。

饶有趣味的是,作者着力重现的并非对一个民族——因为契丹和金皆非汉人——而是对一个地区的记忆。这是考古学魅力的有力证明:从另一个世界出土的文物,雄辩名实,却默然不语。人们也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辉煌的历史可能存留于故地之上,并向百姓一展其容。

14世纪中叶,元朝统治行将结束之时,潘伯修从浙江南部发出欢呼之声。他赋诗一首,抨击异族对中国的统治。他在诗文中慷慨陈词,仿佛置身燕山之中。(47) 是现实还是想象,我们无法确定——可能是想象,但是这地方却符合其诗的主题。

他的诗用典颇多,因此需要预先作一番解释。“辽”指的是契丹族,在北宋时,辽国统治满洲和被割让的燕云十六州。蒙元的许多高级官员都是从中国西部地区挑选出来的,他们甚至说波斯语,而不是以汉语或蒙古语作为其通用语言。我将“美人”译为“fair lord”,其单数通常指“君王”;这里改成复数,以更加切合该词的西方语源。“金”暗示女真族的“金”国,它在12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统治着中国北方。(48) “沙苑”的引申意指的是陕西的沙地,在洛河与渭河的交汇处附近,距黄河流经的东面的大拐弯不远。此地(49) 与燕山相距甚远,这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对该诗的印象:它出于想象而非实察。此地作为放马场久负盛名,而这里的“猎骑”象征入侵者。另一方面,“鹤”是中国“神仙”的坐骑(作者理解有误,诗作引用的是“辽东鹤”典故;其中,“鹤”乃指学道成仙后化作仙鹤飞回故里的西汉辽东郡人丁令威。——译注)。“芜”说明了农耕的荒芜,“雕”可能暗指汉族英雄。最古怪的特点是用“豪猪”代表汉人对异族占领的抵抗,当然豪猪也算得上猛兽,它敢与老虎搏斗,还能用刺伤人;(50) 从上下文看,似乎只能这么理解:

辽海东空鹤不归,平芜遥际极凉霏。

寒天霜静雕鹰没,沙苑秋高牧马肥。

落日美人歌玉帐,西风猎骑拥金羁。

豪猪猛起当前立,曾冒鸣弓脱晓围。

潘氏这首诗的头四句表明,景观有时候可以怎样用作政治隐喻。不过,如何选择和阐述政治隐喻,反过来也会让我们了解一些景观的状况。

明朝夺回遵化县之后,此地就毗邻新修的长城,并驻屯了很多卫戍士兵。1513年,在李信建出任遵化县令的3年后,他刻石并将其立于县衙内,使继任者能“知是邑之难,而是官之可畏无穷也”。他提到,当时方圆300里的遵化,仅有2000多户的编户平民。他将人口的下降归咎于士兵的破坏;这致使很多平民回到了位于外地的老家(原文为“盖兵燹离散,归并甲籍,故户口耗散焉”。——译注),而税收和劳役的苛刻也是原因之一。令人惊讶的是,他对听命于当地最高军官这一点也直言不讳:(51)

尊而都宪临于斯,重而阃帅提督于斯,三卫屯所官兵屯戍于斯,九营三十关寨多粟给于斯。远而朵颜(52) 三卫,朝贡出途于斯。密迩辇谷贵戚、功勋、佃种,日益于斯!

这一哀叹指出了要害所在。一个半世纪之后,满族的征服结束了农耕与游牧之间数千年的战争状态。到17世纪中叶,长城不再是边疆地带,而这一军用上层建筑大半崩坏湮没。留在身后的,是环境上有待开发之地区的一小块土地。

一旦长城不再是受到威胁的防线,与之相连的情感同样起了变化。在明代,当它依然重任在肩时,李攀龙在关于它的一首诗中写到,“不知何处不堪愁”(53) 。然而到了清代,由来已久的冲突在这个新的朝代已被越过,以前汉族朝廷为其饱受战乱的边疆所取的婉转名称(指“北平”。——译注),已成明日黄花;对此,李希杰难掩喜悦之情:(54)

山雪微茫晓乍睛,凌寒匹马出长城。

进几莫复称边塞,古郡从谁问北平?

气固沉雄推老将,论因成败陋书生。

钜工休让秦专羡,知否燕山早得名?

每一诗节末尾的问题中即隐含着答案,这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回答说,是“很久以前”。我所译的“Northern Peace”当然指“北平”。当看似永恒的边疆已成为历史,人们在情感上的反应逐渐减弱,而沉淀下来的则各有不同。

截至18世纪中叶,读书人对燕山的感受再一次发生改变。一旦持续两千多年的边疆文化冲突因时来运转而消解,这些文化的所在就变成了吸引游客的一种场景。能体现这一点的是一份简单的存目,题为“遵化十景”,复录于该州的方志之中。下面的这首诗系曾任知州的傅修所作,其每节的开头都刻画了一种地貌:(55)

燕山磅礴古渔阳,络蔓悬崖积藓苍。

拔地虚无根似削,摩天撑突势疑翔。

……

跋马崇冈怀往迹,仰扪群峭漫相羊。

就这样,两种文化之间上千年的巨大断层带已然变成了风景。

皇陵

在清代,遵化成为皇室东陵的所在地。入关前的七位满族统治者被葬在满洲靠近奉天(今沈阳。——译注)的三个地方,而第一位埋葬在遵化的皇帝则是1643—1661年在位的顺治帝(虽然他为人所知的统治时期通常自1644年算起)。遵化陵墓群中也包括1661—1722年在位的康熙大帝的陵寝,以及1735—1796年在位(但死于1799年)的乾隆大帝的陵寝。其他的还有19世纪以后的咸丰帝和同治帝以及著名的——或臭名昭著的——慈禧太后的陵寝;后者生于1835年,卒于1908年。第三个皇陵所在地位于北京以西,1722年末—1735年在位的雍正帝第一个埋骨于此。葬于西陵的其他皇帝是嘉庆帝、道光帝和光绪帝。

东陵紧挨着长城的北面,现在已是历史遗迹。可以说,当这些陵寝尚在修建的时候,朝廷就将环绕它们的群山设为了“风水禁地”。“风水”(Geomancy,或“winds and waters”),是中国人的相地之术。由于此地禁止普通的狩猎,这片区域也就成了一个天然公园,像鹿等别的猎物繁盛起来。如今,该陵墓周围的地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最大的保护区之一。(56)

虽然总有人心存疑虑,但是,在帝制晚期,大多数中国人多多少少都相信点丧葬风水,也就是说,相信祖先的坟墓隐含着一种力量,由此阴宅之地会影响后代子孙的命运。这样,在19世纪末,当直隶(今河北)总督李鸿章企图在遵化正南为新煤矿修铁路时,其政敌就指责他在破坏皇室陵寝的风水。即便这可能只是掩盖其他动机的一种托辞(尤其考虑到铁路只经过该州的西南角),这种指责也是不易对付的。

清列圣陵寝坐落于长城以北的一个封闭的山谷之中(此处方位可能有误,因为清东陵位于长城以南。——译注),从北向南长约14里,在丰台岭的南坡,即遵化州治以西60多里处。出于中国特有的封祭仪式之目的,它们被赐予了一个更宏伟的名字,即凤台山。1662年,其主峰再一次被改名,这次改为了昌瑞山(此事发生于康熙二年,即1663年。——译注),一个更吉庆的名字。它被设定为举行祭祀的“地坛”。(原文是“从祀地坛”。——译注)按照遵化方志的记载,其山形就像是君臣上朝时用于书写的笏板(此处译文是“…has the form of the tablet used by both an emperor and his officials to write on during sessions of the Imperial Court”,显然有失准确。因为笏板是大臣上朝时用来记事的工具,而非君王所用。——译注),故有“一峰挂笏,状如华盖”(57) 之称。因此,选择此地建陵也即是出于风水的考虑。这一点,我们在贵州的朱砂矿中已然得见,只是其情形不那么夸张而已。

该方志下面段落中的“天池”是中国人对高山湖泊的一种雅称,在处理这些地名时,我没有直接抄录,而是做了意译,以准确传达人们赋予一个个地名的韵味,从而使人更深刻地感受到山形地貌与其特有名称及外观之间的内在联系:

后龙雾灵山,自太行逶迤而来天池,聚垣,局天池。然前有金星山,后有分水岭,左有鲇鱼关、马兰峪,右有宽佃峪、黄花山。诸胜回环朝拜,如众星之拱向。左右诸水分流,夹绕外堂,合襟并汇于龙虎一峪。

渤海朝宗,势雄脉远,我清亿万年之基,所由巩固悠久者也。

这些陵寝被视为一种神秘的力量之源,由此这一朝代增添了活力。

前往陵墓的路途美不胜收,这使几位帝王在往返途中诗兴大发。虽然这些诗作可能常常为随行的文人所润色——谁知道呢?但确实有几首诗细致入微地再现了乡村的清新、富庶和兴旺的景象。康熙帝的《梨树峪道中步辇口占二首》即是一例:(58)

一溪转展见山花,

步步石苔杨柳斜。

试看目前将熟果,

青榛郁李并堪夸。

他关于福泉寺——帝国的一个驿站就设于此处——温泉的夸张诗词,大概更能代表清代诗歌的特色。这首诗的产生,反映了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也就是在敏锐地观察到的现实与沾沾自喜的幻想之间游移不定,而幻想中又交织着历史、神话和玄思。其中提到的“方壶”和“圆峤”是五大神山仙岛中的两座,“紫芝”是象征朝廷清明的一个征兆,“朱草”则是使人永生的一种食物。诗文中也提及在距离该诗写作将近2000年前汉武帝所建造的香溢宫。“石髓”指的是用钟乳石制成的药丸,因传递着延年益寿的愿望而享有美誉。人们还认为,真正的道士都得在头发上插“金茎”。(“金茎”指的是承露盘,或盘中的露。——译注)据说,汉武帝也会在晚上用盆来接露水,并相信喝露水会长生不老。至于“阴阳”,当然是指“黑暗的力量”和“光明的力量”。“瑶圃”则是那些已获永生者之居所的一部分。下面引用的内容约占原诗的三分之二:

温泉泉水沸且清,

仙源遥自丹砂生。

沐日浴月泛灵液,

微波细浪流琮琤。

初经石窦漾暄溜,

烈势直与炎曦争。

潆洄碧涧落花驻,

掩映翠巘霜林明。

汀暖溪转入栏槛,

甃以文石何澄泓。

方壶圆峤时自暖,

紫芝朱草冬长荣。

殿启披香溢石髓,

盘低承露浮金茎。

冲融太和蓄元气,

炎德利物功难名。

……

时巡岂必瑶圃远,

对此心意皆和平。

华清绣岭杳寂寞,

鲸鱼凫雁徒纵横。

曷若兹泉独标异,

万年胜绩环神京。

作者既梦想个人长生又期望帝国永存,但二者都好比云山雾海,难以成真,却又总是令人向往。同时,康熙表达了这样一种感觉:此地兴旺发达。当然他可能会说,这是因为满清的开国之君顺治厚葬于此;而更合理的看法则是,如果此地不兴旺,它就不会被首选为建陵之地。

乾隆帝酷爱吟诗作赋,虽然其大部分诗篇平庸无奇,但也留下了描写遵化乡村的佳作。1739年10月,当他陪同母亲祭拜顺治帝和康熙帝的陵寝时,他注意到了秋寒肃杀的景象:(59)

慈闱爽气催,征辔霜花散。

晓晖有秋欢,里巷鼓腹遍。

十年后的四月末,在另一次去陵园的路上,他描绘了春天:(60)

陌草青无尽,堤杨翠欲凝。

迎眸膏壤润,乾惕倍因增。

作者有感于百姓的疾苦,但未必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乾隆的确是朝乾夕惕、励精图治的。

列圣陵寝的内部有一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直线。它始于昌瑞山,经顺治帝陵寝,再经过一条长路,直抵有五个入口的龙凤门。龙凤门南边是影壁山,其作用大概是庇护风水。这条路沿影壁山迂回,进而在到达大红门也即大门处恢复直线;过了这道门,则是另一条支路,还有另一堵风水墙。其他陵寝大多位于这条中轴线的两侧,以支路与之相连,并且大致按系谱图布局,当然也有一些例外。顺治帝生母的陵寝就位于主陵墓区之外,这可能因为她只是与帝国谱系相关,而不属于帝国谱系。(顺治帝的生母是孝庄文皇后,也即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庄妃,其陵寝是昭西陵。该陵位于主陵墓区之外,其原因并非如作者推测。真实情况是,康熙二十六年,孝庄文皇后病死,遗命将其葬在孝陵附近,按祖制家法,孝庄文皇后应与皇太极合葬,入葬盛京皇太极的昭陵,但康熙帝既不想破坏祖制,又不愿违背祖母遗嘱,于是在风水墙外、大红门东侧建暂安奉殿。雍正三年,雍正帝将暂安奉殿改建为昭西陵,将孝庄文皇后葬入地宫。——译注)

按照风水理论,每一座陵墓的北面都背靠一座山,而各陵寝所在地多多少少都装点着象征常青不朽的松树。埋葬室本身被称为“地宫”,那里熏香长燃,而“神厨”里还有为死者准备的食物。在地面上,沿“神道”到顺治帝陵寝,安放着许许多多的石兽。这些动物,有的是客观实在,有的是子虚乌有;它们或卧或立,栩栩如生。(帝王陵墓前安设的石人、石兽统称石像生,又称“翁仲”,是皇权仪卫的缩影。——译注)

无论如何,四面诸山本身也有拱卫不到的地方,因此主陵墓群周围有一道“风水墙”。再往外,是禁区的界限,也即一条被称为“火道”的环形路,方圆大约380里。假设它真的是环形,那么它所环绕的地区则横跨120里,由352个卫所护卫着,卫所之间因而相隔500多米。这个环形带还被940棵所谓的红椿所分割,这些红椿同理也有大约200米的间隔。该核心区域之外更远的地方则有成排的白椿和青椿加以标识。

清代之前,百姓可以在这些风水禁地上开展多种多样的经济活动,它们为当地经济提供了部分资源。有清一代,此地的这些活动大都被禁止。《大清律例》做出了如下规定:(61)

凡山前山后各有禁限。如红椿以内盗砍树株、取土取石、开窑烧造、放火烧山者,比照盗祀神御物斩奏请。定夺为从者,发近边充军。

若红椿以外,官山界限以内,徐采樵枝叶,仍照旧例,毋庸禁止。并民间修理房茔,取土刨坑不及丈余,取用山上浮石长不及丈,及砍取自种私树者,一概不禁。

外其,有盗砍官树、开山采石、掘地成濠、开窑烧造、放火烧山,在红椿以外,白椿以内者,即照红椿以内者,为首杖一百,徒三年……如在青椿以外,官山以内者,为首杖九十,徒二年半……

弁兵受贿故纵,如本犯,罪应军徒者,与囚同罪……

其未得贿,潜通信息,致犯逃避,本犯罪应军徒者,与囚同罪;本犯罪应斩决者,将弁兵等减发极边烟瘴充军。

其因起意在内偷生,遗失火种,以致延烧草木者,于附近犯事地方枷号两个月。满日,发新疆,酌拨种地当差……

陵寝禁地之遵化、蓟州、密云、平谷各州县民人,如有偷砍海树、私运出山、窝藏贩卖者,将失察之州县官降一级调用。

由此可见,在前现代中国和其他地方,自然保护往往建立在对神灵和超自然现象之崇拜的基础上,常常还要与经济私利做不懈的斗争;在此处,则是当地穷人的生计与朝廷颁布的禁令之间的冲突。当然,考虑到可以通过行贿加以通融,所有这些冲突都会得到缓和。

皇陵是万物生灵出没的乐园。(62) 传统社会的中国人相信,在某个地方,若人人行善,当地就会天降祥瑞,明显的特征即是风调雨顺。而朝廷的政治清明也会引来上天的特别眷顾。在东陵,这包括多彩祥云;对此,1677年和1723年均有奏报。(据《畿辅通志》卷十一记载,孝陵于康熙十六年彩云焕发,从已越午。——译注)最重要的符瑞则是蓍草(Achillea)、灵芝和凤凰的出现;蓍草类似于西洋菁草和珠蓍,在《周易》中是被用来占卜的。除凤凰外,这些征兆在《遵化通志》中都有所记载,时间是雍正帝在位时期,即1722年末至1735年末,而这位帝王对符瑞的沉迷也是众所周知的。雍正极有可能是篡位者,因此可能觉得需要上天的支持来加以肯定,也需要已驾崩的父皇显灵认可。于是,在其父康熙帝的陵墓周围总有灵芝生长,以此衬托他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并缓解其内心的愧疚。灵芝显得“五彩缤纷,光华粲发,金英玉质,迥异寻常”。它们在1728、1729和1734年三次出现。(据《畿辅通志》卷十一记载有五次:雍正元年,蓍草丛生,茎长八尺;雍正五年,嘉禾呈秀;雍正六年,芝生宝鼎;七年,复生于圣徳神功碑侧;十二年,复生九芝于宝城最近山上。——译注)人们将这些灵芝敬谨分装四箧,尊藏在康熙帝陵寝附近的一个亭子里。(也即景陵隆恩殿东暖阁。——译注)灵芝是何物,还有待确定。

百鸟之王凤凰于1729年出现在陵区上方的天台山,其状如下:

集于峰顶,高五六尺,毛羽如锦,五色具备,交采焕然。立处群鸟环绕,北向飞鸣。

雍正朝之后,方志的编纂者再未提到这么多的符瑞之事,如果有很多的话,他们不会不“泛作颂扬”一番的。人们猜想,他们也可能在走折中路线:虽然有必要对其后的皇帝深得上天眷顾之才能表示敬重,但也不用像雍正的臣属一般阿谀奉承。没有人公开表示对符瑞之事的怀疑;若有,那将成为政治灾难。至于他们私底下的观点如何,人们可以合理地揣测。

经济、环境、人口

清朝治下,遵化州幅员扩大,下辖三市,即主分水岭以北的州治,主分水岭以南的丰润县治和玉田县治。这一时期的气候极有可能与现在盛行的气候相似,四季分明,月平均气温最低是1月份的零下7度,最高是7月份的24度,如同20世纪50到80年代之间的记录。现在每年的降水量约为755毫米,其中3/4以上集中在夏季的6—8月间。先前主要食物是粟、小麦、高粱和大豆,还有少量稻米,清代时又增加了来自新大陆的玉米和甘薯。

现在我们也掌握了有关当地地震的文献资料。记录中最糟糕的一次发生在1679年,这次地震几乎彻底摧毁了州治城墙。这城墙原本是相当牢固的,其里侧有夯实的泥土,外侧砌以大的砖块,但由于之前17年间它们不时受到洪水的冲击,因此地震一来,顿时坍塌殆尽。1888年的一次小震则致使东北角的那座塔和东南部的一段城墙崩圮。(63)

有清一代,遵化的良田大多被分给了八旗子弟。八旗是控制世袭军队的组织,八旗子弟的祖先在入关前就开始为满清统治者服役。旗人分得田地后就租给汉人百姓。据说,这些佃农在上缴旗人地租之后所剩无几,“偶遇灾歉,辄不易支”(64) 。1868年至1871年间,在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的日子里,他谈到了在当地募款修缮州治城墙的困难,“遵化地近陵寝,民多佃户,家鲜素封。兼之水旱连年,疮痍未复”(65) 。显然,从平民百姓的角度看,遵化并不富裕。

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对稳定地保有这些土地表示满意:(66)

接种旗地之户,亦视地给值……并立退约存据……非积欠租款,地主不得撤地增租。其招佃未受价者……其租之增减,佃之去留,皆由地主自便。

雇佣关系似乎也异常稳定:(67)

人各有业。陶人、冶人、瓦工、木工,以至代佣而受直者,皆自食其力。故境鲜游民,技无淫巧。

这里木材的充足也与晚清中国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木材短缺形成了对比。在旧时边界的沿线松林随处可见,而该州之人大量用黄松盖房子,并制作各种器具。松树也很多,足以让人们采割松脂:(68)

或伐干未尽,不再萌芽,亦不死。脂聚树本,久之,明透易燃。劈碎束为火把……颇胜编竹。

人们用柳树制作椅、凳,因为它耐湿耐热,“价廉工省”;用薄木板做升斗、篮子和柳条箱;还将极细的柳条蘸上硫磺,用以点火。(69)

植树造林的实践得以积极开展。在旧时边界沿途山中,人们细心移植从松子中自然长出的马尾松苗,施粪,浇水,培土。有时则直接将树种种在小木棚里保护起来,随后,当树苗成长时就用灌木篱代替木棚来御风。(70) 相比木材价格昂贵的其他地区,我们可以这样推论:在遵化,自然生长的树木仍然很多,因此,人们对于偷盗、火灾甚至官司所造成的损失不那么焦虑。在帝制晚期的中国,当木材价格高昂时,这一情况往往又限制了植树造林方面所需的长期投资。

环境因素妨碍了集约型水田稻作的大量发展。由于土壤的沙质特性,水会从田里渗出去。(71) 尽管一些水利设施经久耐用,(72) 但涉及分水的很多设施却又引发了如何维护的问题,这往往会造成淤塞。(73) 然而,人们还在争议,是不是农业越精耕细作,就越加大而不是降低了经济风险,进而可能会增加压力。人口越密集,经济状况可能越危险;并且为了维护至关重要的水利设施,经济很可能会因劳动、时间、资源和行政能力的耗费而被禁锢。总的来说,如果特别考虑到木材和水资源的唾手可得,帝制晚期遵化的经济稳定性可能要好于中国其他大部分地区。

这并不是说这里的农民没有对资源善加利用,其方志在谈到粟时说道:(74)

其秕可饲牲畜,糠可喂猪。其干俗呼“谷干草”,可葺屋覆墙,可供爨然久烧。能销釜铁断为寸。可饲骡、马、牛、驴等畜。

显然,稳定与富足不是一回事。

妇女劳作与消遣的情景在晚清遵化的方志中几乎难以见到。有两个段落显示了一种与嘉兴截然相反的社会和经济约束的存在:(75)

妇女无冶游(76) 之习。贫者馌、耨、缝、织,不惮劳勚。

妇女不谙农务,惟采棉摘豆,或履田间采麦登场。有需箕帚,(77) 而碾米供炊,井臼之劳,常年弗辍。他若荷樵担粪,贫家亦或为之。

明代以来的烈女传中仅有一例,说到这里的一位坚贞的寡妇——育有两子——“督耕”,同时还“课读”(78) 。

几乎完全没有提及妇女生产手工艺品出售的现象,唯一的例外是说,在玉田县,“妇女以麦茎,编辫制笠……售于四境”(79) 。同样:(80)

玉田林南仓附近,各村织苇席者颇多,或编麦秸作笠。今不作笠,但编辫成绺,即易发售。指爪之勤,动作不辍。乡妪村姑莫不乐于从事矣。

遵化多石的山坡也适宜种棉花,但“纺线织布亦鲜利益。多至辍业。

州人本不习织,种棉无复讲求者”(81) 。烈女传提到了两个全都出自清代的事例,其中说到,有一寡妇以“纺织”(82) 养家糊口,但并未明确用的是什么纤维。有关风俗习惯的部分则补充了更多的细节,而且还顺便指出,晚清时,这里棉纺织品的生产可能被认为是男人的分内之事:(83)

州人初不习纺织。贩布者远至德平[在山东省],近则饶阳[在河北省,靠近保定],岁辄巨万计。近年洋布价廉于线,洋线价廉于棉。玉丰两邑向产棉布之区,销售既难,纺织之人亏折失业。近始禀准,先在州城设课,织官局招各乡子弟来局习织。生徒给以饭食,机师加以花红。习成者领机自织自售。

其他还有一些零星可见的关于遵化妇女日常生活的资料,它们毫无二致地给人一种总体印象:这里的妇女柔顺服帖,半隐深闺,勤勉自律,其心灵手巧深得赞许。这些主题在有关每年的习俗活动的评论中得以阐明:

初六妇女始归省母家,及往戚族贺岁。前此五日曰“破五”(84) 。妇女不得出门。(85)

春初多停女红,谓之“忌针填仓日”,曰:恐刺仓官(86) 眼。二月二日曰:恐刺龙目……然相谑为懒妇约云。(87)

三月三日为修褉日。架秋千于院落者,女戏之;于衢路者,男戏之。(88)

五月五日……谓蛇、蛙、蝎、蜈蚣、壁虎为“五毒”。药肆每于端节午时取制膏药。闺阁因象其形,以彩绒缠为簪佩。(89)

七月七日女子祀织女乞巧,男子置蟢蛛于盒乞文。先夕,屏庭院,设瓜果,削瓜牙错如花瓣,置针瓣上,奉以盘。望拜河汉,祝而退。顷,视瓜上有蛛丝罗结者,曰得巧。是日以碗水暴日下,各自投小针浮之水面,徐视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动如云,细如线,粗如椎,因以卜女之巧。(90)

十二月八日炊豆、果,杂米为粥,曰“腊八粥”……或戏粘妇人背上,以祝生子。(91)

十二月二十三日晚刻,设牲具糖果祀灶,以槽草秣灶君马……今男子祭,禁不令妇女见之。祀余糖果禁幼女,不令得啖。(92)

据方志记载,男人和女人仅有一次在公开场合一同出现,那就是他们在清明节“满道”去上坟的时候。当然,在年历中,一定还有其他的日子会定期出现这样的情形。(93)

遵化妇女的生活中并不是没有实实在在的压力。例如,狼还会在山村中将孩子叼走。(94) 但至少可以审慎地猜测,在经济上,特别是在繁重的农业体力劳动中,她们比嘉兴和贵阳的姐妹们的担子要轻一些。这一定会使她们活得更长。

健康与水质的关联

数不清的诗歌和游记证实了遵化水质的优良。下面即是这样的几行诗,它出自一位知州之手:(95)

城郭峥嵘云雾中,嵯峨翠嶂环四面。

春融桃柳两岸妍,秋来霜叶红于茜。

朝暮泉声入耳清,四时瑶草长葱茜。

当地的一位学者写到水清冽通透,“澄泓至可数鱼虾”,另一位则写道,入夜:(前者是周体观,后者是张景椿。——译注)

农歌渔唱已萧然,两岸蛙声鸣不住。(96)

到处是一派生动活泼的景象。

水不用煮沸即可饮用,这一事实有时候会被单独提到。因此,方志告诉读者,小泉山“有泉出石罅间,泉水甘冽适于饮”。(97) 这涉及一个明显的、暂时无法回答的问题:其他的泉水若没得到这种认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饮用呢?

在当地居民孙献廷所作的一首诗中,对水质的关注跃然纸上。(98) 这首诗表明,团山山顶附近的树木都是由一口井来浇灌的:

山无奇石井无栏,修绠探源汲不干。

倒影坚如孤塔出,朝阳喜应一峰团。

青珉我欲镌碑补,白垩人防凿石残。

嘉树盼同移竹活,灌余谁为报平安。(99)

溪流可能会在关于遵化的大多数诗作中出现。例如,清代的罗景泐(“泐”读“lè”,作者读成了“qie”。——译注)在距丰润城东北二十五里的翠华山举行的一次文人酒会上作了一首诗,他在第二节的开头写道:(100)

草木衰靡胜碧苔,清光留客共低徊。

庵临树杪千寻矗,山抱溪流百折来。

人们建起了一些小型的灌溉网。晚明玉田知县缪思启在关于孟家泉的诗文中似乎描述了山坡上的一种简陋的水利设施,水从这里被引入沿山的沟渠和梯田,最后再用水车分水。当时龙骨水车实际上被称为“衔尾车”,暗喻其龙骨首尾相接,旋转不断,就像粗糙的木制自行车链条一样。由于槽里的水不断被装满又倒出,流出的水也断断续续,因此它如“浪”一般。“尽汗邪”一词大概是指用肥料逐步改善土壤,这肥料很可能是石灰:(101)

问俗出东郊,春光映林木。

耽此景物熙,劳来补不足。

一水清且涟,蜿蜒若龙伏。

排决引共流,点点可比玉。

潺湲竟晦明,尽此天然物。

古有衔尾车,翠浪翻岩腹。

膏沐广延润,稻黍宁异术。

圻畛既已分,隰陇各为轴。

白水雨后耕,绿云望中覆。

联腴尽汗邪,比获遍场麓。

袯襫为解颐,心神倍爽豁。

返旆复归来,日旭山归牧。

这首诗所描绘的景象与长江三角洲的平缓溪流及其由堤坝、围田和海塘组成的世界大异其趣。(www.xing528.com)

严格地讲,遵化地区算不上是一个“水利社会”,其发展灌溉农业的诸多努力都难以为继。因此,玉田县衙所属的100顷左右的灌溉农田虽然在18世纪初时曾由蓝水泉与荣辉河供水,但由于这两处水源的淤塞,到19世纪末,它们全都变成了旱田。(102)

有时人们有意不去充分利用水源,涌珠泉就是一例。涌珠泉从山麓积石的缝隙中流出,“旱引灌田”(103) 。换句话说,尽管雨后泉水暴涌,声震山谷,但人们却未曾想去储存这些径流,以备常用,而只是在气候干旱时用它来缓冲旱情。

水利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于,在很多地区,土壤因过于沙化而不易留住地表的水分。从长城迤逦而下的十里河,在过州治南部后就变成了一条“沙河”。“它春涸夏涨,或朝溢夕浅,无常流,无定势。”17世纪20年代,一位巡抚想在这里开通运河,将遵化与其西部的蓟州连接起来,以节省为士兵供应粮草的花费,但却壮志未酬。方志在评论他的失败时说道:“亦以沙深石活(104) ,未易蓄水”(105) 。后来,人们的确开凿了一条运河,但却是在南边的另一个地方。

水文的变化无常通过楼子湖的例子可加以说明。这座湖在州治以南13里处,因此可能是刚刚提到过的无常流、无定势的十里河水系的一部分。(106) 下面文献中谈到的“芡”是Sagittaria sagittifolia,一种水生植物,根可食用:

纵横七里,产莲芡,旧址卑湿。明成化中[1465—1487],泽水汇渚,遂成渊津。今渐涸,多垦成田。

浅湖通常会转瞬即逝。过去一千多年里,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可能有成百上千座浅湖或干涸,或被排干。耐人寻味的是,楼子湖不同寻常。它曾经是满湖清水,后来却消失殆尽,这显然并非人类所为。

水文的多变从环境上制约了遵化所曾出现的传统社会后期集约型的汉人发展模式,这反倒可能成了它的优势所在。这种可能性值得思量。无论如何,前现代的山区水利工程不过是小打小闹。下面关于当地人如何在圣水泉兴修水利的描述,即可为凭:(107)

夏秋之交,阴雨绵连,泉水甚旺,晶光闪闪,下注如垂珠帘。冬春泉啬,如索贯珠,滴滴不断。皆可态也。

壁址凿石成渠,受之以地。深三尺,广五尺许,池内暗穿地穴,为龙吻以泄之,碾石皿以承之。渐次而下,坎二最下。一坎阔数亩,为土人园林之溉,渥于桔槔。

坎上石幽,凉亭轩敞,烟岚、摩汤苍翠交辉,修然尘外风致。

水利工程的规模很重要。这样,一个小型的水利工程不可能轻易地对一种社会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同样的技术水平下,水利工程的进一步扩大,则会因四季流量不同这一简单的约束而受挫。

遵化的水质使外来者赞不绝口,清初的顺天巡抚宋权就是一例。他本人来自华北平原的南部(宋权系商邱人氏。——译注),在一首咏乌龙泉的诗中表达了对泉水的喜爱之情,其中的几节我在下面译了出来。(108) 这首诗本为一场庆典所做,庆典发生的场景可能是他主持的一座砖砌水池的修建,这座水池的面积有80平方英尺,深9英尺,用于储存乌龙泉供应的泉水。遗憾的是,不久之后发生的一次地震阻断了水流,这可能是发生于1679年的那次地震。到1684年,泉水水流如常。

遵化有泉甘且清,由来名胜擅畿甸。

云涌珠喷逼城隈,澄泓地境光浮面。

一眼澈底鱼若悬,朝霞彩映色如茜。

入春波浪流潺湲,严冬荇叶纷青茜。

在宋氏看来,遵化透着一股田园风味。而得益于所处环境赋予的灵感,其诗歌平添了一种古朴的气质。他继续写道:

老夫多事添一舟,闲坐乘风果余善。

民淳政简吏人稀,山肴野簌中丞宴。

请注意当地的饮食。宋氏继续描写一个人想要超越尘世所应有的心境,随后他这样结尾:

五岳芒鞋无定迹,异日莫忘杯水饯。

这首诗被争相传颂,后来也有无数人效仿其韵律,其中就有他的儿子和一个孙子。在这些后继者的诗作中,有一首系当地居民史恩培所做,这首诗的开头写道:(109)

遵化近依东陵东,故应形胜冠几甸。

九泉山脉东北来,十河水汇东南面。

可见,遵化水量之丰沛和水质之优良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水可治病,亦能吸引游客。遵化著名的温泉位于州治西北40里处,即使在数九寒天,这里的水也是热气腾腾的。水流从山腰处喷薄而出,随后分成两股。其中一股流入了莲花池,另一股直接流入了浴池。在这里,“官民异区,男女异域”,渠道和水闸则使沐浴者可随意得到热水或冷水。人们认为,在泉水中浸泡半日,就能使“湿寒痞胀”等任何疾病即刻痊愈。

除了温泉,它还有其他的吸引不速之客的奇观:

未至泉数十步,暖气虫虫上蒸如鼎沸,不可响迩。即之,一泓若鉴,澄清见底。投以钱,翻翻若小黄蝶,自折而下,面背宛然。游人诧为奇观。探以指,辄不可耐。汲之烹之生物。又与井泉候等。造物洵不可测哉。

的确是一处充满奇闻趣事的游览胜地,但令人关切和兴致盎然的,还是优良的水质。(110)

真乃一有益身心之地。

飞禽走兽

遵化的方志中有对当地常见的飞禽走兽的详细描写。开头,一般是引用一种传统的出自某份著名文献的说法,譬如1596年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接着则谈论当地的情形。所引用的一些描述稀奇古怪。这部药典中即有这么一例,说老虎在阴历每月的初一至十五之间吃其猎杀之物的上半部分,在十六至三十日吞食其下半部分。(111) 出于迷信,当地人的所见所闻有时候异彩纷呈,而且肯定不会全然正确,但其中有很多是可靠的,甚至偶尔还会注意到某些知识点的漏洞。作为一方的人类与另一方的鸟兽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共生、相互躲避、相互猎食、相互陪伴、观察、作为宠物,以及用动物入药。

我们从鹰开始考察:(112)

州境多有之。毛羽灰黑相间。身大如鹅,其睛黄而红,其嘴尖而钩。能捕鸟雀及兔,不食五谷,惟啖肉。

令一人日夜守之,使不得睡。甫一交睫,守者即大声以醒之。百日皆然,名曰“熬鹰”。然后乃以铁环环其足上,环上系弦绳数十余丈,架之以往田间。

见有鸟雀,以手先指,使鹰得见手之所指。鹰乃随之,百不失一。一有不得,鹰自以为无颜,必不肯归。

有系弦,既不得去,未获物又不肯归,收弦时往往将其腿掖下。故养之者,非度其万无一失,不敢轻发也。

今各陵皆设鹰手四名……盖猎以供祭者。

然而,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所用的驯鹰方法更接近欧洲的猎鹰训练术。(113)

这里还有秃鹫(作者拼写成了“tuqiu”。——译注),它要么是一种鹳(genus Leptoptilus),要么是一种类似鹳的大型水鸟。(114) 人们认为它能与人搏斗,方志告诉我们说:

好啖凫雏及虫蛇等物。尤好食鱼,常伸其颈于水岸。终日佚之,不饱不止……州境花者居多。

在1994年河北省有经济用途的鸟类名单中没有提到鹰和秃鹫这两种鸟;这种“用途”包括能供游人观赏。(115) 人们可猜想而知,近些时期,由于大部分的天然湿地被排干或变成了水库,同时水质也因污染而退化,鹳便失去了栖息地。(116) 鹰则位于食物链的顶端,它们因对环境变化的敏感而为人熟知。

我们知道家鹅“能伏水,性好食肉,及啖蛇、蚓等类,能避虫虺”(117) 。据记载,野鹅(即大雁。——译注)具有如下的习性:它们随季节迁徙,编队飞行;入夜,一雁似哨兵放哨,其他的则睡卧沙洲。当地唯一的一则评论是,“相传生疣者,闻雁声,扪之辄落”。一个更合乎情理的俗念是,生活在遵化河岸的鹳若互啄而鸣,那么雨水必至。(118) 这种说法是否真实,则是另一回事。

人们相信喜鹊具有预知四季天气变化的高超技艺,而且其预知的方式很复杂,就像是用它们独有的语言一般。(119) 燕子也同样具有这种本领。(120) 显然,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鸟儿有脑子,会动情——譬如鹰会感到脸上无光。家雀偶尔也很情绪化:“居室檐下,无不有者。性善怒,有获之者,移时负气,腹胀而死”(121) 。

为了有蛋有肉吃,“家家”养母鸡。(122) 秋后,人们会张网捕捉小瓦雀,“以为时鲜”(123) 。“松鸡”是“州产山珍,当推为最”(124) 。稍微普通点儿的“雉”,据说会“雪后飞出,栖于高树。每不肯下,多至饿死。人因得捕获,亦有生致蓄之者”(125) 。好生奇怪!若确有其事,则说明这种雉没进化好。

方志在别处的诗文中也提到了许多其他鸟类,可能包括苍鹭或白鹭。人们很难轻易地将它们二者准确地区分开来。(126)

在3世纪的隐士帛仲理所住的无终山,有蝙蝠觅洞而居,清代王庆元在一首名为《仲理洞》的诗中提到过它们。(127) 在这里,鲜菇“肉芝”的运用混合了生动的想象和一点嘲讽;据认为,它能使人长生不老。

仙人已登仙,有洞空洞洞。

何时成大丹,无复问真汞。

丹龟约千年,风干尘且塕。

蠕蠕蝙蝠生,疑是肉芝动。

遗蜕不可留,游神栖道总。

慎哉性命旨,真仙乃无懵。

作者意识到,虽然过去的神秘氛围仍萦绕在记忆之中,但后来的景观不再像以前那般神秘。

话题转向动物后,我们发现,老虎在此地与其说是一种生命威胁,不如说是一种经济资源:(128)

州境沿边诸山往往见之。肉味微咸且腥。皮为一品坐褥,贵重且辟邪魅。肚、肾、睛、胆、膏血、毛、骨并入药。虎鼻悬门中一年,取熬作膏,与妇饮之,可生贵子。虎肠束产妇腰,可催生。虎须剔牙可止痛。

不管这种传统的中药是否对病人有用,对动物的健康来说,它们绝非福音。

李霨,17世纪的一位良吏,在一次游览位于州治西北、现在的残长城之外的沙坡峪时诗兴大发。(129) 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待老虎的态度,与人们在贵州发觉的胆战心惊相比,显得轻松自在。也许这是因为他骑在马背上,而且像他这么重要的人肯定不乏护卫之流,不过他对此只字未提。

乌道萦纡一线盘,竭来云表驻征鞍。

雉群低向榛丛落,虎迹深从雪后看。

沙碛如霜青嶂绕,塞垣似带紫蒙宽。

壮游忽动蹇裳兴,不忆风尘行路难。

食人动物可能主要是狼,而不是虎:(130)

州境随处有之。毛随草色递变。藏草中,每不及辨。遇者必作蹲踞之状,以手画地作圈,方脱于死。又能作小儿唬。村间小儿每被狼食,须于墙外以白垩画壁作圈,辄不敢入。或祀山神亦不为怪。

人类通常是猎人:(131)

鹿　州境沿边有之。然在风水,禁山者例禁捕猎……角解后,骨可饰弓,可熬膏制霜入药。尾为山珍,肉亦芳美。皮去毛制为衣绵,韧且可御风。

也有畜牧业。(132) 注意,“mountain sheep(山羊)”是指代“goat”的词汇。

羊　州境所产最多,有“山羊”“绵羊”二种。山羊角长而弯,颌下有须。毛长而直,尾上舒,肉至膻……绵羊角短,颌下无须。毛俱卷而不舒,尾乃肉团,如盘大……肉鲜美不膻。皮多白色。每孕六月即生,每一年一产,产于春月者最佳,亦有一年再产者,然秋羔多有倒损之患,不如不产……皮可为裘,脂可为烛……羊乳至美,然取之不易。须俟羔能吃草,驱至他所。每牝两只,头相对,束缚使不动不见。从羊尾后取之,乃可得。

很多狗是养来抵挡豺、狼,并在晚上看家护院的。人们还训练母狗用来打猎,有些狗也被人食用;这种狗名叫“地羊”,叫得令人羞愧。人们还饲养观赏性的叭儿狗,喜爱它们的乖巧,以及学习各种把戏的能力。(133) 同样,在遵化,大大小小的老鼠很常见,因此猫被“州人多蓄以捕鼠”(134) 。

有几种动物被当作宠物,也就是直接用来消遣或做伴的动物。黄莺在有树木的地方很常见,人们用笼子加以圈养,就是为了欣赏其优美的叫声。(135) 据说,在有松树的地方松鼠很多,“豢久驯熟,可纳衣袖中”(136) 。白鼠是一种很特别的鼠类:(137)

状如田鼠,色白目赤。然性灵,善登轮。州人蓄之,盛以匣。一面饰玻璃,中置倒柱,置活轮如伞,倒悬伏。

以手拍匣,鼠即上轮。急登轮,辄急转。愈拍则登愈急。轮有数式,然皆以登转为戏具也。

有人不禁纳闷,人们为什么会喜爱宠物?也许过去那些喜好驯养鸟兽来牟利的人会将这种喜好传至数代,而乐于豢养与摆布宠物的嗜好,不管是遗传还是后天所得,抑或二者的共同作用,都是由这种喜爱发展而来的,即使它更有可能成为一种经济负担而非使自己获利。当然,有些宠物摆布起它们的人类“主子”来,也是得心应手的。

因此,动物与人类社会具有多种多样的关系。有些动物,譬如鹳,被人认为很坏,令人不快;其他的动物则像大雁一样,虽相隔遥远,却赏心悦目;或者像蝙蝠一样,虽不相容,有时却让人浮想联翩。像狼这样的一些动物,是捕食者;毒蛇,是一种危险。更多的动物则是人们的猎物。还有一些动物像老虎一样,既被捕杀也会捕杀他者。鹰、猫、家鹅、家禽、绵羊和狗为人所役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伴侣,人们控制它们的花样常常独具匠心。后四种动物也是人们的食物。其他的动物也各有本领,譬如喜鹊,人们认为它们能预知洪涝干旱;鹳,能知雨汛。白鼠、松鼠和黄鹂则是宠物。因此,人们与野兽和家禽的互动,是通过实践、象征、消遣和想象而与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的。

素食

相比于谷物,蔬菜和水果在遵化饮食中所占的比例要略逊一筹,但这类食物对于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提供却至关重要。(138) 而人们能吃到的蔬菜和水果的种类之多,让人惊叹不已。大体而言,用最接近的英国品种与中国种类相比照,可见到以下这些蔬菜,包括芹菜、芥菜、大白菜、苋菜、茄子、蕨、大蒜、洋葱、莴苣、香芹、芜菁和萝卜、山药、百合、油菜、野白菜、黄花菜、甜菜根、胡椒、红辣椒、黄瓜、葫芦、甜瓜、黄豆、豌豆、小扁豆。它们有的不止一种,对此,我就用复数表示。

在这些蔬菜中,蕨是唯一的一种需要特别调配才能吃的蔬菜。必须将它放在碱水或碱液中煮熟,以去其“涎滑”,然后晒干可食。在遵化北部,它“沿边众多”,“州人以为常蔬”。

此地水果和坚果品种繁多,主要有桃、杏、李、柿子、山楂、枣、栗子、榛子、银杏、核桃、文冠果、樱桃、苹果、海棠、“郁李”(Prunus japonica)、梨、葡萄、花生、荸荠和无花果。遵化人绝不可能缺维生素C,这东西因多种原因而在饮食中很重要,譬如它有助于铁的吸收等。

当地菜肴的一大特色是食用某些树的嫩芽。例如,“小叶白杨”的芽用水一淖就吃掉了。将早春的柳芽淖一下,拌上油和醋即可食用。皂荚和银杏树的嫩芽同样可作为食物。甚至也可以在灰烬中烘烤蕨根,用作盘中餐。(139) (《遵化通志》中此处原文是说,荆掺和土以后最能肥田,而“根烧灰尤良”。作者将“荆”译成了“bracken”。——译注)

一些蔬菜无需种植而可从野外采得。除蕨之外,苋也是这样,二者“处处有之,不待种而自生”。苦荬是一种带苦味的莴苣,其种子随风飘落,落地即生,而且“多生于荒田中”。虽然人们也普遍种植山药,但味道最好的山药据说是野生品种。“茂林大麓间”能找到食用菌,还能在山上找到“野白菜”(Moricandia sonchifolia,又叫“诸葛菜”。——译注),它们“夏至子落,就地再生。复充秋蔬,无待耘、种、粪、溉”。常食之,可免“时疫”。有野荸荠可资享用,野葡萄也是如此。榛,“沿边最多,皆山生,鲜修种者”。子(Eleusine coracana)“随处”可见,“不待种植。贫家多收获之,以为御冬之具”(140) 。山萱最初是从野外采摘的植物,但“近今”在园圃中也有人种植,它的花晒干或腌制后可以食用。其他很多菜蔬可能也是早年人们从野菜培育而来的。这样,“环境的缓冲作用”的存在,可以使人们免遭蔬菜、坚果乃至谷物短缺之苦,至少在夏季如此。而且很明显,还有一些种类的“公地”能让众人采集食物。

农民通常都有菜园子。里面种着莴苣,还有又弯又长、豆荚成双的豇豆。但最多、最重要的还是瓜、葫芦和黄瓜。人们会费心照料这些葫芦科植物,从对如何种植“黄瓜”的描述中可见一斑;“黄瓜”可能是也可能不是cucumber:

土人多于园中北面竖篱以御风。就地掘洞深尺许,先于正月浸入瓦器中,令生芽;二月插秧洞中,上覆以木板草帘,暖则曝之,寒则覆之。立夏出秧分栽。

菜园在引进新植物上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例如在19世纪初当玉米被引进遵化时,它先是种在菜园里,然后才成为一种田间作物。方志中说它“皆贫家之常食也”;冬天,人们还用玉米穰代替木炭作燃料。

在同类或相近物种的根茎上嫁接幼苗,是培育新果树和新坚果树的最常用的方法。因而:

秋冬布核土中,经冻核裂,次春即生。一年后,清明前可接。

柿子被嫁接在黑枣树(Diospyros lotus)的树干上,苹果被嫁接在海棠树干上,梨嫁接在“杜梨”(Pyrus betulaefolia)上。相比之下,文冠果(Xanthocera sorbifolia)大多是由根的分叉或新种子来培育的,但我们也听说,“接本易活”。

人们会定期修枝。于是,栗树“隔年须削皮、删枝,曰‘歇枝’。次年实繁,递更数十年,犹繁盛者,人力勤也。”

银杏或“铁线蕨”会得到更加细致的照料:

种树须雄雌并种,两树相望,方结实。或雌树临水照影,或凿一孔,纳雄木少许,亦结。亦可移栽。

银杏树确实分公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第一部分的描述是很合理的,但随后它却不知不觉地胡思乱想起来。如何厘清这种有用知识与胡言乱语的杂糅,成为阅读前现代中国的很多技术文献的一大难题。这样,有一点很重要,即不要只是摘出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然后忽略掉其他部分。

核桃树移植的步骤提供了另一个这样的例子。核桃树(Juglans regia)不分公母,但每棵树开着截然不同的雄蕊花和雌蕊花。其果实显然也没有“公”、“母”之分。但是我们注意到,在这段文献中,除胡言乱语外,遵化的果农开展了选育的实践:

州人谓实有尖者为雄,无尖者为雌。雌雄两实并种则易生。树上嘉实留俟自落,青皮自裂。捡实大、壳光、纹浅、体重者作种。掘地二三寸,铺片瓦,和粪下种,覆土浇水。冬冻裂壳。来春自生,片瓦在下,自无入地植根,便于移栽。

遵化出口水果。我们听说,海棠果(Malus spectabilis)“近多航海运往四远,为价廉,销易也”。一般的苹果也能外销到该州之外,“结果后,津客已集,相树论价。”

考虑到冬季严寒,对果蔬的储藏和保存就特别重要。在这里,大部分蔬菜的叶尖部分都会加以腌渍。一些用醋腌,能抑制细菌和霉菌的生长,并有助于维生素C的保存。一些用盐腌或浸在盐水里,也能减缓细菌的生长。一种原始的罐封方式也为人熟知。那就是,将大白菜叶煮一下,撒上一层盐和胡椒粉,然后放在罐子里,用大石头压紧、封存。蔬菜也可能被切成片晒干。例如,对芜菁、茄子和倭瓜就会这样处理,而倭瓜“往以为御冬”。木耳会被晒干。有时,人们会摘下豇豆荚,挂在阴凉处晾干,这样它们就可以保存到来年春天。所有这些方法都被用来加工“黄豆”,人们喜欢吃的那种大豆:

其豆可食、可酱、可豉、可油、可腐。腐之滓可喂猪。人或借以充饥。

果、蔬都能腌渍,就像通常腌渍杜梨、黄瓜、茄子、芹菜叶、芥菜根和苋菜花那样。不过,水果和坚果大多是用蜂蜜糖渍的方式加以保存的。对桃子、山楂、栗子、榛子、核桃、樱桃、苹果、海棠和西瓜皮都这样处理。处理保存的技术细节无从得知;鉴于蜂蜜被频频提及,可见当地富产蜂蜜。

窖藏也至关重要,人们密切关注什么品种好储存,什么品种不好储存。因此有记载说,白菜“春种夏熟者无佳味,且不耐久”,而夏末播种、秋天收获的白菜则“入窖收藏,勿令冻,亦勿伤热”。青白菜“可久藏”,但“白者食之嫩美,而易败”;有关芜菁和萝卜部分的最后一行说到,它们“优于以上各种,均宜入窖收藏,以备冬春之用。冻则不堪食矣”。至于夏天的瓠子,“为日用常食,至秋则尽,不堪久留”。能否存留,显然是人们优先考虑之点。

一些蔬菜的种植主要是为了饲养动物,一种被称为“黑豆”的大豆即是范例。它们或烤或煮,和上高粱,用来喂养马、牛、骡、驴,或磨成粉来喂猪,使猪“肉肥加重”。

食物的吃法也影响其营养价值。在遵化,生吃某些蔬菜的做法颇受青睐。一个例子就是生食“味微苦”的齿状莴苣根以及某种芜菁叶。人们也生食红辣椒,可能还生食豆芽和榛子。

那么,遵化的饮食是否比嘉兴和贵阳的更好?(141) 这里的水可能更有益于健康。人们在农耕和园艺之外还从事畜牧并打猎,这意味着肉食一定比嘉兴更充足,可能比贵阳更为丰富;当然,在这里,牛也很重要。因此,对于遵化来说,饮食中可添加很多蛋白质。而大豆、其他豆类和豌豆、花生和小麦,则会进一步增加人们饮食中的蛋白质含量。所有这些,尤其是大豆——豆粉的蛋白质含量超过肉类的平均含量,比南方的主食大米含有多得多的蛋白质。还有鸡蛋,在这里似乎可以普遍食用;可能也有少量的羊奶供应。

与嘉兴相比,这里的水果和坚果非常均衡,数量也明显地比贵阳多,虽然后者的果树也很有名。因此,这里富含一些额外的维生素C。蔬菜品种很多,这就确保了人们所需的大部分矿物质和维生素的供应。存储蔬菜越冬的技术也很发达。当然,可能除了有野菜以及野坚果树可资利用外,论及蔬菜,没有理由认为遵化的情况比嘉兴和贵阳要好。

至于钙的供应,虽然新近它在中国人的饮食中的比例相对较小,但遵化的豆粉中含有大量的钙,即使数量有限的无花果的钙含量也很丰富。遵化的樱桃和李子有助于钙的吸收。因此,在这方面,这里相对具有优势。

在中国,视黄醇或维生素A以及人体内转化成维生素A的预成物质的缺乏,是另一个问题。对此,遵化这里丰富的瓜果会有所帮助。食用瓜类,每100克就含有大约175毫克的维生素A的等量物。桃、李和樱桃也是少数对此有用的水果品种。不过,所有这三个地区维生素A的常备来源可能主要是深绿叶蔬菜。例如,每100克的食用莴苣中就含有290毫克的胡萝卜素,也即维生素A原。

凭我们可以处理的粗略史料去比较两个地方饮食的优劣,对其结果不能太过肯定,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同样”的食物,因其产地以及收获和加工方式的不同,其效果可能会迥然有别;更何况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器官可能适应了某个地方特定的饮食中某类物质的缺乏。不过,总的来说,遵化饮食的质量很可能比嘉兴和贵阳的好得多,并且由野生食物和野生动物所构成的自然环境的缓冲作用,对于稳定食品的供给也有积极意义。

就这样,我们对遵化人不同寻常的长寿之谜作了粗略的解释。

(1) 伊懋可:《血统与统计:从地方志的烈女传中重构帝制晚期中国的人口动态》,收于宋汉理主编:《帝国历史中的中国妇女:新视角》。

(2) 康豹著:《厉鬼与送船:帝制时代晚期浙江的温元帅信仰》,纽约: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 何崧泰等纂修:《遵化通志》(出版者未述明),卷25:祀典,页3ab,以下简写为《遵化通志》。对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所提供的缩微胶卷,我深表感谢。涉及“厉”的另一条资料,参见其下的314页。(推测此处所说的“厉”的另一条资料,指的是3b页所说的“厉坛祝文”,而这里所标记的314页可能有误,因为《遵化通志》中的“祀典”总共才21页。——译注)

(4) 曹树基著:《清时期》,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5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5—336页。这里给出了19世纪每年0.28%的增长率。(该书此处原文是:“宣统二年遵化州有166547户,以户均5.4口计,约有89.9万。若此数据为真,从嘉庆二十五年至此,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7‰”。——译注)

(5) 《遵化通志》,卷15:舆地,风俗,页14a。

(6) 《遵化通志》,卷15:舆地,风俗,页15a。

(7) 《遵化通志》,卷15:舆地,风俗,页13a。

(8) 《遵化通志》,卷15:舆地,风俗,页14b。

(9) 参见陈君石等著:《中国膳食、生活方式与死亡率:65个县的调查研究》,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和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版(J. Chen, T. C. Campbell, J. Li, R. Peto, Diet, Life⁃Style and Mortality in China: A Stud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65 Chinese Count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and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Oxford, 1990)。

(10) M.科恩著:《健康与文明的兴起》,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M. Cohen, Health and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Conn., 1989);A. 麦克法兰著:《和平时期的恶战》,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7年版(A. Macfarlane, The Savage Wars of Peace, Blackwell: Oxford, 1997)。

(11) 《遵化通志》,卷15:舆地,货部,页40b。

(12) 下文关于现代遵化的信息主要来自遵化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遵化县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以下简写为《遵化县志》。

(13) 《遵化通志》,卷43:页2b。

(14) 《遵化通志》,卷13:舆地,山川,页21a。

(15) 林旅之著:《鲜卑史》,香港:博文书局1973年版,第13—14页。

(16) 《遵化通志》,卷16:城池,页2ab。

(17) 公元前3世纪至5世纪初。

(18) 今遵化西北部。

(19) 今玉田。

(20) 林旅之著:《鲜卑史》,第35—36页。

(21) 林旅之著:《鲜卑史》,第332页。

(22) 具体例子见于林旅之的《鲜卑史》的第77、145和161等页。

(23) 林旅之著:《鲜卑史》,第87页。

(24) 林旅之著:《鲜卑史》,第80—81页。

(25) 林旅之著:《鲜卑史》,第201—202页。

(26) 引自陈述著:《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页。(作者说此段出自《隋书》,不确,应为《新唐书》。——译注)

(27) 金渭显著:《契丹的东北政策》,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

(28) 林旅之著:《鲜卑史》,第361—364页。

(29) 为了使第二节的第一句解释得通,我只好将“城”改为了“成”,但不确定这是否正确。看起来这一句似乎也与这首民歌其余部分的风格不太吻合,因为这首民歌的场景似乎是欢快的。

(30) 秦川是陕西西北的清水河的一部分,流入渭河的上游。

(31) 《遵化通志》,卷13:舆地,山川,页4a。

(32) 以下的论述主要以陈述的《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为基础,其余的资料引自金渭显的《契丹的东北政策》。

(33) 陈述著:《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第17—20页。

(34) 陈述著:《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第70页。

(35) 陈述著:《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第30—31页。

(36) 陈述著:《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第70页。

(37) 这里的棋指的是围棋,它是在纵横361个交叉点上落子,而不是下在点与点之间的方块内。

(38) 出自王曾的《行程录》。

(39) 陈述著:《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第106页。(还包括107页。——译注)

(40) 金渭显著:《契丹的东北政策》,第68页。

(41) 金渭显著:《契丹的东北政策》,第11页。

(42) 陈述著:《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第36页。

(43) 《遵化通志》,卷47:金石,碑刻,页2a—3a,以及陈述著:《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第73—74页。

(44) 《遵化通志》,卷43:古迹,公园,页4ab。

(45) 很可能是983—1030年在位的辽圣宗的妻子。所乘车置龙首鸱尾,饰以黄金,夏秋从行山谷间,花木如绣,车服相错,人望之以为神仙。不过,另有两位契丹皇后也是这个姓。参见方宾观等编:《中国人名大辞典》,第1645页。(此处作者引自19世纪末丁炜著《后湖考》,应指萧太后,即辽圣宗之母。——译注)

(46) 这两个地方在秦、汉两代均是中国西北部的历史名胜。

(47) 《遵化通志》,卷13:舆地,山川,页4b。

(48) 按照某种理论(即五行论。——译注),既然“金克木”,“金”抑或指的是契丹人所推崇的元素。金渭显著:《契丹的东北政策》,第137页。这句诗文可能标记了一场秘而不宣的战争。

(49) 即沙苑。

(50) 谢肇淛著:《五杂组》,1608年,台北:新星书局1971年再版,第716页,以下简写为《五杂组》。

(51) 《遵化通志》,卷16:建置,署廨,页9a。

(52) 长城以北。

(53) 《遵化通志》,卷43:页1a。

(54) 《遵化通志》,卷43:页1a。

(55) 《遵化通志》,卷43:古迹,遵化十景,页22a。

(56) 中国自然资源丛书编撰委员会编:《中国自然资源丛书》,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卷:河北卷,第348页。以下简写为《中国自然资源丛书》。

(57) 关于这些要点和以下的要点,参见《遵化通志》,卷1:页1a—12b。(实际在《遵化通志》卷1:陵寝,图考,页3b。——译注)

(58) 《遵化通志》,卷5:陵寝,宸翰,页3ab。

(59) 《遵化通志》,卷6:陵寝,宸翰,页1a。

(60) 《遵化通志》,卷6:陵寝,宸翰,页2b。

(61) 《遵化通志》,卷7:陵寝(作者写成了qinling。——译注),禁令,页13a—14b。

(62) 《遵化通志》,卷2:陵寝(作者写成了qinling。——译注),祥瑞,页4a—7b。

(63) 《遵化通志》,卷16:城池,页1ab和2b。

(64) 《遵化通志》,卷15:舆地,风俗,页1b—2a。

(65) 《遵化通志》,卷16:署廨(作者写成了“shujie”。——译注),页3a。

(66) 《遵化通志》,卷15:舆地,风俗,页1b。(其实是页2a——译注)

(67) 《遵化通志》,卷15:舆地,风俗,页2a。

(68) 《遵化通志》,卷15:舆地,物产,木部(作者写成了mupu。——译注),页25a。

(69) 《遵化通志》,卷15:舆地,物产,木部(作者写成了mupu。——译注),页27a。

(70) 《遵化通志》,卷15:舆地,物产,木部(作者写成了mupu。——译注),页25a。

(71) 《遵化通志》,卷15:舆地,物产,谷属,页1b。

(72) 《遵化通志》,卷13:舆地,山川,页16b。

(73) 《遵化通志》,卷13:舆地,山川,页23b(双城河)和24b(蓝泉河)。

(74) 《遵化通志》,卷15:舆地,物产,谷属,页1b。(是2b页。——译注)

(75) 《遵化通志》,卷15:舆地,风俗,页3a。

(76) 到帝制晚期,此处的“冶游”一词通常指“嫖妓”,用在这里明显不当,因此我在翻译时回溯到它在古代的含义,即一个女子与心爱的人一起漫步。

(77) 这里所用的“箕帚”一词通常指“畚箕和扫帚”,更常指“妻子”。在此处的语境中,“妻子”解释不通,因此我凭推测,在这里按“箕”的原义解读,即一种“簸箕”。

(78) 《遵化通志》,卷55:烈女传,页8a(张氏)。

(79) 《遵化通志》,卷15:舆地,物产,页3b。

(80) 《遵化通志》,卷15:舆地,风俗,页3a。(是页3ab。——译注)

(81) 《遵化通志》,卷15:舆地,物产,页14a。

(82) 《遵化通志》,卷55:烈女传,页2a。(是页3a、12b和56。——译注)

(83) 《遵化通志》,卷15:舆地,风俗,页2ab。

(84) 并非“破五”的通常之意。翟理斯著:《华英字典》(H. Giles,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912年初版,台北:敬文书局1964年再版,第1143页,说“破五日”是“正月初五——节日终了”。我的翻译所依赖的类比是“破日”,不吉利的日子。

(85) 《遵化通志》,卷15:舆地,风俗,页9b。

(86) 从上下文来看,可能是一位神祇。

(87) 《遵化通志》,卷15:舆地,风俗,页11a。

(88) 《遵化通志》,卷15:舆地,风俗,页11a。

(89) 《遵化通志》,卷15:舆地,风俗,页12ab。

(90) 《遵化通志》,卷15:舆地,风俗,页12b—13a。

(91) 《遵化通志》,卷15:舆地,风俗,页14a。

(92) 《遵化通志》,卷15:舆地,风俗,页14a。

(93) 《遵化通志》,卷15:舆地,风俗,页11b。

(94) 《遵化通志》,卷15:兽属,没标注页码。

(95) 《遵化通志》,卷13:舆地,山川,页13a。(题为《知州长白修礼和韵诗》。——译注)

(96) 《遵化通志》,卷13:舆地,山川,页13a和14a。这两首诗的第一首(即周体观的诗。——译注)论及,万斛泉的水过去曾经干涸过,但是现在又水流如注了。但并不是每一处水源都四季长流。

(97) 《遵化通志》,卷13:舆地,山川,页21b。

(98) 《遵化通志》,卷13:舆地,山川,页18b。(其实在页20b。——译注)

(99) 我用“石灰”来注解“石”,因为那才是石膏或白粉所需之物。“珉”通常译作“雪花石膏”,这种石膏质地细密,非常适于雕刻,但其颜色通常近乎白色,与该诗文中的“青”不相符合。

(100) 《遵化通志》,卷13:山川,丰润县,页码难以辨认。(是页37a。——译注)

(101) 《遵化通志》,卷13:山川,玉田县,页23ab。

(102) 《遵化通志》,卷13:舆地,山川,页23b—24b。

(103) 《遵化通志》,卷13:舆地,山川,页18a。

(104) 字面意思是“活”。

(105) 《遵化通志》,卷13:舆地,山川,页14b。

(106) 《遵化通志》,卷13:舆地,山川,页15a。

(107) 《遵化通志》,卷43:古迹,遵化十景,页24b。

(108) 《遵化通志》,卷13:舆地,山川,页12b。

(109) 《遵化通志》,卷13:舆地,山川,页14a。

(110) 《遵化通志》,卷13:舆地,山川,页16ab;以及卷43:古迹,遵化十景,页24b—25a。(实际在页24a。——译注)

(111) 《遵化通志》,卷15:物产,禽兽(应为“兽属”。——译注),页1a。其实李时珍提到这一说法的来源时用了“又云”,表明是道听途说的。其措词略有差异,而且不像方志那样与食人特别联系起来。参见李时珍著:《本草纲目》,159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再版,第五册(实际是第六册。——译注)第51卷第3页。

(112) 《遵化通志》,卷15:舆地,物产,禽兽(应为“禽属”。——译注),页1a。这里的鸟很可能指的是隼,但从其庞大的体型看,却又像是鹰。

(113) 在1608年的《五杂组》的第736—737页,我们发现如下的叙述:“教鹰者,先缝其两目,仍布囊其头,闭空屋中,以草人臂之。初必怒跳颠扑不肯立,久而困惫,始集臂上。度其馁甚,以少肉啖之,初不令饱。又数十日,眼缝开,始联其翅而去囊焉。囊去,怒扑如初,又惫而驯,乃以人代臂之。如是者约四十九日,乃开户,纵之高飞。半晌,群鸟皆伏,无所得食,方以竹做雉形,置肉其中,出没草间,鹰见即奋攫之,遂徐收其绦焉。习之既久,然后出猎,擒纵无不如意矣。”

(114) 《遵化通志》,卷15:舆地,物产,禽兽(应为“禽属”。——译注),页1a。

(115) 《中国自然资源丛书》,第14卷:河北卷,第10页。

(116) 《中国自然资源丛书》,第14卷:河北卷,第67—68、69、71—72、127、147等页。

(117) 《遵化通志》,卷15:舆地,物产,禽兽(应为“禽属”。——译注),页1b。

(118) 《遵化通志》,卷15:舆地,物产,禽兽(应为“禽属”。——译注),页1b。

(119) 《遵化通志》,卷15:舆地,物产,禽兽(应为“禽属”。——译注),页2a。

(120) 《遵化通志》,卷15:舆地,物产,禽兽(应为“禽属”。——译注),页2a。

(121) 《遵化通志》,卷15:舆地,物产,禽兽(应为“禽属”。——译注),未标注页码。

(122) 《遵化通志》,卷15:舆地,物产,禽兽(应为“禽属”。——译注),未标注页码。

(123) 《遵化通志》,卷15:舆地,物产,禽兽(应为“禽属”。——译注),未标注页码。

(124) 《遵化通志》,卷15:舆地,物产,禽兽(应为“禽属”。——译注),未标注页码。

(125) 《遵化通志》,卷15:舆地,物产,禽兽(应为“禽属”。——译注),未标注页码,但本页内容在前面的引文之下。

(126) 《遵化通志》,卷13:舆地,山川,丰润县,页27a。

(127) 《遵化通志》,卷13:舆地,疆域,页7b(其实是舆地,山川,页10b。——译注)。我将“道”译为“Immanent Pattern”(内在规律)。

(128) 《遵化通志》,卷15:物产,兽部,页1a。

(129) 《遵化通志》,卷14:舆地,关隘(作者拼写成了guanyi。——译注),页3a。我将原文中的“蹇裳”(提起衣裳)这一短语转译为“throw back my cloak”(扔掉外套),因为前者是一个沿自上古的习语,当时中国男子是骑着马的,而要这么做,就要去换上裤子才行。这里暗含的意思是,按照确定的时尚,为了涉水或大步前行,就要准备好行头。

(130) 《遵化通志》,卷15:舆地,物产,兽部,页码难以辨认。

(131) 《遵化通志》,卷15:舆地,物产,兽部,页1ab。

(132) 《遵化通志》,卷15:舆地,物产,兽部,页码难以辨认。

(133) 《遵化通志》,卷15:舆地,物产,兽部,页码难以辨认。

(134) 《遵化通志》,卷15:舆地,物产,兽部,未标注页码。

(135) 《遵化通志》,卷15:舆地,物产,禽兽(应为“禽属”。——译注),未标注页码。

(136) 《遵化通志》,卷15:舆地,物产,兽部,未标注页码。

(137) 《遵化通志》,卷15:舆地,物产,兽部,未标注页码。

(138) 除特别注明外,这一节中的资料都来自《遵化通志》,卷15:舆地,物产,页7b—11b;蓏部(应为“蓏属”。——译注),页11b—13b;果部,页29b—34a。

(139) 《遵化通志》,卷15:舆地,物产,木部,页27a、28b、29b。

(140) 《遵化通志》,卷15:舆地,物产,页6a。

(141) 下面段落中关于食物营养价值的具体材料来自B.福克斯和A.卡梅伦著:《食物学、营养与健康》,伦敦:阿诺德,1997年,第6版(B. Fox, A. Cameron, Food Science, Nutrition and Health, Arnold: London, 1997);以及J.盖洛和W.詹姆斯主编:《人类的营养与营养学》,爱丁堡:丘吉尔·利文斯通,1998年,第9版(J. Garrow , W. James eds., Human Nutrition and Dietetics, Churchill Livingstone: Edingburgh,1998)。关于中国营养状况的一般看法,以陈君石等著的《中国膳食、生活方式与死亡率》的第47、55、59和62页的内容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