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地方的拓殖：中国人的第八章

贵州省俨然另一片天地。省会贵阳坐落于1250米之巅,这里系四条河流流域的源头所在。(1) 它以桃李花开时“芳菲夺目”而闻名遐迩,气候温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2) 其周围,亚热带群山层峦叠嶂,河谷纵横逶迤。森林中蛇猴相安,鹿奔虎逐,飞禽走兽欢腾雀跃。虽然一些地方有瘴气伺伏,但仅限于几个地方而已。与沿河漂流而下的木材一样,可提炼水银的朱砂等金属矿石也吸引了汉族商人和实业家。

这里自古就是苗族人的家园,当然他们也是乔迁至此的。口口相传的苗歌表明,他们曾生活于东部海滨,但在某个时候却向西长途跋涉,(3) 大概在迁徙途中还逐渐赶走了“猡猡”(读作“luó luó”,作者拼成了Lolo。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彝族的旧称。——译注)等其他部落。歌中提到,他们因人多寨子容不下而被迫离开,不过一直存在着的汉人的压力更有可能是问题之所在。在这一旅程中,他们似乎掌握了制斧砍树的技术,也学会了使用其他工具。而技术上的所有进步,包括造船和建木寨,都在这一唱一和的歌词中高高兴兴地被记了下来。(4)

在贵州,一些苗族人与前来的汉人结盟,文化上也部分被同化;其中一些人甚至接受汉人后裔的领导,他们通常是受朝廷任命的“落籍”土司。其他人则为自由斗争了数百年。反抗似乎始自明代,当时汉人官府施行了一项直接的控制举措(即改土归流。——译注),客居的汉人也增多了。(5) 直到19世纪70年代初,苗族人争取自由的斗争才最终归于失败。(6)

虽然到清代时苗族人也有枪有炮,最初可能是从17世纪80年代反清失败的吴三桂残部手中得到的,但帝国火器上的优势可能发挥了作用,因而制伏了他们。(7) 由于苗族人“弥漫山谷,击之则四窜林莽,少顷复聚”,(8) 朝廷军队就毁掉他们的藏身之处,想方设法将其消灭。他们烧毁苗族人的村落,有时对它发射“火箭”,(9) 并且“伐山通道,直逼其寨”。(10) 为加快沿江的军事运输,他们“浚浅滩,辟险碛,伐巨林,凿怪石”。(11) 苗族人也砍倒大树堵住山路,并建栅栏,附凿小孔架火铳,以求自保。(12) 环境状况决定了战争的特点,战争也改造了环境。

中国人的征服和占领始终受到一定程度的威胁,而这一行为所造成的社会紧张状态则助长了犯罪活动的条件。18世纪初就有一群苗族人“仍时出劫掠汉夷男女,售与汉奸(此处‘汉奸’,当时特指汉人中的坏人。下同。——译注),转贩他省,以获重利。”(13) 夹在两大敌对武装之间的熟苗则受害尤甚:(14)

无事则役以挽运;用兵则驱为向导。军民(15) 待之如奴隶,生苗疾之若寇雠。官兵胜,则生苗乘间劫杀以泄忿。生苗胜,而官兵混行屠戮以冒功。

有一次,当熟苗响应安抚企图时,官军却杀夫,并虏其妻女,以贩卖牟利。其他苗族人在获悉这种暴行后,就“人怀必死,多手刃妻女”,以表达自己抗争到底的决心。(16) 无论是战是和,抑或处于非战非和状态,贵州都如其19世纪末的方志所言,是一块“半不通语言文字,则风俗难同”(17) 的拓殖之地。除了当地战事,普通罪犯和“客”中的社会边缘群体,以及贪婪且军纪涣散的官兵,他们合在一起使得该地险象环生。

贵州此地美,美中却透着诡异与恐怖。对组织严密且财力雄厚的外来者而言,这自然是个有利可图的地方,但当地人却被剥夺了其地理上的禀赋。这里是从他省前来的中国冒险家、逃难者和不满者的庇护所,但有时候他们甚至也会因气候、疾病和战事而心生恐惧。对汉族官员、士兵、商人和居民来说,征服该地并将其纳入思想、环境、经济及行政控制之下也绝非易事;到近代之初,这远远没有完成。

此时,中国人在贵州的拓殖仍在进行,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早些时候出现在其他地区的汉人扩张伊始时的大体情形。在意识形态上使扩张合理化,实乃文明的一大使命,但官员们可能会直陈其事。这里摘取知府为1850年《贵阳府志》所作的序言的一部分。(18) 应当注意的是,在公元一千年和两千年之初的漫长的数百年间,该地为独立或半独立的南诏国及其后的大理国所统治。对此,他却未置一词。

秦汉之际,尝置黔中牂柯郡(19) 矣。当夫庄蹻[楚国(在中部)的将军,在公元前3世纪末面临大秦帝国崛起之时,自立为王]开边,唐蒙持节[去岭南的南越国]之时[公元前2世纪],即曰内属,不过羁縻。

至于元明[13—17世纪],百战而后服之,再叛又几弃之,控御固若斯之难哉。夫必有鄙夷不屑之心,而后彼亦悍然不顾以相抗。

今者毒溪瘴岭,尽立室家,卉服鸟言,俱隶版籍。驱其豺狼狐狸,垦其荦确草莱,岁纳其粟米铚秸,呼召役徭,罔敢或后。

盖文德之怀柔远矣。而其俊髦亦默体朝廷激发鼓舞之意,不肯自外相与。讲明乎道艺,步趋乎矩绳。

尚在这些自得之词墨迹未干之时,1854年最后一次苗族人大起义爆发,将近二十年才被镇压下去。

对这篇序先作两点解释,可能会有助于理解:

首先,是人口。最早可资利用的贵阳府较为可靠的人口数字,是在“乾隆嘉庆间”,即1800年左右。此时有152000户在册。晚一些时候但在1850年之前备好的府志稿记录了173000户(实为172958户。——译注),约904000口,比率是平均每户约5.2人。(20) 登记在册的人口随时间推移而增多,这位知府就此所做的评论表明,由于难以区别实际增长和统计数的增长,因此,对最后这一日期之前数百年或数十年的人口增长所做的任何估计都是靠不住的。

其次,是长期动荡。在这个方面,最严重的行政危机是雍正帝于1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开始的剥夺或削弱内部自治之土司权力的努力;通过这一权力,大部分少数民族自此一直由某种间接统治制度统治着。(21) 在1724年给8省(其实只有川、陕、湖广、云、贵。——译注)督抚的上谕中,雍正帝阐述了他对总体形势的看法:(22)

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所属土民每年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然土司之敢于恣肆者,大率皆汉奸为之指使,或缘事犯法,避罪藏身;或积恶生奸,依势横行。

第二年,在给参与平叛的封疆大吏的上谕中,雍正帝又根据奏报描述了当时正在发生的一些恶行:(23)

闻黔省狆民最为不法。上年三四月间,辄敢蚁聚抢夺集市。至八月间,抚提会调兵丁二千名,委员进剿。于九月行至定番州(今贵州惠水县。——译注),兵丁强买民物,喧闹罢市。暮抵古兰地方,夜火不戢,又复焚毁熟苗五寨,以致民苗合围,射伤官兵。

在多种原因的作用下,时断时续的当地战火经久不息,还不时地燃烧起来,并演变成大规模的起义。有清一代,四次起义烈火先后发生在17世纪90年代、18世纪30年代(由反抗雍正帝的改革所促发)、18世纪90年代和1854—1873年。(24)

关于贵阳的每一份文献,不管是上谕、序言,还是诗歌,都得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解读。

苗族人

在少数民族眼中,这世界是个什么样子?目前仅有少量的资料阐明了这一主题,贵州东南地区的一部苗语婚庆对唱集就是其中之一,它给我们提供了有关这里的人们如何看待其生活环境的见解,虽有些零乱但却很生动。这些歌曲在最近二三十年得到收集,部分是因为它们正在逐渐消失。很难知晓自帝制晚期以来它们有多大的改变,被加工或可能删改到了什么程度。下面选译的部分,是以汉语逐字转译的苗语改编本为基础的。(25)

开篇,是一场人们熟知的暴风雨:(26)

天空闪晃晃,雷声响隆隆,

河中洪水涨,满坡满岭淌。

在闷热的盛夏,“他把衣服脱,就像蛇蜕皮,就如虿蜕壳”。(27) 这说明他虽有自我意识,但也是一种动物,而且不像开化的汉人那么多愁善感。

万事皆有因:(28)

有儿有娘生,有水有崖淌。

不过,对我们西方人和汉人而言,这样的因果关联可能有点儿怪异。而对苗族人来说,所有的生灵,包括神和动物,都是在神秘的远古时代杂婚产生的结果,因而彼此是亲戚。这就是婚姻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即使是石头,也寻求婚配:(29)

石头不得亲,石头得生气,脖子胀得很,石头才吞亲,吞戚去精光。

人们观察常见的野生动植物的方式可能会直截了当:(30)

黄色灰色蝗,睡在茅草坡。

抑或按照婚姻神话来想象:(31)

猴子家撵客,撵亲去深山,撵亲往绿林。

这样的树林时常出现在实际或想象的背景中,但有时仅仅是为了修辞的需要,如下所述:(32)

钻村寻好汉,进林找干柴,不得根干柴,也得半干桠,找不着贤人,也找个精灵。

虽然干柴比湿柴好烧,但贵州是多雨地区,干柴难找。因此“找干柴”是苗人用来象征困难之事的寻常方式。

然而至少到晚近的这一时期,农业景观是多数人生活于其中的景致:(33)

过了弯弯田,田埂弯又弯,来到大桥头。

几乎可以肯定,人们怀疑没有一座桥是苗人自己修建的。民歌中已糅进了新奇地出现的外来人,还提到了他们的那些建筑。

此外,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地道的民间智慧:(34)

河水哗哗响,能生长庄稼,或是条干河,庄稼不收获。

还有零散的语句暗示,随着人口的膨胀,打渔捕蟹会给资源造成压力:(35)

一村八百户,一河八百簖。

蟹簖是用竹子编的,也可用来捕鱼。而在人多蟹满时,民歌可能只洋溢着欢腾的气氛。那一唱一和是令人着迷的。

自然既可用作隐喻,也是真实的存在。一首歌中描述,岳父岳母看见秤银子的戥盘里堆满银子后,就为那钱争吵起来,互拽对方的头发,并且他们的

前额相碰撞,如雀被胶粘。(36)

另一首歌写道,据说有人

挖蜘蛛钓鱼。(37)

很多地蜘蛛(ground spider)确实有这类袖状网(sleeve⁃like web)。(作者将“蜘蛛”译为“tube⁃like webs of spiders”,意思是“有筒状网的蜘蛛”,故有“袖状网”一说。——译注)

人们还采集野生植物。跟上面提到的干柴一样,它们也可作为比照,从而揭示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一首歌中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介绍人要

找哥来配妹,找花椒配蒜。(38)

你若能找到,那可是味美的香料。

通常提到的野生动物都很小,譬如野猫、猴子(吃野果)、老鼠、水老鼠和水獭。也提到了青蛙——当作食物。提到老虎时说的都是上古时期的,当然在帝制末期,贵州这里也有老虎出没。还有一首诗歌涉及犀牛找亲的情景,但这完全是虚构。

由此得到的显著印象是,这是一个从事农耕的社会,人们在田里和有篱笆的菜园里忙碌着,他们也饲养牲畜,包括牛、马、骡、猪、鸡、鸭、鹅,还有家猫家狗。不过,他们依然给人一种鲜活的感觉,生活得比汉人更接近较为狂野的大自然。

这些歌曲的开篇都会问到一个惯常的问题。在遥远的过去,当这个农耕社会创立之时,

哪个最聪明,开块田种粮,杀头牛订亲。(39)

答案是苗族人的两个传说的祖先。农耕与人类社会的出现密切相关:(40)

天上阴沉沉,

大地黑压压,

雷公隆隆响,

闪电明晃晃,

洪水往上涨,

变成把薅锄,

修条大宽沟,

修个好村寨,

水才流下来,

亲才住那里,

戚才住那里。

人们焚烧残茬,给土地施肥:(41)

地肥靠火烧,鸡吃米长大。

土地面积是衡量财富的标准。彩虹,作为龙媒人,告诉未来新娘的父亲,新郎腰缠万贯:(42)

家产千万挑,九千丘一坝。

还经常提到简易的水利设施:(43)

送到深塘边,塘水绿茵茵。

水牛和普通的牛充当劳力:(44)

灰牛去耙田,犁田养老小。

随后:

七月大热天,水牛滚泥窖。(45)

最后,歌中说到了这个社会的商业方面的情况,提到村落中还有市场。(46) 苗族人铸造自己的铁制农具,(47) 造船,(48) 织布。(49) 他们的屋脊“似马鞍”。(50) 他们有供奉当地神灵的庙宇,(51) 熟悉法庭,用到了诉状,人们猜测这可能是用汉语写的。(52) 他们也有自己的符号记录系统,至少会记下婚约,将它们刻在木头上。歌中有对这样一份婚约的描述,还称赞它刻画得很清晰;而在提到某种可能是当地书面文字的东西时,歌者说它们

岔开似狗掌,弯扭如羊角。(53)

该社会这些方面的特征,特别是对法庭的熟悉,应当归结为中国人几百年来的统治和影响,当然并不清楚他们在某个特别方面的影响程度到底如何。歌中涉及的主要事项可能都十分古老,但新近发生的情况也很容易被穿插其间。

苗族人对自然感应异乎寻常地钟情,诸如“荆叶沙沙响”(54) 之类的诗句即可为证。但更为特别的是,他们时常对其他造物表现出古怪的情愫。在下面的诗句里,“香”这个人是歌中的主角。为了寻妻,他正携带着一份礼物:(55)

是群灰公鸭,站在田埂上,见香去说亲,肩上挂只鸭。

也就是说,活得好好的鸭子看到了一只遭殃的死鸭子。

必须承认,其中很多诗歌所表达的意思晦涩难懂。从我们的角度看,上面引用的诗歌并未充分地表达苗族人观念世界的新奇与特别。但有一点应该很清楚,他们没有完全被汉人的生活方式所同化,因此就简单地将其视为“蛮人”,这是根据通常不那么大度的汉人的看法而产生的一种误解。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他们较为单纯的世界观无法永远抵挡复杂的汉人文化力量的影响。

战争与发展

战争是西南边境发展的动力,而军事胜利则是全面的经济渗透,当然还有行政介入的前提。西南地区无法从冲突转变到或多或少稳定的和平局面,因为这一局面是以对虚设的“朝贡地位”的认可为基础的;在朝鲜和越南,由于政府组织良好,这种地位最终证明是可能的,它们当然也有能力动员起有效的军事抵抗。虽然宋朝曾与高度汉化的云南的南诏国有过良好的关系,但此地在帝制晚期并无稳定的政治结构,因此,中华帝国(the Chinese empire)无法与之确立长久可靠的合约。

对此地也不能只是听之任之。从中国人的观点看,汉人与苗、瑶、壮及其他部落男子之间的边疆战事成了一个久拖不决的安全问题。中期帝国治下,朝廷主要采取承认当地世袭土司的方式来巩固其地位,以使当地的其他势力难与之匹敌;作为回报,这些土司要承认汉人的宗主权,且常常需要纳贡。这种情形几乎持续到了晚期帝国,不过其间也起用了数目不等的流官。数百年来,当地一些古老家族虽然变换着头衔,但在其势力范围内,他们仍保持着统治地位。因此,杨应龙的祖辈,镇守川黔交界的播州的安抚使,在晚唐、宋、元以及明代统治期间一直在这里据有官职,而他却于1589年举事反叛。

15世纪末对大藤峡瑶民暴动的镇压,为战争与环境的相互影响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证。该地紧挨贵州南境,在广西桂平以北约六十里处。虽然该地与贵州南境的环境并不相同——譬如,瘴气更盛——但它与之非常接近,足以引导我们很好地认识这一问题。下面的故事出自清代官员谷应泰于1658年所做的私人撰述,即《明史纪事本末》。其视角和内含的评价属于清代早期的那种。(56)

广西浔州(57) 之境,万山盘矗,中有水曰浔江……夹江诸山,皆砑巀嶪,其最险恶地为大藤峡。盖有孤藤渡峡,涧如徒杠也。

惟藤峡最高。登藤峡巅,数百里皆历历目前,军旅之聚散往来,可顾盼尽也。诸蛮以此为奥区……

藤峡、府江之间为力山(58) ,力山之险倍藤峡焉……其中多冥岩奥谷,层磴绝壁。入者手挽足移,十步九折,一失足则陨身数百仞下。中产瑶人……又有僮人(今壮族。——译注),善传毒药弩矢,中人无不立毙者。

谷氏接着讲述瑶民首领侯大狗在1450—1456年掀起的暴动,其军队“攻堕郡县,出没山谷”。到1457—1464年,悬赏缉拿他却始终未果,兵部尚书王竑认为,对付大狗可能是“譬之骄子,愈恤愈啼,非流血挞之,啼不止”。1465年,韩雍领导平叛之战,其目标直指大藤峡上叛军老巢。在击败一些苗“贼”后,他下令斩了四名不守纪将领,以立威于军中。随后,他用土兵160000剪除了藤峡之羽翼。他们生擒俘虏1200名,斩首7300多级。

据说,当他询问当地父老下一步该如何行事时,他们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大藤天险,重岩密箐,三时瘴疠。某等生长其地,不能得其要领。且贼闻大兵至,为备益坚。莫若屯兵围之,且战且守,可不战自毙。

父老们出此计策情有可原,因为他们渴望家园避免全面战争所造成的流血与破坏。

韩雍不以为然。因为当地地形复杂,且面积广大,不可能有效地合围。他还认为,屯兵日久,将士意志必定松懈。因而,他下令封锁诸山隘口,并发起全面攻击:

贼闻兵来,置妇女、积聚于桂州横石、寺塘诸崖……峡南排栅坚密,滚木、礧石、标枪、毒矢,下如注。官军登山仰攻……将士用团牌、扒山虎(59) 、压二笆(60) 等器,鱼贯以进,皆殊死战……雍命纵火焚烈,烟焰蔽天,日尽晦,贼大溃散。

无数瑶人被捕,“贼屋庐藏积皆赭”。韩氏命军队穷追那些跑去保护妇女的人。(文献原文中并没有“保护妇女”云云。——译注)途中,其部“伐山通道”。对栖息地的这种破坏是一种生态战争。谷氏形容第二座山上的竹木林“林箐丛恶,非人所处”。韩雍诱使瑶人突围,并用大炮将其轰倒,当然将这些大炮运上山坡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文献原文是说瑶人滚下礧石大木以阻挡韩雍军队,于是韩雍派人潜至山顶,待瑶人中计滚完后就发炮告知,即“用千斤礧石大木转而下,声若雷,岩谷皆应,弩矢雨注。雍诱使大发,而令人间道潜陟其巅,觇贼发竭,举炮为应。”——译注)在“缘木扳萝而升……猿引蚁附”地到达敌军营寨后,帝国将士“发火箭焚其栅”——最后这一术语也可以指小型火箭(small rocket)。三千多瑶人被砍了脑袋,此后,韩雍磨崖石将其得胜岁月刻在上面。最后,他斩断瑶人“蚁度”如桥的巨大峡藤,将此地改名为“断藤峡”。

这种强行教化行动的影响持续了二十多年。时间如此之长的原因在于,为使当地稳定,除了重新植入人们熟悉的准封建化(quasi⁃feudalism,在这里可能指朝廷改土归流的诸多举措。——译注)外,韩雍也别无良策。实际操作起来,就是将土地分给他的下属军官。他们很快就干起从“贼”手中收受贿赂的勾当。更常见的是:

贼……横江御人。总制都御史陈金,谓诸蛮不过利鱼盐耳,乃与约:商船入峡者,计船大小给鱼盐与之。诸蛮就水滨受去,如榷税然,不得为梗。

蛮初获利听约,道颇通。金亦谓此法可久,易峡名“永通”。亡何,诸蛮缘此益无忌,大肆掠夺,稍不惬即杀之。

1512年,哲学家和官员一身二任的王阳明领命负责平“贼”,即使在他1520年死后,该地很长时间内仍需兵威震慑。谷应泰的评论表明,他对难于制定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感到很沮丧。“流官”与“土官”的混合使用没能带来有效的治理,儒家教育对瑶人剽悍本性的影响也微乎其微。贸易使他们“见利犬狺”,建营堡加以约束却导致他们“失势兽骇”。他们不受人摆布,但也不能将其置于“王化”度外。大军糜费不可久驻此地,但少量人马又无济于事。军屯也没能阻止掳掠。

为解决此类问题,1629年,在贵州西北最终实行了以发展农业来改变贵州环境的战略,谋划者为朱燮元。朱燮元本来负责镇压“猡猡”首领奢崇明与安邦彦的联合暴动,后者是水西苗人的世袭土司,其祖先从公元前3世纪起就归顺了历代的汉人朝廷:(61)

燮元乃大会诸将,曰:“水西多山,险丛箐篁,蛮烟僰雨,莫辨昼夜,深入难出,以此多败。当与诸君扼其要害,四面迭攻,渐次荡除,使贼乏粮,将自毙。”

于是焚蒙翳,剔岩穴,截溪流。发劲卒驰骋百余里,或斩樵牧,或焚积聚,暮还归屯,贼益不能测。凡百余日,所得首功万余级,生口数万。每得向导,辄发窖粟就食,而贼饥甚。

当安氏投降后,朱氏上奏九法,他认为这有利于维持安定:

不设郡县,置军卫,不易其俗,土汉相安,便一;

地益垦辟,聚落日烦。经界既正,土目不得以民不耕地,渐侵秩,便二;

黔地瘠,仰给于外。今自食其土,省转输之劳,便三;

国用方匮,出太府金币劳诸将不足,以爵酬之爵轻,不若以地,于国无损,便四;

既许世其土,各自立家,经久远,永为折冲,便五;

大小相维,轻重相制,无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定,便六;

训农治兵,耀武河上,使贼日备我,便七;

从兵民便,愿耕者给之,且耕且戍,卫所自实,无勾军之累,便八;

军耕抵饷,民耕输粮,以屯课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使各乐其业,便九。

要记得苗族人也从事农耕,这可能会被视作从容不迫地使该社会汉化的举措。准封建的军事行政结构将会确立起发展框架,文化差异也将得到尊重。所以他很快就能上奏说:“今臣分水西之壤,授诸渠长及有功汉人,咸俾世守。”他在搞文化融合。虽然没有明说,但言外之意似乎是,在将来某个合适时机,当万事俱备且社会凝聚力足以避免分裂之忧时,此地归顺固定流官统治的局面就会到来。从前面几页所引资料的基调以及所提出的这些政策中,我们可以大体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即此地在17世纪还有大量可资利用的耕地,当然质量可能并非上乘。这与帝制晚期的嘉兴形成了对比。

这样,贵州及周边地区的地形特点决定了战争的特性。它使苗族人可以长期游击式地对抗朝廷,但从长远来看,他们如果不零打碎敲而想持久地占山为王,却绝无可能。该省提供的人力或资源与朝廷在此地的投入无法匹敌。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环境下过于频繁地行使权力,对汉人官府来说也会不堪重负。朱燮元和其他许多汉族官员逐渐认识到,长治久安的唯一办法是改变环境。

17世纪中叶,贵州巡抚彭而述(作者误写成了Peng Ermi。——译注)以平天下为己任,积极开展平叛、拓殖、开发和约束土著的活动。这里引述的是他的《水西行》,恰好撰于贵阳以西地区(62) 安氏暴动被平定之后。其中“羽林”一词有两层意思,即:宝瓶座群星(总名为羽林天军。——译注)和皇帝亲军。乌蒙和东川属于云南,紧挨贵州西境:

惟皇神武事长征,天策羽林上将营。

特遣将军授庙略,铁骑十万水西城。

指挥如意真无比,叱咤之间风云起。

雕弓在箙箭在腰,笑谓鼠子不足弭。

苗垒何堪作战场,岩洞蛮窟不可量。

混沌以前未见此,密林深箐何茫茫。

凿山铲道填鼓吹,马上兜鍪裹糗煹。

大者牛车小负担,日为君王开土地。

延袤四府多膏田,乌蒙镇雄与东川。

此辈婚媾相犄角,古来结聚西南偏。

昨者露布三大捷,或化鲸鲵或反接。

从兹一鼓须荡平,遐荒裔土归臣妾。

瓯脱自此供职方,纵横千里多稻粮。

个中隐含了种族和文化蔑视,还有对土地的征用以及对环境的强行改变。

18世纪上半叶一个叫常安的满州旗人表达了对这片新拓之地的喜悦。注意,这里的“民”指“汉人”(广义上也包括满人),同样,“万姓”也是如此。“烟”喻指苗人的势力及其文化。他说:(63)

足底潜窥宿鸟归,耳根平洗飞云渡。

岭崖有路石为梯,悬市无城岚作护。

村落参差势不齐,民情质朴安其素。

蛮烟扫净廓封疆,万姓欢腾书露布。

征服后从审美和制图上对景观的重塑

外人第一次踏入贵州,会为其所见而惊诧莫名。当上文提到的常安骑马经过时,他写下了如下诗行,描述的大概是喀斯特石灰岩尖峰:(64)

斜插尖峰形势奇,平悬峭壁重关固。

乱松坡上雨初晴,古驿门前烟欲暮。

电激岩头百道泉,翠迷谷口千年树。

诗中提到的驿站,是帝国邮政传递服务的一部分,由此推动了第一批可靠的道路的修建。除驿站外,这里显然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人们通常的反应是,将它与更熟知的中国其他地方加以比较。邹一桂,这位以擅画花卉山水而声名远播的18世纪中叶的监察御史,描写了贵州河流回环曲折的样子。(65) 下面译文中的“Wu”,是长江下游流域的旧称。“gill”是英国北部的一个用语,指小峡谷或天坑,通常有溪水穿流而过。它好像最能表达原文中意为“咽喉”一词的意思(指的是用“gill”所译的“穴”。——译注):

吾吴富水黔富山,有山无水山不活。

深林秖觉岚气重,多穴仅与狐兔窟。

十里一匊泉五里,已成渴涓涓洑流。

贵州其实有很多河流,但没有吴地之人所习见的那种水量。

17世纪落发为僧的钱邦芑写了《他山赋》,非凡地再现了贵州的景观。在某种意义上,其诗标题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它所说的意思:贵州的山迥异于别处。这一标题也参照了《诗经·小雅》的一个短语:“它山之石”。(66) 在这层意思上,它也可以指“退位让贤”,即让别人为官。(67) 记住一点是很重要的,即:因体裁规范,中国的描述性诗文让个中好手能尽展文采,诗中也有很多象声词并极尽想象之能事。将它们当作可以了解现实的指南来解读时,就有必要考虑这一点。

钱氏脚下的路和眼前的景色都为之洞开,这可能得归功于诗中未提及的仆人用火或斧头来一马当先;正如同澳大利亚早期的一些风景画家所感觉到的,二百年后还必须这么做。(68) 从环境角度看,这些诗句证实他所到之处树木确实遮天蔽日。从心理上讲,它们所提供的见解,使人们可以洞察钱氏所感受的这种蛮荒山景的深层况味:天柱地轴似乎可见,绝非它处可比。(69) 但这天地之力为谁所有?

瞻环区之旷复,信山水之离奇。

乃黔地之荒僻,更耸异而嵚崎。

既嵽嵲而陡削,亦峥嵘而逶迤。

余也忘情尘累,遯迹遐陬遘兹,

异境心契神投,辟莱秽于(嵼,音同蹇产且通作蹇产,意为山屈曲貌。《楚辞·九章》:思蹇产以不释;张衡《西京赋》:珍台蹇产以极壮。——译注)嵃,焚荆榛于岰丘。

嵱嵷高下而毕现,崱屴前后而俱收。

登椒巅以遥瞩,觉 (音同“轧伽”,意为众山森列貌。——译注)之奔投。

烟云开合以万状,气象变眩而莫求。

若夫崧屾□(这里所缺的字可能是“”,音同磊,通壘。——译注)以艰陟,洞穴合沓而阴寻。

回溪漭潒而滂沸,大壑奔崩以怀灵。

隐窥地轴之维络,邈测天柱之矗撑。

钱氏的感受可用王杏的几句诗来概括,在后者所作的咏贵州泉水诗中,他对眼前之景论道:“悟造化之真传,以兹为鉴兮”。(70) 这里的造化是古代道家的用语,它好比一个无形却又无处不在的铁匠的作用,不断将自然中的某一物化育为另一物,而并非指天地万物的创造者。这样,山水间沉思就有了一种宗教色彩,当然,是一种新的宗教,一种新的玄学。

钱氏也描画了一种未经人类染指的元初荒野,当然用的是汉文词汇而非苗文语词。学界往往认为,中国人觉得真正的“荒野”索然无味,但它似乎让钱氏感到很惬意。他接着说:

松桧丛倚,柏杉掩映,

篁筠疏密以相间,花卉参差而互亲。

谈完江潴后,他又讲道:

高柳丛生于浩淼,枝柯披荫于洪渠。

荇藻丝牵而带续,芹茝(71) 斜刺而剑舒。

禽鸟间关于林杪,凫鹥泳唼于蒲菰。(72)

对他而言,这似乎是一片未被蹂躏的世外桃源,他在其中怡然自得。

贵州山石奇形怪状,令人心醉神迷。这一目之华彩乐章,连同其快板节奏,绵长悠远,难以尽言;钱氏在诗中对它们进行了描述。在此略引数语,以传其神韵:

独是奇石磈磥,拔地插天,

或赑屃而硈,(音同更。——译注)

或碪而屈卷,

或逆竖而倒悬,

或龙盘而虎奋,

或鹏举而凤轩。

这里的“Atlas”,即赑屃(读作bìxì,作者将它们拼成了Beixi。——译注)的西化对应物(Atlas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因支持巨人族首领泰坦反对主神宙斯,被罚作苦役,用头和肩将天撑起。——译注),是形似龟的一位河神,据信能负重。“□”,指的是中国传统的压延布,通过在上面压上光滑的大石头而成形,这可使它的表层变硬,并增强其耐磨力。而从《一千零一夜》里发现的“roc”,是中国古代神话中大“鹏”鸟的西方对应物。

可见,钱邦芑正在以汉人的观念来感知这个对他来说颇为新奇的世界。虽然并非有意,但他也是一个抹杀之前的某种见识的文化征服者。

制图者对同一景观又别有洞见,这可从1850年的《贵阳府志·序》中略窥一斑。当此之时,人们对精确的喜好日益增强,而所编之志几乎如同一部末日审判书:地形、居所、植物、动物、人口、税收等一一在列,就连士绅烈女也都有简洁的传记,只是偶尔闪烁点色彩。

至少从公元3世纪的裴秀以来,(73) 中国的制图者们就懂得坐标方格,当然很少在方志舆图中加以使用,这也许是因为所需调查的苛刻性所致。然而,这些图都是在坐标方格上构画的:贵阳府总间距为60里,更小的间距单位是10×10的方块。将如此复杂的一个地方纳入地图概念控制之下,这项工作之艰难使编者也不禁有些灰心丧气:(74)

图难矣,而图黔南尤难……

图黔南者,虽知裴氏之六法,尚不能成,何则?黔以南多深谷。当其下入也,两岸之峰峦若合,无人焉能下,以入谷之中。

黔以南多伏流。当其断续也,重源之显见难知,无人焉能遥以测川之脉。故水道之见于旧记采访册者,或有源而无委,或有委而无源,或有源委而无受纳之支川,或有支川而无决入之左右先后……

黔南之地多华离,非仅犬牙相错也。一州一县或分为数区,多与它州外县相隔。或一里一司或悬绝千里(75) ,反与本州岛岛本县联属。又或苗狆错杂,瓯脱即在郊关之外。村屯无异,受辖乃至三四之歧……

黔南之路丛箐多,而远近无定。山岩断阻,或百里之径纡曲至于半千。官程驿路稍有规杆,密洞穷乡无复步里。又或百里之遥,举中而得半,三分而取一……

黔南之山,峰丛嶂杂,无原隰以拓之,无川渎以止之,繁多而纪律乱,(76) 叠起而向背迷。居民尟少,名号恒无,而形势模糊,冈峦若一。以故谭山脉者,非繁言莫竟,或叙数里之支而累牍,或举由旬之干而连篇……

若夫方言杂糅,百里之川或百其名,三里之堡至三其号,此则名称之不可恃也。

审美和制图反映了同样寻求掌控的两幅不同的面孔。

拓殖官员的看法

在新任地方官到任时,虑及税收、农产和天气,还有良好的治安维持等,他是否会料想将要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府县?参照1850年方志中《分星略、五行略》部分有关此地位置的那一节——即分野略,它标示了与之相关的、被认为会支配其命运的星宿——他可能会发现如下几条信息:(77)

南干宛延于广顺、贵筑、贵阳、定番、贵定之间,居高山之脊,故寒;然近南服宜暑,寒暑相适,气候反平。冬无祁寒,夏无酷暑,南干以北无瘴疠。罗斜最南,居赤水(78) 之上,间有瘴。开州、修文最北,有寒疫,然不多也。

这“寒疫”的种类晦暗不明。有一点却很明确,即:南干这个大分水岭将贵阳一分为二,使两地在瘴疠方面迥异。

该方志接着叙述,先是白描,然后用我们可能会称之为玄学的方式进行。不过,这种区分对前现代时期的中国读者而言没什么意义,他或她大多认为所有的评论都同样真实可信:

日西则景朝,多雨之地,故恒荫翳足雨泽。山高溪深尟平地,故其谚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地高,故候少晚。

其经流……皆陷下,两岸皆峻壁。少渠堰之利,水泽悉资天雨。故农时五日不雨,则雩祈之祀行……

涧谷之中,日月亏蔽。有伏阴,故多雹。地直坤维,故多女,好巫鬼。皆阴气盛也。

“the Dark⁃Female Principle”指上古中国玄学中的“阴”,“the Feminine⁃Chthonic”指出自中国古代占卜用书即《易经》的“坤”卦。中文语词“坤维”有两层意思。它既可以用来指“地之一维”,即高山;也可用来指“坤”。

“巫”——降神招魂者,大做法事,锣鼓喧天,还给阴间烧“黄表纸”。(79) 对此,18世纪在湖南省西南一带为官的朱颎(“颎”,读作Jiǒng,作者拼写成了Gong。——译注)做过一首诗,题为《苗祭神·惩淫祀也》。(80) 诗中,朱颎的文化、社会偏见和种族蔑视态度跃然纸上,然而另一方面,他又对这壮观的场景津津乐道:

沙锣镗其鸣,铜鼓坎其鼓。

杂沓召巫觋,缤纷饰猫虎。

束腰垂红巾,齐头裹青组。

野僚掷叉跳,洞徭掉臂舞。

雄猛作将军,鬖跪翁姥。

村女花缀钗,山童草缠股。

纸旗曳筼当,瓦缶罗酱蒟。

喧笑献豕头, (繂,繂音同律。——译注)焚鸡羽。

香烟郁紫云,符水洒白雨。

侏(同俪。——译注)语难听,醉饱神或吐。

我闻教民俗,祭法必师古。

容貌肃衣冠,揖让严步武。

齐戒慎语言,馨洁陈酒脯。

致敬无敢亵,降福斯有主。

非类必不歆,失礼非所取。

薀藻羞王公,蒉桴迓田祖。

安得洗蛮烟,采入豳风谱。

最后一行涉及《诗经》中的一节(即《大雅·公刘》。——译注),它讲述的是公刘兴邦,十三代之后,周朝崛起。诗中其他部分的细枝末节并非都这么好解释——例如,为什么焚烧鸡羽?但值得回顾的是,将蒌叶叶子与槟榔及灰分一起咀嚼可作兴奋剂。(81) 薀藻(Hippuris)或杉叶藻(mare's tail)是一种水生植物。

该诗在中间稍后顿转笔锋,对于这一现象,人们在当时其他一些触及民间或不同寻常之事物的诗歌中也有发现。最终因为对儒家正直美德的崇敬,使得诗人和听者都以好游客的良知,抛开成见,去欣赏蛮人多姿多彩的活力。但朱颎的傲慢并非装腔作势。他确信苗人应该融入固有的汉文化主流中来。

汉族官员的态度有时比该诗所显示的更为复杂。其中一些人对苗人“慷慨大方的美德”深表赞赏,并且认为,虽然他们的“风俗”显得“残暴野蛮”,但他们的“品性”却“诚实正直”。(82) 明代的何景明写了一组关于“平坝城南村”村民的诗文,(83) 该诗倒数第二行意为“未受汉文明影响”的一个词组(即“化外国”。——译注)表明,他们可能大多是苗人。然而这只是一种猜测。明代的平坝是贵阳西部的一个防戍区,住的主要是少数民族。诗中,何景明首先描述了这个村庄在秋凉之际自我运转的情形:

秋荫结林霏,细雨洒茅室。

牧放止近郊,牛羊不相失。

广园散花林,平畴蔼风日。

长幼不出门,咸知恋俦匹。

这里体现了古代北方汉人从哲理上对这种季节性的足不出户的回应。于是,他想起了村民们善良简朴的生活:

沉沉古陂水,日暮寒更绿。

隔阪见居人,萝蔓缠草屋。

摘禾留客饭,采薪伐枯木。

童稚持竹竿,雨中放鸡鹜。

区区化外国,犹得睹淳朴。

其所见所闻杂糅着道家朴素的、无政府式的乡村社会之梦想。也许正如塔西佗通过对比罗马的没落腐败与日耳曼人的朝气蓬勃来嘲弄前者一样,何景明也意在批评自己所属的汉人世界。然而,正如我们从世界其他地方所知的,一个执掌拓殖的行政官员对其治下之民既欣赏又屈就,这并不稀奇。

农事

前现代时期贵州的经济增长采取了汉人模式,它姗姗来迟。1741年的府志仍若有所思地论道:(84)

贵州物产鲜少,生计瘠薄。民间无终岁蓄,故通十三府计之,户口才二十万,土地硗确……

顾山川风气,有时而开。淮海惟扬州[在长江北岸的江苏省]在《禹贡》,厥田下下,厥赋下上。而自唐宋以后,财赋遂甲天下。(85) 岂非人聚则土辟,土辟则物丰,财贿资用自饶。

好一副英勇的乐观精神,当然也面临着一定的压力。而压力产生的原因在于气候的恶劣、土著的愤愤不平;以及当地那穷山恶水——河流湍急无法行船,这一时期人们认为它们不适于给灌溉系统供水;(86) 还有频频见诸16世纪文献记载的饥馑和大瘟疫。(87) 尽管如此,此地还是显示了良好的基础。时至清末,贵阳至少已有一些发达的灌溉系统。从19世纪末的那一方志(指《黔中风土记》。——译注)中所引用的一份较早的记述来看:(88)

贵阳之田有水源浸溢,终年不竭者谓之“滥田”;滨河之区,编竹为轮,用以戽水者,谓之“水车田”;平原筑堤可资蓄泄者,谓之“堰田”;地居崖下溪涧,可以引灌者,谓之“冷水田”;积水成池,旱则放开者,谓之“塘田”;山泉泌涌,井汲以资溉者,谓之“井田”;山高水乏,专恃雨泽者,谓之“干田”,又称“望天田”。坡陀层递者,谓之“梯子田”,斜长喆曲者,谓之“腰带田”。

抽水的用具是戽水车,也就是巨大的透孔的轮子,有水罐安在其边缘,转到顶点时水被倒入水槽,而底部的水流会推着轮子转动。它们不像嘉兴的踏板水车那样需要人力的投入。然而一些地区河岸陡峭,使得水利装置难以奏效,“水泽悉资天雨”。(89)

《贵阳气候月令》表明,当地的农作制度比嘉兴的要简单:(90)

正月,雨水,桐(91) 橡(92) 咸实[分别用于制作防水油和黑色染料]。是月也,宿麦抽茎,蚕豆竞花。

二月,春分之后,遇雨,水田犁,梯田戽,爰治干田。雨甚,潴水以防竭。是月也,二麦含苞,种粱,点春荞,播早粟[可能是燕麦——参见“九月”(作者将“九月”中的“粟”译作“oat”。——译注)]。

三月,清明,始撒稻谷。雨后培塍,贮水以待莳。是月也,麦成穗,蚕豆豌豆实,荞麦茁,种稗。(93)

四月,立夏莳稻。是月也,大麦登,荞初实。

五月,芒种,谷蔬毕种。是月也,种黄豆、绿豆、小豆,刈荞,获小麦。

六月,盛暑,衣絺绤。是月也,稗怒生,稻始胎。

七月,昼暑夜凉,雨则昼凉。是月也,刈早稻,点秋收。

八月,白露,晚稻实。是月也,诸稻登,刈早稗。

九月,寒露,诸稻毕。登粟黄,垂穗。(94) 豆其枯。红稗苐稗实。农乃铧田以疏土气。是月也,刈粟、菽粱,摘稗,种二麦,暨冬蔬。

十月,始裘。是月也,种蚕豆豌豆。

十一月,农始休。是月也,蚕豆豌豆茁。

十二月,寒重,晴则暖。是月也,雪融麦出。

细看这些日期会发现,这里跟嘉兴不一样,在同一块地上,一般不会在不同季节种两种不同的作物。(荞麦生长期在二月至五月间,可以为第二种作物留出时间,但是轮作的需要也使这不大可能。)除了稻米和小麦,人们就以生命力强但产量低且不是特别好吃的谷物以及稗(the barnyard millet)为生;稗生长快,在某些情况下栽种几周后就结籽,但在这里却要四个多月。(95)

苗族人的农事有时候还更为简单。他们在高地种植作物之前的准备工作,只是在上面放一把火了事。明代的江盈科在一首诗中记载了此事,随后在另一首诗中又补充道:(96)

绝壁烧痕随雨绿,来年禾穗入舂香。

苗族人也有环境缓冲,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打猎补充食物供应。吴国伦,16世纪的一位官员兼诗人,在下面四行诗的第三行中偶然提及这一点:(97)

历历重栅临断浦,堑垒木栅密如堵。

刀耕余力射猎还,磔鸡赛鬼挝鞞鼓。

不清楚他们所猎为何物。在贵州,人们常常提到野猪,但这猎物十有八九是鹿。王阳明(98) 的《木阁箐》中的诗句表明,在16世纪,鹿可能相当多:(99)

瘦马支离缘绝尘,连峰窈窕入层云。

山村树暝警鸦阵,涧道云深逢鹿群。

也就是说,尽管苗人早已主要成为了农牧民,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可以靠自然为生。

人类历史上最重要但几乎未被察觉的一个心理变化是,当我们再也不能仅仅靠采集或狩猎在几小时内就能轻易地获取食物,而单单为了生存就得有意识地将我们自己组织起来的时候,对我们周围的世界所产生的不安全感和疏离感就会加剧。这种变化没有明文记载,但从经历过类似情况并仍然健在的一些人——如澳大利亚的土著老人——的谈论中,可寻得蛛丝马迹。其实质是屈从于一种普遍存在但未得到承认、实际上又难以名状的恐惧。(100) 它是文明的根基所在。

血泪斑斑的财富

矿物是吸引汉族劳工和商人来贵州的奖赏之一。有种矿产品为该省及相邻的湘、川部分地区所独有,这就是朱砂。朱砂即硫化汞(HgS),是水银或汞的唯一常见的来源。传统上,它主要用于医药、偏方(譬如,对付梦魇)和冶金。它在中国的炼丹术中也很重要,因为朱砂和水银可以明显地来回彼此加以变换,这一方式表明,其变化中蕴藏着恒常的秘密。(101) 该矿石也可用于制造颜料。

贵阳有朱砂矿,分布在开州,它又以开阳著称,此地坐落于该府的北边。而田雯的《黔书》还描述过更靠北一些的采矿作业;这是明末清初一部描写该省的系列短文集:(102)

坝至洋水、热水五十里而遥,皆砂场也。洋、热之砂,为箭镞、为个子用;坝之砂为斧劈,为镜面,此其凡也。

采砂者必验其影,见若匏壶者,见若竹节者,尾之掘地而下曰“井”。平行而入曰“墏”,直而高者曰“天平”(103) ,坠而斜者曰“牛吸水”[或许是因为渗漏]。皆必支木幂版以为厢,而后可障。土畚、锸、锤、斫,斧镢之用靡不备。焚膏而入,蛇行匍匐,如追亡子。控金颐(104) [如同传说中土夫子企图敲击死者嘴里含着的珍珠而不毁坏它]而逐原鹿,(105) 夜以为旦,死生震压之所不计也。

石则斧之,过坚则煤之[然后在上面浇灌冷水,直至其崩裂],必达而后止。有狻猊焉,象[佛的象征]王焉,於菟[凤凰](於菟是老虎的别称,作者解释为“凤凰”,有误。——译注)长离焉,则大幸矣。否则杯桊焉,篓籔焉,簪珥焉,要亦听之。庞而重者为砂宝,伏土中呴呴作伏雌声,闻者勿得惊,惊则他走。凡砂之走,响如松风,无巨无细。

咸以晶莹为上。柳子所谓“色如芙蓉是也”。

方其负荷而出,投之水,淘之汰之,摇以床,漂以箕。既净,囊而漉之,不即干,口(106) 以吹之。其水,或潴之池,或引之竿,“越岗逾岭”,涓涓“天上”落也。

获之多寡,视乎命地之启闭,视乎时砂之楛良,视乎质。不可强,亦不可恒也。

人们在找那矿物,而它被描述得栩栩如生。

田雯关于朱砂的散文诗将采矿和冶炼置于一种历史、哲学、炼金术以及社会的背景之下。(107) 它也揭示了生产和买卖朱砂的巨大工商业体系是如何以伪科学、时尚和迷信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实,我们自己在商业上的很多走火入魔的行为,以及很多无用或有害的产品,大概终有一天看起来会同样的滑稽可笑。这节诗的倒数第二行提到的东西可能是化妆品。

至若丹砂之名,

首见《禹贡》,

与砥砮而并称。

入髹漆以成,

用钟乳质近,而形分紫英,

性殊而貌共。

烹而练之,绛雪琼膏。

饵而服之,十洲三洞。

娓娓说完道家对长生不老的追求后,他描述了当地兴起的朱砂热。诗中提到的贝,在上古中国被当作一种货币,是财富的象征:

于稽所产,

不一其乡。

二酉(108) 之麓间出,

汤池之下深藏,

虽习闻而未睹,

今乃见于黔疆。

阡江、盘水、婺邑、铜崖,

咸可掘而可采。

然忽闭而忽开,

未有开阳之火者也。

于是奇赢之徒,

废举之士,

指烟岚以争趋,

驱舟车而来至,

相与募保佣工,

画壤列肆,

追一线之蚓蛇。

探重泉之幽闭,

墏高支以造天,

脂亲齐以觅地,

怅晓夕之莫知,

置死生于非意。

乍吐微铓,

俨获大贝,杂土石以同居,

寝矿床而酣寐,

或如矢镞,

或如斧劈,

或莹如镜,

或黯如漆,

韎韐比光,火齐较色,

灿矣霞披,歘然榴滴,

是禀离精聿钟火。

他在这段的末尾评论道:

辟邪魔魁,豪客名家,连城肯易。

在简单勾勒了矿场“梯升绠坠”的工作后,田雯接下来就指向了水银生产所造成的污染:

沿村野老,接涧孤□,

措斗引竿,漉末拾零,

足清溪而蚀趾,目注粒而损睛,

波涛为之尽赤,襟袂为之顿赪。

苟锱铢之可取,虽纤忽其敢轻尔。

汞中毒可引发“疯帽工”综合症(据说,从前英国制帽工普遍用硝酸汞进行鞣皮工作,因此容易出现汞中毒,其表现是神经错乱,被称为“mad hatter syndrome”。——译注),主要症状是胆怯、失去记忆力和注意力。(109) 这似乎正是田雯在此处所涉及的内容,当然也可将原文的那一措辞解读为老人为了锱铢之利而变得“肆无忌惮”。

明末,这个行当愈加红火:

乃作灶支垆,置碾施杵。

研之,则我朱孔阳。(110)

蒸之,则挥汗成雨。

最后一句涉及水银生产。

诗文结尾处通常变换语气。田雯说,朱砂“不足充耳目之玩”,“乃妄传服食之神”。它也给官府带来了麻烦。所以他希望长禁其生产,并矫情地问道:“山谷何为苦?”(此句作者点读有误,其译文是“How could this cause any distress to the mountains and the valleys?”意为“这怎么会给山谷带来苦楚呢?”所以才有他的“矫情”一说。这里正确的点读应是“其莫产山谷,何为苦此一方民”。——译注)丁炜——活跃于清初的一位官员兼诗人所附加的评论增添了哲学注解:

物之宝者,取之必殚其劳。采砂之法,约略与采金同。(英文原著引用时省略了这一句。——译注)嗟夫,天地生物本以利人,迨采者既竭,而求者未厌,则利适滋害矣。

下面的一段(111) 描述的是蒸馏或提纯技术,即从固态汞中直接产生汞蒸气。结尾处提到,暴露在汞蒸气中可能会危害健康,而且注意到,“启釜甓者必含齑或脔汁乃可迩。不,则触其气而齿堕”。这是前现代时期威胁健康的人为化学危害。对于技术细节,我将略而不谈,只是想指出,其工序类似于1555年出版的乔治·鲍埃尔或“阿格里科拉”的《金属论》(汤若望曾译之为《坤舆格致》。——译注)所描述的德国的一些采矿方法。(112)

田雯最后回到了炼金术主题:

已成汞而升之,复可为殊[当它冷却时]。不忘其本,物亦有然者矣。又有自然之汞,生砂中不待烹炼而成者,尤不易得,羽化之资粮也。

变化中蕴含不变,由此体现了生死之中永恒不朽的秘密。

这是一种幻觉。朱砂加热后会转化为氧化汞,随后在摄氏500度左右分解,于是产生汞。将这一过程颠倒,在摄氏300—500度之间,汞与空气中的氧气作用,产生的将不再是朱砂,而是红色氧化汞,因为所需的硫在加工开始后就大部分消失了。而后,这种氧化物在摄氏500度时可能会还原成汞,似乎证明了变化中存在着不变。这是因为在这里所描述的对化学之理解尚处于初级水准的条件下,从空气中提取的氧气并不能为心灵之眼所瞥见。(113)

谢肇淛,明末的那位藏书家,对朱砂类长生丹药造成的危害直言不讳。(114) 他在1608年撰述的《五杂组》中说,若长时间服用,它们可致命,其后果“如石灰投火”一般。他那个时代,有一个人(此人系张江陵。——译注)于晚年服丹而死,“死时肤体燥裂,如炙鱼然”。谢对诱使人们服丹的“愚而恬”(作者将它译为“imperturbable stupidity”,意为“冷静的愚蠢”,这可能是因为对“何苦所为愚而恬不知戒哉”一句的理解有误所致。——译注)大惑不解,并且觉得:

盖皆富贵之人,志愿已极,惟有长生一途,欲之而不可得,故奸人邪术得以投其所好,宁死而不悔耳。

另一种重要的矿物是铅。活跃于18世纪中叶的赵雷生给我们留下了有关湖南黔阳即湘黔交界处的一座朝廷铅锌矿山的描述。(115) 这首诗显然存在争议,当然他所提到的问题现在只能从文本本身来猜度了。谈到细节,应该注意的是,锌大部分通常出现在闪锌矿(ZnS)中,而这常常又是与方铅矿(PbS)即主要的铅矿石一起被发现的。第一行诗中的中文语词“铅”既可以指锌,也可以指铅,因此我用拉丁文的plumbum(铅)来翻译它,以传达原文的某种韵味。但严格说来,历史上plumbum candidum即“白铅”(white lead),在近代早期的西方指的是锡:

黔阳旧产铅,黑白有二种。

深谷潜韫藏,高山森巃嵸。

开闭烦五丁,混沌现窦孔。

两手持斧凿,两足拨荒茸。

一火衔口内,闪烁微风动。

曲折入幽深,岩窟泉溶溶。

破顶下水车,雪珠天半涌。

暵其洞中泥,灿似沙裹汞。

熬以榾柮炉,居然祥金踊。

上者运神京,报最邀天宠。

迩来耗黠商,国课缺承奉。

遂使有用资,慨遭居奇壅。

安得能事吏,善为斯厂董?

第二节中给“混沌”凿孔,暗指《庄子·内篇》中第七篇末尾的一则寓言(见《庄子·应帝王》。——译注),说的是好心而鲁莽的北海之帝和南海之帝想报答中央之帝混沌的盛情款待。由于混沌没有开窍,他们就在他身上凿了7个孔,以期让他能像人那样息、视、听、尝(应该是“食”。——译注)。事实证明这种好心是致命的,而混沌在第七天就死了。这一短语乍看起来似乎是在暗示,这样来穿凿大地有点不正常而且危险,但这好像又不是赵的本意。它很可能只不过是一种文学花样,而他并没有深究。

可见,这块拓殖的边疆是原料的重要来源,而对它的需求,则以一种经典的形式,由远方更发达地区的市场推动着。木材是另一例证。16世纪被遣戍西南地区的一位官员(116) ——后来曾为当地修史(117) ——做了一首诗,诗中说到,此时为索求栋梁之材给边远地区带来了压力,这压力甚至来自远至北京的地方。他提到的赤虺河可能是现今汇入乌江的六冲河(作者写成了“Liuhe River”。——译注)的一条支流,而乌江流经贵州东北部后汇入了长江。芒部是上古此地的一个统治者的儿子:(118)

赤虺河源出芒部,

虎豹之林猿猱路。

层冰深雪不可通,

千寻建木撑寒空。

明堂大厦采梁栋,

工师估客穿蒙笼。

此水奔流似飞箭,(www.xing528.com)

缚筏乘桴下蜀甸。

在第二例中,木材的运输至少要走3000里,如果再考虑到水路运输线的蜿蜒曲折,距离会更长,而且它也是关于四百多年前市场对环境之影响的一个例证。拓殖几乎总是与对原料的寻求牵扯在一起。

桥梁

贵州的桥梁虽不如长江下游的泽国那样常见,但却更为重要。徒步涉过或乘船渡过令人头昏目眩的河谷并非易事,通常会险象环生,抑或难于登天。在人烟稀少的自然条件下,兴造土木可算是一项非凡的壮举。对这些建造物的维护和修缮则需要更多的金钱和加倍的毅力。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在这里修桥也是地方上的一件善举,并且是既能让个人在其中自由发挥积极性而又不用受官方组织约束的少数几类公共工程之一。田雯对葛镜桥的记述说明了上述很多论点。(119) 与葛镜“作誓词”相关的那些民间宗教仪式详情如何我们并不清楚,但提及它们对那故事来说必不可少:这说明真诚能感动主宰自然界的神明。

平越[贵阳东北]东五里,两山侧塞,岸高涧深。下通麻哈江,水黝如胶,有风不波。人佃居于壁间,接手猿引。雾幂山昏,寡见星日,少禽多鬼怪。昔人凿石疏道,悬縆以渡……

今(120) 有桥。盖里人葛镜缚长虹、架蹲鸱而思,卒业焉。既建,旋圮,再建,复倾。于是齐戒[也许涉及性]百日,告黎峨之神,徙鼋鼍之窟,率妻子刑牲酾酒于江,作誓词以明志曰:“桥之不成,有如此水。”

其言悲,其眦张如包胥[吴国攻打他自己的国家楚国时,他入秦庭,号哭七日,以求秦国给予他军事援助]……衣履穿决,形容枯槁,般倕为之感动流涕。如是者,垂三十年而桥成。

而葛镜以名。异哉镜也,当治桥之难也,窳窳呰呰者众矣,而矢死靡移,荡其家室之所藏,一国非之不顾,虽事无足道,然亦可谓豪杰之士。其生平志意,岂不伟哉!

呜呼,济民利涉,国侨无闻,反不若草野一善之行传世而久远,是又葛镜之羞矣。

这个酸腐的论断(指“葛镜之羞”。——译注)在随后的讨论中被修正,因为人们知道,“镜之才智善于猎名亦可矣”。丁炜的评论重申了这一点,并且强调,葛镜的道德力量对自然界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影响:

匹夫[像葛镜一样]存心济物,于物必能有济。况镜之毁家立名,百折不渝者哉?事虽渺小,然视龂龂守财为子孙饮博费者,抑亦相去什百矣。

先生与人为善,特为反复论断其序桥之险仄也,如鬼啸云阿,猿鸣雪峡;其叙镜之苦志图成也,如寡妇夜哭,逐客晨号。传神之妙,直夺化工。

作者妙笔生花,以景色描绘和明喻来润饰文章,而且笔锋所至,古老的历史和相关神明的态度也历历在目。其传达的是此桥修建对当地人所必然造成的影响。田雯对此颇有妒意;因为他作为儒家官员,肯定想青史留名,而在百姓心中,田雯及其同僚的风头被葛镜的成就抢占了。这也表明,除了“悬以渡”,前现代时期在贵州江河上建桥,是多么的困难。如文中修辞所示,只有精诚所至,人们在与自然之力的博弈中才有可能占上风。

在通往云南的帝国要道上,有一座官府所修的非凡桥梁。它从贵阳往西南方向,跨越关岭县的盘江峡谷。此桥最初在17世纪20年代为朱家民所建,当时他正领兵镇压安邦彦为首的部族暴动。这是军事需要推动发展的另一例证:(121)

盘江……入滇所必经也。两山夹峙,一水中绝,断岸千尺,湍激迅悍,类天设以界滇黔……往以舟济多堕溺。

明天启间[1621—1627年],监司朱家民拟建桥。而不可以石,乃仿造澜沧之制,冶铁为絙三十有六,长数百丈,贯两崖之石而悬之,覆以板,类于蜀之栈,而道始通。其功伟矣。

然絙长则力弱。人行其上,足左右下,絙辄因之升降,身亦为之撼摇,眩掉不自持。车马必下,前者陟岸,后者始登。若相蹑,则愈震。其险也,不可名状。

迩[即,清初]乃济之以木。择材之巨者数百,排比之,卧于两崖水。次镇以巨石,拄以强干。层累而加,参差以出,鐍其本使固。及两木之末不属者,仅三十尺有四。则又选围可丈之木,交其上。而后行者可方轨联镳,贯鱼逐队而不警也。犹且施之以栏楯,挽之以版屋,涂之以丹艧。梵宇琳宫,鳞次于崖之左右,辉煌掩映,如小李将军图画,遂为西黔胜概焉。

似乎无法知晓修建木桥所用的原始方法,它最多可能就一二百尺长,而文中说,之前索桥的绳索或铁链有几千尺长。当然,为安全起见,后来的木桥在峡谷后面的崖上还修了很长的一段。在带着这个问题而未能亲临现场察看之前,我们只好暂时存而不议,但可以指出其他两点。第一,17世纪时,此地显然还有很多大树。第二,桥不单单是中华帝国政治统治的工具,便利帝国驿马沿线通行的安全通道,它还是汉族文化统治的一种象征。其典雅之建筑笼罩着当地人觉得陌生的一种情结,并使周围景色转而适合汉人的审美要求,这很像唐代的一幅图画。丁炜对桥的这种深远作用毫不讳言,认为桥将要传播文明。他反问道:“而工岂独一桥哉?”(122) 17世纪的程封则更重实效:(123)

如云戍卒防秋去,尽地金钱转饷来。

田雯关于盘江的诗表达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对汉人来说,贵州仍是化外之地。驻扎的朝廷军队得枕戈待旦,否则,他们会因疏忽而冒生命危险,正如诗中所描述的彝族部落突然发难那般:(124)

四山壁立色如赭,盘江横流绝壁下。

惊涛赴壑奔万牛,峻架悬空容一马。

危丛古树何阴森,寻常行客谁敢临。

猺妇清晨出深洞,虎群白昼行空林。

沉潭之西多巨石,短棹轻舟安可适。

日光射壁蛮烟黄,雨气蒸江瘴波赤。

土人行泣向我云,此地前年曾败军。

守臣只知需货利,将士欲苟图功勋。

英雄谟策自有术,窜妇奸男何足论。

营中鼓角连云起,阵前临山后临水。

烹牛酾酒自酣乐,传箭遗弓尚惊喜。

战马俱为山下尘,征夫尽向江中死。

遂令狐豕成其雄,屠边下寨转相攻。

千家万家鸡犬尽,十城五城烟火空。

夕阳愁向盘江道,黄蒿离离白骨槁。

魂入秋空结怨云,血染春原长冤草。

只今异域来归王,高墩短堑俱已荒。

牧童驱羊上茔冢,田父牵牛耕战场。

惟有行人长叹息,闻说盘江泪沾臆。

历史在徘徊。逝去的士兵和战马的幽灵出没在其殒命之处,并把它变成了阴风肃杀之地。但历史也在淡去。生活中柴米油盐等琐事很快让乡民们忘掉了所曾发生的一切。如桥梁一样,值得记忆的地方也需要维护。

旅行游历

在这里四处游历依然艰难,而且危险。葛一龙的诗作《牂柯路》——“牂柯”是古时对贵州地区的称呼——是以令人沮丧的如下几句开头的:(125)

苦雨风凄凄,顽云堕恶溪。

警柝响昼堡,束薪防夜蹊。

他们必须准备生火,以使野兽不敢靠近。稍后他告诉我们,道路很泥泞。考虑到当地的降雨情形,这应该是常有之事。在一处浅滩:

仆夫欣涉水,一洗没胫泥。

贵州的空气总是湿漉漉的,这是在那里能亲身体验到的一件事。黄珂《登东山》的开篇诗句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126)

城上旌旗带雨悬,城边草树尽生烟。

山光水色连千里,人语鸡声傍一川。

我们今天与旅游相关的一些心态在当时似乎就已出现。游客去旅行,是为了见识和体验那别样风光、新奇食物、异域民风以及露水情缘。他去那儿不是为了没完没了的贸易或公务。他也可能是朝圣者,去寻找某种难以捉摸的启示,以及一些在熟悉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有一些例证将会揭示这形形色色的态度。

生活在15世纪的祁顺是明代的一位官员,因出使朝鲜时“单骑”赴会——换言之即不要豪华的扈从——并拒收所送礼品而名声远播。那些礼品非常贵重,后来朝鲜还用它们建了“却金亭”来纪念他。但祁顺似乎以游客而非官员身份到访过贵州,并且还为此留诗一首。(127) (即《石阡书怀》,可能是他任石阡府知府时所作。——译注)

男儿弧矢平生志,历遍中华到石阡。

椎髻卉裳荒服地,剑牛刀犊太平年。

雨余山翠开图画,夜静泉声落管弦。

俗客不来公事简,倚窗频和白云篇。

汉语中常用“游山玩水”一词来指旅游,那些流连于名山大川的人则被标为“云游四海”之辈。在贵州,他们经常光顾石灰岩构造的洞穴,那经历就好比到了一处蓬莱仙境或传说中的“世外桃源”。陈荣的《游雪厓洞》即是一例。(128) 这一洞穴以及别处著名洞穴依其自然特征而得到命名,其名称有的属于简单描述,但也有很多是出自佛经道藏。参观这样的洞穴就像边旅游边朝圣,人们会在审美中唤起虔诚,也会悠游好奇地东张西望,而许多欧洲人依然会抱着这样的心态走进他们自己的中世纪礼拜堂和大教堂。

牂江闻道似瀛洲,为爱清幽览胜游。

雉堞四围山北去,鼍梁双架水东流。

别开云路邀青鸟,暂息尘机玩白鸥。

青鸟是仙境中神仙的使者,通常被描述成黄鹂一般。“白鸥”则在有关贵州的诗文中经常被提及。例如,关于贵州春日的几句诗云:(129)

白鸥不避人,矫翼下溪口。

在陈荣的诗中,弦外之音当然是“真实的白鸥”远胜过想象的青鸟。

然而,人生在世不过若白驹之过隙。他接着谈到了那些洞穴带给人的宗教启示。在这里,事先作些解释会有助于读者理解。维摩(Vimalakīrti),历史上一个著名人物,据说曾因怜悯众生而“示相有疾”,在中国颇有影响的一部佛经里(即《维摩经》。——译注)是主角。他也因用语默来示不二法门而声名远播。(130) 灯有多重寓意:它们常常令人想到转化——一支火焰点燃另一支火焰——或投胎转世,或大彻大悟。“三生”一词指的是未参悟之人所经历的生死轮回。“一指”禅是宋代僧人天龙及其弟子俱胝彰显的参禅手法:举起一根手指,意为万法或道德上正确的生活方式最终是一致的。这里的“西”指印度。

玉虚宫阙彩云边,下有维摩小洞天。

钟磬声中清梵落,松杉影里夜灯燃。

闻歌欲订三生果,微笑同参一指禅。

会得西来无限意,碧溪芳草自年年。

不清楚诗中所述——比如歌与灯——多少是“真”的,多少是游客心中所想的。既然在佛教徒看来,万象皆空,也许真假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然而,我们注意到,在下文所译的接下来四行诗的末尾,“应是”在悄悄地讽刺。

此时,陈荣运用了更古老的中国玄学和道教的元素。“象”出自《易经》八卦,是宇宙流变的基本形式。鹤,长寿的象征,是仙人驾乘而遨游天空的座驾。庄周梦蝶是中国哲学中最广为人知的典故:庄周梦到他变成了蝴蝶,但醒来时满腹狐疑,不知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这个典故的真正寓意并不是说人们很难知晓其感觉是真是假,而是说万事万物都在不断地相互变化。

层楼高矗水云隈,挂斗横参万象开。

碧汉乍疑槎泛去,青天应有鹤飞来。

梦中蝴蝶原非幻,眼底蜉蝣尽可哀。

一瓣心香迎绛节,欲将清浅问蓬莱。

入圣登仙需“万缘俱净”,因为正是那缘,将我们羁绊于尘世之中。那些“卧雪餐霞客”,也即像他一样餐风露宿的游客,恰是“吟风弄月”人,换言之,即为自然之美所触动的人。他暗示,这样的人会变得如同“虚室生白”。“室”象征心灵,“白”则指虚怀若谷地参悟。也就是说,他们已迈出了通向彻悟的一小步。旅行像苦修一样劳心费力。像苦修一样,它也能提升人的境界。

田雯的《迎春》以更俗的方式,表达了有教养的汉人为丰富多彩的苗人节日所激起的又迷恋又傲慢的心态。(131) 翻译中要把握这首诗的格调并不容易。文中嘲讽与兴奋并行不悖,种族成见和文化偏见也展露无遗。

土犎秃速毛赪黄,勾芒鸦髻鞭箠长。

千夫舁举蜃雾吐,春帖红腻蛮花张。

岑牟掺挝次第起,立部之伎何堂堂。

权舆一队老农态,荷锄驱犊东作强。

斜旗大书丰年字,蒙头草笠腰鹑裳。

山谣秧歌语莫辨,盱睢口眼群相将。

逐队结连各变化,风樯阵马神飞扬。

僰童年纪十四五,朱铅涂面锦裲裆。

或弹箜篌弄筝笛,或披甲胄挥戟枪。

或骑兕象佛子国,或斗珠贝波斯羌。

壮者壁垒颇与牧,美者娇冶施兼嫱。

旋风岂类天魔舞,当筵不是成都娼。

最后一队更奇绝,身轻一鸟空中翔。

耸尻翘足立肩背,公孙剑器争毫芒。

稍后:

村翁侏俪如狰鬼,摇铃跳月心颠狂。

在进一步描述和评论之后,田雯指出,蛮人的迎春戏曲吸引了人山人海的看客,而当此之时,属吏也会放衙来观。(132) 结尾,他志得意满地说,他已写了一本《黔俗记》来赞美该地。(最后一句“他时采作黔俗记”表明,他还只是有“作”的想法,而不是“已写了一本”。——译注)对旅游来说,文人官员的辅助作用有如游记作家一般不可或缺。并且,他会让人对所描述的地方心生向往。

疾病

贵州也有让人扫兴的东西,这即是微生物(microfauna)。特别是在该省南半部,疟疾(malaria,亦称瘴气,如这一节所引文献中的提法。——译注)肆虐。它很可能是不太致命的变种,也就是说,并非由恶性疟原虫(Plasmodium falciparum)所引起。尽管对疟疾可能出现的环境条件有很多、很细的观察,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似乎没有一个汉人将它与其传病媒介大劣按蚊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在云南白族那里妇孺皆知,而至少从明初以来,与白族来往密切的汉人也对其耳熟能详了。(133) 这是田雯能在《黔书》中谈到它的原因:(134)

瘴气(135) 自镇宁(136) 以上,凡地之近粤者,即有。每于春夏之交,微雨初歇,斜日欲睨,丹碧迷漫,非虹非霞,气如蒸沫,则瘴起也。

遭之,急伏地,或嚼槟榔,或含土,庶几可免。否则立病如痎疟,久则黄疸胀腹,或逾年,或一二三年,莫之救矣。必得黄花根治之。黄花生水泽间,长尺余,叶如蓼,花开两瓣,根可取鱼,亦可倒蛊。土人多识之。

大抵瘴生于岚,山泽不正之气也。

巴黎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实验室的乔治·梅塔耶(George Métailié)认定,“黄花”可能是大戟科水黄花(Euphorbia chrysocoma),似乎仅在贵州有发现。其全名是“水黄花”。(137)

由于疟原虫在人体内从体温升降中伺机发育,疟疾通常会有数天的发作潜伏期,当然对恶性疟原虫结构而言,疟疾潜伏期就不太明显了。常见的临床表现是肝脾肿大;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出现黄疸症状。因此,梅塔耶对根治它的“黄花”的认定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有一点也很明显,在边疆地区疟疾发病的地理分布随时间而变化。这同一份资料(即《黔书》。——译注)继而提到了一种据信能驱除疟疾的非凡实践,并顺便记载了这种变化:

镇宁所辖之火红、落架,素苦瘴。近用火器惊之,即解散。遂习以为常,亦渐不能困人。地气固有时而变欤?

游记经常提到当地是否出现疟疾。何景明的《安庄道中》即是一例。(138) 在明代,安庄是贵阳西南的一个军卫。(139) (即安庄卫。——译注)他开篇说道:

处处人家空薜萝,

几年凋弊扰干戈。

山过白水峰峦峻,

路入盘江瘴疠多。

杭淮,活跃于15、16世纪之交的一位官员兼诗人,在他论盘江的诗中,似乎强调了安全旅行的季节特征:(140)

逾冈陟岭兼多病,腊尽春来不记程。

瘴水已知多客泪,穷山只是有人行。

田雯更加明理:(141)

山青敢嗟瘴疠毒,雪消且喜梅花香。

杜拯在关于盘江的很多诗中都记载,游客携带着避瘴药:(142)

泛泛盘江三月天,一篷瘴雨夜郎船。

渡头草树云垂锁,袖里槟榔客自怜。

正如田雯曾经指出的,虽然人们认为槟榔能祛除这一疾病,但最好不过的是当地根本没有疟疾。元代的李京(143) 过七星关时曾写下这样的诗句:(144)

两崖斩壁连天起,一水漂花出洞流。

闻道清时无瘴疠,行人经此不须愁。

疟疾无论在嘉兴还是下一章所关注的遵化都不曾出现。在贵州,其分布状况则限定了何时何地外人能安全无恙地行动。

想象和现实中的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是人类的另一种存在形式。这里有三则故事可以说明这一主题,它们分别涉及猿、虎和象。在每一个例子中,其“人性”则各有不同表现。

发生在唐代的一则故事表明,人们头脑中的猿和人之间的差异有些模糊,而猿有时也可能属于万物生灵之列:(145)

元和中[公元806—820年],荆客崔商上峡之黔。秋水既落,舟行甚迟。江滨有溪洞,林木胜绝。商因杖策徐步,穷幽深入。不三四里,忽有人居。石桥竹扉,板屋茅舍,沿流屈曲,景象殊迥。

商因前诣,有尼众十许延客,姿貌言笑,固非山壑之徒。即升其居,见庭内舍上,多曝果。及窥其室,堆积皆满。须臾,则自外齐负众果,累累而至。

商谓其深山穷谷,非能居焉,疑为妖异,忽遽而返。众尼援引流连,词甚恳。商既登舟,乃访于舟子,皆曰:“此猿猱耳。前后遇者非一,赖悟速返,不尔,几为所残。”

商即聚童仆,挟兵杖,亟往寻捕,则无踪迹矣。

佛尼以其光头与褐色僧衣的形貌,可能容易让人看起来她与猿、猴无异。该故事发生之时,佛教正变得有些不受欢迎,至少不被部分官吏待见。帝国对宗教进行抑制和限控的最重要举措将在20年后的公元842—845年出现。因此这也提醒我们,这个故事可能含有反佛教的一面。

虎的故事发生在贵州省东北部的费州,(146) 而且也是在唐代:(147)

费州蛮人,举族姓“费”氏,境多虎暴,俗皆楼居以避之。

开元中[公元713—741年],狄光嗣为刺史,其孙博望生于官舍。博望乳母婿费忠,劲勇能射。尝自州负米还家,山路见阻,不觉日暮。前程尚有三十余里。

忠惧不免,以持刃刈薪数束,敲石取火,焚之自守。须臾,闻虎之声,震动林薮。忠以头巾冒米袋,腰带束之,立于火光之下,挺身上大树。

顷之,四虎同至。望见米袋,大虎前躩。既知非人,相顾默然。次虎引二子去,大虎独留火所。

忽尔脱皮,是一老人,枕手而寐。忠素劲捷,心颇轻之。乃徐下树扼其喉,以刀拟头。老人乞命,忠缚其手而诘问之。云:“是北村费老,被罚为虎。天曹有日历,令食人。今夜合食费忠,故候其人。适来正值米袋,意甚郁怏。留此须其复来耳,不意为君所执。如不信,可于我腰间看日历,当知之。”

忠看历毕,问:“何以救我?”

答曰:“若有同姓名人亦可相代。异时事觉,我当为受罚,不过十日饥饿耳。”

忠云:“今有南村费忠,可代我不?”

老人许之。忠先持其皮上树杪,然后下解老人。

老人曰:“君弟牢缚其身附树。我若入皮,则不相识。脱闻吼落地,必当被食。事理则然,非负约也。”

忠与诀,上树,掷皮还之。老人得皮,从后脚入。复形之后,大吼数十声,乃去。

忠得还家。数日,南村费忠果锄地遇啖也。

很多文化里的民间故事之基础在于,相信有些动物是被施了魔法的人类,脱皮之后可暂时恢复人形,而如果不给他们皮囊,他们将受阻而不再变成动物。在这里,这种古老又广为流传的观念,与中国人依照刑律和罚税以及该故事中的食人日历惩治死者的冥府官僚系统观念掺杂在一起。很有可能,中国人对这类动物之含糊性——即它们既像人又不像人——的感知在帝制晚期变弱了。

象与众不同。田雯的《黔书》中讲述了下面的故事:(148)

明天启乙丑[1625年],水西安邦彦、蔺州奢崇明……举兵犯滇……锋锐莫可当。

人鲜斗志,黔省戒严,调陶土司兵会剿。有一象深伏小堑,鼻吸泥水数斛,乘贼不意,突出跑吼,跃起数丈,喷鼻中泥水作云雾,直挫贼锋,人马皆辟易。复卷一悍贼掷天坠地,蹙踏如麋。贼咸披靡。有裨将乘机逐北,获全胜。

及暮收兵,象尚勃勃具余勇,鼻中毒矢一。次日创剧,遍体出镞余三升,遂毙。

滇黔之人德之,为封瘗,立碣于马竜南山之阳。余为之补铭辞于石,曰:

“惟兹有象,见诸《大易》。目细形庞,鼻长齿巨。肉兼众兽,胆随四季。生于旷野,育在坊肆。动若云徙,静如山峙。七宝床施,五纹绣被。厥性至灵,颇知节义……

何让英贤,无 异类。即此一战,安危攸系。众皆束手,尔独攘臂。群寇夺魄,三军吐气……血化为磷,骨埋成玉。余烈犹生,抱忠入地。草青云黄,辚輑屃赑。”

这是中国人在神话和传说中赞美动物讲义气的又一则轶事——狗在水中打滚以打湿其沉睡的主人,使他免于火灾;马跪在其骑士所落入的山沟之侧,让他的缰绳挂下来作为后者逃生的工具,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与这些故事不同,田雯叙述的核心事件或许真实可信。

别的物种的某一成员具有道德价值,对于这种主张,必须置于人类等级所确定的价值语境中来理解,而这种道德价值并非存在于别的物种成员自身,由它所有并为它所享。想象中的土地神灵将已逝义象的血肉融入大地,它的英灵在此会长存不灭,这对其有德之人类同行来说也确实如此。除此之外,我们会发现,这是一头驯养的象,被训练来帮忙干活,并且有时会被饰以五彩纹绣。它是人类社会的一员。

人们对与现实中很多野生动物之互动的描述也是基于这样的感知,即:与它们在情感上的交流,以及不时的亲身接触,是出于人的本性,因为人与动物一半陌生一半又有亲缘关系。因而,常安会这样写道:(149)

猿啼虎啸几愁闻,

星炯月寒频怯步。

但也可能会有更令人高兴的交情。江盈科,一位活跃于16世纪末的官员,就华严洞寺庙写道:(150)

鸟窥僧灶饭,

猿挂洞门松。

然而,对老虎的畏惧从未被人们抛诸脑后:

涧影石千怪,

秋光花一班。

偶闻谭过虎,

色变戒前攀。

此乃葛一龙在《平越山中》一诗中所云。(151) 甚至虎的气味都会使人们心神不宁。15世纪后半叶的一位官员在《安庄道中》一诗中写道:(152)

一帘暝色人归市,

半壑腥风虎过桥。

更待月明刁斗动,

满天苍碧夜迢迢。

16世纪时,陆粲作歌谣一首,描写了该省边疆地区的士兵和辎重部队的苦楚,诗句如下:(153)

可怜风雨雪霜时,

冻饥龙钟强驱逼。

手搏麦屑淘水餐,

头面垢腻悬虮虱。

高山大岭坡百盘,

衣破肩穿足无力。

三步回头五步愁,

密箐深林多虎迹。

许多描写贵州的旅游诗词枯燥乏味,令人唏嘘不已,其中也会提到作者担心他可能遇到老虎。(154) 人类也可能成为猎物。

喜悦、恐怖与沮丧

贵州和西南部的景观促发了人们的不同情绪。最引人注目的一种是难以名状的喜悦。活跃于18世纪上半叶的一位官员、旅行家、诗人兼画家张鹏翀所做的一首诗,就是一个令人回味的例子。(155) 其诗的主题是水亭瀑布。预先应做点解释:中国人认为彩虹是“饮溪”而成;“摩尼”则涉及佛法,有时象征着一种以“摩尼”(Mani)著称的宝珠,据信它“暗中能令明”:

山幽路复穷攀缘,时闻细溜声溅溅。

忽警长桥古涧边,上流缭绕疑铺毡。

下流百丈临平川,断崖一落空中悬。

濛濛似滚万箔绵,随风袅袅腾蜿蜒。

须臾直讶化作烟,喷为晴雪飞翩翩。

乘虹饮练光炽然,白日照耀摩尼鲜。

重重复影断复联,砰崖裂石雷阗阗。

神摇目眩心魂颠,旧闻野兕藏涡漩。

张鹏翀在结尾告诉我们,他“朗吟”了道教经典《庄子》中的两篇,即《逍遥游》和《秋水》。这两篇涉及的主题是,大小是相对的,而人类在宇宙的位置比他们所能想象的更广阔。最后,他声称:“此身定作飞空仙。”该诗的核心主张是,真实的世界——“白日照耀”——而非佛法所言的“五蕴皆空”,让一个人达到了这种境界。

此地的景观也能引起人们的恐惧,这是田汝成论乌蛮滩的一些诗句的主旋律。(156) 这些险滩位于黔桂交界处正南方的广西境内,当然在贵州方志中有所叙述。(157) 它们所在的河流是西江的主要支流之一,而它们也以危岩林立著称,这些岩石各有诸如“三鬼”、“马槽”、“雷霹”等等之类的名号。

一叶中流下,

千山两岸开。

鼋鼍吹浪转,

燕雀受风延。

巨石迎船出,

啼猿近客哀。

从来轻险绝,

涉此寸心摧。

该处之生命气息不仅由爬行动物、灵长类动物和鸟类所体现,而且险礁怪石似乎也栩栩如生。这种恐惧能激发一种难以抗拒的兴奋,一种从与现实更直接碰撞的感知中所产生的生存紧张状态。

然而,因拓殖掠夺所蒙上的历史阴影不可能被涂抹得一干二净。李瑞的《鹦鹉溪道中》一诗提醒读者,“寇”或自由斗士——都是苗人——时不时地会施加报复;树、狗、水和鸟儿的生命力如何与人类的犯罪形成了对比:(158)

废垣几处望中存,杨柳青青荫石门。

人为寇侵先避地,犬知主去尚防村。

侵阶流水随渠满,依树啼莺到日昏。

何事草场成战伐,令人三叹不能飧。

一种沮丧的情绪笼罩着一片美不胜收的土地。

(1) 中国自然资源丛书编撰委员会主编:《中国自然资源丛书》,贵州卷,第34卷第408页。以下简写为《中国自然资源丛书》(贵州卷)。

(2) 靖道谟等编:《贵州通志》,1741年版,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再版,第1卷第1b页,第15卷第1b页。以下简写为《贵州通志》。

(3) 燕宝整理译注:《苗族古歌》,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译者序”,第1页,以及“沿河西迁”这一章,第651—786页。关于此书得以问世的搜集、抄录经过之背景,参见本章稍后“苗族人”一节开头的评论。

(4) 《苗族古歌》,第740—743和774页。

(5) 正如第485页注121(即中译本第81页注②——译注)指出的,“客”一词指在某一政治单位之内变更住所之人。与之对照,“移民”则指那些跨越国界之人。

(6) 对这些事件的概述,见H.J.韦恩斯著:《汉人在中国南方的扩张》(H.J.Wiens, Han Chinese Expansion in South China)[初版名为《中国向热带地区的进军》(China's March to the Tropics),1954年版],康涅狄格州,哈姆登:肖斯特灵出版社1967年第二版,特别是第70—93、187—191和234—236页。

(7) 譬如,参见《贵州通志》,第24卷第14b、第24卷第23a—27b等页有关雍正在位时期的战役。关于苗族人的火器,包括炮,参见《贵州通志》,第24卷第25a、第24卷第27b等页。

(8) 《贵州通志》,第24卷第14b页。

(9) 《贵州通志》,第24卷第27b页。

(10) 《贵州通志》,第24卷第26a页。

(11) 《贵州通志》,第24卷第29b页。

(12) 《贵州通志》,第24卷第24b、26b和27b页。

(13) 周作楫撰修:《贵阳府志》卷64,贵阳:贵阳府学署,清道光庚戌刻本,页1b。以下简写为《贵阳府志》。

(14) 《贵阳府志》,第64卷第2b页。

(15) 中文语词“民”既指与“官”相对的“庶民”(commoner),也指与“兵”相对的“平民”(civilian)。因此这两种翻译有时候都适用。

(16) 《贵阳府志》,第64卷第3a页。

(17) 《贵阳府志》,第50卷第20ab页。

(18) 《贵阳府志》,第1卷第4b—5a页。他名叫王成璐。(时任贵阳知府。——译注)

(19) 郡相当于府。

(20) 《贵阳府志》,第44卷第2b—11a页。

(21) 参见冯尔康著:《雍正传》,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82—399页。

(22) 《贵阳府志》,第1卷第1b页。

(23) 《贵阳府志》,第1卷第2b—3a页。给高其倬和其他人。

(24) 参见白兰、伊懋可著:《中国文化地图集》,第36页的地图。

(25) 参见杨通胜等编:《开亲歌》,贵州:贵州省民族研究所1985年版,“前言”。

(26) 杨通胜等编:《开亲歌》,第34页。

(27) 杨通胜等编:《开亲歌》,第385页。(实际是第386页。——译注)

(28) 杨通胜等编:《开亲歌》,第19页。

(29) 杨通胜等编:《开亲歌》,第12页。(包括第13页。——译注)

(30) 杨通胜等编:《开亲歌》,第85页。

(31) 杨通胜等编:《开亲歌》,第89页。

(32) 杨通胜等编:《开亲歌》,第344—345页。

(33) 杨通胜等编:《开亲歌》,第315页。

(34) 杨通胜等编:《开亲歌》,第362页。

(35) 杨通胜等编:《开亲歌》,第672页。

(36) 杨通胜等编:《开亲歌》,第640页。

(37) 杨通胜等编:《开亲歌》,第6页。

(38) 杨通胜等编:《开亲歌》,第43页。

(39) 杨通胜等编:《开亲歌》,第1页。

(40) 杨通胜等编:《开亲歌》,第23页。

(41) 杨通胜等编:《开亲歌》,第35页。

(42) 杨通胜等编:《开亲歌》,第48页。

(43) 杨通胜等编:《开亲歌》,第71页。

(44) 杨通胜等编:《开亲歌》,第328页。

(45) 杨通胜等编:《开亲歌》,第322页。

(46) 杨通胜等编:《开亲歌》,第369—370页。(即“寨中街亮堂,街好好赶场”。——译注)

(47) 杨通胜等编:《开亲歌》,第636页。(即“拿它铸锄头,铸成犁和耙”。——译注)

(48) 杨通胜等编:《开亲歌》,第32页。(即“划船去下方”。——译注)

(49) 杨通胜等编:《开亲歌》,第36页。(即“织成大匹布”。——译注)

(50) 杨通胜等编:《开亲歌》,第79页。

(51) 杨通胜等编:《开亲歌》,第388页。(即“原是土地庙”。——译注)

(52) 杨通胜等编:《开亲歌》,第635页。(即“到新州告状,告你到官家”。——译注)

(53) 杨通胜等编:《开亲歌》,第62页。

(54) 杨通胜等编:《开亲歌》,第79页。

(55) 杨通胜等编:《开亲歌》,第387页。

(56) 谷应泰著:《明史纪事本末》,1658年;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6年再版,4卷本,第2卷第157—166页。

(57) 桂平。

(58) 蒙山以西30里处。

(59) 字面意思是“爬山的老虎”。这通常指二人抬着可以登山的轿子,但此意在此处好像不通。(作者将“扒山虎”这种山行便轿译为“climbing irons”,意为“攀援铁杆”。——译注)

(60) 这是对“压二笆”之意思的猜测,即,将它想成一根棍子、一把耙子或一个把手,能给登山者另一个立足点或握力点。(作者将“压二笆”译为“alpenstock”,意为“登山杖”。——译注)

(61) 谷应泰著:《明史纪事本末》,第4卷第60—72页。方宾观、臧励龢等编:《中国人名大辞典》,第242页,以下称《中国人名大辞典》。此页描述其父安疆臣所出身的家族“世居水西,管苗族”。又参见田雯著:《黔书》,收于严一萍(作者写成Yan Ping。——译注)选辑:《百部丛书集成》第36部《雅雨堂藏书》(作者写成了“Yueya⁃tang congshu”。——译注)(清);台北:艺文印书馆1965—1968年再版,第3册,第10a—12a页。

(62) 靠近今日的黔西县。《贵州通志》,第45卷第51b—52a页。

(63) 《贵州通志》,第45卷第58a页。(原诗名为《到黔》。——译注)

(64) 《贵州通志》,第910页。(《到黔》。——译注)

(65) 《贵州通志》,第911页。(原诗名为《白水河观瀑》。——译注)

(66) 高本汉著:《诗经注释》,第184节。

(67) 既然钱邦芑号“大错和尚”,它也可能意味着他将自己视为纠正别人错误的人。

(68) T. 波尼哈迪:《持斧的艺人》,《环境与历史》(T. Bonyhady, “Artists with Axe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1995年第1卷第2期。

(69) 《贵州通志》(《四库全书》版本),572—493,第44卷第9ab页。

(70) 《贵州通志》(《四库全书》版本),572—491,第44卷第4a页。(还有572—492,即44卷7b页。——译注)

(71) 可能是荇菜(Nymphoides)和狐尾藻(Myriophyllum)。

(72) 《贵州通志》(《四库全书》版本),572—493,第44卷第9ab页。对“蒲菰”的识别尚不确定。(“蒲菰”即雕胡,多年生草本植物,生在浅水里,嫩茎称“茭白”、“蒋”,可做蔬菜。果实称“菰米”、“雕胡米”,可煮食。参见汉典以及李晖发表于《寻根》1995年第2期的《“雕胡”探源》一文。——译注)

(73)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3卷《数学、天学和地学》(J. Needham, with Wang Ling,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3, Mathematics and the Science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38—541页。

(74) 《贵阳府志》,第24卷第1a—2a页。

(75) 修辞上的夸张。贵阳府全境从南到北只有大约600里。

(76) 原文如此。

(77) 《贵阳府志》,第40卷第13a—15b页。

(78) 该文本读作“赤水”,但前页已解释过,所提到的这条河不是指通常标有这个名字的河流(它位于西北部),而是指盘江或红水河。

(79) 该方志中使用的中文语词是“巫鬼”。至于在华东地区其涵义是什么,参见郭仪霄所作《秋疫叹》的第四首,收于张应昌编选:《清诗铎》,第871页。

(80) 《清诗铎》,第883页,以及《诗人名氏爵里著作目》,第32页。所提及的“巫觋”即“灵媒”。在华南的大部分地区,都会发现各种各样的作法驱鬼之人,不只是苗人当中才有。

(81) 参见嵇含著:《南方草木状》,第46—53页。又见本书第4章“岭南”一节。

(82) 出自18世纪的一份文献,引于韦恩斯著:《汉人在中国南方的扩张》,第235页。

(83) 《贵州通志》,第44卷第28a页,572—503。

(84) 《贵州通志》,第11卷第1a页。

(85) 一种误断,可能基于扬州盐商显赫的财富?

(86) 《贵州通志》,第2卷第4a页。

(87) 《贵州通志》,第2卷第4a页。

(88) 《贵阳府志》,第40卷第15a页。

(89) 《贵阳府志》,第40卷第13ab页。(实为13a页。——译注)

(90) 《贵阳府志》,第40卷第15ab页。

(91) Aleurites属。

(92) Quercus acutissima, 之前是sinensis。

(93) Echinochloa crus⁃galli的变种,一种变异植物,通常被当作野草。

(94) 这是为什么认为二月的“早粟”可能是野生燕麦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虽然已知贵州生长着野生燕麦,但这份月令中并未单独提到过它。参见《贵州通志》,第1卷第1ab页。

(95) C. A. 兰普、S. J. 福布斯和J. W. 凯德著:《温带澳大利亚的禾草》(C. A. Lamp, S. J. Forbes, J. W. Cade, Grasses of Temperate Australia),墨尔本:因卡特出版社1990年版,第144和146页。

(96) 《贵州通志》,第45卷第38ab页。(即《黔中杂诗》。——译注)

(97) 《贵州通志》,第44卷第48a页。

(98) 哲学家—官员,此处是以其名字王守仁记录的。参见原书第228页。

(99) 《贵州通志》,第45卷第32a页。

(100) 参见R. 劳勒著:《开天辟地的声音:在土著的梦想中苏醒》(R. Lawlor, Voices of the First Day: Awakening in the Aboriginal Dreamtime),佛蒙特州,罗切斯特:Inner Traditions International出版社1991年版,第373页。

(101) 山田庆儿:《宋代的自然哲学及其在宋代学术中的地位》,收于薮内清主编 :《宋元时期的科技》(Yamada Keiji, “Sōdai no shizen tetsugaku: Sōgaku ni okeru no ichi ni tsuite,” in Yabuuchi Kiyoshi, SōGen jidai kagaku gijutsu),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1967年版,第47—48页。正如随后解释的,相互变化实际上是一种幻觉。

(102) 田雯著:《黔书》,64,4:2:第2a—3a页。原文不容易翻译,而我提出的解读与格劳汀·伦巴德-沙尔蒙早先对它的部分解读有几处不同。参见格劳汀·伦巴德-沙尔蒙著:《汉文化适应的一个实例:贵州省》(Claudine Lombard⁃Salmon, Un Exemple d'acculturation chinoise: La province de Guizhou),巴黎:法国远东学院1972年版,第190页。

(103) 字面意思是“天空”或“白昼”。

(104) 源自《庄子》的《外物》篇,其中说到“以金锥控其颐”。参见郭庆藩撰:《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928页。以下简写为《庄子集释》。

(105) 这种释译是一种猜测。(这一句译文是“Like deer, they turn the night into dawn with artificial light”,意思是“像鹿一样,他们以人工火光将黑夜变成了黎明”。——译注)鹿往往与黎明相关。因而,在杜甫给张隐士两首诗的第一首中,他说“不贪夜识金银气,远害朝看麋鹿游。”参见仇兆鳌注:《<杜少陵集>详注》,现刊第1册,原刊第2册,第1卷,第5页,《题张氏隐居二首》。

(106) 字面意思是“干燥的嘴”(a dry mouth)。对这个词以及后面其他技术术语,我都根据上下文作了合理猜测。

(107) 《贵州通志》,第44卷第11b—13b页。

(108) 两座酉山的第一座在湖南(其中较小的那一座),第二座在四川(较大的那一座)。

(109) J. V. 罗德里克斯著:《对风险的估算:我们环境中化学品的毒性与人类的健康风险》(J. V. Roddricks, Calculated Risks: the Toxicity and Human Health Risks of Chemicals in Our Environment),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8页。

(110) 引自《诗经》,参见高本汉著:《诗经注释》,第154节。

(111) 田雯著:《黔书》,4:4:第5ab页。

(112) 格奥尔格乌斯·阿格里科拉[G. 鲍埃尔]著:《金属论》(Georgius Agricola [G. Bauer], De Re Metallica),1556年版,1912年H. C. 和L. H. 胡佛(Hoover)翻译和编辑;纽约:多佛尔1950年再版,尤其是第430—432页上所描述的方法。

(113) 这些解释要归功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地球科学研究院的伊恩·威廉斯博士(Dr Ian Williams),我想要对他的帮助表示感谢。

(114) 谢肇淛著:《五杂组》,第952—953页。

(115) 《清诗铎》,第929页。

(116) 杨慎。

(117) 《贵州通志》,第44卷第44ab页。(诗名《赤虺河行》。——译注)

(118) 他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现今镇雄附近的一个镇,此地恰好是跨滇黔交界处。

(119) 田雯著:《黔书》,第11卷第12a—13b页。

(120) 在17世纪。

(121) 田雯著:《黔书》,第11卷第13b—14b页。

(122) 田雯著:《黔书》,第11卷第15b页。

(123) 《贵州通志》,第45卷第51a页。(见程封的《盘江》一诗。——译注)

(124) 田雯著:《黔书》,第11卷第15ab页。(何景明的《盘江》。——译注)进攻的日期尚不清楚。

(125) 《贵州通志》,第45卷第11b页。

(126) 《贵州通志》,第45卷第46b页。

(127) 《贵州通志》,第45卷第32a页。注意,在拼音的音标系统中,“石阡”这一地名的发音类似于“Shurr⁃chyenn”,重音在最后一个音节上。

(128) 《贵州通志》,第45卷第54b—55a页。

(129) 谢三秀所作。《贵州通志》,第44卷第32b页。(即《城南江亭学使壁哉韩公邀同参知大涵谢公小集五首》。——译注)

(130) 许理和著:《佛教征服中国》(E. Zürchen,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莱顿:布里尔出版社1959年版,第131—132页。(此书中译本于1998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四龙、裴勇等译。——译注)

(131) 《贵州通志》,第44卷第58a—59b页。比较第239页的内容。(见中译本第253—254页。——译注)

(132) “犎”是一种瘤牛(Bos indicus),在印度和东非部分地区也有发现。它有一对壮观高耸的弯角。“红腻”可能表明这些春帖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但这一见解只是一种猜测。(作者将“春帖红腻蛮花张”译为“A variegated barbarian show, red seals stamped on their springtime inscriptions”,意思是“蛮人的表演丰富多彩,他们的春帖上盖有朱印”。——译注)“天魔舞”是14世纪中叶将近元末时在宫廷形成的一种舞蹈。其灵感据说来自历史上唐代所记载的一支同名乐舞。“跳月”指的是未婚的苗族青年男女在春天的月夜跳舞择偶,此后安排婚事。汉人对这一习俗很感兴趣,并留下了大量记载,叙述了他们所认为的它何以持续的内容。

(133) 大理州文联编辑:《大理古佚书钞》,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和437页。

(134) 田雯著:《黔书》,4:4:第24b—25a页。

(135) 瘴。

(136) 在北纬26°、东经100°45'和贵阳西南。

(137) 全称是Euphorbia chrysocoma Levl. And Vant。1999年1月7日的个人通信,来自巴黎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Musée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138) 《贵州通志》,第45卷第35b—36a页。

(139) 在现今镇宁县所在的地方。

(140) 《贵州通志》,第45卷第34ab页。(即《经盘江次刘元瑞韵》。——译注)

(141) 《贵州通志》,第45卷第59ab页。(诗名《迎春诗》。——译注)

(142) 《贵州通志》,第45卷第36b—37a页。(见《过盘江》。——译注)

(143) 李景山。

(144) 《贵州通志》,第45卷第30b—31a页。

(145) 《贵州通志》,第46卷第4b—5a页。

(146) 靠近现在的德江县。

(147) 《贵州通志》,第46卷第6a—7a页。

(148) 田雯著:《黔书》,第2卷第27b—28b页。

(149) 《贵州通志》,第44卷第59b—60a页。(《到黔》。——译注)

(150) 《贵州通志》,第45卷第12b页。(《华严洞寺。》——译注)

(151) 《贵州通志》,第45卷第12a页。

(152) 丁养浩。《贵州通志》,第45卷第44b页。

(153) 诗文中未翻译的一行表明这首歌谣提到了贵州。(即《边军担夫谣》,作者提及的未翻译的一行可能是“贵州都来手掌地”。——译注)

(154) 例如可参见张一鹄的《偏桥至镇远》,后一地方位于偏桥东,在其下游60多里处。作者是位官员,擅长绘画和填词作赋,活跃于17世纪后半叶。《贵州通志》,第44卷第44ab页。

(155) 《贵州通志》,第44卷第60a—61a页。(即《望水亭瀑布奇绝作歌纪之》。——译注)

(156) 《贵州通志》,第45卷第8b—9a页。(即《乌蛮滩》。——译注)

(157) 约北纬22°45'、东经109°15',在横县。

(158) 《贵州通志》,第45卷第41b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