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的故事：物阜到民丰

嘉兴位于长江下游三角洲的南部,坐落在东部海滨。从诸多方面看,嘉兴过去两千多年的经历可以被视为大半个中国的一个范例。它与中国发展最早的传统密集型城乡地区相隔较远,后者的几个重要的中心在东北、西北以及西部的部分地区。由于与这些文化中心地带相比,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后来者,因此,它的优势在于可以让我们搞清楚,开发之前它在人们眼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这么说来,古老的北方画面就不那么真实了。(1) 同时,可想而知,前现代发展历程推进到这里,大致可以被看成是这一发展的完结。其他很多地区,特别是边境沿线,及至帝制终结时也未行进到这一地步;而另外的地区,早已如古老的西北的大多数地区一样衰落了。这就使得嘉兴成为了一个至少可当作初始模式的有用之地,当然每一个地区——不只是嘉兴——肯定都有其独特之处。

我们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是资料零碎,以至一个有趣的故事往往会有始无终。我们更常常感到有些重要的事情是在私底下发生的——特别是社会和政治冲突,但相关的叙述仅仅一带而过,并未刨根问底。要绘制出一幅既首尾关联又可信的画面,往往需要交互使用自圆其说的想象力以及严肃的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这可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

故事概要

在帝制早期,嘉兴是一片芦苇丛生的沼泽地,据说这里还生长着野稻。(2) 稻作也是粗种粗收,即所谓“火耕水耨”。(3) 当时,人们还从事渔、猎、用海水煮盐和上山砍柴等活动。(4) 最后这一项在中古或之后就难以为继了,这是乱砍滥伐的结果。在这里,包括水果和贝类在内的食物很丰富,据说穷人也天天过着无需隔夜粮的日子,“不忧冻饿”。(5)

中古时期,嘉兴从环境上看仍然是丰富多彩的,当然与早期帝国治下相比多了些人工驯化与营造的痕迹。它已成为水利之乡,海塘、运河、水闸和堤坝星罗棋布,道路与桥梁环绕其中。这时候,它的自然面貌开始受到了搅扰,犹如脸生美人痣一般;而带有题记的石碑留住了一些特别的地方的历史和意蕴,佛寺与道观的修建既增强了曾经的荒山野岭的吸引力,又在精神上征服了这荒野之地。神灵依然在这片景观上逗留;对道家神仙和显赫先祖的怀念,对出没于井泉边能兴云降雨的龙王的崇拜,对掌管瘟疫、蝗灾和其他灾难的当地神灵的崇敬等,即是明证。

在中期帝国治下,用海塘围隔大海,将围起来的土地淡化并营造围田的做法逐渐得到发展。当然,从技术上说,这种做法尚不完善。(6) 这可以从13世纪方志的相关评论中看出来,如某些湖泊“近者……皆成围田”,但是,如果在海塘周边建起更多的堤坝和田地,“岁有水潦,则潴水者益狭矣”。(7) 这显然是多年大雨后常用的救灾良方。不过,围田是推广密集型稻作种植方式的关键,因为种稻子需要精确地控制灌水和排水,还要辛苦地移栽秧苗,这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每一块田。栽秧时必需往围田里灌水,之后在庄稼成熟时再将水排出来。我们如果想一想其他的为提高资源回报而常使用的技术,就会发现,这种生产方式的资源(即土地)回报是在增加,但它却是以每小时的劳动回报递减为代价的。渠道疏浚和水闸维护也都不可能一劳永逸。(8) 大海的威胁依然存在。每一场暴风雨过后,溺者的尸体就会被冲到这片沙滩之上。(9)

海盐县没有天然的灌溉水源,只得依赖官塘取水。十日不雨,则多车戽之声,唯恐稻田干涸。(10) 为了煮盐,人们不得不种芦苇作为燃料,这表明了木材短缺的状况。中古时期新提到了一些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作物,包括小麦、豆类、麻和棉。与野生作物相比,种植作物的范围日渐扩大。这时候也生产丝绸。(11)

在中期帝国末年以及晚期帝国之时,环境压力、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在这里随处可见。就在19世纪中叶之前的1838年,嘉兴人口约为2933764人,(12) 按最粗略的估计,可能是两千年前的30倍多。据推测,汉代该地的人口为79431人,这意味着两千多年后人口增加了37倍左右。(13) 由于后来“嘉兴”地区被纳入更大的吴郡(或苏州),因此很难确定唐代嘉兴的人口。唐代——无法进一步确定时期——该地区所属的海盐和嘉兴两县的数字是30254户,按每户大约5人的比率算,那么当地的人口可能是151270人。(14) 换句话说,这里的人口在公元500年时大概翻了一番。最快速的增长发生在11至13世纪,据记载,人口从公元1080年的693310人升至1290年的约2290260人。(15) 这相当于在210多年里每年几乎增长0.6%。此后,文献所载的人口数变化较大,原因可能包括实际人口变化以及统计范围的变化。(16) “明初”(14世纪后期),这里有1112121人记录在册,1769年是2416105人。(17) [据吴仰贤等编订的《嘉兴府志》(载于《中国方志丛书》第53卷,华中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783页、第523页记载,乾隆三十四年这里大小丁一百三十四万二千六百八十二,大小口九十七万九百一。——译注]也就是说,中古经济革命,连同相当于清中期后半叶年增长率的两倍还多的人口年增长率(18) ,似乎成为了适合于嘉兴环境—经济特征的独特的发展经历。当然,人口增长造成的压力在明代有所缓解,(19) 但在危机四伏的17世纪中叶可能又出现了,而从1700年左右的某个时候往后,压力增大。

帝制晚期这里压力增大的一个症候是,技术不分性别,男女都能掌握,农耕上尤其如此。妇女日益成为农业劳动力的重要补充。虽然抽丝纺纱仍是妇女的主要工作,(20) 但在海盐等地,由于“地狭人众,力耕不足糊口”,养蚕也成为男人参与的一项“要紧事”,当然他们主要是种植桑树。养蚕之时,“男不盥,女不栉”。(21) 如果养蚕失败,养蚕人只好卖儿鬻女。(22) 在帝制后期,海塘更为坚固,结构宏伟并以石砌成,朝海一侧通常备有前一章提到的坦水和折流坝。(23) 除了最后这一点之外,经过1500年的发展,总之就是使人们的生活和生计比在帝制初年时更容易受到极端情况的影响,因为那时候还有天然资源储备可以缓解经济危机。

帝制晚期,这里的稻作变成了兼有旱地冬季作物的复种。年成好时,这些作物的产出能抵上半年的收成,但这需要额外出工,因为在冬季播种前必须尽可能将稻田的水排干,如同每年必须重修围田的堤坝以防洪一样。(24) 市场网络更加稠密,这使人们面临灾难时多了些回旋的余地。譬如,洪水过后,如果有必要重新播种,人们在市场上就可以买到新稻秧。(25) 前提当然是手头有现钱,或者有地方可以赊账。

劳动强度加大的情况在一些资料中得到了表达,譬如说到,在农忙季节“子妇竭作”来种麦豆,栽桑,筑场。(26) 在水源远离田地的地方,就使用连筒引水。气候的变化需要人们不断地对播种时间进行细微调整,而在当地不同地点、不同土质上,必须种不同的粮食,以获取最好的收成。在谷物生长时额外施肥,是帝制晚期出现的一项提高产量的精作技术,但施肥的时机不好把握(吴仰贤的《嘉兴府志》第785页提到“须相其时候”;第788页也说,“迟早相去数日,其收成悬绝者,及时不及时之别也。”——译注)。(27) 通常从外地收集和购买肥料,这在时间和金钱上造成了进一步的压力。

也许可以这样概括,嘉兴从物阜到民丰的转变是一个有得有失的矛盾混合体,伴随着其他的变化,也包括了其他的代价。这种转变的一个方面,即体现为自然被大大地祛“魅”了。至少在达官贵人中间——他们的记载是我们叙述的基础——上古和中古时期的灵怪异事虽未完全消失,但也似乎从川林中隐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愈加理性和更多世俗算计的世界,当然接二连三的瘟疫等难以控制的灾难仍然能激起狂热的宗教反应。(28) 但最重要的是,这一转变使当地社会被禁锢在一种特别的经济运行模式之中而难以脱身。技术已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即使仍属前现代技术,但也已成熟,改善的可能性十分有限。因此,如果有同样数量的人需要养活,那么,它非朝着不同的战略方向转变不可。

大海

在帝制早期,大海深深地渗进了嘉兴,结果,它在环境上成为了一片难以区分的天地:一半是咸水,一半是盐沼。在中期帝国和晚期帝国之初的几个世纪,海塘、水闸、堤坝和围田连为一体,虽偶有狂风暴雨突破这种人类防线,但大海几乎被隔绝在外。日积月累,防线内的水和土地淡去了盐分,并被分隔开来。

东北风带来的暴风雨汹涌澎湃,成为了对人类脆弱防线的最大威胁。19世纪末的县志中有这样一则关于海盐(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海里的盐”)的描述:(29)

武原(海盐的一部分。——译注)独当海面。东望无际,南则澉浦诸山,北则乍浦诸山,左拒右撑,遥相犄角。其中沿海五十余里,更无障蔽。惟赖一线堤防,日与潮水相争。而潮水之涨落大小,全在有无东北风相助为虐……

当夫天清气朗,风不鸣条。虽霉(30) 伏大汛,不过沿塘溃涌,旋即消落。如其狂飙驾潮,即隆冬严寒如银山,层拥而来,逼近塘身,作势冲击。其激而直上者,如无数白龙腾身而上,散为飞雨,泼溅塘后。其迴掣而下者如岩峦摧裂,訇然脱坏。鸿絧奔湱,声犹百万雷霆相斗。前潮未落,后潮复起。三日两日以风为节,或且风息而潮不退。盖全海簸荡,其势不得骤静也。

去年(31) 风潮屡作,为数十年所未见之危险……瓦屋皆飞,大木斯拔。但听风声雨声潮声横空压落。举境官民面无人色。

生活在这种威胁之下的人们必须遵守社会规范和政治纪律。如果想要保住性命,他们就得接受甚至欢迎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也包括强制在内,而这种干预是以必要的公共工程组织起来的。

大约生活在明代的章士雅作了一首描写暴风雨的诗,其中有两句揭示了陆地和大海之间失去的联系可以如何轻松地重新恢复起来。在说完因“惊涛”流溢而造成“水国不胜愁”后,他观察到:

波连大泽浮蛟窟

潮撼重湖徙鹭洲(32)

章士雅可能将蛟看作与鹭一样“真实”。在杭州湾远处的沙洲上,成群的这种大鸟隐约地站成一线,留在了我对该地区的最鲜活的回忆之中。与往常一样,这首诗也具有政治寓意。在结尾处,章说他为“国计民艰”而流出了两行热泪。

1696年暴风雨摧毁了上海、嘉定和川沙的海塘,对此,张永铨做了一首诗,描述了海浪侵袭、灾害发生而惨不忍睹的画面。虽然这些地区比嘉兴更靠近北部海岸,也许更加暴露在外,但是它们有着同样的大环境,而且实际上由同一段绵长的海塘保护着。以下三节诗讲的是沿海居民如何抗争,以避免厄运:(33)

数口同将绳系身,犹冀相依或相挈。

那知同泛竟同沉,或钻屋顶求身脱。

身随茅屋偕漂泊,或抱栋梁任所之。

风来冲激东西撒,或攀树杪得暂浮。

蛇亦怖死缘树头,人怕蛇伤手自释。

人蛇俱已赴沧州……

黎明雨息风不定,未没人家欢相庆。

遥见波中有一沙,千人沙上呼救命。

潮来一卷半云亡,再卷沙沉人已竟。

一日二日面目在,浮尸填积如丘山。

三日四日皮肉烂,臭闻百里真心酸。

张氏接着描写鱼儿如何吃尸体的内脏,鸟儿怎样啄尸体的肝脏和大脑。在结尾时他问道,生活在沿海的百姓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遭受如此巨大的惩罚,而且不分贤愚老幼?这将我们带到了第十二章将要讨论的天人感应的世界中去了。在此诗人的回答是,那是海神在作恶,但他并未提及它为何作恶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大海也可能是使人们身心愉悦的源泉,从中能获得摆脱红尘羁绊并遁入空灵的片刻闲暇,因为对海的畏惧能使精神更加集中。明代沈尧中的一首打油诗讲述了他在嘉兴之滨所呆一日之情况,对这些主题均有涉及。

诗中说到了鲸,这就不能不提及唐代诗人李白(作者写成Li Bo,可能与唐代另一诗人李渤混淆。——译注)驾鲸升天的传说。诗中说的织女(在“问取支机石”一句中涉及织女;汉传说“支机石”为天上织女用以支撑织布机的石头。——译注),指的是住在银河边上的一颗星宿,与她的恋人也即被称为牛郎的星宿隔岸相望。据说,她曾将一块宝石给了一群寻找黄河之源的探险家;有人则认为,黄河就像银河一样在天上流淌。在沈尧中的这首诗中,老生常谈、夸大其词与讽刺幽默非凡地杂糅在一起:(34)

褰裳出海壖,脱屣就砂迹。

水行数百步,约深二三尺。

触有古木槎,聊以距为席。

呼童携酒至,且自浮大白。

珊瑚足底□(35) ,鱼虾肘后掷(36) 。

旋看海色动,东望一线赤。

湏曳吐半钲,顷刻升全璧。

纷兮导云旗,晃矣簇霞戟。

远岛隐复见,满眼金与碧。(作者漏译了这两句。——译注)

掀髯发长啸,响震蛇龙宅。

银山倒地来,雪浪排空迫。

宾朋各窜逸,仆从皆躅蹐。

爰向枯槎跨,东西恣所适。

长鲸戴我足,封豕扶我腋。

便欲驾明河,问取支机石。

恍惚波心出,还登去时陌。

故人续欢集,把酒相慰藉……

少焉汐既退,阳侯亦遁迹。(作者将“焉”误译为“鸟”。——译注)

大地忽然生,不觉成今昔。

归邸不能寐,秋虫吟四壁。

像沈氏一样生活在陆地上的中国人认为,大海并不是一个凶狠地吞噬一切的混沌世界。他们有点像近代早期的西北欧人,自负地认为他们为天所佑,能永远在可靠的陆地上生活。(37) 当然,早些时候,在中期帝国治下,嘉兴(应是当时的松江府。——译注)的民众有着与这种欧洲思想类似但更温和的想法。他们看到当地的一座古岗,南与大海接壤,北抵松江府治,长一百里,入土数尺皆螺蚌壳,于是就认为,“此天所以限沧溟而全吴人也”。(38) 沈氏也认为,大海并不是鬼蜮之渊薮——这与前现代巴厘岛人的例子有点类似(39) ,而是神仙之居所,他在另一首诗中就是这样阐明的。(40) 大海也使很多不熟悉它的人感到恐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沈氏的客人和仆从的惊慌失措中看出来。部分是因为这一原因,对那些敢于面对大海的人来说,海也成为了身心愉悦、超脱的源泉。

与18世纪前的欧洲人不同的是,中国人认为海岸线是不稳定的。经验可以明显地证明这一情形的存在。在嘉兴的某些地区,有人居住的陆地被大海卷走了,前一章提到的王盘那个例子表明了这一点。王盘曾与大陆相连,但据宋代的常棠所述:(41)

黄盘山邈在海中,桥柱犹存。淳祐十年[1241年],犹有于旁滩潮里,得古井及小石桥、大树根之类,验井砖上字,则知东晋屯兵处。

明朝后期的方志告诉我们:(42)

宋志:海盐东南五十里有贮水陂,南三里有蓝田浦,东三里有横浦。东通顾邑(43) ,南入海又有三十六沙、九涂、十八冈及黄盘七峰布列海壖。

今县治去海仅半里,旧陂塘之迹悉沦于海,而金山相去益远。潮汐自龛赭(44) 上滩洄流,激海宁黄湾境。至秦驻白塔间[今天离岸两

公里],势复涌撼。游涛乘风坏民庐、伤禾稼,为全吴(45) 忧。堤议始亟。

这是一片不断变幻的景观。相反,在其他的地方,海岸则建立起来,譬如长江口南端、嘉兴稍北的南汇半岛。(46)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见到的,明末清初,此地在与海的交战中基本告捷。

围田

在中古时代的数百年间,这种有好有坏的景观通过造围田得到了治理。围田这个汉语词汇的字面意思是“围着的田地”。它们的形状像反转的浅圆锥帽。凸起的边缘——护堤——围绕四周,里面的渠道稍斜,通向底部的公共排水沟。围田排水指的是用踏板水车将水从排水沟中抽出来,也就是将板子接成一条连续不断的木链,带动开口的四方水槽将水抽上去。这也是一份苦差事。

在中期帝国及晚期帝国的前半段,良田位于围田的顶端;在这里,农民既比较容易用上外面的水,又不那么费力地将水排入下面的排水沟。在清代相对更平等的农业社会,围田这种方式转而延伸到了像馅饼片一样被分割的田地上,在中心地带,所有这些田地从上往下一围到底。1600年的府志对首次出现的这种转变做了如下记载:(47)

本郡围田,河泾纵横,谓古井画之遗,莫可详也。(48) 唐广德中,屯田使朱自勉浚亩距沟,浚沟距川,而其利始兴。后刺史于頔缮堤疏浍,刈树表道……

时郡为嘉兴、海盐两县。嘉兴地势平衍,旱涝易备;海盐面海并山,南高北倾,十日不雨,田者无措,故闸堰为急。令海盐者,唐长庆中有李谔,开右泾三百有一,创长丰闸二。宋咸平中,鲁宗道导蓝田浦、白塔港水一十八里。嘉佑中,李惟几浚沟洫、树木闸、置乡底堰三十。(49) 绍兴间李直养修乡底堰八十余,及常丰二闸,(50) 筑支港堰二十四。其后,赵善悉(作者误读成了Zhao Danxi。——译注)浚乌丘、招宝(51) 等塘(52) ,筑堰八十一。海盐堰闸之功,世见记载如此。

因而对水力的驯服耗时约400年,府级以下官府的参与似乎常常起着关键作用。

成功的故事背后隐含着因不同的经济与环境利益而造成的社会纠纷和政治冲突。而什么可能会引起官府与私人利益的冲突,从下面这一段对整个江南地区更为全面的描述中可窥见端倪:(53)

其围田,五代钱氏[五代时统治吴越国(54) ]常置营田军四部八百人,专力田事。宋罢营田军。端平中,转运使乔惟岳复凿所经堤堰便漕[涉及税粮]。

而富民取盈田租,辄不修圩。又其俗,以一易、再易田为白涂,田获倍常而租如故。故佃民利淹没,遂凿古堤捕鱼[它们穿过所凿洞口游进来],垦之[在坝顶]树艺,或傍圩败圯波及,于是田围尽废。每春夏霖雨,田辄弥漫。

乾兴元年[1022年],始诏发运使董诸部兵,疏导壅阏[在那航道中]。嘉祐三年[1058年],转运使……上言,诏县令,民作田塍,位位相接,因此为县官殿最。四年,诏,置开江兵,立吴江等四指挥使兴修。

因而,官府一如既往地在干预,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还会动用军队。

在最后这个例子中,官府的财政利益可能也被牵涉其中;但运输与灌溉是一对普遍存在的矛盾。澉浦的方志提到城镇和大海间只有一条可靠的运输线,为这对矛盾的存在提供了一个例证。不同寻常的是,在这里,面对气急败坏的官僚,私人开拓精神占了上风,至少一度如此:(55)

六里堰(56) 在镇西六里,高下相去数仞(57) ,为惠商、澉浦、石帆三村灌田堤防之所。缘舟船往来,实为入镇门户,因置车索[在斜坡的一侧将舟船拖上放下](58) ,今属本镇提督。

三里堰在镇西三里。元无此堰,淳祐九年[1249年]六月,大旱,民居沿河,私捺小堰。至水通诸堰,悉复毁去,独此堰为居民私置车索,邀求过往。久为定例。

然军船之往来,盐场之网运,酒(59) 库之上下,舆夫税务诸场之版解,商旅搬载海岸南货,别无它歧。河流易涸。实为不便。

况此方既有六里堰,足以防闭水利[阻挡海水流入,并限制河水流出],此堰赘立,委是为害。淳祐十年[1250年],茶园酒官……申县开掘,济利一方。但提督诸堰,实隶镇官,常宜觉察,重捺邀求之弊。

叙述到此结束,似乎并未对私置车索的居民采取过措施,镇官很可能全都得到了后者的好处,因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水利建设历经很长时间才会稳定下来。在12世纪的第二个三分之一时期,即宋代南迁都城于杭州(在东部和东南部交界处)后,嘉兴住满了随朝廷迁来的名门望族。其中很多人排干湖泊和湿地来造田。军队也复筑滨湖堤坝,在其中造“壩田”以自利。干旱时节,惟有壩田的用水得到满足后,其他人才可分得一杯羹。洪涝时期,据说这些壩田会“屹屹”周遭。它们也会阻塞通到下游渠道的出口,使平头百姓很难排干他们田里的水。

在蒙古人征服中国南部后的1297—1307年间,一个监管官署(即浙西都水营田司。——译注)得以设立,以管理“营田”,包括确定湖泊的边界并阻止百姓对湖泊的进一步蚕食。但正如1600年的方志所言:“然当事者皆胡人,不习水利。”田地“益坏”。1341年后的一段时间,朝廷努力进行过补救,但随着元朝行将终结,“河圩、厅闸实俱败决”。如果向下流动的河道畅通无阻,就会使“湖水奔驶田中,其害滋甚”。(60)

嘉兴的那些浅湖往往淤塞得相当快;如果蓄水区出现滥伐现象,致使水中所含泥沙增多,淤塞甚至会更快。总之,当然是人类的活动将一个有规律地变化的环境转化为一种人为平衡的环境,这需要细心的管理和不断的维护来加以控制。由于后面的明清两朝几近实现了这一目标,人们就很容易忽视它们曾经为之付出的努力。

作为稀缺资源的土地

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在历史长河中的某些时候都会遇到经济投入匮乏的时刻,但匮乏的不再是劳力而是土地。这种时刻肯定很难加以精确定位,而且因地而异,通常相差数百年。再说,无论什么时候,人们大概都会激烈地争夺最好的土地。反过来说,甚至在较为发达的地区,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一些贫瘠土地的收益可能也不会增加,因此不大会有人去耕种和开垦。当然任何一个时候,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因素来减缓整个帝国内部趋同情形出现的速度。移民方面也存在着经济和地理上的困难,而在陌生人中间定居也会有社会和语言障碍。初来乍到,面对陌生的地形、不同的资源和新的疾病,身体、免疫系统和技术上也需要适应。这种解释总的看来模糊不清,并且这一过程也不平衡,各种地方和各个时候都存在这样的情况,但绝不意味着变化的无足轻重。这种变化很可能改变了经济和社会互动的几乎每一个层面的特征。另外,它可能还助长了对地产的占有。

在唐代的江南,仍有相当多的土地未经开发。(61) 唐初,稻田隔年休耕的惯例仍持续了一段时间。(62) 通过移栽稻秧而优化土地利用的做法在唐代以前并未实行,随后才逐渐出现。早年间,还有通过灌水淹死杂草的做法,就像烧稻茬来肥田一样。(63) 这一时期,效率更高的农业技术开始传播,使每家维持生计所需的平均土地数减少。这些良方包括使用牛拉犁和粪肥、小型的稻米与冬麦的复种制、水车的广泛使用以及农民一年四季劳动计划的增强等。(64) 正如上文表明的,人口开始增加了。

12、13世纪,嘉兴经济中主要匮乏因素从劳力向土地的转化似乎已经定型。公元980年,每平方公里登记在册的居民数是15人(可以肯定,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字)。1080至1102年间,平均是84人。1290年达到294人。(65) 因而,只不过三百多年,嘉兴779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人口密度几乎显著地增长了20倍——更加可以确定的是,在199年间增加了3.5倍。这些膨胀的人口主要由扩大的围田来养活,在其上可以密集种植喜湿的稻米,外加日益频繁地种植旱地冬季作物,比如小麦或蔬菜。

如果要为这种转变的性质寻找定性证据,我们至少可以通过对两个时期的比较来加以说明,这就是官府拥有足够土地来建屯田谋发展的时期(如上文提到的朱自勉的例子中表明的),以及后来人们为极小块土地而热衷打官司的时期。这两个时期中的前一个时期至少持续到晚唐,第二个时期到12世纪末叶明确起来。

公元304—305年,西晋派兵3000到嘉兴做屯卒。“久而镇静,使君教兵两千,耕稼官田。岁遇丰稔,公储有余。”(66) 要清楚地了解这些早期的屯区可能是如何得到组织的,我们必须推进到500年后的唐代。公元8世纪中叶的叛乱使嘉兴饱受14年兵灾,之后,这里“因之以饥馑,重之以瘥札。死者暴露,亡者惰游。编版之户,三耗其二。归耕之人,百无其一。将多于官吏,卒重于农民。”(67) 公元763或764年,朝廷命一高官(68) 建立军屯:(69)

嘉禾土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70) 。公划为封疆,属于海浚,其畎浍达于川。求遂氏治野之法,(71) 修稻人稼穑之政。(72) 芟以殄草,剔以除木,风以布种,雨以附根,颁其法也;冬耕春种夏耘秋获,朝巡夕课,日考旬会,趋其时也;勤者劳之,惰者勖之,合耦助之,移田救之,宣其力也;下稽功事,达之于上,上制禄食,复之于下,叙其劳也(该句在英文原书中并未译出。——译注)。

根据我们所了解的后来的情况来解读这段材料,会感到这一描述在几个方面是令人惊讶的。考虑到这些军屯土地是作为灾后恢复计划的一部分加以开发因而并非典型常态这一事实,而且,由于它参照了上古三代使用的经营之法(指井田制。——译注)而对理想色彩保持了警惕,我们可以指出以下几点:第一,在这里土地仍比较容易获得;就一个县而言,250平方公里是一个相当大的地区。第二,稻作技术简单,不需要苗床或移栽,除草但不施肥,一年仅一熟,没有冬麦或蔬菜,就足以获得“如云漠漠”的收成;另一份关于同一方法的记述中提到这一点,当时它由大理评事朱自勉主持经营。(73) 第三,这一带土地的基本调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上文提及的另一份记述还说到“夫伍棋布,沟封绮错”。很明显,由于中文文献中的用语几乎无一例外地来自早期的描述,那时灌溉还是一件新奇的事,因此,这份记述就说人们是“以沟为天”。(74) 也就是说,他们已摆脱了依赖雨水来养活的窘境。对农业活动的组织也直接由官僚来管理——毕竟它们是军屯,因而迥异于至少对广大农民来说可以独立从事的活动;在中期和晚期帝国治下,这些人摆脱了某种形式的半奴役状态。

土地短缺的转变发生后,社会对农田的态度可以从公元1219年枢密院编修官钱抚对嘉兴的记述中推断出来。这篇记述的标题是《复学田记》,而学田即是将收入用于资助儒生的那种田。(学田始创于宋,延至清代,目的在于赡学。——译注)当时,人们对土地的占有发展到了甚至连相当小的一块肥沃的地产都不放过的地步。此时土地官司的增多,可作为说明这种冲动的一个标志:(75)

[钱说]国家立学,遍天下学之。制小大不同……然,莫不有土田以充储仓焉。盖迪士以教,赡士以养。可以两备,不可以一阙。倘户外之屦孔多,廪人之粟不继,此亦兴教者所宜尽心也。

做此番引论之后,他讲述了嘉兴学官萧杞的故事。萧氏论道:“士慊一饱,徒教不能以自行”。由于“旧田尚可考”,他就成为了一个“镇学”,“善计会”,“搜匿掘伏”。

这份调查中最富戏剧性的发现是“六和塔院冒据”之田:

初,院僧诱鹖冠顾氏,取其田四百六亩(76) ,虚立贱买券约。已而,夏姓民称其家质田居十之一,僧不应言买 (77) ,诣县请赎,令从之。因论僧所受顾氏田不如律,告之郡,郡不私有,悉没以予学。

僧屡讼屡衄,特以赎田者非质田子孙。有司仅给此田,余在学,固无恙。会郡博士践更,僧与胥为市[偷偷摸摸的],乘罅[在当地社会内部]去籍并已没田,掩而有之。涉年二十,阅儒官六七,弗究弗图,稔伪成真。

至是隐状始尽白,乃疏于郡、于台中及漕,协心主盟[针对被诉者],诘胥之奸,仍归之学。僧怙嚣,又讼之部,部亦坐僧非是。僧遂诎,乃合受田之数而归其半……

今兹田逃释归儒,不以养游民[指僧侣],而养秀民。(78)

钱抚的故事明显存在敌视佛教的偏见。除此之外,其中讲到的小块土地(不超过前面例子中屯田面积的0.1%)所引发的冲突之严重,以及各色人等的粉墨登场,都说明此时土地的重要性已非同一般。28公顷就足以引发一场争吵,并最终引起朝廷官员的注意,包括这份记述的作者也是应当地人所请才奋笔疾书的。

当然也有这样的时候,即政治动乱使人们可以重新获得更多的可耕地,以致缺少劳力耕作。因此,明初嘉兴的那位记录者(79) 的传记写道:“田多荒芜,悉勉有力(劳力或资金)者垦之”。(80)

随着明朝的发展,城市也变得拥挤不堪;也许我们应该说是“再次拥挤不堪”。晚明的方志描述了这一过程,而这在16世纪尤为明显:(81)

国初,郡城中民廛尚寡,四水门内纵横皆巨流,即支渠亦堪鼓棹。德靖间[16世纪20年代初],生齿日繁,市河两岸结屋如鳞次。于是土苴填委,支渠渐积成陆,而巨流亦或淤涩。居人苦之。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郡守……创议开浚市河,故渠之堙废者浚之,民居之侵隘者卸之,桥堍之垢滞者辟之。复令里出一舟,运砂土置南湖中,培为楼址。

实际上,城市人口在南宋时似乎有所增加,在宋元和元明更迭期的动荡中又下降了。至少就那个时候而言,显示早期城市繁华的证据零散而稀少,使我们无法断言事实是否如此。(82)

地产冲突也涉及木材;在中期帝国期间,后者在某些地区日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宋代沿海城镇澉浦的方志在紧接着关于镇西和西北六座山的条目之后,讲述了下面这个故事:(83)

右六山不种林木,百姓牧养牛羊处所[不像其他的山]。先是亭民百姓互争柴山,自五代至本朝有讼,屡经御判。人以石匣贮文以藏于地。二百年初无定属。每岁交锋,山上杀死不已。淳熙十一年[1184年],仓使……详起宗委,干办公事,常于公暇采舆论,参酌予夺,各分定界,永为不易之论。具奏,上悦,由是息争。

在此,我们可以略窥地产冲突进程之一斑:它常常以环境战争为标志,由此将原来普遍公用的非农业地段,譬如树林和山上牧场,转让到个别家族和社区名下。此时,一般需要种植树木来获得木材和柴火,这段引文头一句里的“种”字说明了这一点;对此,这本小书中关于澉浦地形的两句扼要评论也可以证实:“低矮白山,不种树木。”(84)

至明代,形势恶化。宋代时长墙山——有时被称作黄道山——脚下有一造船厂,那里有一个名为龙眼潭的泊舟处。造船意味着有木材供应。饶有兴味的是,当地唯一可资利用的饮用水来自半山腰的一口井,它是在僧人的倡导下开凿的,后来成了行人必经之地。16世纪,董榖——海盐当地人,《续澉水志》的纂修者——讲述了一个故事,说明木材短缺到这个时候是如何加剧的:(85)

黄道山……下枕龙眼潭。泊舟处有水军寨,外捍大海。庙在山之腰……

后龙眼潭塞……岁壬子[1552年],岛夷(86) 剽掠黄岩(87) ,浙西告警。癸丑[1553年]遂犯金山,侵及海盐。舟师守澉,集于山外[也即临海的那一面],兵有登山伐庙前柏为舵笴者。神凭之,曰:汝敢伐吾柏耶!祈吾,当宥汝!

乃谋创新厥祠。俄而潮冲沙碛,龙眼潭仍洋洋深入。战舰复集祠下,风涛不惊。自是寇经数四,终不为害,其灵贶之著显盖如此也。

这个故事暗示,此时的沿海山脉已缺乏优质木材。那棵坐落在庙宇之地上的柏树作为神树而得到保护并幸存了下来,水兵将其砍伐,犯了他们所认识到的不敬神之罪,当然,事情紧急,情有可原。幸运的是,他们亡羊补牢,因而赢得了神的宽宥。

桥

桥必不可少,因为走水路太多,既不舒服也很危险。大约15世纪末,沈炼针对平湖的筠翁桥写下了这样的诗句:(88)

淡水何弥弥,厉涉须苦匏。

中流拍浮者,瞿瞿呼亦劳!

这里参考了上古《诗经》中的一首诗(89) ,而当一首诗歌被用作证据时,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我们无法知晓典故对所要表达的意思有多大的影响。其实,人们不可能在明代中叶还这样使用葫芦。

桥梁与顶端也用作道路的堤坝不同,可以让下面的流水流淌自如,因而不影响灌溉、排水或运输。平湖的横桥坍塌后,需要跨溪建立通道,于是“乡人聚土为堰”。两年后到任的新官发现,该堰已堵塞了溪流:

适遇亢阳,远近支河莫不焦涸。访之耆老,环吁请开,亟为决放,严禁阻挠。水得大来,因无孔暵。因为设船济渡。

建水闸的计划后来因花费巨大而搁浅,但最终建了一座三孔平石板桥。(90)

这种石板桥造价低廉,但容易坏。木桥易腐烂。(91) 在桐乡邻桥翻修成平石板桥后的数月,霪雨骤下引发洪水,桥因此被毁。于是捐资修桥者重建了一座更坚固的石拱桥,当然,这种桥建起来比较难,造价也更高。(92) 到了明代,人们逐渐意识到农业的发展会减少行洪空间,而这就使得从保留的桥孔外流的水量增加,桥所承受的压力也随之加大。譬如,平湖的万安桥,据观察说,“守城成地益胜,水益蓄其外。比年,桥渐圮”。(93)

与水利规划相比,桥,更多的是由社会和个人主动修建的,当然有时可能是出于官方的授意。如果说在中期和晚期帝国治下存在着某种独立于官府的“市民社会”的成分,那么桥梁的修建,将是寻找证据,以证明其有无和多少的佳所。比较一下下面的两个故事吧,一个是吉祥桥,一个是见龙桥,二者都在嘉善县。第二个桥名中的“龙”字似乎暗指主要捐资者的名字,而不能望文生义,认为真的有人看见龙了:(94)

吉祥桥　元至正间[1341—1367年],有张巨山者,赀雄一乡,生子曰巨森,年十八,喑哑不能言。有僧募缘建桥,过其家,巨山给曰:问吾子欲何为?僧即诣其子问,忽应曰:此桥吾家当独成。巨山喜,乃捐赀建桥……巨森由是能言。

这是一种合乎道义的奇事,大部分中国人都为之欣喜。

见龙桥　环城皆水,各门俱有木梁通往来,独南门外则大通渠也。商贾帆樯旦暮鳞集。达官贵客楼船金鼓相望,冲激易圮……邑侯李仕华来莅兹土[明代的某个时候],邑人以病涉告。公蹙然,乃召居民[资金随之而来]。

有时候,“无官职”的个人可能是出生于所涉地区的官宦之人,由于回避制而无法在当地为官。16世纪,平湖县人冯汝弼即是一例,他修了焦山门桥和其他的桥,并自叙其事:(95)

嘉靖四十年[1561年]……余行自汉塘至郡城,忽风雨大作,见

雨涯断岸泥泞。牵挽徒涉者,溺水相继。余不忍见也。归办竹木砖石,沿堤修筑五十余里。十余年来,时圮时葺,恐不能为长久计。于是蓄料鸠工,修建石梁木梁三十二座,修筑石堰土堰一十五处。若其未备,不能无,望于同志君子。

明初,僧人仍是修桥的重要募款者和组织者。(96) 有时,这是为一己之私。15世纪末,晚明的方志向我们这样讲述了海盐的情况:(97)

邑治西有潴水之泽,曰贲湖。湖心有庵……庵左右有土堰,通行旅往来。数溃圮。庵僧……谋诸里中长者,易土以石,以为长久计。为梁虚其中,通湖水之消长,以杀其势。

然而,16世纪之后,在桥梁的修建上,僧人似乎不再发挥任何作用了。最后一例可能是海盐文会(作者拼写成了Dahui。——译注)桥的修建。由于每年春(98) 夏间风雨大作,致水暴涨为害,因此,在这位观察者的一生之中,桥似乎处于兴圮靡常的状态。在地方水利官员受命修桥失败后,观察者以一己之力的行动也告失败,于是水利专员在1550年组织地方士绅和僧人募集资金,招募工匠,最终取得成功。(99)

桥有时候是重要的市场,或者连接着市场。这里有关于熙春桥的一段论述:(100)

我禾百货所萃,莫盛于郡城东隅。稗贩之家,操奇赢以化。居远近归市者,肩相摩而趾相错也。南北阻,一衣带水,架桥如虹。

重建时,“制不拓于昔,而甃石悬磴较壮,且固焉。”(101) 从其用词可见,这是一座阶梯式的拱桥。

在嘉兴城外三公里处有驷马桥(吴仰贤的《嘉兴府志》第146页载,该桥在嘉兴县东一里半。——译注)。有人告诉我们,“吕太常尝以乡民入市艰于跋涉,因建此桥”。(102)

虽然在唐、宋时期,这里似乎只初建了几座桥,但到19世纪中叶,嘉兴府的桥梁已近四百座。(103)

环境与罪行

水路纵横的世界是一个容易滋生犯罪的场所,因为罪犯可以立刻消失于如织的水网之中。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生于嘉兴府的官员李日华因此曾建议,应像早年一样在大河的交汇处建水栅,当然,并不清楚何曾有过这样的做法。他的建议体现了这个水上世界的特点;在这里,水路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比旱路要大。并且,他的建议还表明了通常中国官员对自然的态度,一种欲将自然置于严密的行政控制之下的持久的决心。此外,他的建议也隐含着因这样一种情况而产生的挫败感:如果缺少持续不断的监督,其中的机构和设备同样都会崩溃破损。(104)

[李写到]嘉禾(嘉兴旧称。——译注)郡城四面皆水……以托生聚。其水必自大水分来,分多必合,下流又归大小而去。大水者,为湖为荡为浦为漾,渺茫千百余里,乃四方奸盗啸聚出没之薮也。

故禾郡之防盗,不当防之于陆,而当防之于水,不当防之于内地曲折湾流之水,而当防之于大水所来之口,与支流会合入大水之口。其口阔者或数十丈,或五六丈。一入是口,则肆行劫掠,比屋可虞。一出是口,则渺茫巨浸,即是盗乡,饱载扬帆,不复可追矣。

贼虽爱财,当亦护命。先年之盗,不敢辄入内地,止于沿塘行径寥落无人之处,剽劫孤客。正以各口有栅,口不易入;即得入,别口之栅又不易出,入而难出,势即成擒。贼亦安肯轻自送死耶?

近因承平日久,诸事迟隳,各口之栅无一存者。其称设栅锁闭者,止于城市桥梁之下横木一根,围圆不过径尺,长短不过二丈。虽有锁链,亦不坚固。又于编民中择其下户贫窘者,强抓栅夫。此不过阻遏里中往来小船,适为要锁之媒何益?防守之数,若过大盗版斧一加,立见斩截,宁足为毫发之恃乎?

今当差官,于郡城四面杳有小水接连大水去处,两边密钉椿木四五层。其木务须粗大牢壮,中留一口,作门一扇或两扇,通船往来。止是官座船与[官府的]运艘经由者,其门稍大,其余止容一船。铁链巨锁,晨昏启闭。佥点附近殷实之人,编定工食,从厚给与。

仍于栅之左右地面置造官房,督令居住,以便看守。

总栅之内,于各处桥梁仍旧,安置横木,以时启闭。此后即有大盗能斩栅而入,看栅之人力不能敌者,亦可自从陆路驰至第二层内栅边,呼集居民,为御盗之具。又于紧要栅口,拨兵船一支,临期放炮发哨……

故事结局如何,作者没有交代。其实,他所提议的诸种措施能否一一实行,大可值得怀疑。

食物供应

在中期帝国末年以及晚期帝国治下,嘉兴很多地方在食物供应上都无法自给。当地人收入的大部分来源于水上贸易、煮海水制盐、种桑养蚕或种棉花。这样,额外所需的食物必须从商人那里购买。这一模式是因当地环境局限和发展历史不长而造成的。例如,在乍浦——宋元时期由一个沿海村落聚集而成——周围,该镇每一侧的情形都大相径庭:(105)

其西,则民以盐为生。牢盆声达数十里。稍有余土,一望苇茅,不耕。北虽原田通湖邑。民有米,咸走湖间,来乍亦罕。惟东南数十百顷独近乍,田腴,岁获亩一钟。贸易相通,乍命咸系。而其坎不凿,太平犹可,一旦有警,米在山中。

这里提到的计量单位钟在帝制中期末叶并不常用,而且暂时还不能确定它在西制中相当于多少。(106)

乡村缺乏保障,这与主要由气候造成的收成波动联系在一起。收成低则价高,收成高则价低。虽然这几乎可以预测,但是不应忘记,当长途运输和市场等制度完好地建立起来之后,即使是在前现代,这也能够缓和甚至消除这些波动。马立博的研究已表明,18世纪晚期的广东省(在岭南)就曾出现过这种情况。(107) 嘉兴“常平仓”上吴宏基的碑文则描写了16世纪末该府的情况。这些谷仓在丰裕之年负责购买并存储粮食,在饥馑之年以百姓买得起的价格加以出售。它们成为了一种“官方缓冲”之策:(108)

余尝见嘉禾岁穣[变化着的]粟多则尽趋市粜,粜者多则籴者少,而价日卑。价日卑而民不得不粜者,苦于无钱也。于是乎农病。岁凶粟寡则尽趋市籴,籴者多则粜者少,而价日高。价日高而民不得不籴,苦无粟也。于是乎民[作为消费者]病。

当此之时,能使不伤农不害民,农家不致贱弃如粪土,而穷民不致贵取如珠玉。[也就是说,官方要储备粮食]……

异时闻父老言:嘉靖辛酉[1561年],阴霾肆虐,釜灶栖蛙。近又寓目于万历戊子[1588年],岁旱魃,陆梁千里,一望如灌奔。此两年,岁责莫入,道馑相望,鬻妇子如豕鹿,白骨累积。借有早计储蓄之术,给彼升斗,何渠至是……

于今五年,犹念右有贱不使伤农,贵不使伤民之策。适奉檄,各郡邑建立长平仓以备凶年,主籴粜。乃遍观一邑之中,设仓凡四。

循邑以北,几二十七里,为王江泾,于姑苏当走[较大的]集。其人十农三贾,十九苦涝,十一苦旱。其田宜禾少麦,视高原所入,差倍甚。涝伤禾,乃受之饥。以其间设廒仓,中市而立,厥面阳,厥形方……纵横度可盈三百寻。

还至于邑,西南行三十里而近为新城,于苕溪当走集。其人十农四贾,中分苦旱涝。其田宜麦禾多桑,视衍沃所入,差俭甚。旱涝伤麦禾,乃受之饥。其廒仓,中市临官道而立,厥面阳,厥形长。

于是,他继续讲述该县其他城镇谷仓建设的情况。

这里的寻,长8尺。由于明代建筑用尺平均为31.9厘米,(109) 因此,一寻约合2.55米。仓底面积似乎约有766平方米,这意味着谷仓墙壁的长度可能约有28米。该文献也指出,这种建筑分为两部分,有一条狭窄的通道将二者和另外的附属部分连接起来。

这种大型谷仓的设立,以及府衙需要购买、囤积和销售粮食的运作方式,是应对变幻莫测的天气以及易受这种变化影响的复杂而不稳定的粮食生产制度的部分代价。窘迫之时卖儿鬻女,是人们日益缺少回旋余地的一个重要标记,这与自然环境之缓冲的消失有关。

自然灾害

总体上看,在帝制早期,饥荒、洪水和干旱影响的人数比中期或晚期帝国治下少。公元107年至125年的某个时期,当武原(大致就是海盐)发生饥荒时,地方官开仓放粮,“活三百户”。(110) 这意味着约有1500个人获救。可以将上面这些数字与洪皓传记中的数字比较一下;洪皓曾于1119至1125年间的某个时候任秀州(大致是嘉兴一带)司录:(111)

大水民饥,以救灾自任。发廪损市价,揭旗市上,无敢贵粜。不能自食者,为煮粥食之。立屋于东南两废寺,十人一室,男女异处,涅黑子识其手,防其淆伪[多得一份口粮]。

会浙东[在东部/东南部边界]漕米四万斛过城下[位于大运河上],白守,邀留以济,守不可,皓曰:愿以一身易十万命。竟留之。廉访使至,悉其状具奏,脱其罪且继之粟。前后所活,九万五千余人。

由此可见,与一千年前相比,大到值得一书的救灾规模已上升到一定的数量级了。(112)

刚刚论述的这件事并非如此的不同寻常,从而不会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晚明方志中的其他资料可以证实它。譬如,15世纪末以刚正廉洁著称的官员杨继宗,任嘉兴知府九年,据说积粟“数百万斛”。“丁亥戊子[1467年和1468年]大饥,郡人赖是全活”。在随后的饥荒中,这些存粮被运往其他受灾地区而消耗殆尽,甚至造成本地供应的严重不足。(113)

万物生灵

除植物和鸟兽鱼虫外,嘉兴景观上还栖息着其他生灵。它们是人们想象中的造物,包括龙、鬼魂和神祇。如果我们想要全面地理解身居其间的人们是如何体验这种环境的,那就必须将它们全部牢记在心。

1283年秋,县令顾泳撰如下篇章,记述了海盐县陈山上的龙君行祠:(114)

乃岁旱祷雨之所,始于宋县令李直养建……久圮……实白龙兴雨之所。

壬午[1282年]之六月,旱魃为虐。农民相视待毙。十月朔,亟走陈山祷曰:今日非特农民无一饱望,朝廷公租苗额(115) 七万五千有奇(116) ,尤令责也。言甫出,云阵蔽天,大雨沛然而下。

越一日,云汉昭回,人心皇皇如昨。遂帅官僚士友暨僧道耆老,复祷于行宫。盖数日,又诣陈山,请于龙湫[龙居之地],得显迹以归。安奉余曩,得冯真人正印(117) ,就私廨,又作法檄雷霆,以佐其神。果雨,民大悦。既沾既足岁,乃大熟。

癸未[1283年]五月尤旱。余诣行宫如前,祷不懈。益处大雨二日,农民余望未洽。再祷复檄雷,次夜雨若倾。民望始慰……

七月二十二日……遣工为龙君施涂绘[在部分修复的寺庙中]。不俄顷,雷电以风,大龙君见,继而小龙又见,俨然父子之在其上。及上升,即雨水盈尺。时邑人沈煜、耆老孙时懋、道士叶师纯等万目共睹,莫不悚怖。余之事龙君甚,至而龙君之报余亦不薄矣。

正如第十一章将要表明的,至少到17世纪,对很多人来说看见龙乃常有之事。

另一种冥冥之力在石笋夫人庙上得到了显现。(118) 该庙始建于1265至1274年间,1520年由一个有京官身份的施主重建(1520年为明武宗正德十五年,而吴仰贤的《嘉兴府志》第266页提到此庙重建时说,明嘉靖庚辰进士吴默重建,但并未指出具体时间。——译注),而能促使官僚阶层的一员出资修建,则说明这个时候庙里的香火仍很旺。当地一个名叫曾丙的人有一段相关的记述,它表明,到帝制晚期的中叶,对自然的祛魅过程已然开启:(119)

咸淳初[1265年],东南十里石出如笋,里人异之。因名“石笋庙”……

景泰三年[1452年],修建以迄于今上下数百年间,造福降禧如一日。郡中父老儿童,与夫村妪野婆,丰凶相祈,水旱相咨,疾病相求,应之如响。远近络绎争趋者如市。

但是,曾丙问道,自然之物果真会显灵吗?如果是这样,又是在什么意义上而言的呢?

能若此者,石果得灵而特异哉?意者天下之物,多见之谓“常”,罕见之为异。物非自异也,亦非自灵也,人心异之,而见其灵耳。故异斯灵矣,灵斯神矣。

神也者,其气之机乎。(120) 且造化流行,屈伸开合,独以秀且灵者。钟之于人,虽妇人女子厥赋维均,故其含贞抱一郁积之。

久于两间者,精爽照朗,与名山大川相为终始。正所谓“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亡”者矣。孰谓卷石勺水非山水类耶?(121) 则此石笋之灵,益启人心,只肃之机,以见鬼神。为德之盛,固在于石,而实不在于石也。

由此可见,少数饱学之士试图从哲理的层面理解普罗大众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所谓奇迹异事。然而其他人,比如这篇记述后面的一首诗的作者却确信,“地实有情生笋,女如介石为神”(122) 。

这样,在帝国时代的最后几个世纪,达官贵人中日益散布开来的“祛魅”的自然观既不完善,也不总是那么清晰明了。然而,如果人们通读长时段中的相关材料,那么,证明这种趋势的证据似乎就更有说服力。我所知的最鲜明的例子是地方志中所载的烈女传。就宋明时期而言,与德行相关的奇迹异事屡见不鲜。但到了清代,这样的记述却几乎难觅踪影。我们将在第十二章论述天人感应时再回头讨论这一复杂的主题,以及人们五花八门的见解。

无论如何,自然能传达信息。在这一点上,人们老是想区分的“自然”与“超自然”的界线是若隐若现的。关于周新的两则小故事隐约地表明了这一点;(123) 此人生活于15世纪初,死后被封为城隍:

(1) 任浙江按察使。初至界,见群蚋飞马首尾,之榛中得一暴尸,身余一钥一小锲识。新曰:布贾也。收取之。既至,使人入市,市中布一一验其端,与识同者皆留之鞫,得盗。召尸家人与布而置盗法。

(2) 新坐堂,有旋风吹叶至,异之。左右言,此木城中所无,一寺去城稍远独有之。新曰:其寺僧杀人乎?往树下发得一妇人尸。

第一则故事仅涉及自然而然的因果关联,以及周氏的洞察力与侦查力。但第二个呢?

对风水影响的迷信偶尔会在地方史中浮现。“风水”是一种关于如何操纵神秘力量的堪舆术或伪科学;据信这种力量弥漫于景观、场所、住宅甚至房间。它通过改变建筑物、坟墓和家具的所在、位置、排列或其内部物体的形状而发挥作用;由此,神秘力量对特定人物的生活和命运的影响就会被加以改变。在西方,相对应的部分是人们迷信天灵线(ley—lines)的作用。晚明方志中的两则评论阐释了这一主题:(124)

(1) 万历[1573年起]中,妄凿东垣,建桥改水。丁酉[1597年]科,无一中式。是年冬,邑令(125) 郑振先折桥塞窦。庚子[1600年](126) 科,遂中八人,一时称盛云。

(2) 时(127) 儒学僻处西城[它可能坐落于此],风气不萃,科第寥落。(128)

在我们倾向于区分的心物二元之间,中国人认为风水使它们密切相连;意识到这一点,就能理解这两段话了。

士绅的陈述

通过对前面段落所勾勒的变化的认识,我们对中期和晚期帝国的山水诗的反应有了改变。在一代代人的干预下,自然世界持续不断地转变着,它已不再是“自然”的疆域,而成了其他的什么东西,譬如人与自然共辖的领地。地方超自然力量在山川中的徘徊使得它们依然很神秘,但与人类活动处于紧张对峙之中。历史的回响在个别地方产生了共鸣,使得心灵与比较平淡的现实间产生了一种距离,忧伤却动情。即使是在晚期帝国治下,对上古的记忆依然萦绕在这片景致之上。于是乎,横跨前帝制时代吴越两国边界、曾是一个战场的国界桥,就触动清代诗人缪绥武(作者拼写成了Mu Suiwu。——译注)写下如此佳句:(129)

萧疏两岸荻花齐,荒草凄迷日影西。

行过野桥分国界,朔风犹听马酸嘶。

在前帝制时代,吴越两国之人,特别是越人,以善战而闻名。历史好生奇怪,后世的吴越之人竟得了个极不善战的名声。16世纪,参与组织抵抗所谓“倭寇”的一个当地人的传记评论道:“浙人又柔脆不习战。”(130)

平民百姓为生存而苦苦挣扎,但这种挣扎却并非总能成功;未被谈及而始终存在的对比是,士绅文人可以享受片刻的闲暇,而且他们部分摆脱了衣食之忧。言及于此,并不是想否认文人与官僚常常也有为民请命之举动,而只是想将他们的特权地位置于一定的情境之中。特权也会带来别样的苦恼,譬如宦海沉浮的压力,达官贵人中温和而又残酷的人际争端。种种不如意常常使人渴望遁入山林,不管是身临其境还是神游八荒。自然可以涤荡红尘之垢。正如范言所书:“登高公事了。”(131) 苏轼(作者写成了Su Zai。——译注)所言则更有代表性:(132)

鸟囚不忘飞,马系常念驰。

下面有一些杂七杂八的引文,它们拼凑成了士绅与官宦眼中的嘉兴的乡村画面。

这里开场的诗篇,是元代萨都剌所作的《阜林舟中诗》,作者是一位酷爱游览名山大川的官宦。其诗曰:(133)

春溪野鸭肥可射,幽树深阴叫山鹧。

远人三月酒船过,柳絮飞时杏花谢。

行行水竹上云林,往往人家或僧舍。

小官便欲赋《归来》,何处买山钱可借。

萨都剌所渴望的是出世。而明代诗人、书法家兼绘画鉴赏家项元淇(134) 所作的《杪春同诸友登毗庐阁》,则是以景为媒,生发出神游天外的渴望:(135)

锦阁攀依敞四邻,丹霞延伫俯千寻。

散花往往迎香蔼,清磬时时庆远音。

城引溪流萦若带,日披海岛尽成金。

共怜胜地开祗苑,暂借春风吹道襟。

诗中“祗苑”一词指的是舍卫城太子的园林,传说这里建有祗园精舍,是释迦牟尼钟爱的胜地之一。中国人通过登上高处而得到了一种特别的灵感,还会在一年的特定时间去登高,尤其是阴历九月初九。

也是在明代,沈尧中所作《嘉兴十咏》中的第二首融真实世界和万物生灵于一体,没让人感到有什么不协调:(136)

澄流屈曲抱城隅,何事潆洄五色殊。

几欲燃犀窥水底,恐惊神物又踌躇。

古代“五色”是青、黄、赤、白、黑,与中间色相比,被认为是五大色。它们与五行相对应。“燃犀”据说是公元4世纪初的将领和官员温峤所点的一种照明设备,这样,他可以在幽暗的牛渚矶(因属长江,作者直接译成了Yangzi River。——译注)中见到奇形怪状的动物。

明清时期,描写地方风景的那些诗歌——人们几乎可称之为“带字的明信片”(postcards in words)——似乎常常在景色中掺杂了对经济、人际交往、水利甚至当政者的看法。譬如,1478年步云桥建成后不久,嘉善的著名文人周鼎就在其上题诗如下:(137)

孤村自成市,酒幔两三家。

桥约中流壮,田分别径斜。

澹沧通浦溆,石井没泥沙。

落日停桡处,高城西望赊。

我用“fishtail”(鱼尾)一词来形容船桨(作者指的是将“桡”译为“the fishtail oar”。——译注),因为这是很常见的一种桨。划船的那个人(多半不是诗人自己)站在船尾,面朝前方,摇动桨叶,而他那长长的弯曲的胳膊就固定在抬起的桨架上,绕船尾来回地水平转动。这与螺旋桨有异曲同工之妙。

清代很多诗人感到,乡野劳作越来越与他们的审美观相契合了。为了说明这一点,这里不妨引用程瑞禴所作的《泊王江泾》中的几句:(138)

舟横野浦卧沙明,玉月凉生景倍清。

灯火照波萤乱点,凫鹥隔岸夜无声。

千林桑叶留人采,万顷湖田待雨耕。

“湖田”曾经是湖,后来被排干水,变成了稻田。对劳作——也许应说得更明确一点,是“他人劳作”——的注意,现在成了景观欣赏的一部分。而景观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的一种创造物,如疏浚了的河流、所种植的树木、围垦和平整的田地等。

山坳上

贫寒的生活是艰苦的。当然,我们所掌握的这方面的证据受到了文学惯例的影响,通常表现为对愚蠢、残暴的官府政策的抗议。论贫穷的诗文,论恶劣天气或苛捐杂税所致苦难的诗文,以及论农民卖妻鬻子为娼为奴的诗文,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幅浮光掠影的风俗画。这好比另一种形式的带有文字的风景名信片,但实际上往往是老生常谈。它的真实性却并不因其司空见惯而有所削弱。

由此,我们在讲述民生维艰与盛世欢歌的篇章间该如何权衡?这里所做的判断是,二者皆真实可信。前者刻画的是坏年景,后者描述的是平常事。正常年份,农民巧干加苦干可安然度日,有时甚至还略为宽裕。当然,遇上天灾人祸时,在这一体制下,其环境根本不再有任何的回旋余地。野外无可为食,林中无可为猎或无物可采,水中无鱼可捕;抑或其他可资利用的资源也因他人优先享有的私有产权而悉数告罄。除先前提到的“官方缓冲”可不时利用一下外,还有一种有用而又有限的经济回旋余地。这得益于日益发达的市场网络。尽管能有效地将商品弄到最急需的地方,而且很有可能也会有利可图,但要想达成买卖,双方通常都得有一些家底——存款、现金、抵押品或存货。也就是说,大部分农民和小商贩被迫生活在“山坳上”(on the edge)。不少人的日子时刻如此;旱涝蝗灾年份,这样的人就更多了。

袁介(139) 所作的《检田吏诗》就是一首讲述民生艰难的名诗。诗中讲到,诗人路遇一位知情者,此人原原本本地向诗人追忆起他或她的经历。本诗提及的华亭县,在宋代及元代的部分时间里是秀州(大致是嘉兴)的一部分。(140) “Yellow Inlet”即黄浦,它后来因上海坐落的那条江而闻名于世。那场旱灾的日期是1320年。诗文中提到的“官田”使人注意到,在中国的这一地区,从宋末一直到明朝,国家拥有大片农田,其税赋比别处高,因为里面包含了额外的地租:

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邅飗瘦如鬼。

晓来扶向官道傍,哀告行人乞钱米。

时予奉檄离江城,邂逅一见怜其贫。

倒囊赠与五升米,试问何故为贫民。

老翁答言听我语,我是东乡李福五。

我家无本为经商,只种官田三十亩。

延祐七年三月初,卖衣买得犁与锄。

朝耕暮耘受辛苦,要还私债并官租。

谁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绝无潮又竭。

欲求一点半点雨,不啻农人眼中血。

滔滔黄浦如沟渠,田家争水如争珠。

数车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涂。

灾祸接踵而至。下文倒数第二节诗中提到的“粮”,指的是征收起来运到京城以供应当地军队并满足官府其他需要的粮食(即“阿孙卖与运粮户”一句中的“粮”,译文为“the tribute grain”,贡粮。——译注):

当年隔岸分吉凶,高田尽荒低田丰。

县官不见高田旱,将谓亦与低田同。

文字下乡如火速,勒我将田都首伏。

只因嗔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批作熟。

太平九月开旱仓,主首贫乏无可偿。

男名阿孙女阿惜,逼我嫁卖赔官粮。

阿孙卖与运粮户,即日不知在何处。(www.xing528.com)

可怜阿惜犹未笄,嫁向湖州山里去。

我今年已七十奇,饥无口食寒无衣。

东求西乞度残喘,无因早向黄泉归。

黄泉,系上古中国人构想的地下世界,那里是死者居住的阴间;这之后,佛教和道教所说的西天或天庭以及地狱开始得到引用。

这里的目的不在于强调诗中所讲的故事如何令人心碎,而是想表明这种故事是司空见惯的。有太多的诗文讲到穷人在艰难时世必须卖儿鬻女,因此我们不可能将这种情况仅仅视为一种常见的文学夸张。(141)

同样的这一主题在袁黄的《农父篇》中也有涉及;这首诗可能作于16世纪末。(142) 他提到的“荇带”是荇菜(Nymphoides peltata),一种水草,饥馑时可当作食物。(荇带,指水中荇菜的带状根。——译注)明代,“仆”仅仅意味着在官府听差,但这一规定通常被置之不理。诗文中对皇家德泽如湛露的描写,出自《诗经》的一个典故。(143) 下一节中的“落叶”很可能指失去的孩子:

春日郊行江水绿,春云黯澹家家哭。

昼锁千门断野烟,白骨纵横满川谷。

去年五月风雨多,处处长鲸吸茅屋。

姑苏城外天欲浮,荇带荷残舂作谷。

东家有女娇如花,西家有男惜如玉。

天时人事并阽危,女卖为娼男作仆。

为娼作仆负初心,万户萧条春恨深。

皇家德泽浩如海,何时湛露一霑林。

湛露霑林愁落叶,野人交悔谋生拙。

蹴碎床头雨后梨,从今不复供锄锲。

沿门栈豆……

袁氏接着暗示人口锐减,以致“贵如金一步一呼”。(作者对该诗的点读有问题,最明显的是对“蹴碎床头雨后梨,从今不复供锄锲。沿门栈豆贵如金,一步一呼肠一折”的理解。他是这样译的:“The plows are still not back on the job, although the rains have finished. So they hack with hoes at the horse⁃fodder beans now clambering over their lintels. A cry or a footfall is as precious as gold.”意思是说:虽然雨已经停了,但耕地的人还未收工。于是他们用锄锄掉已爬上门槛的马料豆。一声呼唤或一阵脚步就如黄金一样宝贵。由此可以看出,作者的点读是这样的:雨后梨从今不复,供锄锲沿门栈豆,贵如金一步一呼。——译注)夜间,织机无声,他只听到猫头鹰在叫。(诗句为“杼轴宵空鸟雀喧”。——译注)在诗的最后,他警告安居“嵯峨”并“挟弹”的上层阶级不要漠然视之。(“挟弹”应该是指王孙身上挟带的石子之类的东西,而不是作者所译的“either folding their hands or drumming with their fingers”,其意思是“要么拢起手,要么用手指击鼓”。——译注)。思考之后,他说道:“悠悠苍天奈尔何”。(144)

约阿希姆·拉德卡提到过,地理学家和环境史学者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是“极其矛盾”的。一直以来,它既是“一个典范,也是一幕悲剧”(145) 。这两种观点都有真实的成分。需要对“典范”论做一点修正,这即是说,大部分经济成就的取得都有赖于持续不断的艰苦工作,对妇女来说,尤其如此。将近元末或明初的某个时候,王冕就这一主题作过一首诗。他后来以画梅著称。王冕出身贫寒,父亲曾让他放牛,他却跑去听诸生读书。(因此挨了顿揍。)他有一个号,即“煮石道者”。他了解他所讲的事情。

他在诗的开篇就提到妇女的破裙、赤脚、蓬头,并说她们“面如土”,接下来他继续写道:(146)

日间力田随夫郎,夜间缉麻不上床。

缉麻成布抵官税,力田得米归官仓。

官输未了忧郁腹,门外又闻私债促。

大家揭帖出陈帐,生谷十年还未足。

大儿五岁(147) 方离手,小女三周未能走。

社长呼名散户由,下季官粮添两口。

然而,在这个时候,麻布的时代差不多要过去了。明代出现了一场植物革命,麻——产出来的是一种酷似亚麻布的织物——基本上被作为一种布料纤维的棉花所取代。棉花之所以受青睐,是因为它更暖和、更轻,而且更能吸潮。其每公顷的纤维产量还大约是麻的十倍。棉花作物对长江口以南东海岸地区以下适度的盐性土质的适应,催生了海边一片宽15至60公里的集中植棉区。(148) 虽然嘉兴似乎不像稍北一些的地区那样严重地依赖棉花,但在食物供应上它可能对市场网络产生了同样的依赖,并减少了必要的对灌溉系统的维护,因为沿海的棉花不需要大量灌溉。当晚清方志提到该府机轴之声不绝时,(149) 与王冕的诗有所不同,这时它主要指的是纺棉,当然也包括织丝。

有两份统计资料使“山坳上”潜藏的生活真相浮出水面。虽然这些资料不得不用数字来呈现,但其意思却简单明了:嘉兴人寿命短;农业产量高。这是一种多么有趣的悖论。

第一个数字给出的是嘉兴妇女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所谓出生时预期寿命,可以被视作某一年龄段的人口(都出生在某个时候)中某个特定群体活下来的总人数所存活的年数,是根据各年龄段幸存的那部分人数调整后得出的数字。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分开来大致考虑,这个总人数对一岁以上的每一岁数而言就是那一年纪当中还活着的那部分人数。如果用图表示的话,就可以更准确地反映这一点,因为寿命曲线表下的那个地区会以连续不断的方式显示各年龄段存活下来的那部分人数(将起始岁数0当作1岁)(原书中没有这一图表。——译注)。两种略为不同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结果略有差异。第一种方法得出嘉兴妇女出生时预期寿命是24.5岁,第二种方法仅为18.3岁。(150) 事实可能更接近于比较高的那个值。然而,即使这个值也是低的,并且很明显,与随后两章将要研究的其他两个地区的那些妇女相比,帝制晚期嘉兴妇女出生时预期寿命低得可怜。这一数值可以使我们在这里间接地估量她们在生活中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第二个数字涉及稻米的种子—产量比,也就是说,它反映的是种了多少与收了多少之间的关系。这是衡量农业生产力的几个著名的标准之一。(151) 譬如,从欧洲近代早期的小麦来看,其平均种子—产量比很难超过1∶5。(152) 在帝制晚期的嘉兴,好年景对勤快的农民而言,种的稻和收割的稻的种子—产量比,从量上讲是1∶45到1∶51。(153) 就稻种和米(大多数人吃的那种)的比率而言,它仍大约在1∶31到1∶36之间。也就是说,这里每公顷谷物的生产率与同一时期欧洲的那个产量处在完全不同的一个层次上。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所种粮食的特性(是水稻,而不是小麦和其他旱地作物),诸如年平均温度、光照时间、土壤等等的自然条件,当然还包括农业技术。

在中国,关于种子—产量比的资料相当稀少。因此,从清代方志中将相关段落全部译出会大有裨益。请注意我有意将gé错译为he的地方(作者在这里指的是将“个可得米七合”一句中的“合”译为“he”的情况。“合”作为中国旧时容量单位和量粮食的器具,读作“gě”,因此,作者此处将其标为“gé”,读音也是错的。——译注),以避免与gè(个)混淆;这是一个不同的度量单位,差别仅在于声调。前现代中国主要的粮食容量单位以十为倍数,分别是合、升、斗和石,大小依次递进。在目前情况下,还没有与之相称的确切的现代等值量。亩是常用的面积单位,明代时约合0.07公顷,清代时相当于0.067公顷。升是常用的容量单位,略多于1公升:

[a]凡田一亩,用种七升或八升。[b]颗六为肋,肋八为个,[c]亩获稻为个者三百六十。[d]上农丰岁,个[表示稻]可得米七合,亩可得米二石五斗也。(154)

(1) 从[a]和[d]可以明显看出,7(或8)升稻种可产250升(2.5石)米,增值率是1∶35.71(或31.25)。(2) 我们继而注意到250/360约等于0.7(更精确的值是0.694……),这使我们可以根据[d]推断出:用于称量稻(因此,看起来也同样用于称量种子)的“个”,与用来称量米的“升”是等值单位。(3) 因此,以容量来算,从种子(不用说,是未去壳的)到稻的增值率大约是51(或45)。

每亩播种的量可能不同,要么是7升,要么是8升;从米和稻的比率来看,也有两种可能的比率,要么是0.694,要么是0.7,这都可能造成微小的偏差。表7-1列出了可能的结果,用[u]表示“稻”,[h]表示“米”。

表7-1　帝制晚期嘉兴水稻的种子—产量比

B部分的关键之点在于,它表明,必须预先确定需要多少粮食,以便播种足够的作物种子,产出既定数量的粮食。

“颗”是一撮五六株待栽种的稻秧。(155) 由于1亩约0.07公顷,这样,可以将它看成是一个大约26.5米×26.5米的正方形。这份材料告诉我们,1亩有6×8×360颗,换算之,即17280颗(或86400到103680粒芽种)。17280的平方根约等于131。如果每26.5米栽种131颗秧苗,这约相当于每米种5颗,或每颗距离20厘米。这个数字似乎合情合理。如果农民们能保持1分钟种5颗的速度,6个人干大约10小时,就能种上1亩。

这些计算表明,就农业而论,即使按照近代早期欧洲种子—产量比的标准来衡量,嘉兴人口所依赖的生产体系也是极其高产的。这就有两种情况相伴而生。第一,将这一生产体系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就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第二,干旱、洪涝、虫灾、人类疾病或战争所带来的任何破坏,都会使特别多的人的生活陷入困境。

这里的经济压力使一部分人几乎不分男女全都投入农业劳动之中。清代洪景皓所作的《农诗》表现了男男女女这时候是如何定期在田间劳作的。他所提到的“桔槔”是舀水的桶,被固着在长杆的一端,另一端挂重物以保持平衡。它们是汲水用的。我用“lascivious worksongs”指所谓的“山歌”,(156) 通常与船工们所唱作为船歌的歌曲很相似,当然,它似乎就是这里所指的意思。“秧马”像小木船,上有鞍子可供栽种的人骑坐;他们赤裸的双脚插在两侧的泥里。纵览整个过程,有一点需要强调,为了经济需要,人们得忍受一些烦恼——不光是泥巴和昆虫,还包括摸黑劳作——并且,要小心地注意那些可能会偷懒的人:(157)

楝树花开大麦黄,村村擎耒垦斜阳。

桔槔声间山歌响,捡历明朝好撒秧。

妇插青田男漉田,勤偏居后懒居前。

蓝裙黑裤青衫袄,不怕朝朝泥水溅。

月落鸡鸣星渐稀,趁凉芸草露沾衣。

指箍臂簏骑秧马,恼杀蚊蝇扑面飞。

钱载的《插秧诗》涉及同样的主题。(158) 钱氏是嘉兴本地人,来自秀水县,进士出身。18世纪后半叶任职于礼部,诗书画蔚然成家。其传记形容他“脱去畦町,自成一家”。(159) 他号“萚石”。其诗的寓意是表现农民的坚忍不拔:

妾坐秧田拔,郎立田中插。

没脚湿到裙,披蓑湿到胛。

随意千科分,趋势两指夹。

佝偻四肢退,遍满中秧恰。

方方棋枰绿,密密僧衣法。

针针水面出,女手亦留插。

逆境中相互鼓励,也是乡村生活的一大特色:(160)

端阳前后,插青毕,醵金赛,田畯浊醪瓦缶,酣呼相劳苦,谓之“青苗会”。

有人怀疑——没有任何证据——这只是给男子设立的一个节日。

那么,为什么农业劳动会如此费心,既要谨慎留意,又要辛辛苦苦呢?一个原因是,良田的短缺将前现代技术推向了极限。这使得按所期望的高水平来衡量技术通常的表现的话,总是不尽如人意。依时令合理调整特定活动并在不同地区种植不同作物,这一点至关重要。前者的例子是追肥的运用,即,在作物生长期间施肥,而不只是事先给土壤施肥:其中时机与用量是关键。后者通常与土壤成分的差异相关。这两点在随后叙述平湖时会提到。译文开头的三对笨拙的合成词[即原书中的“Heaven⁃Weather”(天气)、“energy⁃substance”(气)和“Earth⁃Soil”(地)。——译注]反映了中文术语的模棱两可:(161)

天只一气,地气百里之内,即有不同。吾乡田宜黄稻,早黄晚黄皆岁稔。白稻早糯岁稔,粳白稻遇水即死。然自乌镇北、涟市(162) 西,即不然。盖土性别也。耕种之法,惟当急于赴时。同此工力肥壅,而迟早相去数日,其收成悬绝者,及时不及时之别也。

这里讲述的是有关时机的故事,有警示意义。譬如:(163)

田家一阕,废工失时,往往因小害大。崇祯庚辰五月十三日[1640年7月1日],水没田畴。十二[6月30日]以前种者,水退无患;十三[7月1日]以后则全荒矣。

有时候,这些警告带有寓言性质,但它们所表达的要点依然有用。“有一人以蓑笠未具,不克种田,以致饥困。”俗语有云:

蓑衣笠帽一副,价贵不过一钱。

更准确或更通俗地说,“为了一钱,饿倒一家。”(164)

第二个原因是,帝制晚期农事的时间强度。虽然宋代以来小麦和大麦一直是作为与水稻轮作的冬季作物种植的,但这个时候更加广泛地这么做了,而且蚕豆、豌豆和菜子也加了进来。(165) 这些附属作物,实际上除了此处提到的主要几种外还有很多,它们被统称为“春花”。(166) 有谚云,春花熟,半年足。(167) 大约17世纪初,嘉兴似乎已成为这方面发展的中心,而这种做法很快在长江流域传播开来。(168)

沈先生的《农书》——17世纪早期流行的一本小册子——中关于小麦和菜子种植的段落,表明了农民是如何关注起时间以及应得的收成的:(169)

垦麦仑惟干田[在这里稻子刚好成熟了]最好。如烂田须垦过几日[通过翻土],待仑背干燥方可沉种。倘时候已迟,先浸种[在水里,或许有营养液]发芽以候仑干,切不可带湿踏实,菜麦不能行根,春天必萎死,即不死亦永不长旺。

沉麦盖潭[因为液体粪肥]要满,撒子要匀,不可惜工而令妇女小厮苟且生活。麦要浇子,菜要浇花。麦沉下浇[用液体粪肥]一次,春天浇一次。太肥反而无收……若八月初先下麦种,候冬垦田移种,每颗十五六,根照式浇两次,又撒牛壅锹[毗连的小型的]沟盖之[用泥土],则干麦粗壮,倍获厚收。

菜比麦倍浇,又或垃圾牛粪锹沟再浇,煞花……(省略了“即有满石收成”一句。从译文来看,作者的点读是“菜比麦倍浇,又或垃圾牛粪,锹沟再浇煞花,即有满石收成”。——译注)

那道“镇司能不体忧勤”(170) 的训谕,在某些方面比直接描述无休止的辛劳更能体现每个人所承受的压力。

养蚕的时间强度也经常被人们提及。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大约从春节前后开始,(吴仰贤的《嘉兴府志》第800页说,“蚕事始于清明节”。——译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养蚕时,男不盥女不栉,若蚕不登架化成蛾,(吴仰贤的《嘉兴府志》第798页提到木架的作用为“于蚕初收时即张之茂桑之上”,第801页提到“以苇箔作架……散而蚕登其上”,是为蚕攀爬所用,未提到蚕化蛾一说。——译注)“举家聚哭”。若蚕丝歉收,父母则不免要卖儿鬻女。(171) 即使身在远方,男人也会回家帮忙采摘必不可少的桑叶。若有妇归宁,也要返夫家“昼夜紧张地侍弄蚕茧的营生”。(172) (在作者所说的吴仰贤《嘉兴府志》第798—803页未见到相关论述,只好将它直译出来。——译注)

肥料来源和牧草资源也很紧张。无法确切地判定下面这份材料的日期,但它十有八九出自清代:(173)

种田地肥壅最为要紧。人粪力旺,牛粪力长,不可偏废。租窖乃根本之事,(174) 但近来粪价贵,人工贵,载取费力,偷窃弊多,不能全靠租窖。则养猪羊尤为简便……羊一岁所食,取足于羊毛、小羊而足,所费不过垫草[作为饲料],晏然多得肥……羊必须雇人斫草,则冬春工闲诚糜廩糈……今羊儿吃枯叶枯草……地宜牛壅,田宜猪壅(这两句是译自作者的译文,吴仰贤的《嘉兴府志》第791页并无与之相符的句子。——译注)……购人粪必往杭州,切不可在坝上买满载[来自旱厕]。

这样,嘉兴土地耕作与牲畜饲养的结合,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应对肥料短缺而发展起来的。至少在该府的一些地区,牛已经因犁耕所用而出现了。(175) 猪当然是清道夫,大多靠残羹冷炙为食。但因为通常没地方再放牧,羊或许是圈养,人们得亲自喂养它们了。

从种植者的观点来讲,棉花有利也有弊。不断在同一地方种棉花,就会耗尽地力,因此必须轮作。棉花的收成也容易出现起伏。与之相对,棉花所需的水比水稻少,从而减少了灌溉和维护水利系统所需的劳动。正如我们已指出的,嘉兴实际上与其说是原料生产者,不如说是一个加工者,一种几乎在同一时期的西欧,尤其是尼德兰部分地区发现的工业化前的工业化(即所谓的“原工业化”。——译注)在这里兴起。晚清府志中海盐县的例子突出了这一点:(176)

地产木棉花甚少,而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往往商贾从旁郡贩棉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亲晨入市,易棉花以归……燃脂夜作,男妇或通宵不寐。田家收获输官偿债外,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

这样的一种工业化前的工业化是否必然会在某一天转变成真正的工业化,没什么规章可循,即使有一个十分精密的市场体系会满足某种外放制(a system of putting⁃out)的任何需要,正如嘉兴曾经有过的那样,也无济于事。当然我们从这份材料中所目睹的,是某种使我们更加熟悉全面工业化的情况的开端:可以说,那时的海盐在一定程度上是活在一种“无形的环境”之中;也就是说,决定其命运的许多情况不再是日常经历的某些事,也不再是直接观察的制约,而大多是远方的世界,这只有通过市场机制和二手信息才能与之联系起来。

19世纪中叶刚过,太平天国起义导致嘉兴府人口锐减,甚至不足19世纪中叶总人口的一半。(177) 这个鲜活的例证提醒我们,这种脆弱的增长曲线是多么容易受到偶然的政治波动的影响。不过,自野稻曾在三角洲未被围垦的湿地上生长以来,嘉兴人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创造力,以及非同一般的适应与生存能力。但是,对这几千年的历程到底如何评价,切合实际的最终定论仍然是模糊不清的。

(1) 有很多线索表明,差不多一千年以前,北方部分地区与嘉兴类似,其早期的环境都很丰裕。但只是些线索而已。这样,可能会说到公元前800年左右位于东北部,即现今北京之南的韩国(并非位于陕西省东南的那个更有名的韩国)。《大雅》中说,这里“川泽 ,鲂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罴,有猫有虎。”于是,统治者在此“实墉实壑,实亩实藉”。参见高本汉著:《诗经注释》,#261。

(2) 许瑶光等重修:《嘉兴府志》,(1879年;5卷,吴仰贤等编订,再版收于《中国方志丛书》第53册,华中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783页。以下称(清)《嘉兴府志》。

(3) 对这种技术的特质,学者们争论颇多。参见渡部忠世、樱井由躬雄主编:《中国江南的稻作文化》(Watabe Tadayo, and Sakurai Yumio, eds., Chūgoku Kōnan no inasaka bunka),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年版,第1—54页。

(4) (元)单庆修:《至元嘉禾志》(在1264—1294年即至元年间,嘉禾大体相当于嘉兴),徐硕(作者写成了Xu Shi。——译注)纂,再版收于中华书局编志部编:《宋元方志丛刊》,8卷,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500页。(应为第4422页。——译注)以下称《至元嘉禾志》。

(5) 《至元嘉禾志》,第4422页。

(6) 《至元嘉禾志》,第4441—4442页。

(7) 《至元嘉禾志》,第4442页。

(8) 《至元嘉禾志》,第4444、4450、4452等页。

(9) 《至元嘉禾志》,第4597页。

(10) 《至元嘉禾志》,第4451—4452页。

(11) 《至元嘉禾志》,第4453、4455页。

(12) (清)《嘉兴府志》,第523页和曹树基:《清时期》,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5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2页。

(13) (清)《嘉兴府志》第521页指出,汉代(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无法具体到更精确的日期),会稽郡有223 038户和1 032 604位居民(每户平均4.6人)。会稽郡辖26县,其中2县属于嘉兴地区。除以13,就得出79 431人这一粗略的近似值。

(14) (清)《嘉兴府志》,第524和528页。

(15) 斯波义信著:《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第146页。我略去了公元980年的116 850人这一低得多的数字,因为它可能反映了宋初数据采集的贫乏。

(16) 现在大家似乎同意,1776—1850年间的官方数字是合理可靠的。参见曹树基:《清时期》,第3页。

(17) (清)《嘉兴府志》,第523页。

(18) 精确的宋代年增长率是0.57%,清代后期(1769—1838年)是0.26%。

(19) 明代中后期官方人口数字大都不可信,因为它们几乎没有变化。从15世纪20年代至16世纪20年代,它们在833000和735000的范围间稍有波动,从16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30年代在563000和565000之间。定性的证据往往表明,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人口发展的真正趋势可能是上升而不是下降或稳定。晚明官方的数字可能低至真值的1/3。参见严淑元:《作为16世纪中国人口指南的饥荒救济统计:河南省的一个案例研究》,《清史问题》(Yim Shu⁃yuen, “Famine Relief Statistics as a Guide to the Population of Sixteenth⁃Century⁃China: A Case⁃Study of Honan Province,” Ch'ing⁃Shih Wen⁃t'i),第3卷第9期(1978年11月)。

(20) 正是她们供奉着蚕姑。参见(清)《嘉兴府志》,第803页。

(21) (清)《嘉兴府志》,第793页。

(22) (清)《嘉兴府志》,第793页。

(23) 伊懋可、苏宁浒:《人海相抗:1000—1800年左右杭州湾形态变化中的自然与人为因素》,《环境与历史》,第1卷第1期(1995年2月),第42—44页。

(24) (清)《嘉兴府志》,第789页。

(25) (清)《嘉兴府志》,第789页。

(26) (清)《嘉兴府志》,第783页。

(27) (清)《嘉兴府志》,第784—785和788页。

(28) 康豹著:《厉鬼与送船:帝制时代晚期浙江的温元帅信仰》(P.R. Katz, Demon Hordes and Burning Boats: The Cult of Marshal Wen in Late Imperial Chekiang),纽约州,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9) (清)《嘉兴府志》,第291页。

(30) 现代用法称其为“梅雨”,因为梅与霉同音。这样更美,但却令人困惑,因为它们与梅子没有什么明显的关系(此处作者的解释不全面。梅雨与梅子也有着明显的关联。——译注)。3月末4月初,嘉兴地区梅花盛开。参见白兰、伊懋可著:《中国文化地图集》,第29页。这离雨季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要到6月中旬至7月中旬当夏季季风遭遇来自地势高于长江下游流域之北方的冷空气时才会有雨。关于“梅雨”的时节,参看丁一汇著:《中国的季风》(Ding Yihui, Mosoons over China),多德雷赫特:克鲁维尔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2、128、134以及195等页。

(31) 此段暂时无法注明日期。

(32) 刘应钶修,沈尧中纂:《嘉兴府志》,1600年;再版收于《中国方志丛书》第505册,华中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842—1843页。以下称(明)《嘉兴府志》。

(33) 张应昌编选:《清诗铎》,第473页。末行译为“使人心里恶心”(made one sick at heart)可能更准确,但在中文里,这个词(即心酸。——译注)也可以指心痛,与“想呕吐”的意思相去不远。

(34) (明)《嘉兴府志》,第1969—1970页。

(35) 方志文本中此处有一字无法辨认。我用我认为合适的意思做了补充。(作者添上了“loose”一词,即“松软,疏松”的意思。——译注)

(36) 添加了“splashing”(溅水的)一词,以便理解这句诗。

(37) 参见阿兰·科尔班著:《空虚的地域:西方世界与海岸之愿(1750—1840)》(A. Corbin, Le Territoire du vide: L'Occident et le désir du rivage, 1750—1840),巴黎:奥比耶出版社1988年版。

(38) 《至元嘉禾志》,第4514页。

(39) 参见吉田祯吾:《海之宇宙学》,收于后藤晃等编:《历史中的自然》(Yoshida Teigo, “Umi no kosumorojii,” in Gotō Akira et al, eds., Rekishi ni okeru shizen),东京:岩波书店1989年版。

(40) (明)《嘉兴府志》,第1969页。

(41) 在伊懋可和苏宁浒的《人海相抗》一文中做了论述。

(42) (明)《嘉兴府志》,第509—513页。

(43) 在何处并未得到确认。

(44) 此时位于古杭州湾的南北海岸。

(45) 长江下游三角洲的南侧。

(46) 伊懋可、苏宁浒:《遥相感应:公元1000年以来黄河对杭州湾的影响》,收于伊懋可、刘翠溶主编:《积渐所至: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M. Elvin, N. Su, “Action at a Distance: The Influence of the Yellow River on Hangzhou Bay since AD 1000,” in M. Elvin and T.⁃J. Liu, eds., 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特别是第352页。

(47) (明)《嘉兴府志》,第491—492页。

(48) 这一观念不过是仿古幻想。

(49) 对这一技术词汇的翻译是否准确,尚不确定。(作者将“置乡底堰三十”译为“put in place thirty district⁃boundary embankments”。——译注)

(50) 此处二闸的名字与前面提到的虽然音同,但写起来字却不一样。

(51) 跟以前一样,这里在涉及有明确意思的小地名,地图上识别起来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时,我常常冒昧地将其意思译出来,以传达古汉语地名的某种味道。(在此,作者将“乌丘”、“招宝”两地名分别译为“Black Mountain”和“Summonwealth”。——译注)

(52) 正如在传统的英语用法中“dike”既可指高高的堤坝也可指在它旁边流淌的沟渠一样,此处所用的汉语词汇(塘)的模糊性可与之相提并论。

(53) (明)《嘉兴府志》,第493页。(还应包括第494页。——译注)

(54) 即公元907—960年。

(55) (宋)常棠撰,罗叔韶(作者写成了Luo Shuhao。——译注)修:《澉水志》,再版收于中华书局编志(作者将“辑”误写成了“志”。——译注)部编:《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卷第4662页。以下称《澉水志》。

(56) 即横穿水道将其拦阻的一个堤坝,而不是与其河岸平行的一处堤防。

(57) 约4到5 米。“仞”是上古时的高度或深度单位,据说指的是一个人的身高。是上古时的7“尺”(有时可能是8尺)。战国时代一“尺”约合23.1厘米。参见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第11页。

(58) 车索的字面意思可能是“车子绳索”,对它的翻译是根据上下文而猜测的。(作者将“车索”译成“a capstan⁃tuned cable”。——译注)

(59) 这酒是用大米而不是葡萄酿造的。

(60) (明)《嘉兴府志》,第494—495页。

(61) 李伯重著:《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30、86页,比较第106页(论宋代的休耕)。

(62) 李伯重著:《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第41页。

(63) 李伯重著:《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第51页。

(64) 李伯重著:《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第89—95、106—129、149和190等页。

(65) 斯波义信著:《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第146页。

(66) 《至元嘉禾志》,第4494页。

(67) (清)《嘉兴府志》,第196页。

(68) 他姓元,但其他方面都不确定。可能的人选包括元结和元载。(元结是唐文学家,字次山,号漫郎等,河南洛阳人,曾参与抗击史思明叛军,立有战功,后任道州刺史。元载,字公辅,今陕西凤翔县人,曾任宰相,专擅弄权,后被代宗赐死。据吴仰贤的《嘉兴府志》的第196页所说:“可以济斯难者,莫出乎屯田。广德初,相国元公倡其谟……”,由此可断定他应是元载。——译注)

(69) (清)《嘉兴府志》,第196页。

(70) 文中说“千有余里”。宋代嘉兴府是7790平方公里,大致相当于88公里×88公里,因此要想在其中找出一个约500公里长的地方,即使它弯弯曲曲,也不可能。如果将“里”理解为“1平方里”,那么它大致相当于四分之一平方公里(0.5×0.5公里)。这样,“千有余里”大概是指250平方公里的地区,这还不足该地区总面积的1/5。在李伯重的《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的第86页,这一数字是“曲折百有余里”。如果这指的是一个100平方里的地区,那它大约是25平方公里,这可能太小了。如果反过来,它指100×100(直线)里,那就是2500平方公里,几乎是该府总面积的1/3。当然,这并非不可能,1000平方公里这一数字似乎更合理。

(71) 这里所指的“遂”,是离都邑100多里的地区。所参考的是准经典著作《周礼》的《地官·乡老》部分,收于清代阮元所编《十三经注疏》(再版,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以下称《周礼》。

(72) 这里又一次使用了出自《周礼》的一个官名。

(73) (清)《嘉兴府志》,第196页,述及朱公成就。

(74) (清)《嘉兴府志》,第196页。

(75) 《至元嘉禾志》,第4532—4533页。

(76) 406亩,等于0.285平方公里。

(77) 严格地说,这里用“mortgage”一词是不准确的。(作者指的是他用这个词来对译“质”。——译注)它不是以地产为抵押品而得到的一种贷款,而是将地卖出;经过期限不确定的一段时期后,卖方或其继承人有权按出售价格将其买回。

(78) 会涉及哪个“部门”,尚不清楚。

(79) 谢天锡。(作者误读成了Xi Tianxi。——译注)

(80) (明)《嘉兴府志》,第853页。

(81) (明)《嘉兴府志》,第498页。

(82) 譬如,(清)《嘉兴府志》第190页上周邠和的诗。

(83) 《澉水志》,第5卷第4661页。

(84) 《澉水志》,第5卷第4660和4671页。

(85) (清)《嘉兴府志》,第290页。

(86) 即“倭寇”,实际上此时的海盗大部分是中国人。

(87) 就在澉浦的南部。

(88) (清)《嘉兴府志》,第161页。

(89) 高本汉著:《诗经注释》,#34。“匏有苦叶,济有深涉。”(“The gourds have their bitter leaves,/The ford has a deep crossing,”)鉴于这一参考,另一种可能的译法是“for a ford so deep that one crosses it with one's clothes on, a gourd is essential”,这采用了上古时的意思,即“和衣涉水”;这里所用的“涉”字,后来人们一般用它指“危险的”意思。最后,“for support”这两个词(对应为该诗句中的“须”字。——译注)是必须用上的,这与上古人们涉水时在衣带上系葫芦的做法相符,否则这句话就解释不通。

(90) (清)《嘉兴府志》,第161页。

(91) 例如,(清)《嘉兴府志》,第160和166页。

(92) (清)《嘉兴府志》,第148页。

(93) (清)《嘉兴府志》,第160页。

(94) (清)《嘉兴府志》,第154页。

(95) (清)《嘉兴府志》,第149页。

(96) (清)《嘉兴府志》,第158—159页。

(97) (清)《嘉兴府志》,第159页。正如前面指出的,此处使用的“势”一词,适用于纠缠家畜的蚊子。在一般意义上讲,家畜更“强大”,但蚊子可能更机动灵活,因此更有优势。

(98) 原文中说的是“秋夏”,但是一来这样说顺序不对;二来秋天暴雨在嘉兴并不常见,这与开头的“每年”一语很不符。因此,我将这里的“秋”改为了“春”。

(99) (清)《嘉兴府志》,第159页。

(100) (清)《嘉兴府志》,第144页。(应为第146页。——译注)

(101) (清)《嘉兴府志》,第146页。

(102) (清)《嘉兴府志》,第146页。

(103) (清)《嘉兴府志》,第161页。

(104) (清)《嘉兴府志》,第122—123页。

(105) (清)《嘉兴府志》,第127页。

(106) 帝制早期时,一“钟”在6升—37.5升之间,常见值是20升。参见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第248—253页。

(107) 马立博:《南方“向来无雪”:帝制晚期中国南方的气候波动与收成(1650—1850)》,收于伊懋可、刘翠溶主编:《积渐所至: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特别是第435—444页。

(108) (明)《嘉兴府志》,第1812—1814页。(应为1811—1813页。——译注)

(109) 丘光明著:《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第105页。

(110) (明)《嘉兴府志》,第887页。

(111) (明)《嘉兴府志》,第807页。

(112) 宋斛合5斗或半石,所以,一斛可容纳大约29.25升;参见丘光明著:《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第262—263页。这可计算出,从漕米中额外救济的人均口粮大约是每人12.3升。给予这样的一个数量可能持续了将近一个月。

(113) (明)《嘉兴府志》,第831—832页。

(114) (清)《嘉兴府志》,第287页。

(115) 关于南宋的这种公租苗额,参见斯波义信著:《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第72、90、152—159和254页。

(116) 元代的担约合83升,约为宋代担的1.43倍。[作者在翻译此处材料时加上了量词“picul”(担)。——译注]参见丘光明著:《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第263页。

(117) 中国的占星学中所使用的一种器具。

(118) 严格地说,此处所用“stalagmite”(石笋)一词并不恰当,因为没有牵涉到洞穴,但我们将按照它在汉语文献中的原样来使用它。(石笋,即溶洞底面自下而上增长的碳酸钙淀积物。——译注)

(119) (清)《嘉兴府志》,第266页。

(120) “气”是宇宙的基本物质。对17世纪中国人的思想中更广泛的关于“机”(the fine ‘germinal causes’)的讨论,参见伊懋可著:《中国历史的模式》(M. Elvin,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29—232页。

(121) 形容“景观”的常用语。(即文中的“山水”一词。——译注)

(122) (清)《嘉兴府志》,第266页。

(123) (清)《嘉兴府志》,第266页。

(124) (明)《嘉兴府志》,第859页。

(125) 可能是秀水的。

(126) 紧接着的三年一度的考试年份。

(127) 大概是16世纪的某个时间。

(128) (明)《嘉兴府志》,第859页,黄献可传。“风气”这个词,从字面上讲是“大气或空气”,在后来类似的文献中通常指人文环境,但它最初的含义是指自然事物:如,气散而为风。

(129) (清)《嘉兴府志》,第149页。

(130) (明)《嘉兴府志》,第791页,王忬传。

(131) (明)《嘉兴府志》,第1560页。

(132) (明)《嘉兴府志》,第1554页。

(133) (清)《嘉兴府志》,第141页。需要指出的是,如同在本书的其他地方一样,在旧时中国的阴历中,“月”(moon)用来指一个月。农历三月通常是4月到5月初。偶尔,为译诗能在元音上押韵,我也会打破这个惯例,而使用month。

(134) 项的标准小传形容其为“狷介寡俦,不事生产”。方宾观、臧励龢等编:《中国人名大辞典》,香港:泰兴书局1931年版,第1314页。以下称《中国人名大辞典》。

(135) (明)《嘉兴府志》,第1559—1560页。

(136) (明)《嘉兴府志》,第1563页。

(137) (清)《嘉兴府志》,第155页。有关乡村集市的宋诗,参见斯波义信著,伊懋可译:《宋代中国的商业与社会》(Shiba Yoshinobu,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Sung China, translated M. Elvin),密歇根州,安阿伯: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70年版,第144—145、147、149、151、152和154页。

(138) (清)《嘉兴府志》,第136页。

(139) (明)《嘉兴府志》,第2192—2194页。

(140) 在明代,它被划给了江苏省。

(141) 参见伊懋可著:《中华世界中变化多端的故事》(M. Elvin, Changing Stories in the Chinese World),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如第50、62、68—69、81—82和86页。这些故事大多译自《清诗铎》第564—570页有关该主题的部分。

(142) (明)《嘉兴府志》,第1852—1853页。这种不同寻常的押韵方式大概为该诗所独创。(作者之所以质疑这首诗的押韵方式,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对它的点读有问题。——译注)

(143) 高本汉著:《诗经注释》,#174。(作者指的可能是《诗经·小雅》中的《湛露》篇。——译注)

(144) (明)《嘉兴府志》,第1853页。

(145) 约阿希姆·拉德卡著:《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第126页。

(146) (明)《嘉兴府志》,第2188页。(应是第2188—2189页。——译注)此段诗文的最后一句提到的官粮的确切缴纳办法如何,尚不完全清楚。

(147) 回想一下可知,平均起来,用农历的一年岁(岁)所表示的确切年龄,要小于用“岁”表示的年龄。

(148) 伊懋可著:《另一种历史:欧洲视野下的中国》(M. Elvin, Another History: Essays on China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悉尼:野牡丹/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108页。

(149) (清)《嘉兴府志》,第783页。

(150) 伊懋可:《血统与统计:从地方志的烈女传中重构帝制晚期中国的人口动态》,收于宋汉理主编:《帝国历史中的中国妇女:新视角》(M. Elvin, “Blood and Statistics: Reconstruction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from the Biographies of Virtuous Women in Local Gazetteers,” in H. Zurndorfer, ed., Chinese Women in the Imperial Past: New Perspectives),莱顿:布里尔出版社1999年版。原则上,用“成人”预期寿命即大约在15岁以后的可能更恰当,因为资料所涉及的妇女的年龄都超过了48.5岁。这里,充分利用这种有所删节的公开资料,并从其相关信息中得出一个值,再利用调整过的寿命图标模型(根据logit模型作出的半线性回归模型),来推断早期的年龄值。

(151) 其他标准包括每单位面积的产出、每单位时间的劳动量产出以及投入能量与产出能量(不包括光照)比,还有基于成本和财务收益关系的经济衡量标准。

(152) A.马达莱娜:《1500—1750年的农业欧洲》,收于C.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A. Maddalena, “Rural Europe 1500—1750,” in C. M. Cipolla, ed.,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1970年版,格拉斯哥:科林斯出版社1974年再版,第2卷第4章,第334—343页。这里给出的1750年以前时期的最高比率是1500—1549年尼德兰和英格兰的8.7。

(153) 稻谷有糠壳,虽然它有营养,但通常被中国人用“捣”或“舂”的方式除去,人们认为这样更好吃,更便于储藏。

(154) (清)《嘉兴府志》,第783—789页。(确切地说,应为第783—784页。——译注)

(155) (清)《嘉兴府志》,第790页。

(156) 参见大木康:《冯梦龙“山歌”之研究》,载于《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Oki Yasushi, Feng Menglong ‘Shan'ge’ no kenkyū, Tōyō bunka kenkyūjo kiyō),第105册(1988年)。

(157) (清)《嘉兴府志》,第784页。这首诗的第一个字模糊得无法辨认。我用了“plum”作为该树的名字。

(158) (清)《嘉兴府志》,第789页。

(159) 《中国人名大辞典》,第1618页。

(160) (清)《嘉兴府志》,第783页。

(161) (清)《嘉兴府志》,第788页。与同书第784—785页相比较。有关这些问题的详细分析,参见李伯重:《气候、土地和人力的变化:明清两代江南湿地的稻米产量》,收于伊懋可、刘翠溶主编:《积渐所至: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

(162) 乌镇和涟市。

(163) (清)《嘉兴府志》,第785页。

(164) (清)《嘉兴府志》,第785页。

(165) 菜子又名“油菜”,其种子经压榨出油。

(166) 川胜守著:《明清江南农业经济研究》(Kawakatsu Mamoru, Min⁃Shin Kōnan nōgyō keizai⁃shi kenkyū),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版,第121页。

(167) (清)《嘉兴府志》,第788页。

(168) 参见川胜守著:《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史研究》,第111页。

(169) 川胜守著:《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史研究》,第114页。

(170) 引自(清)《嘉兴府志》第790页上沈翼的《农书》。

(171) (清)《嘉兴府志》,第793页。第169—170页也做了探讨。

(172) (清)《嘉兴府志》,第798—803页。

(173) (清)《嘉兴府志》,第791页。

(174) 关于这一翻译的合理性,参见星斌夫著:《中国社会经济史语汇》,第253页。(作者将此句译为“Making a contract with city residents to purchase their excrement is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意思是“与城中居民签订合同购买他们的粪便是非常重要的”。——译注)

(175) 比如平湖。参见(清)《嘉兴府志》,第784页。

(176) (清)《嘉兴府志》,第807页。

(177) 曹树基著:《清时期》,第102—103和4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