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系统维持的代价-大象的退却

在中国人烟最稠密的地区,水利长期以来一直居于农业——特别是稻作灌溉——以及大宗运输的核心位置,因此,也居于其前现代经济史后期的核心。它源远流长,并因诸多失败而经历了长期的完善过程,从世界和历史的标准来看,它是成功的,也是持续的。(1) 当然,最终的代价颇为高昂:水利系统的维护需要持续、昂贵的投入;而达到一定的地步后,它几乎不可能进一步扩展。环境则对合适地点的利用以及水量有着天然的限制。

本章的中心论点也即核心思想是:人工水利系统或多或少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而且总是与外部破坏性的环境因素产生相互作用。它们会受到下列种种因素的影响,包括降雨、洪水、干旱、植被的移除或重新覆盖、影响航运和泥沙沉积的土壤侵蚀、湿地的消失、灌溉、盐碱化以及海水的侵袭等。水利系统是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遭遇之所,它们之间的关系多半是对抗性的。

中国的水利系统是多种多样的。一些用来防治水患;大河两岸的堤坝是为了保护外面的农田;海塘则将汹涌的潮水与风暴挡在海湾之内,它还能防止盐水损害地力。有的用来排水,将湿地变为稻田;有的也用于灌溉,通常将水储存于湖泊和水库,然后通过沟渠和水闸使其改道并加以分配。前现代工业通常需要溪水与河流来提供动力。大城市需要精心建造的系统提供饮用水并处理污水;当水质依旧良好时,什么人先得,什么人后得,则由社会和政治地位来决定。

与最后这一点相关的例子是李渠,它开凿于公元809年(即唐元和四年。——译注),为江西(在中部)的中等城市袁州供水,以饮用、洗涮、消防和运输。(据研究,李渠在唐代并无运输功能,宋代深挖、拓宽城内渠道后才使它能兼通航运。见斯波义信著:《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21页。——译注)在上游,渠水也被用来推磨;往下游,该渠最后成了藏污纳垢的下水道。由于磨坊减缓了水流,它们在一些河段被禁用。因房屋的挤占,最终使得该城的航道太窄而难以行船。一个隶属于渠长的常设机构得以成立,目的是阻止人们往河里扔垃圾,而在邻水处建厨房或厕所也是不被允许的。但这些做法收效甚微。水初入并流经官衙园圃之处,尚清澈见底。往下的河段则是另一番景象。社会地位和与污染的接触呈现出反向的关联。(2)

运河需要保持一定的水位以便行船,当梯级分布的水闸使得运河沿着山的斜坡上下起伏时,这绝非易事。明清大运河即是如此。当水量不足时,这些水闸只得加以关闭,船只被拖过水闸旁的堰埭。(壅水的土坝。用于提高上游水位,以便水运或灌溉。——译注)因为这一原因——缺水,这样,尽管宋代中国人发明了船闸(3) ,通过充泄水以及启闭闸门来过船,但他们很少加以利用。由于堰埭过不了大船,因此环境又一次制约了经济技术。

水磨、水力驱动的杵锤、水排以及戽水车——大龙骨车(huge openwork wheel),能用安在其边缘的槽汲水——同样需要湍急的水流来推动。这些不同的需求——特别是灌溉、运输、作为动力和饮用——在某种程度上是此消彼长的。不同利益间的争斗以及不同地区间——如上游和下游之间、不时做出牺牲的溢洪区与非溢洪区之间——的冲突,遍及大多数水利系统。

汉水与长江交汇处的沔阳(在中部)(现为湖北省仙桃市。——译注)就是一例。19世纪中叶,南岸的武装抗议者挑起小规模抗争,起因在于官府核定当地作为洪峰到来时的泄洪区。他们不愿牺牲自己,而想要洪水北流。反叛者一度取得了胜利,建立了“非法的”堤坝来保护南岸,随后获得了更多的收成。根据州府的说法,当地百姓若“稍不遂欲,即行赶牛拆屋”(4) 。河水意味着争端。在极端情况下,水利成了群体冲突的源头,此地即是如此。

水利可能也会促成一种原始的民主机制。在大约1775年以后的上海县(在东部),当知县想疏浚河流时,他经常召集地方名流聚会,以便为他出谋划策,并使疏浚工作师出有名。考虑到前一章引自《管子》的资料的内容,以及那种普遍而又过于简单的看法——说什么中国的水利是专制的不变基石,有一份文献作为明显的反证很值得一引;在帝国晚期的水利管理中,出现了大量的冗长、翔实的文献,它们很典型,这是其中的一份。它说的是1870年的肇嘉浜:

署县朱凤梯邀集城乡董保,议得:道光十六年,通县按亩出夫,不给土方工价,推局费出之官捐。咸丰八年,则方价局费皆取之捐罚闲款,于通县业佃,不累分文。近岁情形,官民交绌,惟减赋后,民力普存。请照华亭海塘捐例,派出亩捐……其市河、盘埂等处,向号繁难者,照方价不敷,向由承挑捆董,率皆草率了事,随浚随浅。此次由绅董呈请,照娄青例,加给繁工,开阔加深,其添费至一成以外,其车坝杂费,委员随舆,书差饭食,具报在县。(5)

到这一时期,该文献中叙述的做法成为了处理事情的一般方式;与其说它专制,也许不如称之为“中央合法控制下的协商型寡头统治”更好。在其他一些地区,它近乎原始的民主。广东省桑园的围田即是一例。(6) 此地每年定期举行公众会议来推选代表,而且公众选举水利管理者也已形成制度。(7) 当水已成患,需齐心合力共度难关时,它会强化社会的联系。清《桑园围志》记载:(8)

若西江潦涨,基有危险,该村登即鸣锣,附近乡村逓相接传奔报。各堡之人身家性命所关,未有不奔驰恐后者。

这种团结的必要性在明中叶的《松江府志》中得到了说明;此地位于长江三角洲之南:(9)

全圩相关,人情最难齐一,反如一圩千亩,不下数十家,若一家圩岸圯坏,则全圩坚好岸,总归无益。其间贫富相持。

若将此地情形与上面提到的沔阳的状况相比较,可以看出,水利环境的不同可以改变人们相处的方式。

到19世纪,商业化的水利系统在华北也已出现。在包头附近的东河村,有浇灌的菜园由典当业和其他行业出资资助。一个菜园行会(Garden Gild)负责管理,它大约有90个会员,他们都持有“水股”,按每人的持有量来分担开支。菜园头领的职位由每个会员轮流担当,但一度也由他们所持有的股份数量来决定。虽然沟渠是行会的共同财产,但是“水股”可以独立地从土地所有者中买卖和借得。(10)

正如随后将会表明的,虽然“水利专制主义”并非全然的子虚乌有,(11) 但从上文中应能明显地看出,它是对一种更为复杂之形势的不恰当的描述,而这种形势也在因时而变。

建造和维护水利系统通常需要大量的劳力、财力、物力(如石头和木材)以及管理技巧。考虑一下位于杭州湾(在东南部)南岸的上虞县县志中的这则描述吧,它涉及了1347年(元至正七年。——译注)重建不到20000尺(元制1尺合30.72cm。——译注)的海塘所需的物料:(12)

堤址布杙四行,没土八尺,前行既陷,侧石以护之。乃置方广石于其上,外则叠以巨石,纵横上下,勾连参错以拒洪涛之冲激。内则取夫石之小者,杂以刚土筑,使其紧密完壮。仍包以石而与外称焉。其广者四十尺,其高视广得五分之一。

大致估算显示,这么短的一段堤坝——大约6公里,堪与整个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超过400公里长的海塘相比——将需要大约63000根木头,和将近100万立方尺的石料。这种结构比该地早先常用的土木混合海塘更加耐用,后者不得不每三年重修一次。因此,从长远来看,它可能节约了劳力。但是此类水利工程毁灭了森林,消耗了石材。

还要提到人。长江三角洲南部的华亭县的县志在述及19世纪末修海塘时说到,人本身付出了不菲的代价:(13)

今之筑塘,总在三伏。工夫为炎暑蒸灼,日晒夜露,骤中暑者,死于塘下,不知凡几。且其时田事正忙多,不能分身到工者,地保塘差乘机讹诈,每亩办钱三四百文,谓之买闲。倘有硬不出钱,情愿挑土者,差保必寻隙,销暴烈日中,多方苦难之,不得不营求解脱。

此段提到的“暑”(英文著作中译为“cholera”。——译注)的日期是相当晚的,这一定是真性霍乱;它首次在1820年左右从孟加拉传入中国,尽管没办法确定事实就是如此。(14) 在这一年的温暖时节,工地上的众多工人摩肩接踵,加上糟糕的卫生、临时拼凑的住处以及高度的压力,这些因素的聚合当然会促进此类传染性疾病的传播:霍乱主要是通过受感染的粪便、被污染的饮水和食物以及苍蝇传播的。

由于自身损耗和泥沙沉积,这既需要疏浚沟渠,又需要随河床增高而加高堤防,因此,几乎所有的水利系统都有水文不稳定的状况,这使得疏浚和加高堤防成了长期的负担。长远来看,用于维护水利系统的费用远远高于兴建时的花费。水利系统虽然在水文上不稳定,但它们带来的经济收益却又向来不变。它们对径流和降雨的容纳是有限的,而且对地形也有要求。地下水只能以固定的速率自我补充。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一旦因水利系统而受益的机会消耗殆尽,继续维护下去只能是浪费资源。到清代中叶,中国似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15)

水利系统运行之初会大大提高粮食产量和生产效率;这之后,它所创造的活力会受到约束。为形象地说明这一点,试着想象一下将帝制晚期的大运河变成双航道的情形,这条运河从杭州(在东部)北上,直达北京(在东北)城外。换言之,所要想象的情形即是建造第二条与之并行的运河。这将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足够的可资利用的水在山间奔流。山东段尤为明显;在这里,大运河从泰山山麓的西山嘴穿过。夏季,洪水带来大量的悬浮泥沙,将它们导入运河很快就会淤塞河道,因此需要通过备用航道使泥沙入海。冬春,河水较为清澈,但水量不太丰沛,因此必须尽可能地在水库中蓄水。在跨越备用航道口的临时堤坝建成后,水库的蓄水将通过支流被引入运河,以便让驶往北京的运粮船队经过。一旦船队通过,就得拆毁堤坝,年年如此。还要防止支流河道全都变为运河的备用航道,这也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需要更多的工程予以保障。(16) 因此,即使作为单航道,要想让运河保有足够的水量,以便一年到头使这么长的一段水道保持畅通,通常也是不可能的。相比之下,铁路则不受这种限制的束缚。

中国的水利系统存在既久,名目繁多。在一些系统中,水利技术很早就明显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程度,而且持久耐用;在别的系统中,它败落了;在另外的系统中,它历经几千年而越发的精益求精。下面的两个例子将表明水利史的复杂性,并显示中国的水利工程如何改变了环境,反过来又如何受制于环境,甚至有时因环境而崩溃。

地处西北的秦国,这个在公元前3世纪后半期适时地一统帝国的国家,通过夺取一个庞大的灌溉系统并修建另一个系统,在征服前就增强了其战争机器的效率。这两个工程命运迥异。一个至今仍在起作用,另一个十分迅速地衰落。虽然几百年来人们三番五次地想使它起死回生,但事实证明,要修复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综合性的系统,已回天乏术。

公元前4世纪末,当秦国吞并位于今四川省(在西部)的蜀国时,它占有了岷江灌溉网(即都江堰。——译注)。该灌溉网修建在岷江出群山并穿过扇形平原奔腾而下之处;平原的坡度近乎完美,在0.29—0.42/00之间。(17) 其建造原理很简单:以地心引力作为动力,无需汲水;水从干流转向分流渠并用于灌溉,灌溉剩下的水在下游100多公里处回到干流。细微之处见功夫。而其中一些细微之处可能是在后来得到增补的,因此下面描绘的是一幅合成图,而非完全聚焦于古代的某个特定时刻。但基本的框架古已有之。

首先,必须使流入该系统的水量尽可能地保持稳定。岷江流量在低水位时大约是500立方米/秒,但在高峰时可升至5000甚至6000立方米/秒。第二个问题更为棘手:要阻止沟渠被沉积的泥沙淤塞。水流的减缓削弱了其携裹悬浮颗粒的能力,因此,沟渠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淤塞。

应对之策有两条。第一,在冬季低水位时定期疏浚。如今,当地57%的降雨集中在6至9月间,两千年前的情况可能也大同小异。而定期疏浚这一做法,是按照此系统的第一位主修官李冰的“深淘滩,低作堰”(18) 之建议而行的。第二,将主分水口(即鱼嘴。——译注)上游设计成弯道,这样,大量悬浮的泥沙由于内江水流较缓以及与干流水面成直角的辅助螺旋流(内江水流漫过飞沙堰进入外江时产生的漩涡。——译注)的作用,而沉积在内江。(19) 通过开通另一条渠道(即飞沙堰溢流道。——译者),同时合拢外江处的固定分水口,这些沉积物就定期得到了冲刷。而这条渠道直接将水引回源头的岷江干流,不过干流通常处于封闭状态;外江处的分水口则一般保持畅通。这是一条刷沙渠,它通过一道堰加以阻隔,这道堰是用大竹笼筑成的,竹笼里装满了大石头并安放在稳固的岩床之上。这条刷沙渠也可作为一个溢洪道,来调节水利系统中水位的高低。这样,它在洪水泛滥时可作为一个应急的溢流道,甚至是一种安全阀,因为那种竹笼——盛满石头的竹篮——可以被冲走。为搬走被冲掉的这些竹笼,然后用新的取而代之,每年都要付出繁重的、险象环生的劳动。这种竹笼直径3尺,长10尺,至少在唐代如此,因为这些数字出自唐代。因此,只有付出高昂的维持代价,这一水利系统的生产力才能得到保存,最初的投资也才会有所保障。其实,岷江灌溉系统是幸存的灌溉系统中的佼佼者。尽管主分水口的渠首一再被毁坏,新月形堤坝代替了人工弯道,但这一系统得到了扩建并有所更新,它如今依然在起作用。(20)

第二个例子是位于今陕西省(在西北)渭河之北的郑国渠,其命运迥然不同。郑国渠的开凿比都江堰稍晚,是在公元前246年。它从泾河将泥沙量大的河水沿等高线引到洛水,在渠首部分将水排到低洼的田地,汉乐府歌之曰,“且溉且粪”(应为《郑白渠歌》。——译注)。这也有效地降低了很多农田土壤的盐分。(即《汉书》所谓的“引淤浊之水灌咸卤之田,更令肥美。”——译注)郑国渠的渠道有200公里,平均坡度是0.64/00,这显示了精湛的勘测技术水平。它的主要贡献是供养“关中”居民,而秦代和随后的汉代均在此设都。史家司马迁将秦朝的胜利归功于这一水利系统。任何这类单因论的解释都不足取;明智的做法是,将经济发展视为军事和政治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21)

为什么郑国渠没有经受住岁月的考验?

魏丕信已精彩地讲述过其来龙去脉,(22) 这里,我们只需要回顾一下他的结论并做些解释就可以了。如今,该地区属半干旱气候,也许比两千多年前更为干燥。其表土大都是碱性的,由黄土塑造的地貌也很不稳定,因为黄土本来就是随风吹来的石粉。泾河哺育了这一水利系统,可是其河床在不断缩小,这使得继续引水越来越困难,只能不断地在更远的上游开凿新的引水口。夏季,河水猛涨,这种急剧变化也难以使工程保持稳定。水中的淤泥起初被誉为“粪”,后来大概因为它来自较低的土层,淤泥便日渐贫瘠。可能在汉末唐初之际,最初开凿的这一水利系统很快就部分地失灵了。不过,郑国渠的附属系统,即开凿于公元前95年的白渠,继续发挥着作用。

在唐代,水磨占用了大量的农业用水,朝廷三令五申将其拆毁。由此可见,资源短缺加剧了通常的矛盾。

到10世纪中叶,白渠也身陷困境。人们每年都要跨河筑坝,提高引水口的水位,但是河坝往往最终会被冲垮。到14世纪,当这种临时水坝达到最大规模的时候,它的宽度要达到850尺,深度要达到85尺。这种水坝好像是用草木编织的篮筐装填土石建成的。后来当引水点上移时,小一些的坝体就能满足需要了。15世纪,人们开辟了一条支流暗道,以期恢复白渠的功能,但由于泥沙淤塞和民力疲乏而无济于事,此后主要依赖于抽取当地泉水来给白渠补水。不过与泾河相比,泉水能够提供的水量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人们想方设法缓解最糟糕的自然灾害,如泾河时断时续的洪水以及挟石块顺沟而下的急流所造成的破坏,使得等高线上的支流渠不得不成直角穿过。溢流渠得以开凿;跨沟建起格栅式堤坝,既能让水流过又能拦住碎石;选择重要地点在沟渠顶部架空设槽(即修建飞渠。——译注),以便溪谷里的溢流漫过。

最后,在清朝统治下,像之前历朝历代那样大规模动员无偿的劳动已行不通了。这样,长期的社会政治变迁限制了水利规划者梦想恢复古代辉煌的机会。到18世纪,尽管为修复水利系统进行了广泛的勘测和更多的努力,但凿井显然成为了灌溉农业的最可靠的基础;当然,仅有殷实之家才买得起方便提水和分水的唧筒。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压力使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倒退了。这种情况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这时,现代工程的首次使用开启了新的浮士德式交易的可能性。

总之,到18、19世纪,中国的水利经济陷入前现代的“技术锁定”(technological lock⁃in)模式之中,从而进退维谷。“技术锁定”是经济学理论中为描述下列情况而使用的一个概念,即:已有的次好技术因其较先确立所带来的优势而继续居于支配地位。用W.布里安·亚瑟的话来说即是:“利润增长的机制……会……致使经济……受困于较差的发展之路。……技术传统……往往会被有利的回报锁定。”(23) 目前,这包括对现存技术系统的使用、服务和销售加以培训所进行的投资,以及为保证兼容附件和连接装置的有效性所进行的投资。(24)

在此,我采用这一概念来描述一种前现代发展状况:在那里,某种经济和社会制度对某种特定技术——如中国特色的水利技术——的信奉已达到这样的地步:(1)　如果它自愿废弃这一技术,势必会立即造成生产上的损失,通常还会导致社会不稳、人身安全缺乏保障的后果,在一般情况下,这是无法接受的;(2)　这一经济体的现有可用的大部分资源,特别是金钱、劳力、物资、技术以及政治与组织能力等,都需要用于对水利系统的维护。结果,其未来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可以说都“被抵押”了。而像郑白渠的例子所表明的,如果水利系统无可挽回地垮掉了,那么,巨额投资也就化为乌有。实际上,中国古代水利可用技术的内在发展也走到了死胡同。因而原则上讲,对中国水利系统的实际代价的评估,应该包括这样一种机会的丧失,即,将数量巨大的这部分输出用于另外的、最终可能更有成效的事物上的机会。很明显,如今现代技术的发展已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所留下的,则是一份伟大而沉重的历史遗产。

变化着的模式

组织情形反映了环境状况。因此,在洱海(在西南)西岸,所谓的十八溪水从绵长山脊的陡峭一侧顺势而下,当它们造成淤塞时,往往会在山脚的冲积扇上改变河道。这几乎没有造成永久的破坏,也无需大型组织来加以维护。(25) 与此相对照,洱海北岸的弥苴河,由于泥沙量大,最终高出所流经的周边的农田,就像一条小黄河似的。在帝制后期,它冲积出了一个壮观的三角洲,这三角洲又细分出一些远远伸进洱海的围田。结果,对弥苴河的维护每年需要的劳力达到数千人。这一需要还因上游植被清除所造成的入水泥沙量的增多,而日渐加大。从15到19世纪,这里的水利系统从松散的集体维护转变成严密的官僚化管理,这可以得到文献的佐证。

官方支持的修理最早见载于1403—1424年间,到1506—1521年间又有3次。此时,军屯士兵维护东侧堤坝,平民百姓负责西侧。(26) 据说,负责每年定期修缮堤坝的官僚制度最早是在1436—1469年间的某个时候通过当地官府发挥作用的,但是由于16世纪中叶的危机,其成效不佳。1563年的《大理府志》提到或引用某人的话说到如下情形,确切日期尚不清楚:

今三十年来,无人讲求,[堤坝]圯坏殆尽。议者拟令照田[由该系统为之服务的地主所有]起夫,分届立限,刻石标记,永为定规。

以每年正月乡饮次日,不待督率,各自赴工,培土种木。违迟一日者,众议告罚,岁以为常。(27)

尽管现在有了官府的监管,但仍急需集体维护。

1552年弥苴河的溃堤进一步引起了官员的反应。维修工作的细枝末节被人记录下来,譬如用于泄洪的“龙洞”——侧面开的渠道——的数量。他们总结道:“致今之军困民乏,非地利不足,乃水利不足也”(28) 。根据所需的木材、石料还有劳力来看,修缮的花费同样昂贵起来。1563年的那部府志记述了处于压力之下的一个社会的情形:

有田或得买免,无田或致强役,斑白不休,妇子不宁。急则撤壁篱以补决堤;缓则盗桯木以供私炊。(29) 看守者不胜其烦,修筑者已厌其苦。甚有东堤田主盗决堤西,西堤田主盗决堤东。(30)

其实,该水利系统原来是可持续的,但是像通常一样,也需要付出代价。

1628—1643年间弥苴河的水利组织得到了改善,而1736年之后不久发生了更多的变化。负责看护多长的堤坝,这是根据地主缴纳的税收来分派的。阴历正月中旬出工,通常在这一时期干一个月,其成效由官员们检查。然而,1795年之前不久由水利部门地方官员开启的进一步变化并未产生良好的效果;1818年,组织机构又一次被革新,随后通过三个

不同的地方官员又进行了两次改造。这些反反复复的努力,确保了1815—1817年水灾过后的一段时期的稳定。在位于这条河下游前端的主峡谷上建起防护性水利工程,以减少其裹挟的泥沙,这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实际所发生的情况是,由于上游的土地开垦和森林滥伐,弥苴河携带的泥沙增多,河床增高,这就必须不断疏浚河道,并将堤坝建得越来越高。从1828到1843年,尽管有疏浚,但靠近峡谷之下河道的河床还是增高了10尺。人们还安放作为标识的石柱,来测量疏浚所需的深度。(31) 即便如此,到了离清代不远的时候,紧挨着峡谷以南的弥苴河的大部分河道,都已高于四周之地的房屋屋顶了,今天依然如此。到19世纪早期,清理和疏浚需要6万人,他们从阴历正月断断续续干到四月初。还需要3万人重修堤岸。(32)

清代中期,弥苴河河坝的总管(此人系高上桂,号月峰,白族,清代邓川州银桥村人,生卒年月无考。——译注)以夸张的言语描写了这一过程:

凡水皆行地中,而渳苴独行地上;凡河俱宜深透[因时间流逝],而弭苴岁有淤填。此大较也……毛家涧一带[上游流域,位于主峡谷之上]皆破岫、恶崭、败溪、碎谷,纠纷结聚于三江口。每当西北风起,往往山土扬尘,飞沙扑面。一值夏秋霪霖,则坏冈裂谷。山石、涧沙与急溜、崩洪澎湃訇砰而下,四围亢阻无路,仅以蒲陀峒[主峡谷]为宣泄。而三江口壅积之沙浪,人岁复以巨爬顺水推之。于是水石交冲,视邓为壑。渳苴河受病之源,实在于此。

由是而南,则黑蚂涧、蛇涧。诸山又皆身无完肤[即植被没了],巀然直插河底。沙飞石走,益助以填海之势[这条河的]。于是以一道之长河,受百道之砂砾。初犹盘束于峒峡,及至上公沙[主峡谷谷底]……则豁然开放,奔腾轰若惊雷,驰如万马,几欲以六千里之平原繍壤[裹挟着农作物和房子],一快其疾扫之势,全河形势莫险于此。

继自王伍而下……一水危如悬架,而一湾一曲之处,愈觉飞沫喷薄,震撼异常。自来溃决每在于斯……夏秋河流浑浊,泥沙并下,然淤与河未尝不入于海,[那么]年深日久,海口湮而河尾[河水流进洱海的入口处]亦滞。是以三十年前锁水阁下即[恰好是]系河水入海之处,今[大约在1854—1855年]已远距五六里许。[直线延伸的速度接近每年0.18里]……固于附近居民有益而于上流有损。何则贪淤田之利而不加疏,使河尾窄不容舟。尾闾不畅则胸膈不舒,而涨漫之患作。此又沙石之患受自源而及于尾者也……

论曰:邓之患在水,所以滋患实在山。山皆金气,众多不毛,不毛则山面童頳易剥落浸淫,而岩谷虚豁。雨潦降则连冈接岭,驱沙走石,急溜崩洪,訇砰争道而下,此大川所以泛滥,支川所以垫淤也。夫古今防水之策论列备矣,而防山无闻焉。(33)

其实,这里的森林滥伐和开垦是晚近之事。可能是由于人口压力,弥苴河主峡谷之上山坡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它下面的新的环境问题的出现,从而促使新的更严密的社会政治组织的形成,同时国家直接干预的水平也更高了。这个例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表明人类和环境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变幻不定的因果链,即,人类影响着环境,从而又引起人类社会结构的调整。

接下来的部分要描述中华帝国两个最大的水利系统,以便对前一章概述的主题,即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继续进行探究。为了使描绘的图景不至于偏颇,应该记住,帝国时代大多数水利系统的规模相对都比较小,而且国家在其中的主要作用只是仲裁参与者之间的争端,或重建地方上已衰落的水利组织。这即是监督而非身体力行。当关注点转到小型事业对环境的影响时,很多自治性更强的活动——类似于早期弥苴河的治理——也会在随后的三章中加以叙述。

南流的黄河

1194年(金章宗明昌五年。——译注)以降直至1853—1855年(清咸丰三年到咸丰五年。——译注),黄河的最后一段是从山东半岛的南部入海的。在此前所有有史可查的时期——虽然不是跨度更长的所谓“地貌学家时间”(geomorphologist's time),它曾奔流向北。黄河南流入海的篇章成为了一个缩影,它揭示了帝国时代的大部分水利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最重要的是,它揭示了自然力与人力之间无休止的冲突。水文学对抗着水利学。

人们提到黄河有一条向南的径流河道,但实际上从开封地区往下,它夺占了多条不同的水路。1578年以前,在任何一个确定的时期,这些支流通常分成数股,以多种方式与淮河相互作用,而黄河曾夺淮入海(参见图1-1)。中国人千方百计地控制黄、淮合流,由此形成的人为作用的规模,大概是前现代历史上的任何地区都难以企及的。下面的表6-1、表6-2总结了黄河的沉积学数据,它们并不意图显示细微变化,一个重要的例外是区分了1578年前后两个时期,当时人为作用变得非常明显了。

表6-1表明了现今黄河废三角洲处的长期造陆模式与黄河北流后渤海湾处的新近造陆模式之间的对比。近来人们估计,1194年以前,淮海平原每年大约增长2.55平方公里。(34) 这样说来,黄河南流就使这一增长速度翻了一番还多。

表6-1　1194—1983年黄河南北河道的造陆模式

* 不包括1971—1975年。

** 这些数字已得到调整,以避免重复计算时段间交界点的年份。

资料来源:李元芳:《废黄河三角洲的演变》,《地理学报》(该文载于《地理研究》。——译注)第10卷第4期(1991年),第37页。

值得注意的第一点,是16世纪后半期以后三角洲沉积规模的变化。至少在最初,这体现了水利技术上的变化所造成的人为影响。由于这一变化也是一个长期现象,而且人们不时地恢复使用一些早期的水利方法,因此可能存在其他的影响因素。黄河的河道已相对归一,因此它携带泥沙的能力更强。而在清朝治下,对黄河中游沿岸植被的破坏加剧了。

表6-2显示了对南流时期黄河三角洲陆地延伸和泥沙沉积增长的估计。从第2行加粗的数据可以看出,潘季驯在较晚时候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产生了什么影响。通过统一黄河河道并排除其他多条河道,然后收缩现有河道,他无意中将黄河口河床的高度在13年内提高了2米多。原因是,水流加速冲刷过下游之后正是在河口减速的,因而很多泥沙淤积了下来,他忽略了这一点。

表6-2　1195—1854年黄河三角洲延伸速度和增长速率

* 为保持一致,各时段的截止日期已做了调整。

** 至于稍有不同的数字,参见万延森:《苏北古黄河三角洲的演变》,《海洋与湖沼》,1989年第20卷第1期。

资料来源:叶青超:《试论苏北废黄河三角洲的发育》,《地理学报》,1986年第41卷第2期;徐海亮:《黄河下游的堆积历史和发展趋势》,《水利学报》,1990年第7期。

黄河南流期间,河道在变迁,水利方略则时有时无,这些变化揭示了人与自然不断斗争的本质。这也表明,由于大运河船队不得不从离黄河河口不远的上游驶过黄河(参见图1-1),要维持大运河的畅通,汉人政权就必须与黄河搏斗;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它又只能是短暂地获胜。大运河是确保北京供给的生命线,而北京在1420年之后成为明代的主都。凭直觉可知,为了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必须阻止少数民族从北方入侵中原,这反而导致了人与水的斗争。既然都城不能丢失,这就成为了另一种形式的锁定。

要过黄河,粮船需要沿淮安和徐州之间很短的河段行驶,此段非常凶险,以暗礁密布、水流湍急著称。在这里,要维持大运河与黄河交汇处的正常运转,其代价是十分巨大的。1606年,徐州段的疏浚和筑堤征调了50万劳力,耗时5个月,耗银800000两。(35) 19世纪末的《淮安府志》解释道,河床的泥沙沉积使那交汇处的良好运行变得更加困难了:(36)

当这条运输线路[在15世纪初]首次开通时,大运河比黄河和淮河的水位高。因而,它遭受的破坏相对较小。当黄河与毗连湖泊沿线的堤坝逐渐增高时,大运河相对下沉。明代中期以来,严重的灾害使得黄、淮两河反向流入大运河。结果,大运河没有一年不为清理、疏浚、修建和封锁所困扰。

使大运河稳定下来的企图产生了冲击性的影响,这可能会导致其他水文系统的不稳定。16世纪中叶泇河的开凿就是一例。其目的是使北上船只几乎能直接驶过黄河,从而避开险滩急流。工部尚书对地形的勘察如下:(37)

公复躬率河吏,登隆原隰,准其高下……始得所谓韩庄者,势益洿下,可疏导也。乃为六井而脉之,凿下数尺,小石碛砾,类如苏壤,之即靡……公曰:此可渠也。

与一般的印象相反,儒家官僚有时候也会躬身实践。精通水利能为官员赢得名声。(38)

开凿泇河的问题在于它有副作用。19世纪中叶的《邳州志》(东部和东北部的交界处)对此有所记载:(39)

若夫川莫大于河,浸莫大于沂,而河故泗道也。自泗夺河徙,沂不南注。泇运既开,齐鲁诸水,挟以东南。营、武、泇、沂,一时截断。

阪牐繁多,而启闭之务殷。东障西塞,而川脉乱矣。

更糟糕的是:

官湖,在今城东八里……又连汪湖,近沂河口。而旧城西北,有蛤湖、蟃湖;其东,周湖、柳湖,皆系河决填淤。其直河以下,并以浊流浸灌,涯堑无存。是故连为腹心之疾,河为门庭之寇。腹心虑其痞塞,门庭患其唐突。

这即是船队将南方大米运给北方官兵所要付出的环境代价。

为什么这条河转向南流?相关的主要事件如下。(40) 手边没有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读者也不用担心那些花样繁多的地名。真正重要的是观其概貌,它们会以斜体得到突显的:

(1) 1077年黄河暂时分为两支。一支沿所谓的“南清河”即泗水古道流经山东半岛(在东北)南部,并夺淮(在东部)入海;另一支则沿北清河即济水古道继续北流。虽然次年完全恢复了北流,但这一分流情形是将要发生之事的基本形态。

1168年,《金史》提到,“河决李固渡,水溃曹州城(在东北),分流于单州之境(在山东西南)……都水监……又言道:‘新河水六分,旧河水四分,今若塞新河,则二水复合为一。’”(41) 二水复合后,黄河又成了一条河。然而,时隔不久,黄河对国家物力、人力所施加的压力增大,以至于节度使在1193年言道:“大河南岸旧有分流河口,如可疏导,足泄其势。”(42) “疏导”是这一时期治河的标准方法之一。它在实践中所造成的主要问题是,若河道变得更宽而深度不变,水流将会变缓,并卸下一部分泥沙。(43)

(2) 1194年,金朝廷继续就黄河如何分流最好这一问题争论不休,同时既要避免水利工程上的巨额耗费,又不至于危害位于南流和北流潜在线路上的城市和农田,尤其是因为在堤坝决口前并不能确切地断定真正的河道到底在哪里。所希望实现的目标是“以分流抵水势”。是年秋,黄河从开封以北(在东北)决堤南流,尚书省上奏称:节度使和其他官员“殊不加意,既见水势趋南,不预经画”(44) 。结果,黄河不但又一次像从前一样在两条“清河”之间分流,而且在1351年后以汴河作为它的南部河道。换句话说,黄河河道现在难以控制。下一阶段还是这样。

(3) 1391年的洪水刚过,“黄河全归淮河故道”,它是沿颍河过襄城(45) 、寿州(46) 抵达的,同时有一条小支流经徐州入海。(47)

(4) 1416到1448年间,如今的黄河南流主河道夺了涡河河床,但是在1448—1455年间又出现一条大的北流河道,它流经北清河,最终因人为干预而停流。十分有限的控制短暂地复现了。

(5) 15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洪水暴发过后,多达70%的黄河河水又一次北流。1492年,指导巡察的一道上谕颁布下来:(48)

朕闻黄河流经河南、山东、南北直隶平壤之地,迁徙不常,为患久矣,近者颇甚。盖旧日开封东南入淮,今故道淤浅,渐徙而北,与沁水(49) 合流,势益奔放。(见《明孝宗实录》卷66。——译注)

这时,因财力、人力耗费,朝廷做出决议,放弃治黄努力,中止对大运河的维护。有人主张,代之以海路运送官粮,更为可取。(50) 要记住一点,在这一时期,黄河所携泥沙的绝大部分依然淤积在了它所流经的平原上。一路输往入海口的泥沙是很有限的。(51)

(6) 1493年,驯服黄河的第一人刘大夏重建了黄河堤坝系统,通过这一措施,此后黄河完全南流有了保障。这使流入河口的泥沙大增,以至成“壅”。(52) 1534年,据当时的黄河总管(53) 说:

往时,淮水独流入海,而海口又有套流,安东上下又有涧河、马逻等港,以分水入海。

今黄河汇入于淮,水势已非其旧,而诸港套俱已湮塞,不能速泄,下壅上溢,梗塞运道。宜将沟港次第开浚,海口套沙,多置龙爪船往来爬荡,以广入海之路。(54)

也就是说,刘大夏的成功带来了新的问题。

(7) 16世纪的前75年间,黄河常常同时取多路流经淮河河谷。有关当时情况的描述,可以在引自伟大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记载1558年之事的一段话中找到:(55)

大河旧道由新集[在东北部的归德府]……至萧县蓟门集,出徐州(在东部和东北部交界处)小浮桥。此贾鲁所复故道河流[在1344年(56) ]……,势若建瓴,上下顺利。后因河南水患颇急,另开一道,出小河口,意欲分杀水势。而河不两行,本河日就浅涩,至是自新集至小浮桥,淤凡二百五十余里。河流北徒……又析为六股……俱由运河至徐州洪。又分一股,由砀山坚城集下……又析五小股……亦由小浮桥合徐州洪……大河分十一流而势弱,势弱则淤益多,淤多则决溢更甚矣。

据说1565年黄河有16条支流。(57) 此时人们谈及“黄河”时差不多要用复数,至少下游如此。而且,这样的河流在水文上不能与1578—1579年水利转型后出现的黄河同日而语。

(8) 16世纪中叶之后,黄河夺淮的入海口被泥沙淤塞。当时的总漕吴桂芳上言:“盖由滨海汊港岁久道堙,入海惟恃云梯(位于主入海口之外岛上的关站)一径,至海拥横流,尽成溢流。”(58) 到1578年,中部入海口的宽度从明初云梯关往下的7或7.5公里减至3.5到4公里,最多5公里。(59)

1577年,吴桂芳反对分流淮河和黄河并让它们改道入长江的建议。他将先前的河道类型与他自己所处时代的河道类型进行了对比:早先黄河大部分是在中游跟淮河汇流,如今这两条河流仅在入海口不远才交汇:

河最浊。非得清淮涤荡之,则海口纯是浊泥,必致下流壅塞之势。愈增旁决,内之患转急。……

历宋元我朝正德[1506—1521年]以来,几五百年,黄河自淮入海,而不拥塞海口者。以黄河至河南,即会淮河同行,循颖、寿、凤、泗至清河。清以涤浊泥滓,得以不停。故数百载无患也。盖是时,黄水循颖、寿者,十七其分支流;入徐州小浮桥者,才十三耳。

近自嘉靖间[1522—1566年],徐州小浮桥流短,徐、吕二洪屡涸。当事者不务远览,乃竞引黄河全经徐邳,至清河。

始与淮会。于是河势强而淮流弱,涤荡功微,故海口渐高,而泛滥之患,岁亟矣。……今若永绝淮流,不与黄会,则混浊独下,淤垫日增。云梯、草湾、金城、灌口之间“沧海将为桑田”(60) 。而黄河益无归宿。(61)

这样,在潘季驯治水之前,人们开始将黄河水汇集在徐州段,目的是帮助帝国漕运在该处过黄河。这种汇集的后果在入海口已显现出来,而这也在情理之中。

其实,黄河在主入海口的南北两面也有众多的小入海口。顾炎武,这位17世纪记录地区多样性的伟大人物,引用了一份资料,描述了新近南面小入海口是如何因潮汐将黄河冲刷入海的泥沙倒灌进来而淤塞的:(62)

以上诸海口旧本无淤,近日之淤黄沙而然……盖海水潮汐日,二至每入也,以二时其出也,则海水遏湖水,不得流者,每日有八时,黄沙宁无停乎。

北流的诸海口同样如此,也是“近日”被黄河的泥沙淤塞,主入海口的宽度则减至原来的一半。这份材料没有注明日期,大概在潘季驯大力治河之前不久,因为它提倡的理念是“若使黄淮水势不南分,而合力以之海,则新沙不停,旧沙自去”(63) 。这将成为潘季驯的不二法门。

(9)潘季驯(1511—1595年)(作者所标年份有误,应是1521—1595年。——译注),这位最伟大的治河专家,将上述方案付诸实践。(64) 他所阐述的基本的水文观念如下:

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悬浮、跃移和沉底的)沙停。沙停则河饱,尺寸之水皆由沙面,止见其高。

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沙刷则河深,寻丈之水皆由河底,止见其卑。

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于两旁,则必直刷乎河底。一定之理,必然之势。此合之所以逾于分也。(65)

新的正统理论诞生了。虽然潘季驯的理念并没有被量化,但它接近于这样一种现代理论,即水流挟沙能力与流速的4次方成正比。因此,挟沙能力易受流速的细小变化的影响,而流速又易受河道深度变化的影响。可见,水利工程可能会造成重大的差别。

1578—1579年,潘季驯在黄河下游进行了改造工作。他大约筑起了十万两千丈土堤,三千丈石堤,堵塞大小决口139处,建了4条各三十丈的石砌泄洪道,疏浚了一万一千五百丈河床,种植了830000棵柳树以固坝顶,夯入了不计其数的树干作为堤坝的桩基,耗费了约五十万两白银以及近十二万七千石大米。(66) 他统一了黄河水道,束水于靠近河岸的所谓“缕堤”之内,而在大部分地区用离河1公里或1.5公里的“遥堤”来辅助,目的是防止夏末秋季洪峰到达时泛滥的洪水冲溃缕堤,或从其顶端漫过。(67)

这项策略的一个棘手之处在于,黄河流速较急,在清口流经与淮河交汇处时,往往会封住流速较缓的淮河,甚至会向后者倒灌,从而造成两河交汇处的淤积。这方面的痕迹,即所谓的“门限沙”,如今依然可见。(68) 因此,潘季驯的判断有误,这又是以他的看法为依据的;用《明史》里的话来说,他的看法即是“使黄、淮力全,涓滴悉趋于海,则力强且专,下流之积沙自去,海不浚而辟”(69) 。更具体地说,则是:

旧口皆系积沙,人力虽不可浚,水力自能冲刷,海无可浚之理。惟当导河归海,则以水治水,即浚海之策也。

河亦非可以人力导,惟当缮治堤防,俾无旁决,则水由地中,沙随水去,即导河之策也。(70)

这正如不久后西哲弗兰西斯·培根所言,顺从自然,才能征服自然。(71) 很显然,潘季驯的想法很好,但思虑不周。他的治黄新策略的后果是,增加了入海口的泥沙,降低了下游的坡度。

(10) 十年后洪水再次泛滥。1591年,泗州(在东部—东北部交界处)州治被淹3尺,据说“居民沉溺十九”(72) 。一位亲眼目睹的官员(73) 描述了洪水中的城墙,“如水上浮盂,盂中之水复满”(74) 。他建议“辟海口积沙为第一义”。(75) 随后,他又补充道:“自海沙开浚无期,因而河身日高;自河流倒灌无已,因而清口日塞。”他建议清理清口,然后在那里分流黄河,而在下游将支流重新汇合,这样水能“冲海之力专”。(76) 人们对于如何处置入海口的“日壅”争论不休。批评潘季驯的人还指出,约束过多实际导致了泛滥。多数人倾向于回到分流的方针上来。(77)

1593年,皇帝命杨一魁主持水利建设。在1595—1596年间,杨一魁基本上贯彻了多数派的观点,他自己对这一派观点的形成则做出了贡献。这即是,“分泄黄水入海,以抑黄强。辟清口沙七里……泄淮水三道入海,且引其支流入江。”(78) 杨一魁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这只能就短期而言。不管是潘季驯的汇流,还是杨一魁的分流,其本身都陷入了很大的困境。然而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对于那两份图表所显示的16世纪黄河三角洲增长模式的变化,我们现在可以从人工水利方面加以解释。

(11) 三角洲延伸速度和沉积增长速率的下一个高峰是在1701—1747年(如表6-2所示)。它比潘季驯的水利措施的影响要轻一些,是1579—1591年延伸速度的21%、沉积增长速率的20%,而这一点可能与靳辅影响下的水利政策的转变有关。靳辅是另一位声名卓著的治河专家,从1677年直到1692年病逝,他差不多一直在负责黄河的治理问题。(79) 靳辅大体同意潘季驯的观点。(80) 他沿云梯关下游河道修筑了一条加长土坝,大约一万八千丈,即64.5公里,(81) 目的是汇聚水流,以冲刷淤泥。此后,据说“水至归渠,遂其湍迅之势,则刷沙有力,而后无旁出之虞”。(82) 这个日期一定在1690年之前;其时,曾经分流的下游河道再次合流,航道也加宽加深了。(83)

1650—1675年间,黄河下游河道淤塞得很快。(84) 这可能要归咎为如下几个原因:所谓的明末流寇掘堤;(85) 明朝庭掘堤放水淹叛军;(86) 还有如靳辅所称的“分泄”,这是由1676年那样的不能奔流入海的洪水造成的。(87) 随后,穿过入海口的主流“仅一线”保留下来。他又言,“责以栽柳蓄草,密种茭荷蒲苇,为永远护堤之策”(88) 。随着时间的推移,淤泥也会干硬起来:(89)

然,河身淤土有新旧之不同。三年以内之新淤,外虽板土,而其中淤泥未干,冲刷最易。五年以前之旧淤,其间淤泥已干,与板沙结成一块,冲刷甚难。

除了建束水土堤外,靳辅还增加了堰堤的高度,以便将淮河上游来水拦在洪泽湖之内,不让它与黄河交汇。这即是要“蓄水以冲海口”。(90) 他也在泥沙干涸的黄河主河道上——他描述这里现在是“其入海之路,竟淤去三百分中之二百九十九”——开掘了一条大型干渠。这种干渠与所剩的涓涓细流紧靠在一起,这样,当洪峰流量被引入干渠时,二者之间的隔层将会塌毁,旋即汇成一条更大的河道。(91) 在经历了刷沙尚未完成洪水即已到来所造成的困难后,(92) 这一方案似乎成功地实现了上述有限的目标。

在该世纪余下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一半出在了黄河南段。其中有些事情得到了研究,另一些则仍有待考察。譬如,林珍珠(J. Leonard)叙述了1824—1826年大运河“日趋严重的生态退化”,并将它与洪泽湖堤坝的崩溃联系起来。控制洪泽湖,是使漕船过黄河而避免让携带大量泥沙的水流损害运河的关键。耗资使用比标准船只吃水浅的小船来转载,从而解决了1825年的危机。第二年,需要临时征用从上海到天津的私人海运,这一点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给了那些盘踞在长江下游河谷的大商人丰厚的条件;当然,这些大商人自身的技术和资产也是必不可少的。(93)

然而,实质上从长远来看,不管前现代技术有多好,都应付不了这条大河河口水位几乎增长10米的情形(表6-2)。1855年,黄河转回了北部河道。(94)

杭州湾海塘

16世纪后期潘季驯对南流黄河下游河段的收束,在前现代世界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算得上对环境产生最大影响的一个工程。不过,一旦我们转向另一个持续数百年建设和维护的工程项目,即,至少自唐代以降一直护卫长江以南至杭州湾南岸(在东部)的海塘,那么,就一定会看到,这一项目对环境的影响位列前者之上。它所给予的庇护,使得前面所述的“中国的尼德兰”得以出现。以前,该地人烟稀少,沼泽盐碱化,溪流被海洋侵蚀;后来,它变成了有排水围田和运河的一马平川,而且在20世纪之前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中国的尼德兰”与其欧洲同伴的面积大体相当,最大时方圆约莫40000平方公里。如果我们也将长江以北的海塘部分包括在内,那么“中国的尼德兰”就大得多了。

当然,在中国和尼德兰的这两个例子中,自然所带来的挑战与启示各不相同。如此说来,长江三角洲原来的湿地并不具备堪与阿姆斯特丹海岸连绵的沙滩和草地相比的特点;这里的沙滩和草地曾经护卫并依然护卫着阿姆斯特丹以西的尼德兰的大部分海岸。它是一种天然堤坝,只需要填填土,在北部向外延伸一些,并加固作为再保险的内线就可以了。(下一章提到的贝沙岗是与它最相似的地方。)从外观上看,二者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尤其与中国水利系统不同的是,尼德兰水利系统的设计主要不是用来灌溉农田的。

因篇幅所限,这里只能描述中国人与东海进行的壮丽斗争的部分篇章,因此我将聚焦于杭州湾的内侧部分。后者历经千余年,其海岸线几乎完全被重塑,这部分是因为自然力所致,部分是由于人类行为的间接作用。这一过程的梗概通过图6-1、6-2、6-3的画面即可定格。

图6-1显示的是一千年前的杭州湾,一个喇叭状的巨大潮汐湾,它产生的潮汐赫赫有名(即钱塘江潮。——译注),从东席卷了南岸,并从杭州城下面流过。北岸由两大片草地和盐田构成,紧挨着赭山,“赭红色的山”;而赭山与其南部海峡最窄处对面的龛山,即“形如壁龛的山”对峙。有数百年历史的海塘护卫着南岸,一道三拱堤坝连接着河庄、燕门、蜀和小尖山等诸山,从大海延伸至内陆超过十公里,为城乡提供了另一道防线。

图6-1　公元1000年左右的杭州湾

图6-2　18世纪中叶的杭州湾

图6-3　1986年的杭州湾

我们向前快进500余年,去接近图6-2。图6-2表示的是18世纪中叶的杭州湾。这时候,大海已吞噬北部的草地和盐田,海岸被迫退回到脆弱的海塘线上,小尖山和杭州城之间也没有了天然锚地。而这一防线对于大运河首段的保护是至关重要的,从图上能看到大运河从这座大城市向北流去。盐官城此时位于海岸边。潮汐主要通过北部海峡进入,从北部向下延伸的陆岬上曾有群山镶嵌,它们现已变成伸入海中的一块凸起的狭长陆地上的山丘;这块陆地正在从南部冉冉升起,由大量新近沉积或输送来的泥沙构成。南边的海峡淤塞了。

又过了200年,将我们带到了图6-3和现在。与前两幅图不同,这一幅依据的是拍摄于1986年的卫星图像。其中,以“南沙”著称的南部狭长陆地已稳固下来,内湾的西部已被填塞,钱塘江缩小成了一条其沙洲在不断移动的水道(虽然这一点在单独一幅地图上显示不出来)。而填塞过程中的一些步骤,从部分早期海岸线的残余中可以察觉出来。最初的南部海塘在内陆已消失不见了。古老的中亹也淤塞了。绍兴城东西方向如蜻蜓翅膀般展开的水道是鉴湖的残迹;直到宋初,鉴湖还是一处著名的灌溉水源,但是在一千年后的今天,它仅仅是那片平原上一块人为的斑痕。与此地大多数浅湖一样,鉴湖也淤塞了。只有杭州湾中部那熟悉的群山,历经数百年幸存下来,仍可为游人攀登、驻足并眺望周遭景色。应该补充的是,杭州湾的水现在随发展而变得暗淡、污浊,除白鹭和海鸥外,来这里栖息的鸟儿寥寥无几。

转变是怎样发生的?人为的因素起了多大作用?借助人们的某种反映而在这里讲述的故事,在本书中是最为复杂的,但这种复杂性又是绝对必要的。对第二个问题的简洁回答是:人为作用“非常大”。要做出篇幅更长(但仍不充分)的回答,就比较困难了。

径流主要来自杭州湾南面的山上。它不仅哺育了钱塘江,而且滋养了其他重要的小江河。这包括浦阳江,它现今从西北方向在离杭州城(从另一侧进入)不远的上游直接汇入钱塘江。15世纪中叶之前不久,它从更北边的河道直接流入杭州湾,这正好在该城下游。还有一条曹娥江,它从东南方向流入“南沙”以东的杭州湾。山上流下的小溪注入绵延的人造鉴湖;该湖自后汉以来存在了千年之久,它位于绍兴的东西两侧,恰好在稍后建成的运河以南,(95) 运河的修建则是因为在杭州湾内行船非常危险所致。留存至今的斑驳的鉴湖是浅浅的海湾,水生植物密布其中,渔网点缀其间,丛生的柳树垂于其下。500年前,三条大河都注入杭州湾,而今只有曹娥江的江口犹存(图6-1和6-2)。河流的交汇处从古至今都以“三江口”著称,这一名字如今只是针对它的地理史才有意义。

现在这里的海岸线被海塘包围起来了,有时候可能还会在内陆地区辨认出早先部分海塘的痕迹。它们常常是不断地向外修建,像树的年轮一样展开。其他的海塘则在波浪与潮汐作用下因沉没而消失已久。两千年前,杭州湾沿海通常是盐沼和滩涂,周边在潮间带的高处可能还矗立着丛生的藨草(Scirpus xmarigueter),因为现在有些地方仍然如此;它们阻挡着波涛,增加了泥沙的沉积和有机物的集结。在经过一个过渡地带后,紧挨着的是比较狭窄的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带;芦苇是一种有着多种经济用途的植物,如用作造纸原料,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人们一直有意栽植它。芦苇带也用于放牧牛羊,在历史上很可能即是如此。

从长江口到杭州湾北部,海水冲刷到岸的泥沙总量大约是4.66×107吨,也就是每年将近4700万吨。来自海洋的泥沙数量如此之大,为世间罕见。钱塘江的汇水面积有49000平方公里,在芦茨阜测得其每年排放的泥沙为6.68×106吨——大约是六又三分之二百万吨,潮汐在该地不那么巨大了。这样,流入杭州湾的泥沙总量每年就达5.328×107吨。(96) 如今,潮涌形成于大小尖山附近,最近的测量表明,其速度在4.8—9.6米/秒。(97)

1702年左右,程鸣九所著的《三江闸务全书》总结了杭州湾的长期变化:(98)

盖由浙江上流,出水者有三亹。南北各一大亹,而小亹居其中。一亹出水,二亹俱涨,递相先后,错综其间(99) 。当其出水之时,或数百年,或百年之内,未可以岁月计也。

试就宋朝言之,绍圣甲戌水出自南大亹[隐约表示它以前走的是一条不同的线路],五百有余岁。迨明万历庚申,出自小亹,未及百年即涨满。而北大之庐墓田园,付诸川流。壬申癸酉间,流尚细微。至乙亥六月廿三日,遂骤决而成大江。萧阴二邑交界,瓜沥、九墩等处沙地,即于是时涨开摊晒无端。癸酉秋季,又坍尽无迹。幸往东汤湾[水闸的临海处]等处沙地,竟有延袤之势,人宜不胜其喜。然闻沿海诸土著不以为可喜,而反以为深足虑者,正在乎此。

杭州湾内湾不稳定。

较早时期,情况可能更是如此。11世纪曾任职杭州府的苏东坡写道:(100)

潮自海门东来,势如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与渔浦诸山相望,犬牙错入,以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碛转移,状如鬼神,往往于深潭中,涌出陵阜十数里,旦夕之间,又复失去,虽舟师渔人,不能知其深浅。

14世纪中叶,杭州本地人钱惟善以同样的方式写道:(101)

山屿浮江如盘石,潮出海门分二派(102) ,东派沿越岸,向富春,西派直抵兹山,怒激而回,谓之“回头潮”。

这一特征日后没人提及。在这个时候,钱塘江北岸似乎可能在顶着压力,当时江水从杭州城流向赭山(图6-1),但现在江水绕过这座山直接流向杭州湾了。

在考察杭州湾沿海变迁的可能原因时,我们需要区分两类变化,即大规模修筑海塘时期之前就已出现的长期的变化,以及可能受人类水利活动影响的相当晚近的变化。我们先从头来考察这一过程。

杭州湾的前端曾是位于外湾西北岸的那个凸角,1500多年前,它将那片大陆与王盘山连在一起。王盘山今天是离乍浦近海约40里的一群岛屿(在图6-1和图6-2的东北方向之外),它在宋代之前就被冲刷开了,(103) 这使得内湾北岸开始更直接地面对潮水的冲击。森田明对江苏和浙江省负责海塘的水利组织的研究(104) 也表明,沿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北部沿海修筑海塘的原因之一,就是要保护当地沿海居民免受大潮的侵害。这种侵害在12、13世纪的南宋似乎成了较为严重的问题,原因可能与当时世界总体气候状况比较寒冷且不怎么稳定有关。(105) 这些变化非人类所能掌控,当然人们对大浪侵袭也是做出了反应的。

显然,杭州湾北部海岸至少从12世纪初开始就处于潮水侵袭之下。据1116年的一份官方记载称,“比年水势稍改,自海门过赭山,即回薄岩门、白石一带北岸,坏民田及盐亭、监地,东西三十余里,南北二十余里。”1117年杭州知府观察到“汤村、岩门、白石等处并钱塘江通大海,日受两潮,渐至侵啮”。(106) 14世纪末叶之后,情况在恶化:(107)

长乐乡去郡城四十里,南近钱塘江。洪武季岁以至永乐己丑年,江潮冲激,塘岸崩毁……至甲午年五月,天降淫雨,烈风迅雷,江潮滔天,平地水深寻丈,南北约有千余里,东西五十余里……居民多遭陷溺,死者无数,存者流移,屋舍漂空,田土荡尽。

由于此时杭州湾近陆一侧涡流的影响,中小亹与通向北大亹的进路就这样被打开了。

沿外湾北岸朝海一侧的低洼沙洲首先被海潮冲走。一份宋代方志记载了海盐(在图的东北方向之外)东南土地流失的情形,包括灌溉系统,“今皆没入海”。(108) 这可能进一步去除了内湾北岸外围的防护。这一记载还提供了观测内湾的基准线:721年当重修盐官(海宁)海塘时,它位于城南15公里处,如今它在海岸边,而海则在海塘再往南的5公里处。(109) 1122年人们就注意到了潮水侵蚀情况,(110) 但真正的海潮侵袭则始于13世纪初:(111)

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盐官海失故道。潮冲平野二十余里,至侵县治芦洲港,渎及上下……盐场皆圮。蜀山沦入海中,聚落田畴几失其半,咸水淹及四郡。时守臣上言:“……去年海水忽涨,横冲沙岸,每一溃裂辄数十丈,日复一日……今潮势深入,逼近居民。万一春水骤发,怒涛奔涌,海飓佐之,呼吸桑沧。百里之民,宁不俱葬鱼腹乎。”(112)

1222年海潮再次来袭,浙西地方官(113) 上奏皇帝说,太湖(在图的西北方向之外)的整个东部和南部地区受害,如果不采取措施,土地会因盐碱化而变得无法耕作。(114)

关于元明时期的大致情形,可以引用撰于17世纪初的陈善的《海塘议》中的内容,来加以总结:(115)

海宁县治[盐官]南濒海……东抵海盐,西抵浙江,延袤百里。塘西南有赭山,南与龛山对峙,夹为海门[图6-1、6-2上标有赭山、龛山],是为海潮入江之口。

说者谓海涛浩瀚至此(116) ,束不得肆,辄怒而东延。及其延也,又有石墩山[海宁城正东]以障之,则益怒耳,于是东西荡激。害乃中于宁。

查宁邑旧志,塘之外有沙场二十余里,沙场之内,有秣地、草场、桑柘、枣园一百六七十顷(117) 有奇。{只要有对海塘的这种外部保护,潮汐就不能冲击和冲垮它,也能完全确保陆地一侧的石砌海塘安全。

今沙场悉荡入海。由于起防护作用的沙场消失,命全系于新筑的这一道海塘。

宋元以前勿论}(118) ,我明自洪武[1368—1399年](应为1368—1398年。——译注)至万历[1573—1619年](应为1573—1620年。——译注),海凡五变,五修筑矣。

有一份资料指出,钱塘江口早在15世纪初就开始淤塞。1420年礼部的一位官员(即通政使岳福。——译注)上奏说:“赭山、岩门山旧有海道,今皆淤塞,故潮势愈猛。”(119) 尽管这么说,但此时北大亹似乎不可能已被启用。关于这一点,17世纪某个时候海宁(盐官)当地的某个人写的信可以为证:(120)

吾宁邑之海不过大海之一支流耳,而潮冲沙啮,人民田庐立见淹没者……西则龛赭二山南北对峙,夹为海门,为海入江之口。东又有石墩、大小尖山遌立海隅,为海入宁之口。潮自东起,历乍澉二浦而来,阨于“近洋八山”(121) 之内。

江自浦阳(122) 西泻,历严滩,至钱江而出严亹(123) ,阨于龛赭海门之际。其进甚狭,势迫束而相击。其来既远,势汹涌而必怒。夫是以湍急澎湃而有冲决之患也。……

城南百武即界为海塘……其近城数十里之间,以尖山东锁,赭山西键,拱抱而突出于外邑。城在两山中之北,三隅鼎立,邪冲注射。而城外为海之隩隈。……

且潮奔入严亹,扼于江流之塗注,则激而复北,不可遏御。此数十里者三面受敌,故塘之溃坏恒见于此也。

海潮来袭,任凭海塘被毁。

然而,在17世纪中叶50年左右的时间里,北部海塘承受的压力有所缓解。据《海宁县志》记载:(124)

按宁邑塘堤自康熙三年修诸后,塘外涨有护沙,绵亘数十里。居民筑舍其上有数百家,号无名村。近塘沙性渐淡,种植木棉;沿海新沙则刮卤煮盐。人收其利,无复知有海患也。是年风潮陡发,塘岸冲损。

随后,不稳定的状况再现:

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年等年,护沙日渐塌陷,或数十丈、数百丈不等……自雍正二年后潮日北冲护沙,荡刷无存,塘堤随筑随坍。

1720年,浙江巡抚(125) 向皇帝奏报:“近因淤塞,以致江水海潮尽归北岸。”(126) 这听上去像是很关键的变动,但实际上在随后的20多年里,人们还是费心尽力,特别是用疏浚的方式,将江水和海潮二者都重新引回中小亹。1733年,在巡抚(即李卫。——译注)着手疏浚钱塘江中央河道的早期努力被抛弃后不久,雍正帝论道:(127)

若再于中小亹开挖引河一道,分江流入海,以减水势,似更有益。

继位者乾隆帝对水利琐事也怀有这种个人偏好。1762年,乾隆帝写道:“比岁潮势渐趋北大亹”,(128) 显然,在该世纪中叶的一段时期内,水流来回变动相当大。同一年稍后,乾隆就这些变化的过程做了总结,大部分内容以他自己的观察为基础:(129)

乾隆乙丑以后,丁丑以前,海趋中亹。浙人所谓最吉而最难获者。辛未丁丑两度临观,为之庆幸,而不敢必其久如是也。

无何而戌寅之秋,雷山(130) 北首有涨沙痕(131) ;己卯之春,遂全趋北大亹。而北岸护沙以渐被刷,是柴塘石塘之保护。于斯时为刻不容缓者,易柴以石。

直至1765年,钱塘江主河道似乎在南北之间摆动不定,但到1780年左右,它基本稳定下来,从而有了现代的模样。(132)

因此,今日钱塘江下游河道仅有200多年的历史。在西方出版的几乎每一幅历史地图中,对钱塘江早期面貌的描绘都是错误的,除少量的中国历史地图外,全都如此,这当然是小事一桩。最重要的是这样一点:虽然18世纪人们在水利工程上大费周章,但上述的变化主要是超乎人类控制的自然力作用的结果。

泥沙沉积是另一桩麻烦事。

正如上文已指出的,大海带进杭州湾的泥沙量之大,非比寻常。要大致在总体上达到泥沙进出的平衡,则要求钱塘江的水流将留在湾内的泥沙冲走,否则,这里的河口将会淤塞并消失,抑或沉积的泥沙会被移到近海;这些泥沙是因为海水退潮时带出泥沙的速度总是慢于涨潮时带进泥沙的速度而留下的。1915年以来人们搜集的证据表明,当江水流速低于2000立方米/秒,潮水带进泥沙的势头就居优势;当流速超过8000立方米/秒,江水冲刷泥沙的作用就占上风;处于中间值时,进沙还是刷沙,状态就不稳定。钱塘江的水流状况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在适当条件下,它能够抵消潮涨潮落间海水裹挟泥沙能力的差异所造成的淤积。通常,海水涨潮时挟沙能力比较大;海水退潮时因流速较慢,挟沙能力也就比较小。

由于这里的强降雨期是在五月至八月间,因此,钱塘江流量在七、八月份最大,十一、十二月份最小。(133) 经测量,在海宁(历史上称盐官),每日两次一个来回的潮水(并非特定季节)所带进、带出泥沙的特有值,分别是1.8×106和0.85×106吨。从表6-3上可以明显看出钱塘江和海潮之间微妙的力量平衡,它显示的是在七堡站测得的数值,这里位于海宁上游约39公里处。

在降雨量低的年份,杭州湾内的沙坎增高;雨量充足的年份,这一高度则会降低。于是,在1951、1952年的干旱期,这里的沙坎增高;而1952年的降雨量只有中等,这之后的1953年,乍口的沙坎就达到最高值,即26米。由于1954年大雨造成的冲刷,当年沙坎的最高值差不多下降了2米。历史上,太湖地区的降雨量在1504—1559年和1636—1723年间相对较低,在1288—1378年和1449—1518年间则相对较高。(134)

这样,基于对杭州湾变迁过程的初步了解,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认为,历史时期杭州湾周围江水流量的人为改变对泥沙沉积的方式有着重要影响。更具体地说,用海塘围住沿海地区,用水闸控制江河流量,结果水流的高峰期消失,泥沙最终淤积下来。人为活动的时间节奏与之合拍。杭州湾南岸在唐代就被长达500多里的海塘所包围。而在我们所关注的时期,保护现今属于绍兴县的那一地区的六千一百六十丈的那段海塘,在13世纪初修建于绍兴府治以北40里处,取代了较早的唐代海塘。及至明代,其中约1/3的堤坝被“易土以石”。(135) 修筑堤坝的目的主要是“储淡水并灌田”。(136)

表6-3　在七堡站测得的钱塘江上江水流速与潮水流速及相关输沙量

* 年均值:988立方米/秒。

资料来源:钱宁、谢汉祥、周志德、李光炳:《钱塘江河口沙坎的近代过程》,《地理学报》,第30卷第2期,1964年6月。最后一栏由伊懋可和苏宁浒计算,见《人海相抗:1000—1800年左右杭州湾形态变化中的自然与人为因素》,《环境与历史》(M. Elvin, N. Su, “Man against the Sea: Natural and Anthropogenic Factors in the Changing Morphology of Hangzhou Bay, circa 1000-1800,” Environment and History),第1卷第1期(1995年2月)。

万历时期的《绍兴府志》提供了一个小型例证,说明了人为作用与泥沙沉积之间的因果机理:(137)

天顺元年,知府彭谊建白马山闸以遏三江口(138) 之潮。闸东[朝海的那一面]尽涨为田,自是江水不通于海矣。

然而,白马山闸为时不久,到17世纪就被废弃了。(139) 对影响泥沙沉积方式的另一种解释是,1457至1464年间浦阳江河道发生了改变,由此这条江的大部分水流注入杭州上游的钱塘江,据说这增强了闻家堰以下河段的冲刷力,从而使杭州湾沙坎的顶端向海后退了。(140) 另外,可以引用《海宁县志》中的一段话作为对1500年这一年江口情况的记录;这段话可能指在江上安装水闸或闸门的作用即是使江水从南部山脉倾泻而下,注入海门:(141)

赭俟(142) 出滩若堵,则口隘潮束反击于盐官[海宁]隈岸。

我们暂时可以根据这一点指出,由于安装了水闸和闸门,水流流速减缓,流入南海门河道的水流挟沙能力下降。最终,就更一般的情况而言,由于像这样受到阻断的几条大江大河,尤其是浦阳江及相关支流都位于杭州湾南侧,因此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断言,人为作用的影响应该是很明显的。过去的确如此。

我们继续探讨这一焦点问题。情况很清楚,在为海塘南面的绍兴平原建造的灌溉系统中,就控制机制而言,海塘只是最后的一招。由于下面的潮滩湿地被辟为农田,1000多年来这一灌溉系统一直在从山脚下的冲积扇缓慢地向北推进,并减少了高峰流量。一个叫马尧相的人对这一过程做了历史概述,虽然其动笔的日期不得而知,但肯定在17世纪中叶之前:(143)

会稽水源自西南而流入东北。在昔与海潮相通湃泻不节,民受其病。自汉,马臻筑镜湖以受诸山之水,沿堤置斗门、堰、闸,以时启闭,水少则泄湖之水以灌田,水多则闭湖,泄田之水以入于海……

厥后增筑海塘,开玉山斗门[南来之水进入钱清江的主控点,位于绍兴城与镜湖以北约16—17公里处],而湖之堤渐废。宋时虽有复湖之议,而今则有不必然者矣。何则?会稽支分派别之水,其源数十……

用是观之,田之沿山者,受浸于泉源,而其滨海者,取给于支流。既获其租,又免其患。两利而兼收者,实赖后海塘以为之蓄泄也。

是以,前乎汉而无海塘,则镜湖[作为一座淡水水库]不可不筑;后乎宋而无镜湖,则海塘不可不修。

这样,水文系统的不稳定像通常一样产生了影响。由于泥沙沉积和当地悍民辟湖为田,因此,当海塘阻隔使江水不能轻易入海时,镜湖的消失就使得下游平原的水灾增多。这种情况还因浦阳江水流方向的变化而加剧;这条江在上游又称“浣江”,在下游既称“钱清江”又称“西小”或“西小江”。浦阳江此时在向北流,随后转向东北,以自西向东差不多横贯的方式流经低洼平原。马尧相描述了浦阳江下游从与西北线相差无几的早期河道转向北边这条河道时所发生的情况;它今日再一次流经西北线,如图6-3所示(当然那时它可能得绕过一座横亘其中的山,这座山在15世纪被凿开了):

然又有可虑者,盖浦阳(144) 、暨阳(145) 诸湖之水,俱入暨阳[浦阳]江,西北折而入浙江,其势回环,不能直锐(146) ,遂逾渔浦流注钱清江[也就是说,先北上,然后东流],北出白马等闸以入于海。

迄今闸久淤塞,水道不通,一有泛溢,则必东注,而以会稽为壑。虽有玉山斗门[绍兴以北,马鞍山以南],不足以泄横流之势,每于蒿口、曹娥、贺盘、黄草沥、直落施等处开掘塘缺,虽得少舒一时之急,而即欲修补以备潴蓄,则又难为工矣。

尽管在这个例子中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但技术锁定的情形又一次出现。可见,一旦某个社会受制于这样的一种系统,它就没有了从容的回旋余地——有碍于提出新的技术上的补救方法,只能分配劳力和资源来维持它。如果费用开始上涨,那就棘手了。

绍兴西部的山阴县县志强调了这一问题,同时暗示了这里的江河到这时与海洋相隔的程度:(147)

自后镜湖废为田,源既漫流,水无所潴。兼以浣江[即浦阳江]之水灌于西江[图6-3所示的“老浦阳江”]……山阴遂成巨浸。时遇霪潦,水势泛溢,惟一玉山斗门不能尽泄。

这就是灌溉农业所付出的代价,据说该地地面遂成“瓮形”。(原话是“一遇霪雨则溪水横流,遂成瓮形”,出自明代蒋谊《扁拖闸记》。——译注)

1448至1511年间,至少修建了13座新水闸,来向南、北两个方向排放西小江的水,并将两条“新河”的水放掉。它们很可能都向北流入了海门区。(148) 这些举措还不够,紧急情况下仍需要临时掘开海塘,加以疏导。据一条资料说(149) :“然两闸口狭甚,水至此则却行泛浸数百里(150) 。决海塘,则激湍猛悍,并大为田患。”《山阴县志》也论道:“塘决而狂湍迅涌不得不骤涸,然后苦疲民以筑塞,功未成而患旱干矣。”(151)

解决之道在于局部改变浦阳江的水路,在麻溪(152) 及其附近用水闸阻拦过多的水往北流,并在三江口处跨越浦阳江口建三江闸或应宿闸;其28道闸门中的每道闸门都以28星宿中的一个星宿命名。该闸建在两山之间(南面的那座山是一处小型外露层),由一天然的石砌路面连接着,里面构筑闸基的巨石“相牝牡”,然后填嵌上用煮熟的黍茎和石灰或灰浆做成的糊状物。(153) (文献原文是:“辇巨石与山甬石相牝牡以槛,锢以秫粥灰。”见万历《会稽县志》卷八。——译注)其北侧有长四百丈、宽四十丈的土堤掩护,先用铁、后又用竹子加固。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用以制作这道屏障的泥土“始莫测”(文献原文是:“其北接以土堤数十丈。始苦淖莫测,先以铁,继用箘簵,发北山石投之,左右亦用石。其长四百丈,广四十丈有奇。”见万历《会稽县志》卷八。——译注)每道闸门上有一个双层的厚木板控制水流。据说这项工程建得很仓促。闸底的槛并不平整、严密,木板渗漏必须加以修补,其中有些木板在每个枯水季节都得更换。水闸的最初花费是6000两白银,而土堤的费用数倍于此。这两项费用均由受益的三县按土地面积课税承担,劳力则从当地百姓中轮流征募。“于是水不复却行,塘亦不复再决且筑。”

这个大型水闸于1537年竣工。注意这一日期。除东边的曹娥江外,这时候,该工程完全将绍兴平原的水系统与海洋隔开了。结果,近海岸的泥沙沉积量立即增多:(154)

潮汐为闸与土塘所遏不得上,渐得田万余亩。堤之外有山翼之淤为壤,亦渐可得田数百顷。其沮洳可蒲可苇,其泻卤可盐,其泽可渔,其疆可桑,其途可通,商旅是举也。

随着1537年水闸的建成,土地在朝海的那一面得以形成。有鉴于此,南大亹的淤塞以及随后钱塘江江口在1620年变成中小亹,在一定程度上就很可能是沿杭州湾南岸的沿海平原先前的水利圈围的结果。

据说在17世纪,三江闸的修建者汤绍恩的工作即是“以节水流,以备旱干”。(155) 这意味着高峰时的水流由一种可控的系统拦截下来。用程鸣九的话来说,即是:(156)

此当年河海皆深之言也。今沙易涨,藉流水疏通,且夏秋二季之水,实关农务,宜惜蓄。至冬季即下板不筑泥,亦无所碍……节水未完[在初夏],即闭不必筑。节水已过,有闭不可无筑矣……

水闸就好像一件粗糙的实验仪器,其管控水流取得了可观的效果。正如程鸣九所言:(157)

昔汤公建大闸,迄今日百有数十余载,其间两行修葺……独是年来潮汐为患,沙泥壅塞,苦于疏浚无策……

盖深洞之底板尽撤,则水势湍急,而其流倍猛。彼沙土随潮而入者,亦自随潮而出。若使底板不撤,其流必不能撤底疾行。

但放闸时,底板一任闸夫之去留。且于深洞难启闭处,或及半而止,或不尽起而止,以故清水上浮,而流不及底。沙土下积,而倾泻无由。江河之淤也有由然矣。(www.xing528.com)

如果想发挥它的功能,就要合理地使用这一设备,但并非总能如此。

雨水稀少,又有一道修得特别好的水闸,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引起淤积。《时务要略》提到水闸时说道:(158)

闸之壅塞为害,起于辛亥年[1671年]。后逢亢旱。闸内犹可,闸外涨至东馋时有之。闸内之水积而不泄至月余,亦时有之。迄壬戌[1682年]修闸后,罅漏少而江流屡涸。沙既易壅。

这里的水流也因鱼篓而变缓。程鸣九提到:(159)

又以曲簿为笱取鱼,古制仲秋为之,至次年元夕后悉收。今笱簿频增无收时,且遍处广布数重曲簿,绝流作鱼池,久则生苔,滞流最甚。(160)

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情况:费尽心机地应付帝制晚期的资源压力,却导致了更尴尬的后果。

当地植被的损毁也加速了河道的淤积:(161)

康熙三年[1664年]甲辰,提标牧马海滨,将芦苇尽毁。灶户乘机悉开为“白地”(162) 。浊流既无芦挡,且遇狂雨,白地浮泥,冲落江中填积……

第从牧马毁芦之后,几处沙地即坍已有廿余载,则闸内外时常涨满亦有廿余载,以此又知江固因芦毁而涨,地亦未必不因芦毁而坍。

窃观迩来坍涨虽无常,而涨时居多,亦属地将广斥之兆。数载后,海口关锁。

这样,有一个例子很有说服力:历史上南沙半岛(明末清初,因钱塘江江道几度北移而逐步形成的一个半岛。——译注)自南边扩展起来,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水利建设的不经意的结果。既然那片土地可以垦殖,淤积本身就并非一种灾难。问题出在了当时十分脆弱的北岸,那里的海塘不断受着冲击,而海塘后面就是大运河。

因此,尽管大自然威力无边,在18世纪还是出现了控制杭州湾本身的构想。1723年雍正帝赞成疏浚钱塘江的一个被堵塞的江口,“若浚治疏通,使潮汐不致留沙壅塞”,这样就可以保护海宁(盐官)的海塘。(163) 体现这种干预主义做法的最确凿的例证是,1732年有人提出在跨海的那一狭长地带上建一石坝的计划,用来将位于海宁东陆的小尖山与距海约1里的塔山隔开,以“分杀水势,俾潮汐南趋,北岸护沙可望复涨”。(164) 这个石坝将长达一百八十二丈,估计其深度将达四到十三丈。然而当最后的八十一丈这一段在1739年完工时,据称,由于“浮沙”或我们所称的“悬沙”沉积,最深处仅为一丈八九。深度的这种悬殊遭到了议论,但没有人作出进一步的解释。

人们也修筑了两类堤坝来抵消波浪对北部海塘的冲击。一类是“鸡嘴坝”,也就是一种狭窄、尖角的沙嘴,目的是“以挑回溜,而波涛汹涌难于合龙”。(165) 另一种是半圆形的“草盘头”,被称为伸到海中的“挑水坝”,有三四丈高。它背后的原理是:“其处塘堤,原属平稳。一经对岸沙涨,或海中沙滩阴积水势直射,受冲平即成险,故筑‘草盘头’以挑溜。”(166) 实际上,它可以作为一种折射其周围波涛的人造海岬,以此来减缓波涛冲击那些没有防护的海岸段的力量。

第三类保护举措是“坦水”,这是一种向下斜依在海塘外层根脚的水利斜堤。下面用块石砌成,上面用条石盖面,在两行排椿之间起保护作用。其用意可能在于抵消海塘所激起的波浪的合力,并通过前浪后浪的相激来减轻它们破坏塘基的力量。《海塘录》评论道:(167)

惟海宁东,自尖山一束江水,又从上顺下。潮与江闸激而使高,遂起潮头,斜搜横啮,势莫可挡。又潮退之时,江水顺势汕刷。(168) 苟非根脚坚厚,难保无虞。是以宁塘历来修筑,既重塘身,更重塘脚坦水。但从前用块石铺砌,虽多至三四五层不等,易于泼卸。以致修补频仍,终非经久之策。

18世纪30年代初,直接保护海宁城的那段长约五百零五丈二尺的海塘用石头加以重筑,当时就指定要修一道斜堤,人们期望它足够厚实,能抵御波涛对塘基的破坏。这道斜堤每层长约一丈,宽一丈二,用粗石约100800斤,总计60吨重(169) ,约6尺深,上盖以7寸厚、12尺×1.2尺大小的条石。这项工程的规模一目了然:仅505块粗石的重量大约就有30000吨。对岸稻作的发展为此付出了间接的代价。

18世纪30年代中期,人们致力于清理钱塘江中游通道,下面这份材料表明了这么做的背后的理由:(170)

宁邑塘工之患虽在北岸,而致患之由则在南岸。缘南岸常有沙滩涨起,挑溜北趋,塘工日加危险……

大学士稽曾筠创为“借水攻沙”之法,于南岸沙洲用铁器随势挑挖,或顺溜“截根”(171) ,或迎潮挑沟,使江水海潮昼夜往来,自为冲刷。江溜日趋南岸,北岸淤沙日涨。大工得以告成。

乾隆九年[1744年],巡抚常安设法疏浚中小亹,引河蜀山一带,仍用切沙之法,内则疏挖,外则挑切。至乾隆十一年(英文原著标为1747年。应为1746年。——译注)春夏之间,潮汐渐向南趋,涨沙[在北岸?]日见宽广。乾隆十二年(英文原著标为1748年。应为1747年。——译注),中小亹大通,未必非切沙法相与有成也。

同时,由于蜀山之南被开沟引溜,乾隆帝下令沿杭州湾北岸安放竹篓(可能装有石头),来“挑溜挂淤”(172) 。于是乎,帝制晚期的官府曾一度认为,控制沿海海域,多多少少甚至也在它们的权限之内。但是,正如乾隆帝注意到而我们已经讲到的,到1780年左右,这一切都结束了。钱塘江河道已北迁。不过,那些堤坝留了下来。

评论

因此,大型水利系统是前现代中国技术锁定的主要形式之一。对它来说,每一种成功的解决方案往往都会引发新的问题。目前,想要试图量化刚刚描述的例子所付出的代价还不现实,但是根据负责决策的官吏和贵胄的看法,谈论技术锁定是合情合理的。

1678年朝廷因筹措军饷亟需,将维护三江闸的费用减半,结果绍兴连年歉收。(173) 同样,据说1682年在一块纪念“姜公”的碑上题记,如果西小河(图6-3上的“老浦阳江”)沿线堤坝决口,则“三邑田亩,再岁不登”。(174) 1854年关于三江闸的文献汇编和两卷补遗的出现,(175) 主要是为了考虑如何延续那些维护和重建工程所用的方法。正如其中一篇序所言:“嗟夫,世有作者,后必待继者”。(176)

至于大修所需的工程规模,可以从有关1578年知府萧良干主持修缮的工程的报告中管窥而知。仅最初41年,它就花去了原先建闸费用的60%:(177)

先筑堰于闸内外,以障洪流潮汐[当工程正在修建之时]。用砌石封土法,乃于闸前增置“小梭墩”[可能建了人行道,使工匠能往返从事工作],其用石牝牡交互,从下而上。一值石缝,筑铁锭固之。

闸上自首迄尾,覆石令平行;两方更加巨石为栏,以二十八宿分属各洞,鉴于栏洞上。

其有罅泐处,沃锡加灰秫(178) 。底板槛石及两涯,有应补换整齐者,有应用灰铁者,靡不周致而无遗……

是役也……发银若千两,用夫若千人,三阅月而功成……

而闸之规制,盖增而广;闸之形势,盖壮而厚:实因而兼创也。(179)

日常维护的情形,则可从萧知府以及在下一个世纪也来重修水闸的其他官员所留下的规章中看出来。下面即是一例:(180)

条款:一闸板计一千一百一十三块[用于封闸门]。每块阔八寸三分,厚四寸二分。工价三钱。每块铁环一副,重十二两,工价六分。其采取板料,委廉干官员或闸官领价亲往山中,平买大松木,雇匠假解,取其四角方正坚完者充用。边薄者取作盖板……板定隔年添换旧板,仍着闸夫运至佑圣观前,稽类念明。少则治罪勒赔,凡遇开闸起板漂流及堆积腐朽、被盗者,治罪勒赔。

这只不过是徭役的很小的一部分,却被视为对当地居民的盘剥。

在1630年的一块石碑上,绍兴府推官(181) 撰文纪念钱清江(“老浦阳江”的一部分)疏浚,其中,水利重负被比作北方蛮族对中原地区的侵袭:(182)

东南之有水患犹前宋之有虏警也。虏入而荼毒我生灵,蹂躏我城邑。而水之虐过焉……

剡溪激湍注其南,浙海狂潮撼其北。稽诸古,不无怀襄之垫准,之今若是堙阏之患则未之前闻也。间自后郭(183) 涨沙三千余亩,于是水性勿顺,北奔而南,俾受害处沃壤陆沉,征科莫抵,且直激横冲,而百丈如线之堤无以御之。方春而入则无麦,当秋而入则无禾……

邑侯虽出锾金贸石,率民筑堤,然而狂澜时溢,石未必胶,是委千金于巨浸,犹夫南宋之时,岁币屡遣而虏欲无厌也……[虽然推官已使江河得到疏浚]方今江水凭陵犹靖康以后之虏势,吾民凋敝大似南渡之踞蹐。向非我侯,则吾民之居是者亦鱼鳖而已矣。

兴修水利的责任虽然可以推卸,但却无法逃脱。除非有幸碰上当地自然之力作用方式的改变——那样的话代价也不菲——否则,现在也就为过去所困。

人们不得不面对一种悖论。同样的一种水利技术,在上古、中古甚至帝制晚期之初曾经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良多,后来却逐渐成为一种束缚,最终则阻碍了经济结构的任何轻易的变革。要进行进一步有利可图的水利扩张,既缺少水,也没有合适的地区可资利用。一种非凡的前现代科技已至黔驴技穷。最为致命的是,水文系统不断摆脱自诩为主人的人类的掌控,逐渐干涸、淤塞,抑或泛滥、改道。凡此种种,耗尽了用来控制和役使它们的资源。而且,在现代工程学兴起之前,它们也使这些资源无法用于他途。没有哪个社会像中国这样不遗余力地、如此大规模地重塑它的水利景观,但是长期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却将从前的某种力量转化为虚弱之源。

(1) 参考约阿希姆·拉德卡的评论,见约阿希姆·拉德卡著:《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J. Radkau, Natur und Macht: Eine Weltgeschichte der Umwelt),慕尼黑:贝克出版社2000年版,特别是第三章“水、森林和权力”。

(2) 斯波义信著:《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Shiba Yoshinobu, Sōdai Kōnan keizai⁃shi no kenkyū),东京:东洋大学文化研究所1988年版,第403—422页。宋初袁州有2万至2.5万居民。

(3) 李约瑟著,王铃、鲁桂珍协助:《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4卷第3分册《土木工程与航海技术》(J. Needham, Wang Ling, Liu Gwei⁃djen,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4. Ⅲ, Civil Engineering and Nautic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350—360页。

(4) 森田明著:《清代水利史研究》(Morita Akira, Shindai suirishi kenkyū),东京:亚纪书房1974年版,第118—134页。

(5) 俞樾著:《同治上海县志》,上海,1871年版,卷4第43a页。

(6) “围田”可能指这样的地区,一年中至少有某些时候位于周围的平均水位之下,周围有堤坝保护。

(7) 伊懋可:《集镇与水道:1480—1910年的上海县》,收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 Elvin, “Market Towns and Waterways: The County of Shanghai from 1480—1910,” in G. W.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加利福尼亚,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466—467页。(中译本由中华书局于2000年出版。——译注)“公共推举”指一种非正式的选举形式,即,对投票情况不做量化。

(8) 森田明著:《清代水利史研究》,第161页。

(9) 森田明著:《清代水利史研究》,第364页。

(10) 伊懋可:《论明清之际的水利与管理:一篇评论文章》,载《清史问题》(M. Elvin, “On Water Control and Management during the Ming and Ch'ing Periods: A Review Article,” in Ch'ing⁃shih wen⁃t'i),第3卷第3期(1975年11月),第89页。(《清史问题》系美国清史研究会主编的专门性刊物,在国外清史研究领域中颇受重视。——译注)

(11) 关于这一极端见解,可参见卡尔·魏特夫著:《东方专制主义》(K.A.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译注)。同一作者的《中国的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莱比锡:哈拉索维茨出版社1931年版)拿捏得更有分寸。

(12) 伊懋可、苏宁浒:《人海相抗:1000—1800年左右杭州湾形态变化中的自然与人为因素》,《环境与历史》(“Man against the Sea: Natural and Anthropogenic Factors in the Changing Morphology of Hangzhou Bay, circa 1000-1800,” Environment and History),第1卷第1期(1995年2月),第47—48页。

(13) 森田明著:《清代水利史研究》,第289页。

(14) 参见程恺礼:《1820—1930年中国的霍乱:传染病国际化的面相》,收于伊懋可、刘翠溶主编:《积渐所至: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K. MacPherson, “Cholera in China 1820-1930: An Aspect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 in M. Elvin and T.⁃J. Liu, eds., 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特别是第497—498页。

(15) 德怀特·帕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D. 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爱丁堡: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60—65页和第333—344页。(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译注)

(16)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和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编:《中国水利史稿》,下册,第2—12页。

(17) 鹤间和幸:《访漳河渠、都江堰和郑国渠:战国时期的三大水利工程与秦帝国的形成》,《中国水利史研究》(Tsuruma Kazuyuki, “Shōsuikyo Tokōen Teikokukyo wo tazunete: Shin teikoku no keisei to Sensokuki no san daisuiri jigyō,” Chūgoku suiri shi kenkyū),第17卷,1987年,第40—41页。数字资料均取自这份材料。

(18) (清)李沅撰:《蜀水经》(1794年),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再版,2册,卷2第11b页。也可参见李约瑟著,王铃和鲁桂珍协助:《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4卷第3分册,第293页。

(19) 赫尔维·查姆雷著:《沉积学》(H. Chamley, Sédimentologie),巴黎:杜诺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页。

(20)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和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编:《中国水利史稿》,上册,第66—70页。

(21) 李约瑟著,王铃和鲁桂珍协助:《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4卷第3分册,第285—287页;鹤间和幸著:《访漳河渠、都江堰和郑国渠:战国时代的三大水利工程与秦帝国的形成》,第44页;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和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编:《中国水利史稿》,上册,第118—132页。

(22) 魏丕信:《清流对浊流:帝制后期陕西省的郑白渠灌溉系统》,收于伊懋可、刘翠溶主编:《积渐所至: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第283—343页。

(23) W.B. 亚瑟:《经济中的积极反馈》,《科学美国人》(W.B. Arther, “Positive Feedbacks in the Economy,” Scientific American),第262卷第2期(1990年2月),第84—85页。

(24) 例子有家用录像系统(VHS)、福传(Fortran)编程语言(现已逐渐不用)、柯蒂(QWERTY)式标准打字机键盘和英语拼法。

(25) 伊懋可、柯鲁克、沈寂、琼斯和迪尔英:《9—19世纪洱海流域清理与灌溉的环境影响》,《东亚史》(M. Elvin, D. Crook, Shen Ji, R. Jones, and J. Dearing, “The Impact of Clearance and Irrigation on the Environment in the Lake Erhai Catchment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ast Asian History),第23卷(2002年6月)。

(26) 李元阳(此处拼写有误,作者将他拼写成了Li Zhiyang。李元阳,1497—1580年,字仁甫,号中溪,白族,云南大理人。——译注)纂:《嘉靖大理府志》(1563年)(不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孟席斯图书馆缩微胶卷1055,卷1第56b页。

(27) 李元阳纂:《嘉靖大理府志》,卷一(此处卷号有误,应为卷二。——译注)第57a页。

(28) 李元阳纂:《嘉靖大理府志》,卷一(此处卷号有误,应为卷二。——译注)第57a页。

(29) 这可能指的是已砍倒并堆放起来以备用的木材,因此是一个特别诱人的目标。

(30) 李元阳纂:《嘉靖大理府志》,卷一(此处卷号有误,应为卷二。——译注)第56b页(此处页码有误,应为第57b页。——译注)。

(31) 侯允钦纂修:《邓川州志》(1854/1855年),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再版,第82页。

(32) 侯允钦纂修:《邓川州志》,第79和82页。

(33) 侯允钦纂修:《邓川州志》,第90—103页。

(34) 引自李元芳:《废黄河三角洲的演变》,《地理学报》(此处刊名有误,应为《地理研究》。——译注),第10卷第4期(1991年),第38页,脚注39。

(35) 谷光隆著:《明代河工史研究》(Tani Mitsutaka, Mindai Kakō⁃shi kenkyū),京都:同朋舍1991年版,第20页。

(36) 谷光隆著:《明代河工史研究》,第17页。

(37) 谷光隆著:《明代河工史研究》,第165页。他名叫舒应龙。

(38) 关于这一主题,参见R. 杜根著:《制服那条龙:帝制后期中国的儒家工程师与黄河》(R. Dodgen, Controlling the Dragon: Confucian Engineers and the Yellow Riv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当我说“脏了他的手”时,这或许不得不隐喻地加以解释。

(39) 谷光隆著:《明代河工史研究》,第271页。(此处页码有误,应为第247页。——译注)

(40) 这种论述主要以谷光隆的《明代河工史研究》为基础。我非常感谢谷光隆教授惠赠此书。

(41) 脱脱等著:《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再版,“河渠志”,卷27,第670页。

(42) 脱脱等著:《金史》,卷27,第674页。正如已指出的,通常要区分“势”与“力”。例如,王充解释说,牛马比困扰它们的蚊虻更有力,但却不那么有势。参见黄晖校释:《论衡校释》(汉),4卷,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45页。

(43) 对一条有既定粗糙度和坡度的河道而言,水的流速随2—3次方变化,跨区流动面积为多雨的周边长度所分割。挟沙能力与流速的4次方成正比。

(44) 脱脱等著:《金史》,卷27,第678页。

(45) 在北纬33°30',东经114°50'。

(46) 在北纬33°30',东经116°45'。

(47) 谷光隆著:《明代河工史研究》,引自《宝应图经》卷首,第20页,脚注24和正文,卷5—6。(作者为清代著名学者刘宝楠。——译注)

(48) 引自吴缉华:《黄河在明代改道前夕河决张秋的年代》,收于吴缉华主编:《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0年版,第368页。

(49) 也就是说,沁水在直隶北部的邯郸。

(50) 吴缉华:《黄河在明代改道前夕河决张秋的年代》,第375页。

(51) 李元芳:《废黄河三角洲的演变》,《地理研究》,1991年第4期,第30页。

(52) 谷光隆著:《明代河工史研究》,第54页。

(53) 朱裳。

(54) (清)傅泽洪辑录:《行水金鉴》(约1725年),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再版,卷23,第958页,收于沈云龙主编:《中国水利要籍丛编》。

(55) 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1667年),台北:新兴书局1972年再版,《川渎三·大河下》,卷126,第6b页。也引自谷光隆著:《明代河工史研究》,第12页。

(56) 谷光隆著:《明代河工史研究》,第53页。

(57) 谷光隆著:《明代河工史研究》,第24页,脚注29。

(58) 谷光隆著:《明代河工史研究》,第64页。

(59) 李元芳:《废黄河三角洲的演变》,《地理研究》,1991年第4期,第30页。

(60) 形容一种局面完全转变的成语。

(61) 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1639—166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再版,“淮”,第10册卷13,第56ab页。

(62) 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淮”,第10册卷13,第44b页。

(63) 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淮”,第10册卷13,第44b页。

(64) 对潘季驯治水的出色介绍,参见弗美尔:《16世纪末潘季驯关于黄河问题的解决方案》,《通报》(E. Vermeer, “P'an Chi⁃hsun's Solutions for the Yellow River Problems of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T'oung Pao),73卷(1987年)。

(65) 谷光隆著:《明代河工史研究》,第373页。

(66) 谷光隆著:《明代河工史研究》,第374页。

(67) 谷光隆著:《明代河工史研究》,第374页。

(68) 谷光隆著:《明代河工史研究》,第392页。关于“门限沙”一名,参见(清)张廷玉编纂 :《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再版,《河渠志二·黄河下》,卷84,第2059页。

(69) 张廷玉编纂:《明史》,卷84,第2052页。

(70) 张廷玉编纂:《明史》,卷84,第2051页。

(71) 自然若不能被目证,就不能被征服(Natura non vincitur nisi parendo)。

(72) 张廷玉编纂:《明史》,卷84,第2056页。

(73) 张贞观。

(74) 张廷玉编纂:《明史》,卷84,第2056页。

(75) 张廷玉编纂:《明史》,卷84,第2056页。

(76) 张廷玉编纂:《明史》,卷84,第2057页。

(77) 张廷玉编纂:《明史》,卷84,第2060—2062页。

(78) 张廷玉编纂:《明史》,卷84,第2062页。

(79) 关于靳辅生平,参见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A. Hummel,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2卷,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局1943年版,第161—163页(中译本全三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代名人传略》翻译组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译注)。

(80) 傅泽洪辑录:《行水金鉴》,卷47,第1718—1719页。还可参见卷51,第1836—1837页。

(81) 换算起来,1市尺=0.35814米,根据海军情报处著:《中国本部》(China Proper),爱丁堡:皇家文书局1945年版,第3卷,第610页。这可能是堤坝中的河道长度,而不是堤坝的总长度,因为两岸都有堤坝。此时从云梯关到海的距离大约是100里(傅泽洪辑录:《行水金鉴》,卷48,第1730页),约50公里,或者根据《中国本部》的一览表,是57.6公里。换句话说,与64.5公里相差不太大。

(82) 傅泽洪辑录:《行水金鉴》,卷52,第1875页。

(83) 傅泽洪辑录:《行水金鉴》,卷50,第1818—1819页。

(84) 靳辅的观点是,该世纪中叶河口仍很大,足以倾泻洪峰。参见傅泽洪辑录:《行水金鉴》,卷48,第1749—1750页,也可参见1677年靳辅的评论,主河道最下游“十年多”就“全部淤积,成为田地”,同样在傅泽洪辑录:《行水金鉴》,卷48,第1725页。

(85) 傅泽洪辑录:《行水金鉴》,卷49,第1783页。

(86) 王质彬:《对魏晋南北朝黄河问题的几点看法》,《人民黄河》,1980年第5期(此处期号有误,应为第1期。——译注);《开封黄河决溢漫谈》,《人民黄河》,1984年(此处年代有误,应为1983年。——译注)第4期。

(87) 傅泽洪辑录:《行水金鉴》,卷47,第1721页。

(88) 傅泽洪辑录:《行水金鉴》,卷48,第1751页;卷49,第1767页。

(89) 傅泽洪辑录:《行水金鉴》,卷48,第1725—1726页。

(90) 傅泽洪辑录:《行水金鉴》,卷49,第1768—1769页。

(91) 傅泽洪辑录:《行水金鉴》,卷48,第1726页。

(92) 傅泽洪辑录:《行水金鉴》,卷48,第1775页。

(93) 林珍珠著:《摇控:1824—1826年道光帝对大运河危机的治理》(J. Leonard, Controlling from Afar: the Daoguang Emperor's Management of the Grand Canal Crisis, 1824-1826),密歇根州,安阿伯: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96年版。

(94) 阿姆兰:《1851—1911年山东境内的黄河:洪水及其应对的中国经验》[I. Amlung, “Der Gelbe Fluss in Shandong(1851—1911): Überschwemmungskatastrophen und ihre Bewältigungen im spät⁃kaiserlichen China”],柏林工业大学哲学、科学理论与科技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9年。

(95) 该运河也有灌溉作用,有关它的情况,参见盛鸿郎(此处拼写有误,作者将他拼成了Sheng Yongyuan。盛鸿郎,著名水利工作专家。——译注)和邱志荣:《我国最早的人工运河之一:山阴古水道》,以及姚汉源:《浙东运河史考略》,皆收于盛鸿郎主编:《鉴湖与绍兴水利》,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版。这条复合水道的最老的一段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它部分是修建的,部分是由天然溪流改造而来。作为绍兴平原上一个连续不断的水利系统,大概始于公元4世纪初到5世纪之间。

(96) 林承坤:《长江口泥沙的来源分析与数量计算的研究》,《地理学报》,1989年第44卷第1期;以及《长江口与杭州湾的泥沙与河床演变对上海港及其通海航道建设的影响》,《地理学报》,1990年第45卷第1期,第80页;还有曹沛奎、谷国传、董永发和胡方西:《杭州湾泥沙运移的基本特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第75页。

(97) 周胜、倪浩清、赵永明、杨永楚、王一凡、吕文德和梁保祥:《钱塘江水下防护工程的研究与实践》,《水利学报》,1992年第1期,第23页。

(98) 程鸣九(鹤翥)编纂:《三江闸务全书》(1684、1685和1687年的序;1702年出版,1854年平衡撰《三江闸务全书续刻》,附有1835和1836年的序),卷上,卷2,第2a页。我非常感激斯波义信教授惠赠此书。

(99) 在帝国时期内,至少南大亹或“海门”直到17世纪似乎一直是固定的入海口。

(100) (宋)苏轼著:《苏东坡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5册,卷9,第53页。

(101) 引自陈吉余、罗祖德、陈德昌、徐海根和乔彭年:《钱塘江河口沙坎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地理学报》,第30卷第2期(1964年6月),第121页。

(102) 此时的龛山和赭山之间没有现在的河口。

(103) 中国科学院编:《中国自然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8—242页。“王盘”也写作“黄盘”。

(104) 森田明:《江苏和浙江省负责海塘的水利组织》(Morita Akira, “Kōetsu ni okeru kaitō no suiri soshiki”),1965年发表,1974年再版收于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

(105) F. 皮尔斯:《潮汐变暖》,《新科学家》(F. Pearce, “Tidal Warming,” New Scientist),2000年第1卷第4期,第12页,总结了查尔斯·柯灵(Charles Keeling)的研究。作为驱动气候变迁的1800年一循环的一部分,据说潮汐在1425年左右达到其强度的顶峰。在这一循环中,最大的潮汐都与寒冷的气候相关。

(106) 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辑要》,第3760页。

(107) 《仁和县志》(再版,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中华方志丛书》第179号,华中地方,第390页。

(108) 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下,第3b—4a页。

(109) 《海宁县志》(1765年;再版,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方志丛书》第516号,华中地方,第461和463页。

(110) 《海宁县志》,第1663页。

(111) 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下,第42ab页。

(112) 比较《海宁县志》第463页:“县城南20公里处完全沉没入海。”

(113) 刘厚。

(114) 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下,第42b—43a页。比较《海宁县志》第463页。

(115) 收于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下,第47ab页。

(116) 沿岸海水因泥沙淤积而变色,这从卫星照片上清晰可见。

(117) 换算起来,1 顷=100亩,约等于7公顷。

(118) 大括号内的段落仅仅出现在《海宁县志》第471页。

(119) 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下,第46b页。

(120) (清)翟均廉撰:《海塘录》,收于《钦定四库全书》,史部,第583册(1764—1781年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67页。他名叫张慈重。

(121) 可能是乍浦外的下八山。

(122) 此时在萧山县的西南角。

(123) 可能在右岸的颜家湾下游,斜对着温汤山(Mount Wentang)。参见《杭州府志》(1898年版,1888、1894和1898年版序言,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再版),《中国方志丛书》第199号,华中地方,地图,第256页。

(124) 《海宁县志》,第474—475页。

(125) 朱轼。

(126) 《海宁县志》,第477页。

(127) 《海塘录》,第323—324页。

(128) 《海塘录》,第331页。

(129) 《海宁县志》,第342页,与第351页比较。

(130) 位于禅机山东部,中亹南岸的东北端。参见《海宁县志》,第70—71页。

(131) 这样的痕迹表明,要紧急清除它们从中显露出来的沉积物。

(132) 《海塘录》,第353页。

(133) 孙湘平等编著:《中国沿岸海洋水文气象概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134) 陈家其:《南宋以来太湖流域大涝大旱及近期趋势估计》,《地理研究》,第6卷第1期(1987年3月)。

(135) 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下,第50a页。用于表示起保护作用的面层的术语是“甃”,意思是“一口井”和“修理一口井”。

(136) 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下,第41b页。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辑要》第3833—3834页有类似的评论。

(137) (清)周徐彩纂,俞卿修:《绍兴府志》,(1719年版;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再版),《中国方志丛刊》第537号,华中地方,第591页。

(138) 以下出自马尧相的引文描述此闸“朝北”。程鸣九的《三江闸务全书》(卷下,下,第34a页[从顺序上看,这里给出的页码是错误的])中说它在山阴县治即绍兴西北45里(22.5公里)处,在白马山脚下。

(139) 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下,第48a页。

(140) 陈吉余、罗祖德、陈德昌、徐海根和乔彭年:《钱塘江河口沙坎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

(141) 《海宁县志》,第469页。

(142) 原文中指代不明。诸溪(“所有的溪流”)可能是赭溪(赭山的溪流),但是赭山太小,它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溪流,因此译文做出的阐释似乎最合适。(作者将这条材料中的“赭”理解为“诸”,因此将它释译为溪流的复数,也即“streams”。——译注)

(143) 引自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下,第43a-44b页。

(144) 今浦江。

(145) 今诸暨。

(146) 公元一千年中叶,浦阳江流入临浦湖(在今临浦镇北部,但已消失很久),然后流经一条狭窄的水渠,入渔人湾(渔蒲,如今也已消失),掉转过来,经杭州城上游某处流入钱塘江。参见陈桥驿:《论历史时期浦阳江下游的河道变迁》,《历史地理》,1981年第1期;斯波义信著:《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第554—555页和第64页。

(147) 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下,第47a页。

(148) 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下,第47ab页。

(149) 引自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下,第48b页。

(150) 可将4平方里看作1平方公里。

(151) 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下,第47b—48a页。

(152) 位于这一地点上游处不远,浦阳江在这里改道。

(153) 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册50,附注60a页注9。闸墩之石遇水流冲击之处逐渐变得尖细,“使不与水争”。

(154) 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下,第49a页。

(155) 程鸣九著:《三江闸务全书》,卷上,上,“汤神事实录”,第12b页。

(156) 程鸣九著:《三江闸务全书》,卷下,下,第3a页。

(157) 程鸣九著:《三江闸务全书》,卷下,下,第36ab页。

(158) 程鸣九著:《三江闸务全书》,卷下,下,第38a页。

(159) 程鸣九著:《三江闸务全书》,卷下,下,第39a页。

(160) 程鸣九著:《三江闸务全书》,卷上,上,第45b页也谈到了笱簿悉除,“俾川流赴海迅速”。

(161) 程鸣九著:《三江闸务全书》,卷下,下,第39b—41a页。

(162) 这个术语最初在宋代好像是指为农耕而出售的未垦官田。参见须藤義之著:《中国土地占有制研究》(Sutō Yoshiyuki, Chūgoku tochi⁃seido⁃shi kenkyū),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194页注11。后来它可能仅指“免税田”,暗含着严重盐碱化的土壤之意。参见星斌夫 编:《中国社会经济史语汇(续篇)》(Hoshi Ayao, Chūgoku shakai keizai shi go⁃i zokuhen),山形:光文堂书店1975年版,第132页。

(163) 《海塘录》,第319页。

(164) 《海塘录》,第384页。

(165) 《海塘录》,第384页。

(166) 《海塘录》,第381—382页。

(167) 《海塘录》,第381页。这里的“坦水”一词,指的是海塘外面一道有斜坡的石砌护堤。

(168) 关于这种译法的合理性,参见孙任以都著:《清代行政术语:六部术语译注》(E⁃tu Zen Sun, Ch'ing Administrative Terms: A Translation of the Terminology of the Six Boards with Explanatory Notes),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354页第2428个术语中对“汕刷”的解释。

(169) 丘光明著:《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第513页,认为清代的“斤”相当于约596克。此时汉语的10“寸”、“尺”,大约是35.24厘米。同上,第118—119页。

(170) 《海塘录》,第383页。

(171) 含义不明。“根”也许是堵塞物?

(172) 《海塘录》,第365页。

(173) 程鸣九著:《三江闸务全书》,卷上,鲁序:第2a页。

(174) 程鸣九著:《三江闸务全书》,卷上,上,第35b页。

(175) 平衡著:《三江闸务全书续刻》(出版者缺失,1854年版),1835和1836年的序。

(176) 程鸣九著:《三江闸务全书》,卷上,罗序:第1b页。

(177) 程鸣九著:《三江闸务全书》,卷上,上,第14ab页。

(178) 按其本意,“灰秫”可能是作为一种灰浆,用来“胶石”的。参见程鸣九著:《三江闸务全书》,卷上,上,第16a页。

(179) 比较另一处描述,见程鸣九著:《三江闸务全书》,卷上,上:第16ab页。

(180) 程鸣九著:《三江闸务全书》,卷上,上:第20b—21a页。

(181) 刘光斗。

(182) 平衡著:《三江闸务全书续刻》,卷1:第15a—16b页。

(183) 不确定的地名,可能与杭州湾的另一个名称即“后海”有关,也可能有“后海周边卫护之地”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