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短期效益的关联：《大象的退却》第五章

有这样一个问题。本书前三章所述故事发生的时候,中国式的前现代经济增长进程已经启动。可是,是什么因素首先使这一进程得以启动呢?或者至少说,与紧接着大约一万年前最后一个冰期结束后的五六千年期间所发生的事情相比,是什么因素使这一进程急剧加速起来呢?

真实的回答是,目前我们一无所知。在这个问题上,泛泛而论是比较容易的,详述史实则比较困难。就后者而言,我们一再被迫从由来已久、被广为接受的事实上退回来,去探触“既定事实”(the‘must have been’)当中模糊不清的部分。虽然这么说,不过还是有一个简单明了的假设,似乎能将我们的知识碎片整合起来,以纳入系统的思想领域。这就是说,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发展进程的加速,是由两个相关方面的激烈斗争推动的。第一个方面是对立族群之间为争夺日渐稀少的资源展开的斗争。第二个方面隐含在第一个之中,是敌对的社会与文化模式之间为了生存并获得霸权而展开的竞争。(1) 有一些独特的模式一度体现在不同民族和——关系重大的新奇事物——国家(polities)之中,它们带来了较大的竞争力。而前几章叙述的自然环境的初始变化,用后见之明来看,显然是这种斗争需要的副产品。斗争的结果,短期内最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一方所创造的行为模式赢得了胜利。面对短期行为的威力,原本可能更有望成功的长期模式几乎没什么意义,抑或根本没什么意义。这正如下棋一样,高超的战术能使最深谋远虑的战略变得毫无价值。这种分析,与让·贝希勒针对他说的“新石器时代突变”所做的结论,也即“战争是进化的唯一动力”(2) 的看法完全吻合。当然,最初这一分析并未受到他的启发。

此刻重要的,是搁置任何关于“进步”的简单观念。很可能,早期“发展”的亲历者大都并不欢迎这种发展。在很长时间内,温带条件下的谷物种植——虽然可能不包括早期的某些热带园艺作物模式(3) ——对很多农民并无吸引力。农业劳动极其艰苦,从事农耕者还易受租税的压榨、战争和劳役的征用以及外来掠夺者的侵犯。与狩猎采集相比,农耕提供的食物花样较少,也不那么健康。(4) 人口密度的增加,则使以前几乎不存在的所谓“人群疾病”(crowd disease)成为可能。(5) 驯养动物又使得动物传染病(zoonosis,动物疾病)作为新的通常致命的传染病,转移到人类身上。(6) 与之前的流动世界相比,农业生活总体上相对乏味,不那么有声有色,挑战性也比较少。而且,正如查尔斯·麦瑟尔斯指出的,“社会的……分层使得大多数人对赖以谋生的资源失去控制。”(7) 大量的证据表明,在远古时代,中国的统治阶级如何绞尽脑汁,想要阻止农民退回到人类最初的职业,也即狩猎、捕鱼和采集中去;本章稍后将引用其中部分证据。

几百年,接着几千年过去之后,可退守的空地逐渐减少,农耕文化开始根深蒂固,人们对它也习以为常了。农耕文化具有“优越性”,这一假设同样深深扎根在我们这些农耕文化的现代继承人的心中。现如今,对这一假设不得不予以质疑了。历史上,农业作为生产方式,在多数情况下的确具有优越性,这是以一个新的具有竞争力的集合体——军事化的城市—农业国家为基础而言的。但是就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来说,实行农耕的时候,他们与精英阶层相对照,总体状况又如何呢?这好像值得怀疑。有一点必须牢记:田地终结了自由。不管文明随之而来取得了怎样惊天动地的伟业,它也付出了一些公认的代价:人类自身变成了其自己驯化的物种之一。为征服自然,我们奴役了自身。

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核心问题,并不是讨论得很多的“国家”起源问题;当然,这一问题的细节仍然模糊不清。(8) 相反,我们面对的核心问题是——再重复一遍,为什么具备早期国家诸多特征的政治实体一旦在后来成为“中国”的地区初露端倪,就引发了长盛不衰的“发展”进程,而这种“发展”不久就彻底改变了周遭的自然界。当然,这两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因此,最近有很多作者对全球不同地区国家形成的诸方面的考察,聚焦于很多主题,本章对这些主题也有所涉及。(9) 有选择地列举这些相互重叠的主题是饶有兴味的,它们具体如下:(1) 以前相对和平的政治实体间军事冲突和竞争的加强;(10) (2) 作为国家间竞争的一部分的经济产量的增加;(11) (3) 与军备竞赛需要相关的内部纪律与服从的强化;(12) (4) 定居和流动性更强的人口间互动——通常是暴力冲突——的增加;(13) (5) 外来种族的取代或征服;(14) (6) 最小的内部社会冲突向更高层次的转化;(15) (7) 强迫进贡和服劳役;(16) (8) 反复灌输这样的信念:在确保总体繁荣方面,很可能从“酋长”到君主在内的政体首脑都起到了惯常的重要作用;(17) (9) 动员宗教权威来组织政治与经济活动;(18) (10) 大规模的防御设施建设;(19) (11) 青铜冶炼,特别是制作武器的青铜冶炼的进步;(20) (12) 书写手段的发展或使用的增强,使得政治和思想权威能超越时空局限,来交流、记录、进行行政管理、维系正统并公开展示自己。(21) 各地方都不存在某种单一的模式,而只存在一类多少有些相似的松散地关联着的模式;它们因环境、所承袭的社会结构和信仰以及大小差异——这一点在中国特别明显——而在成效上有所不同。(22)

在贝希勒所做的总体分析的政治史中,我们能听到同样的反响。(23) 战争,作为政体间的暴力行为,大约产生于1万年以前。(24) 它最初可能为追求荣誉和战利品所驱使。然而,战争一旦产生,就会因社会害怕遭到他者的攻击,而持续不断地影响着社会。(25) 贝希勒认为,“强化生产是战争的结果而非原因”。(26) “战争一旦被发明出来,它就对技术革新施加了强大的压力”。(27) 对于一个统一的金字塔式的——即分层化的——社会之发展来说,战争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28) 持久的集权,往往也需要一个国家除统治本国人民外还统治着外族。(29) 战争中的较量强化了行政效能,这导致居支配地位的首领的出现。(30) 对额外资源的需求,则迫使一个独裁统治者无休止地扩张他的帝国。(31)

贝希勒的其他一些观点表明,中国的历程在某种程度上是更广泛的模式的一部分。人类获取食物方面的技术的进步,降低了用于生计的表土的比例:对狩猎—采集而言,通常需要利用1/3以上的土地;对粗放型农耕而言,大概需要1/10;对灌溉农业而言,可能需要1/100。(32) 只有在不远处有可资利用的无主土地的情况下,移民才是可行的摆脱苛政的方式。(33) 因此,

最初人类“群落”的“部落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人口饱和的一种反应。(34) 虽然为数众多的血亲集团仍支持部落政体以及尽管不甚强大却由君主和贵族统治的国家,但是它们后来几乎都被由官僚机构统治着的帝国组织所取代。(35)

在新石器时代,宗教调整了关注的重心。由于农耕靠天吃饭,这不免使人产生焦虑的情绪,这时候宗教就努力缓解这种情绪。(36) 由于战争的普遍存在,人们被杀或被奴役的危险增大,对这一厄运的担忧则增强了他们对神灵护佑的渴望。(37) 从新战士的心理的两面性中,我们也可窥见一斑:与战友相处时,他们规规矩矩,甚至彬彬有礼;面对外族敌人时,他们很可能奸杀毁掠,亵渎神灵,并因受不到责罚而自鸣得意。在以战争为导向的社会,“男性”价值观也将“女性”价值观贬低至从属的地位。(38)

只有根据这些还算切实的基准,我们才能估量,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的中国到底有多大的特色。

有效的战争

大约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最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核心是地方性邦国,主要基础则是稳定的谷物种植,安全储存谷物的陶器,保护谷仓和人口的筑墙城市(39) ,石质、木质和角质工具,以及用于制造武器和不久之后的祭器的青铜冶炼业等。其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等级,受到严格的社会规范的控制,使用源于图形文字的书写体系,这种文字是为了记录诸如祭器的所有者与用途、神谕裁决、君上厚赐以及其他事情的信息等。凡此种种,使得这些最早的上古国家在战争中具有一种即使不稳定却也很实在的优势,胜过那些开化较晚或没开化但其他方面又颇相似的部落——这些部落或分布在它们周围,或夹杂在它们中间。(40)

这些部落大多也从事农业。它们和上古国家一样都驯养动物:著名的有狗、羊、猪、北方的公牛以及水牛;水牛主要出现在南方但又不限于此。马大概出现于公元前两千年初的某个时候,用于拉战车,而不是乘骑,因此,它暂时主要属于开化地区,但也不尽然。在大型动物的肩胛骨或龟腹甲上占卜,解释它们在因灼烤而噼啪作响时出现的裂缝,这一做法从山东(在东北部)到甘肃(在西北部)、从内蒙古到安徽(在东部)都有发现。在东部沿海,占卜技巧极其精妙。(41) 因此,不曾有某一特别关键的因素出现在某一特许之地。新颖之处在于,政治、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诸因素的不同寻常的结合,共同促成了一种有竞争力的军事优势。

让我们寓论于史吧。《诗经》(42) 中最后一篇颂(即《诗经·商颂·殷武》。——译注)描述了大约公元前1200年(43) 的某个时候殷商王朝的武丁领导的对付“虎方”的战役,此地大部分可能位于长江中游以南。(《殷武》所述的是武丁“奋伐荆楚”,“荆楚”本指楚族或楚国。——译注)我们现在得到的这份文本大概至少出自殷商走向衰亡后的几百年之后。为了与周朝奉行的价值观相吻合,它可能有所修正,因而不应认为它准确无误地反映了商代的情况。尽管如此,它对农耕、纪律和征战的强调似乎真实可信: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

深入其阻,裒荆之旅,

有截其所,汤孙之绪。

维女荆楚,居国南乡。

昔有成汤,自彼氐羌,

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

岁事来辟,勿予祸适,稼穑匪解。

天命将监,下民有严。

不僭不滥,不敢怠遑。

命于下国,封建厥福。

商邑翼翼,四方之极。

赫赫厥声,濯濯厥灵。

这里涉及征战、农耕、城市、纪律,还有神灵护佑的特大奥秘。而国家这一新的集合体的大多数方面,在这些诗句中都得到了明确的颂扬。因此,在威逼利诱之下,平民百姓不得不固着于农业。否则,统治者及其军队就得不到给养。

在历史记载中,周族最早出现在刚刚提到过的武丁统治时期。他们在陕西西部,即商朝统治区的西北建国。此后二百多年里,他们与商朝或战或和,关系变化不定,但到后来,双方在近乎平等的基础上结为盟友。最终,在接近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末期,周族与西部不太开化的部落——但包括掌握青铜铸造的四川蜀国——结盟,并在大约公元前1041年的牧野之战中击败商朝军队。周族的胜利部分归因于这些部落的结盟,部分归因于武王的英明领导以及大战开始时他得到的吉兆护佑,部分——可能吧——归因于使用了四马战车来抵挡商朝的两马战车。

对早期的周族来说,赢得了战争,最终也就赢得了一切。当周朝奠基者文王歼灭渭河(在西北)中游南岸的崇国时,他在丰附近建起新都。一首颂诗的末节(44) (即《诗·大雅·皇矣》。——译注)颂扬了西周使敌人被歼的围攻之术的娴熟。此处描述了城墙如何被攀登、突破,它们大概用夯土建成:

帝谓文王:询尔仇方,

同尔兄弟,以尔钩援,

与尔临冲,以伐崇墉。

临冲闲闲,崇墉言言,

执讯连连,攸馘安安。

是类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

临冲茀茀,崇墉仡仡。

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

不管过去是什么文明,或者变成了什么文明,其基础曾经是——而且依然是——人类在残杀方面体现的高超技艺。

权力的摇篮

新出现的要素是组织。肉体有肉体的组织,思想也有思想的组织。到新石器时代末期,在跨越次大陆、我们今天称为“中国”的许多地方出现了一些成分,它们很快被整合到新兴的涵盖权力、技术、资源及相关行为的集合体之中;对于这一集合体,只有将它定义为“国家”才算合理。具体而言,沿杭州湾南岸(在东部),很容易看到稻谷种植,而在黄河中游(在西北和东北部)则容易看到种粟。烧制的陶器同样分布广泛,城墙环绕的定居点也是如此。精致的青铜铸造不仅可以在早期中国文化的传统北方腹地找到,而且在西部的四川和南部的江西赣江流域也有发现。这几个中心出土的青铜实物基本相似,并且有一些共同的主题,这暗示它们有着共同的起源,当然在风格与情感表现色调上,地区差异可能也很明显。譬如,四川广汉三星堆的青铜人像和面具造型怪异,比真人尺寸长。它们属于商代的作品,但是还没有发现已知的商代对应物。(45) 同样,除商朝腹地外,在东部沿海和西北部今天系青海的地方,都可以找到第二个千年中叶之前很久的似乎有意义的阴刻符号、图形文字,甚至还有可能属于原始手书的痕迹。(46) 与此有关的问题是,这样或那样的因素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

凡事皆有关联。与狩猎、捕鱼和采集相比,定居农业供养了更加密集的人口。这就为更为庞大的军队以及公共工程——不管是夯土墙还是公共建筑——所需的更多的临时征用,提供了额外的人力和给养。中国的先秦时期,战争规模十分庞大,处于这一时代末期的公元前5—3世纪的战国时代,情况尤为突出,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值得提醒的是,这样的战争可以追溯得更早。商代不断对其他国家和部族征战杀伐,为此,每次都得调动数千甚至数万人的军队。既然商初人口估计大约在400到450万之间,(47) 如此规模的调动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公元前两千年末期,击败商朝的周朝军队有近5万士兵。到春秋时期,各国征集的军队也达到了同样庞大的规模;及至战国时代,经常提及军队数量超过10万,有时翻了几番。在春秋时代的242年里,载入史册的战争超过480次;在随后战国时代的248年里,战争数量达到590次。(48) 以上古世界的标准来看,这些关于军队规模的数字大得惊人,可想而知会让人产生怀疑。不过,文献中这方面的论述非常多,它们的说法大体上一致。

公元前1600年左右,大约在今郑州(在东北部)所在的地方筑起了10米高的城墙,其巨大残垣依然屹立。据估计,它的总长度大约7千米,底部平均宽度约20米,顶部约5米。(49) 如果我们(武断地)假定,撇开顶部不算仅算底部,底边内侧的长度是外侧的两倍,这就可以算出它的体积大概是875000立方米。由于不能精确地了解商朝工具的效率,除了搭建临时的木制模板,使土在夯实时固着于某处以及其他的琐事外,我们很难估计开挖土方、将土运到所在地址、抬高并夯实它可能所需的劳力。如果在整个建造阶段,每天8人搬运1立方米的夯土,那么就需要3500人,一年劳动200天,干10年才能完成这项工程。

军事力量的增强使朝贡、税收和强制劳役成为可能,这一切都加强了财政、物资和技术资源的集中。结果之一,是增强了工匠间的分工。商的某些氏族或血亲集团似乎专门从事某些独特的手艺。(50) 商朝的城市扶持手工作坊,它们不但能熟练地铸造青铜武器以及饰有精美兽类图案的青铜祭器,而且精通其他的日常生活技艺。譬如,将骨头制成箭头、发卡、钻子、针、刀、叉、鱼钩,甚至阴刻成表,用以表明六十甲子,这由十天干和十二地支配对构成,是用来记录日期的。也有用来测量长度的标尺。石头则被打磨成柱基、磨石、斧子、刀、槌臼、凿子、纱锭和编磬。有专业陶工将窑烧至摄氏1000度,给陶器上釉,再印上刻在模具上的图案。纺织品包括麻、葛布和丝绸,其中一些描龙画凤,精心织就,大概为皇室所专用。(51)

交换和贸易在人类历史上源远流长。有迹象表明,与在其他地方一样,它们在中国也早于文明而出现。例证之一是,海贝贝壳——原产于中国南海和东海(52) ,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53) ,随后用作中国的原始货币(54) ——出现在位于西北部遥远内陆的青海,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还有用骨头做的仿贝。在商代,贝壳作为一种地位高的准货币得到了使用,与它们在其他一些地区单位价值较低的情况形成了对比。甲骨文记载,君王们在特定场合赏赐2到5朋这类贝币给臣下,以示恩宠。(55) 公元前一千年初期,更多的贝币在流通,短时间内它们差不多成了真正的货币。譬如,有记载说,一块田地价值贝7、8朋。(56) (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译注)

同样,甚至更早在河南(在东北部)的一个地方,公元前六千纪就出产绿松石,而这个地方与任何一个知名的地质上的源头都相去甚远。(57) 甲骨文的记载表明,商代用牛车为军队运送给养,与没有牛车的军队相比,这体现了后勤上的优势。一些学者认为,商王室世系中著名始祖王亥被尊奉为最早驯服野牛的人。当他用牛拉货车运输商品时,在中国北部被有易氏杀害。(58) 这里的关键在于,早期文明对奢侈品和基本物资产生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在越来越远的区域之上加大了朝贡、运输和贸易的数量与重要性。(59) 考虑到出产于长江南部的锡矿石这样的战略物资,国家就更有必要保护它们的运输路线了。(60)

新文明的中心是城市,它们常常像堡垒一样矗立在远远没有被完全征服的乡村。城市的产生,使得人口中的一部分、这时候日益居住在人造环境之中并具有支配地位的决策者,与自然世界的其余部分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离。也就是说,当时当地决策所产生的环境影响,与当时当地人们的感受愈来愈不同步了。影响环境的这种决策距离感有空间(从决策的地点到影响的地点)、时间(从当代到子孙后代)和社会阶层(从决策者到下层)等多个维度。久而久之,统治者及其顾问日益缺乏对其政策的环境影响的意识和敏感性。今天依然如故。

城市需要建立一定的社会和物质结构,以减慢人口中不同成员之间加大了的社会互动的速度,并合理地加以引导。同样,城市还需要一些技术和制度,以管理一个自人类进化以来前所未有的大而密集的人口单位。(61) 这关系到等级社会的发展,而这是为了比先前更集中、更广泛地行使权力所必需的。

城市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大部分的这类分离的缩影。唐纳德·休斯在评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时说到,“城墙屏障与直线开掘的壕沟俨然将人类与原始的自然分隔开来,对抗的态度取代了早期的合作情感……文学……经常用斗争意象来刻画人类与自然的这种新的关系”。(62) 在他看来,欧亚大陆西部的大多数古代城市同样“对可资利用的资源索取过度,在其领地内搜刮殆尽之后,它们尽可能远地获取另外的资源,直至这种努力也无果而终”,这导致了它们最终的衰落。(63)

在新石器时代倒数第二阶段的仰韶时期(一般以饰有涡形几何风格的陶器为特征),华夏定居者最先挖掘了城壕。由于那时的贮藏区可能在城壕之外,因此这些壕沟大概主要用来抵御野兽。城墙随龙山时期——这一时期以光亮、壁薄的黑陶为特征——而出现,它们可能用来防御他人的侵犯。(64) 据《礼记》记载,在这一时期,当“大道既隐”,“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65) 。城墙用夯土砌成,有时有多重,城墙之内则有大面积的不具备城市特征的土地。在商代,一个相当规范的城市空间模式发展起来,墓地和作坊恰好位于设防区之外。军事控制以每一座中心城市为基础,并依赖于“陪都”的发展。而中心城市则有一系列卫星城环绕,都城尤其是这样。(66)

《诗经》中讲述了商代的公刘——周王室世系的祖先——如何“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以及如何“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而且,“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67) 。九世之后,周王室的创建者古公亶父迁都周原,那里“百堵皆兴”(68) 。人们普遍承认,从乡村向城市转变的背后,其动力是军事力量。正如《诗经》中对亶父之城的描述:“乃立冢土,戎丑攸行”(69) 。

《诗经》中提到的多重城墙大概是指宫殿和城区周围的内墙。或许除了某些例外,最初两千年间出现的中国城市是严密控制下的一种分格式结构。只有少数达官贵人的华美府第能开门直接通向大街,一般居民的住宅则都局促于高墙围住的聚居点,也即“里”之内(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209—210页。——译注),那是死胡同。至于详细情形如何,我们必须参考先秦后期论述治国之道的著作《管子》,才能有所了解。

这明显地存在时代错置式的跳跃,指责这样的跳跃当然是很容易的,历史学家也因职业道德而对这类做法感到不安。但这样做也有其合理之处,它能让我们清晰地把握显然存在的长时段的发展逻辑;至于这么做的企图,简单的反应性评论则是,只能如此——太简单了吧。不过,已对读者作了提醒。

《管子》是用起来最不方便的原始资料之一。它是一部言论汇编,核心内容大概形成于公元前3世纪,后来有所增补。对于其观点所具有的一致性,在与其他主要流派的著作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时即可估量,但是它的不同部分似乎出自不同人之手,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们的世界观略有不同。(70) 尽管以这么晚的一部作品作为一般的指南,来理解这之前的思想和制度可能具有的基本宗旨,这种做法存在着时代错置的危险,但它所意欲描述的政治世界的类型,通常至少在表面上似乎与春秋后期或战国早期的情况相似,当然只有对它们加以粗略的简化和概括才能这么认为。我们不可能确定《管子》原文中有多少内容是试图描述曾经存在过的事物,又有多少内容是试图描述一种理想。它们似乎是混为一谈的。不过,这部作品对管理的着迷,却让人浮想联翩,书中论道:(71)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横通,闾闬不可以毋合,宫垣、关闭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则乱贼之人谋。郭周外通,则奸遁逾越者作;里域横通,则攘夺窃盗者不止;闾闬无阖,外内交通,则男女无别。宫垣不备,关闭不固,虽有良货,不能守也。

此处表达了作为一座要塞城市的城邦(the city⁃state)的意思,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对于城市居民的生活,据认为必须加以持续不断的监管。在《管子》的前面部分,一种等级分明的行政制度得到了详细的论述,该制度以五家或十家这样的单位为基础。(见《管子·立政》:“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译注)它接着论道:(72)

筑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审闾闬,慎管键,管藏于里尉。置闾有司,以时开闭。闾有司观出入者,以复于里尉。凡出入不时,衣服不中,圈属群徒不顺于常者,闾有司见之,复无时。

因此,在帝国时代之前,管理制度已适时出现。目前,尚无法说出它究竟早到何时。公元2世纪,评注者何休在论及公元前539年的情况时提到:(73)

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时,春,父老及里正旦开门,坐塾上,晏出后时者不得出,莫(暮)不持樵者不得入。(74)

纪律,在新的城市—农耕生活中居于核心位置。

暂且往前看,即使这样做时代错置得更厉害,我们还是可以粗略地说,在接下来的帝国时代的第一阶段,地位和职业的地区划分甚至已经被强化,严格的城市治安得到了维系。城墙内的生活按时间安排运转;入夜,对城市周围的很多活动要实行宵禁。“市”对允许开展的交易进行垄断,这里有围墙围着,还有官方的管理,在早期帝国以及直到唐代的中期帝国时期莫不如此。(75) 与中世纪欧洲的情况不同,中国古代城市的空气不能“使人自由”(76) 。最终,中古经济革命以及多种多样的大半是自由市场的扩展会打破这些藩篱,但直到8、9世纪,尤其是在宋朝,这种情况才出现。

这一切又是如何维系在一起的呢?让我们将题外话留到以后再说,这里再一次回到公元前两千年。首先,新兴的王权是一支绝对凌驾于人们思想之上的力量。这是一种无形的统治,其中一小部分带有理性色彩,着重于用数字来体现对自然的征服。商朝确立了一种基本的计量单位(1.7厘米),产生了一种音阶,制定了一种历法,大概还明确了标准的两“串”贝壳的数目(可能是10枚)。(77) 当然,其卓越之处,更多地表现在精神领域。

商朝所继承的新石器晚期神秘的图腾信仰元素,成为这一时期宗教世界观的基础。虽然这种世界观的内在本质如何,我们今天并不知晓,但它的存在却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体现在兽形图文上,而且最主要的是,动物主题在商代青铜器中独占鳌头。这些青铜器有时呈现出兽形,而所谓的饕餮纹,则经常装饰在器皿的外面。这种纹饰由许多不同种类的动物的特征组合而成,叫人难以忘怀,却又难以理解。公元前二千纪末,商、周更替,周对动物世界缺乏同样的关注。因此,从周朝开始,这些青铜器逐渐丧失了内在的古老的精神力量,只不过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而已。如果说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仍具有影响,那也是因为祭祀祖先的关系。(78) 对环境史学家而言,后来的这种变化引出了一个深刻而又仍无法回答的问题,即,人类与曾经围绕着的动物世界的关系为何发生了改变;这时候,动物世界正在为文明所征服,并被边缘化了。

对于远古流传下来的这些信仰,商代似乎做了等级划分(是一种以天帝为核心的多神信仰体系。——译注),还予以合理的解释,并使之融合起来,但是却未直接理会它们——至少残存的简短甲骨文文献反映了这一点,这是文献记载中的一个断层线,令人奇怪并值得注意。也就是说,青铜器上栩栩如生的标志和甲骨文记载之间存在着无法解释的鸿沟。由于这一时代这个世界的人们认为,所发生的一切是众多冥冥之中的存在起作用的结果,因此,商代的意识形态——由书面文献加以重构——就解释说,这些冥冥之中的存在最终都为天帝(God Above)或先祖即上帝所主宰。(上帝,殷商甲骨文卜辞和周朝金文中又称“帝”、“天”,儒教传世经典中或称天帝、昊天上帝等,是夏商周以来华夏民族信仰的主宰天地宇宙的神。——译注)至于包括天帝在内的众神的好恶,以及未来祸福,则都可以借助占卜求问——通过烧裂大型哺乳动物的肩胛骨或龟腹甲,或者抛掷某些植物的茎(如蓍草。——译注),来判断吉凶行止。众神是曾经存在但却无形的实体,它们也会受到兽祭和人祭的影响。但这时已规定,有资格求问的中间人一律是卜官。商代宗教显示,王是一位具有人类化身的神,他在这个真实可见的世界上是无所不能的,如同他的先祖天帝在众神国度中的地位一样。这些神,包括王室已逝祖先中的男男女女,他们无处不在,可以驱使万物,星、风、山、川、草木、梦境无所不包。他们左右天气、收成、自然灾害、战争结果和疾病,还有城市的兴衰。经过这番塑造,统治者的中介作用就不可或缺了。

商王,作为天帝和众神一方及其臣民一方之间的主要纽带,是一个特许的交流渠道,也是占卜和祭祀的主要赞助人,有时还是实践者。祭祀是一种意味着政治合法性的行为。其中,诸侯只能在他们自己的疆土上祭祀,他们拥有的权威也仅限于此;王,或者他的使臣,却可在任何地方祭祀。这些做法混杂在一起,它们必定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宗教中汲取了大部分元素;当时,占卜者、巫师以及祈祷与祭祀的献祭者都已出现。不过,“天帝”却是一项体现着阴险才能的政治发明:它是一尊与商朝有着特别联系的神,或者变成了这样一尊神;它没有任何明确的是非观念或道德准则,还被赋予了所谓的宇宙主宰的地位。(作者此处对商代“帝”或“天帝”观念的理解有片面之嫌。——译注)

在公元前二千纪的中国,王家生活中每天都要花上几个小时来占卜;其结果,差不多是以科学家重复实验的方式被翻来覆去地复核着。贵重之物要用来祭祀。有时可能会屠杀300头公牛或者将100个甚至300个羌人斩首后献给神灵鬼怪;羌人可能是与藏人有着血缘关系的西部蛮族,系老练的牧羊人。这些人抑或被坑埋,被腰斩,被活活烧死,被凌迟。人们只能猜测,是心理直觉在支持着这种政治行为。它很可能向民众传递着这样一种信息,即社会处于一种永远危险的状态,只有警惕,加上进行统治的王室持续不断地行使独一无二的本领和特权,才能力挽狂澜。这种不断付出血的代价的煞有介事的行为使商朝的臣民充分意识到,如果众神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的愤怒得不到平息,那是多么的危险。造反——这当然经常发生——不仅被描述为渎圣的行为,而且被重新解释为对整个人类安全的威胁。(79)

另一项革新是指令机制的出现。在我们自己的官僚化、警察化和保姆式的社会里,人们很容易忘记,纵观人类过去的大多数时候,一部分成年人对其他成年人发号施令,是多么的不自然。(80)

在公元前两千年后期的甲骨文文献中,“命令”或“指令”(81) 图形与发布最终命令的两种力量有关:一种是神灵所在的无形世界中的先祖或天帝(82) ,一种是自然和人类所在的有形世界中的王(83) 。天帝发布命令,决定雨是否下,风是否刮,电是否闪(殷墟卜辞中的自然神有风、雨、雷、电、云等等。帝对自然神均用“令”来召唤、指挥。——译注)。(84) 风,常常还是执行天帝命令的使臣(即“帝史风”。——译注)。(85) 只有天帝才能决定收成的丰歉、战争的胜负和疾病的来去。(86) 统治者不断地占卜,以此确定所作所为是否顺应了天意。

颇具特色的是,他自己的指令要传达给众。(87) 这一术语的含义为何,对此尚存争议,但很可能指的是一群杰出的武士—官员(warrior⁃administrator)。(88) (一说“众”是商代的自由平民。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有战事时则被征参战。——译注)他也可以向周这类从属的部落国家发布指示,(89) 或命令个人采取一些特别的行动。有时朝廷官员给众下命令,要求他们履行军事义务,从事建设或农耕;或者给其他官员下命令,因为当时官僚机构尚缺乏明确的分工。(90) 还有一个低一级的指令机制,由那些将上情下传的人员组成。(91) 虽然一些农事的完成有赖于国家官员的监督,但可能大多是因为惯常的行动所致。(92) 在社会的最底层,现存的血亲集团大体构成了商朝政治组织的基础,它们通过劳役和贡品向统治者尽义务。(93) 稍晚的一份文献提到,在周朝初年成王统治时期,摄政的周公之子(即伯禽。——译注)被赐予殷民六族,周公的一个兄弟(指康叔。——译注)得到另外七族。(见《左传·定公四年》。——译注)这份文献说到了“宗氏”、“分族”和“类丑”。最后这个术语的意思不太清楚,它可能指的是地位较低的一群人。(94) 人们认为那时也有奴隶,商朝末代君主征伐“东夷”时擒获的俘虏即是一例。(95)

西周时期,青铜铭文揭示了一种准封建土地经济,其中,劳动力处于严格的管束之下——我们不应想当然地认为这就是其农业经济的全部。这时候的记载提到,统治者将“监工”、平民、家臣和奴隶作为封地赠品,与马匹、战车、武器和土地一道赐予贵族。人被用来偿付犯罪罚金,有时候还可以买卖。到西周末年,此类赠品也被大贵族用来赐与下属。(96) 这间接表明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由此造成劳动力供应不足,并被强制固定在土地上役使。与此同时,亲属制度所发生的模糊而又重要的变化固定下来,形成为一种父系家长制结构,可视为帝国时代的这种社会存在的鼻祖。它以自身严格、分明的纪律支配着妇孺。

就这样,中国社会日益受到严格的控制。

克拉斯特斯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这些过程的钥匙。按照他的说法,“政治突变而非经济转变才具有决定意义。人类史前史上真正的革命不是新石器革命……而是政治革命,即不可思议地出现了我们所知的称为国家的事物,这对原始社会来说是不可逆转、不可避免的。”(97) 他补充道,一般而言,“部落首领不一定就预示着会成为国君。”(98) 关键的一点是,“军事远征的准备和执行是首领有机会行使最小权威的唯一机缘。战事一结束……战争首领又成了没有权力的首领。”(99) 他认为,日益加大的人口密度会瓦解另一种社会秩序,即原始的顽强地反政治的社会秩序,而且,通过统一思想,神的代言者可能有助于开辟通往国家之路。(100) 虽然上古中国的形态不同于克拉斯特斯所研究的南美部落情形,但是,只要对他的分析适度地加以改变,它就能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供我们认识带传奇色彩的三代圣王(sage⁃kings)(指尧、舜、禹、汤、文、武,出自《墨子》一书。——译注)所开启的变革。

中国这部社会机器这时已就其位,它将要开发、改善、利用和削弱同样也是人类环境的自然环境,最终还会部分地破坏这一环境。而农业发展的最初动机,则是为战争提供更加稳固的资源。在公元前六世纪的楚国,对土地、牧场和水渠的勘测以及财政安排等事项都交托给了司马。他,或他的僚属,计算“所能提供的战车数量,给马匹登记,决定车兵和步兵的定额、铠甲和盾牌的数量”(101) 。这类似于一种战争经济(Kriegswirtschaft)。(102)

政治所推动的经济

最好将上古中国那些小国家的经济界定为“政治推动型”。这使我们在理解中央和地方政权所采取的不同措施时,可以选择刺激、控制和监督这几个词,但要避免对一般的政治统治的暗示,因为那不符合事实。经济的某些方面当然也受到了宗教的推动,因为在这一时期宗教已发展到了可以与政治相区分的地步。酿酒——使饮者与神灵相通的酒——的技术,以及第一个艺术鉴赏家在青铜祭器上雕出富丽纹饰的技术,都是宗教信仰的副产品。

将商代后期与公元前3世纪的秦帝国分隔开来的一千多年间,社会形态方面也发生了转变,这是使权力在地方层面得以行使的保障。广义上,这首先是从氏族部落集团向一种封建制度的转变,然后再转为初步的官僚统治。在所有这三个阶段中,每一种情形至少都有所呈现,但它们的相对分量在显著地改变。时间上,第一个阶段涵盖商末周初,第二个阶段从周代中期直到整个春秋时期,(103) 第三个阶段是周代末期,主要是战国时代,直至帝国的开端。

实际上只是在三阶段中的最后一个阶段,才出现了要详细描述的政治所推动的经济。它们是理想化的东西,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想象的成分,是将所选择的真实内容加以系统化的结果。虽然这在本质上常常不啻是给未来开“处方”,但为了听起来更权威,它们最后自我表现出来的好像是在回顾过去。在某些方面,它们明显地存在时代错置之处,毫无疑问也带有玫瑰色,且云山雾罩。即便如此,我直觉地认为,它们还是拣选了这一千年间国家所追求的基本经济目标,即使重点和具体情形可能已发生变化。譬如,对保护不断缩小的自然资源基础的关注,似乎在第二、第三阶段有了一定的发展。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些新近的材料,为窥见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打开了一扇窗口;从中可以看出,社会达尔文式的残酷自较早时期的遮遮掩掩逐渐变得清晰自觉。

就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而言,其非同寻常之处不在于它的异常残忍,而在于它对自身本质的觉悟程度。唐纳德·休斯在古代欧亚大陆西部的古典世界看到了同样的残忍,但是这个世界似乎缺乏自觉。他写道:“在环境影响方面,希腊、罗马社会组织最具破坏性之处在于它的战争导向……古代城市和帝国是尚武社会,绝不会长治久安……不可再生资源在耗竭,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比可再生的速度要快。结果,西方文明在此获得形成动力的那片土地逐渐被消耗殆尽。”(104)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在这两个地区,上述情形都是出于竞争的需要。当然,在中世纪,欧洲和中国都在适当的时候发现了新的“资源边疆”:欧洲是在北方,后来在海外;中国是在南方和西南部。这是后面章节中我们将要考察的中国经历的一部分,当时中国的经济增长获得了某种独自存在的动力。

纪律是根本。“治人如治水潦,养人如养六畜,用人如用草木。”(105) 粮食是治理的生命线。在统治者无能的国度,“田畴荒而国邑虚。”(106) 在治理不善的状态下,“其士民贵得利而贱武勇;其庶人好饮食而恶耕农,于是财用匮而饮食薪菜乏。”(107)

开发是一国之所需。“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是故,主上用财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108) 《管子》讨论了是否需要信守赏罚以及赏罚是否得当的问题,其中有一种说法值得大加赞许地援引:“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109) 在这本书的其他地方,当评价另一种状态时列出了两个需要回答的问题。第一个是“士之身耕者几何家?”第二个是“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110) 这表明,在运行良好的政体中,对资源的享用是与国家的服务联系在一起的。

另一方面,新近对农业的依赖,是长期存在的饥馑恐慌的结果。“五日不食,比岁荒;七日不食,无国土;十日不食,无畴类,尽死矣。”(111) 澳大利亚的土著人知道——或过去知道——如何靠土地为生;与他们不同,所有文明民族从来都担心食物短缺却又不承认这一点,而这一恐惧也是文明赖以建立的社会纪律的隐秘内核。

撇开纪律不说,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经济忧虑则是劳动力短缺:(112)

行其田野,(113) 视其耕芸,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谨,地宜不任,草田多秽,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硗,以人猥计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虽不水旱,饥国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则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众,则国贫民饥。以此遇水旱,则众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饥者不可以使战。众散而不收,则国为丘墟。(114)

要阻止农民放弃农业,这一需要已经与防止资源耗竭的关切联系在一起:(115)

故曰: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独伐也,大木不可独举也,大木不可独铉也。[需要砍掉其他树木,以清理供进出与运输的路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罔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泽之作者,博民于生谷也。

《商君书》,一份重农主义者的政策文献,以同样的精神提出,如果国家“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传统注释解释道,“壹”指国家禁山泽,而百姓则“不许擅自樵、猎、渔”。(116)

《管子》主张通过分隔居住区,确保社会下层从事世代继承的职业:(117)

四民者,勿使杂处(《管子》此处原文是: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译注)。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

世世代代都要在行为和价值观上受到教育,以合乎其身份:

今夫农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权节具,备其械器用,比耒耜谷芨。及寒击槁除田,以待时乃耕,深耕均种疾耰。先雨芸耨,以待时雨。(118) 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垄。税衣就功,别苗莠,列疏遬。首戴苎蒲,身服袯襫,沾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支之力,以疾从事于田野。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119)

总是像这样,对劳动力的潜逃问题焦虑不已。

司田的职责是“垦草、入邑、辟土、聚粟、多众”。(120) 从政治上对经济加以监管,在《管子》里有好几处都得到了比较详细的阐述。譬如:(121)

修火宪,敬山泽,(122) 林薮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使民于宫室之用,薪蒸之所积,虞师之事也。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秎获,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视肥跷,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钧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由田之事也。行乡里,视宫室,观树艺,简六畜,以时钧修焉;劝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怀乐家室,重去乡里,乡师之事也。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上完利……使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工师之事也。

这样,国家的作用包括维持治安、动员劳力兴修水利、提供建议与指导,以及鼓励、监督、评定和审查——水利除外——而不是“管理”。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是在不断摆脱加诸其上的束缚,但这并不意味着那套控制体系不曾发挥作用,或者说我们不必严肃地看待它。至少不应像对待1950年代末至1970年代末实行的毛泽东的公社制度那样,因为“完全”行不通,我们就拒绝考虑它。

《管子》一书的后面提到的防洪系统的组建,的确近似于对从政治上如何管理经济事务的描述。下面这部分翻译虽在细节方面不太准确,但就总的意思而论是靠得住的。虚拟的历史人物管子对同样是假想的齐桓公建言,不过这确曾是一位统治者的名号。(123) 其内容含有真理的成分,从而使得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将中国描绘为“水利专制统治”(hydraulic despotism)。这一描述非常不完整,我们随后将会明白这一点,但它并非愚蠢之见,或毫无洞见:

请为置水官,令习水者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长官佐各财足(124) 。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为都匠水工。令之行水道、城郭、堤川、沟池、官府、寺舍及州中,当缮治者,给卒财足。令曰: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其不为用者辄免之,有锢病不可作者疾之;可省作者半事之。并行以定甲士,当被兵之数……视有余不足之处,辄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当被兵之数,与三老、里有司、伍长行里,因父母案行。阅具备水之器,以冬无事之时,笼、臿、板、筑各什六,土车什一,雨輂什二,食器两具,人有之。锢藏里中,以给丧器……常以冬少事之时,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积之水旁。州大夫将之,唯毋后时。

春分后,白天变长,而且:

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刚。令甲士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随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125) 大者为之堤,小者为之防。夹水四道,禾稼不伤。岁埤增之,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

依这一看法,社会差不多是一支军队,或者说,军队与社会一体化。

在另一段落中,后一种思想被视作社会的最终结果。人人都在一定的编制中生活。春天,人们一同外出打猎;秋天,操练军事技术。过集体生活,在一种感人至深的休戚相关的氛围中共同祭祀,共担福祸。其目标是建立一个纪律严明、不惧怕战争的社会。(《管子》原文如下:“春以田,曰搜,振旅。秋以田,曰狝,治兵。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福祸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欢欣足以相死。”见《管子·小匡》。——译注)管子告诉我们,这一目标曾付诸实践,而凭借受到过这种教导的3万人的部队,齐君“以横行于天下”。(126)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管子》强调了技术的重要性。它认为,统治者必须细心鉴别工匠的才能,他们是其成功的关键。在这方面,国家也是发展的推动力。(127)

这些段落所说的情况几乎从来就不可能完全“真实”。同样,其中任何事情也不可能是完全“虚假”的纯粹的想象。从中我们可以推测,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政治逻辑成形了,这在最初大概并非有意为之,但却构成了一千多年来寻求高压统治的基础。

与这些令人生畏的准则相对但并不矛盾的,是帝国时代初期道家所阐述的传统,它详细叙述了原初环境本真状态丧失的问题。这不啻是从自然的伊甸园中被驱逐。对此,公元前2世纪编成的《淮南子》大概说得最清楚。(128) 它由三条线索织成:

第一,是神话般的关于人类与周围世界之间曾经存在着的和谐一致的民间传说。各种宇宙力与四时相和谐。“风雨不降其虐”。人类单纯而诚实。“机械诈伪,莫藏于心”。鸟与动物王国的象征性君王,也即吉祥的凤凰和麒麟,或飞翔于天空,或行走于大地。

第二,是因经济发展、国家、社会分层和战争而使这一和谐遭到破坏的故事。历史以及道家—无政府主义者的争论杂糅其间,但它对因果关联的认识有时却非常深刻。人类行为的首要作用得到了重视。“天地之合和,阴阳之陶化万物,皆乘人气者也。”(129) 如果“人气”败坏了,世界将会陷入混乱。

最后,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对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之初温度骤降所造成的破坏的集体回忆。(130) 不当的人类行为产生了邪气,打乱了天地的正常运转,这种情况据认为已为接踵而至的灾难所证实。

由于精心编织,关于原初环境本真状态丧失的故事成为了一个浪漫的寓言。其中有时也存在时代错误,譬如它关于铁的叙述即是如此。不过,这也不能掩盖一个事实:故事的核心内容所显示的作用,是再现人类历史上最剧烈的震荡,这可谓进步的开始。

逮至衰世,镌山石,锲金玉,擿蚌蜃,消铜铁,而万物不滋。刳胎杀夭,麒麟不游;覆巢毁卵,凤凰不翔;钻燧取火,构木为台;焚林而田,竭泽而渔。人械不足,畜藏有余,而万物不繁兆,萌芽卵胎而不成者,处之太半矣。积壤而丘处,粪田而种谷,掘地而井饮,疏川而为利,筑城而为固,拘兽以为畜,则阴阳缪戾,四时失叙,雷霆毁折,雹霰降虐,氛雾霜雪不霁,而万物燋夭。菑榛秽,聚埒田;芟野菼,长苗秀;草木之句萌、衔华、戴实而死者,不可胜数。乃至夏屋宫驾,县联房植;橑檐榱题,雕琢刻镂,乔枝菱阿,夫容芰荷,五采争胜,流漫陆离……[能工巧匠]犹未能澹人主之欲也。是以松柏箘露[被砍伐并且]夏槁,江河三川,绝而不流……飞蛩满野。天旱地坼,凤凰不下,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兽,于是鸷矣。民之专室蓬庐,无所归宿,冻饿饥寒死者,相枕席也。及至分山川溪谷,使有壤界。计人多少众寡,使有分数。筑城掘池,设机械险阻以为备,饰职事、制服等,异贵贱,差贤不肖,经诽誉,行赏罚,则兵革兴而分争生,民之灭抑夭隐……于是生矣。

同一个故事,不同的观点。

对帝国时代的简短展望

我们暂且做一回答。改变上古华夏世界主要景观的发展进程,始于早期政治实体之间成功地展开军事对抗的需要,这些实体或者是国家、原始国家(proto⁃state,亦称“早期国家”。——译注),或者是部落。后来,这一过程逐渐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最初在很大程度上因国家需要而得到培育的经济力量,向自我推动的独立性不断增强的方向发展。第二个方面表现出来的是更为纯粹的经济内容,这将在有关嘉兴(在东部)、贵州(在西南部)和遵化(在东北部)的章节中加以论述。不过,无论是帝国统一还是分裂的时代,国家作为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的推动者始终在场。当需要增强军事力量或其他形式的力量时,国家的这种作用最为清晰可见,并且在边疆地区出现得最为频繁。帝国分裂时期的一些边疆地区位于现今中国版图的中心。这里用来说明这一情况的,是公元243年的一个例子。那时,北方的魏国正酝酿一场战役,想通过淮河流域去摧毁位于长江下游的敌国吴国。魏国的一位肱骨之臣向其统治者上奏(他们分别是邓艾和司马懿。——译注),内容如下:(131)

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溉,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淮河以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可矣。

由此可知,水利规划与军队后勤之间的联系,包括粮食供应和水路廉价运输,在官方思考中早已是老生常谈了。

这样的例子在帝国统一时期同样很容易找到。16世纪下半叶,当田乐(字东洲,时任甘肃巡抚。——译注)主持西北军务时,他创办铁业的成就被他的一个下属记录在那里了:(132)

介胄锋镝,炮石神器,战守之具也,而悉资坑治故事。陕西行省岁供甘州军需熟铁十万九百余斤(133) ,凤翔岁供西宁熟铁七千五百余斤。乏则复赍行李鬻之关以东,稽程则数千里而遥,稽时则以月以岁。徒糜费,罢于征发转输已耳,且无能济缓急。

公乃策诸监司,遍搜山泽,复征治民于秦晋,得治来襄其事。余……备兵湟中,始得矿下马圈北山之麓……其山崪间中石(134) 粼粼积无算。逾数里,山木蕃殖,薪樵者报曰:“可以冶铁”(135) 。

余躬诣相度,乃即北山下置官厅六槛,铁炉二座,营舍五十间,跨山为墩,上建墩棚四槛,周围墙堑足备不测。

台简西宁各营步卒四百,供版筑之役……。仍选士习其艺……物其地图而授之,锻者,采者各择其人,为长久计。

是役也,有五利焉:河西乃用武之地,朝冶而夕效,取之源源,一利也;无运输数千里之劳,民获休息,二利也;随取随给,无岁月之淹,三利也;工役则取诸坐食之步卒,炭石则采诸无禁之山林,下不扰闾阋阋,上不烦公帑,四利也;以五郡之材,资五郡之用,旁郡额供止输,折价以备储器之需,五利也。

况迩者彼数内○(136) ,数为我兵所衄……今复闻在此坑冶,宁复有不逞志?

军事力量、经济发展和资源压力依然相互关联着。然而,到比较晚的这一时期,当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前现代经济发展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时,国家几乎肯定会青睐由商业系统来从事铁的生产和运输。在帝国上述的这一边远角落,只是因为诸物匮乏,才会看到这种以某地之物供应另一地的古老关系仍然在明确地发挥作用。

帝制早期中国经济的双重性摇摆不定,到较晚的唐宋时期则越来越清晰地固定下来。在某些重要的经济活动领域,根源于上古的强制性组织依然是其明确的特征。这在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不管是灌溉水渠、河流的防洪堤,还是阻止海潮和风暴潮的海堤,都是如此。相比之下,规模相对较小、自由且私有的单位,不管它们是精耕细作的农庄、工匠的作坊,还是与别人合伙或家族经营的企业,都体现了其余的很多经济活动的特征,明清时代尤为突出。后者所处的是一种商业竞争环境,与大型水利和其他官营系统——如明代从南到北的漕运——与生俱来的强制性垄断大异其趣。漕运每年征用150000人,每年大约运送25万吨大米。(137)

最终结果是官营与私有共生,这样,若仅着眼于其中一个方面,任何对帝制晚期中国经济的论述都将是一叶障目。它既受管制,又有自由;既很琐屑,又很庞大。二者并行不悖。

接下来的四章将在帝国时代的两千年中铺陈这一错综复杂的历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其中的主要方面。下一章要考察的,大概是官营经济中最持久、重要的方面,即大型水利工程领域;它的出现,很可能是因为中国人在规划、组织、招募、征税和强制方面有着娴熟的行政技巧。这些工程改造了中国的自然环境,并且使中国经济的主体与水自相矛盾。水利既有惊人的成效,然而维护的代价却一直很高昂;水利既能起到保护作用,然而又时不时地出现可怕的险情;尤其是,它不能而且迄今为止也未能摆脱自身的困境。论及水利之后的三章将考察中国前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经过几百年,甚至更依赖于私人的主动创造——是如何对三种非常不同的环境产生影响的。

这两种经济制度当然交织在一起。正如我在“序言”中表明的,成熟的中华帝国发展模式的基础,是一种通过高度分离的单位而运行的能力;必要时,它既可以通过行政手段也可以通过商业渠道来协调它们,以形成所需要的庞大的组合体。这种组合体天生短命,仅在直接需要时昙花一现。正是由于小单位的主动性与几乎无限制的任意组合联合在一起,才造成了对环境的持续彻底的开发;这在前现代世界也许颇为特殊,至少从规模上看是如此。

(1) 杨晓能著:《远古中国映像——纹饰、图形文字与图像铭文》(Xiaoneng Yang, Reflections of Early China: Decor, Pictographs, and Pictorial Inscriptions),华盛顿州,西雅图: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与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页。(中译本名为《另一种古史——青铜器纹饰、图形文字与图像铭文的解读》,唐际根、孙亚冰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中译本在2000年英文版基础上进行了全面修订。——译注)

(2) J.贝希勒著:《通史概略》(J. Baechler, Esquisse d'une histoire universelle),巴黎:菲亚德,2002年,第63页。

(3) J.高尔森:《新几内亚高地上的园艺和农业:关于人及其环境的个案研究》,收录于P. 基尔希和T.亨特主编:《太平洋岛屿的历史生态》(J. Golson, “From horticulture to agriculture in the New Guinea highlands: A case study of people and their environments,” in P. Kirch and T. Hunt, eds., Historical Ecology in the Pacific Islands),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在一定的条件下,每一单位面积的森林土壤在经受多种作物的园艺体系的轮作后肥力下降,导致更加稳定但需要耕作的农业体系的发展,后者在每块土地上只种一种作物,土地之间以规则的沟渠和后来凸起的苗床划界。

(4) M. 科恩著:《健康与文明的兴起》(M. Cohen, Health and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该书概括地论述了新石器时代平均身高下降的趋势,在第119页和第214页还专门提到这一点。

(5) L.H.格林纳达著:《传染病与人群疾病》(L.H. Greenwood, Epidemics and Crowd Diseases),纽约:麦克米伦,1935年;F. 麦克法兰·班内特著:《传染病自然史》(F. McFarlane Burnet, Natural History of Infectious Disease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

(6) J.斯瓦比著:《动物、疾病与人类社会:人与动物的关系以及兽医学的兴起》(J. Swabe, Animals, Disease and Human Society: Human⁃Animal Relations and the Rise of Veterinary Medicine),伦敦:劳特里奇,1999年,特别是第1、2、3章。(www.xing528.com)

(7) C.K. 麦瑟尔斯著:《旧世界的早期文明:埃及、黎凡特、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的发展史》(C.K. Maisels, Early Civilizations of the Old World: The Formative Histories of Egypt, the Levant, Mesopotamia, Indian and China),伦敦:劳特里奇,1999年,第344页。

(8) 关于西方学术成果中有关叙述的来龙去脉的出色总结,参见麦瑟尔斯著:《旧世界的早期文明》,第5章、第6章将中国置于与旧世界比较的视角加以探讨。

(9) J.格莱德希尔、B.本德和M.拉森主编:《国家与社会:社会等级和政治集权的出现与发展》(J. Gledhill, B. Bender and M. Larsen, State and Society: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Hierarchy and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1988年版;伦敦:劳特里奇,1995年再版。

(10) 格莱德希尔等主编:《国家与社会》,第62—63、65、68、110、149、151—152和205页。

(11) 格莱德希尔等主编:《国家与社会》,第68页。

(12) 格莱德希尔等主编:《国家与社会》,第71页。

(13) 格莱德希尔等主编:《国家与社会》,第23、94和98页。

(14) 格莱德希尔等主编:《国家与社会》,第78和93页。

(15) 格莱德希尔等主编:《国家与社会》,第92和97页。

(16) 格莱德希尔等主编:《国家与社会》,第63和201页。

(17) 格莱德希尔等主编:《国家与社会》,第67页。

(18) 格莱德希尔等主编:《国家与社会》,第157页。

(19) 格莱德希尔等主编:《国家与社会》,第113、149和152—153页。

(20) 格莱德希尔等主编:《国家与社会》,第149页。

(21) 格莱德希尔等主编:《国家与社会》,第149、152—153页,第11章,第193、195—196和202页。

(22) 至于对大小范围所造成的几乎相反的结局之模式的概述,参见L.米切尔和P.罗兹主编:《古希腊城邦的发展》(L. Mitchell and P. Rhodes, 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lis in Archaic Greece),伦敦:劳特里奇,1997年。

(23) 主要参见J. 贝希勒著:《民主》(J. Baechler, Democraties),巴黎:Calmann⁃Lévy,1985年,但也可参见J.贝希勒著:《自然与历史》(J. Baechler, Nature et histoire),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4) 贝希勒著:《自然与历史》,第152和246—247页。

(25) 贝希勒著:《民主》,第658和660页。

(26) 贝希勒著:《民主》,第659页。

(27) 贝希勒著:《民主》,第662页。

(28) 贝希勒著:《民主》,第620、623和665页,以及贝希勒:《自然与历史》,第449页。

(29) 贝希勒著:《民主》,第616页。

(30) 贝希勒著:《民主》,第666页。

(31) 贝希勒著:《民主》,第667页。

(32) 贝希勒著:《民主》,第629页。

(33) 贝希勒著:《民主》,第613页。

(34) 贝希勒著:《民主》,第629页。

(35) 贝希勒著:《民主》,第625页。

(36) 贝希勒著:《民主》,第641页。

(37) 贝希勒著:《民主》,第663页。

(38) 贝希勒著:《民主》,第667页。

(39) 还是有例外,在现在是浙江省的地方,山顶上矗立着巨大的平台。参见杨晓能著:《远古中国映像——纹饰、图形文字与图像铭文》,第174页。

(40) 陆威仪的两部著作为几个这样的主题提供了背景,尽管它们是以不同的视角撰写的。这分别是:陆威仪著:《远古中国的合法暴力》(M. E. Lewis, 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纽约州,阿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远古中国的书写和权威》(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纽约州,阿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关于早期的图形文字,参见贝冢茂树著:《中国古代的再发现》(Kaizuka Shigeki, Chūgoku kodai sai hakken),东京:岩波书店1979年版,第70页。

(41) 宋镇豪著:《夏商社会生活史》,第515—522页。

(42) 高本汉著:《诗经注释》,#305。此处的译文与公认的版本有些出入。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唯一之处,是被译作“enfeoffment”的“封建”一词(作者将“封建厥福”译成“That their enfeoffment was good fortune's basis”。——译注)。按照一般的词典释义和总体语境,这么译是符合逻辑的,但一些评注者对此并不认可。通常的翻译是以形容词“巨大的”而论(意思是,属国被告知,它们享有“巨大的福禄”)。由于白川静的《甲骨文的世界》(Shirakawa Shizuka, Kōkotsubun no sekai,东京:平凡社1972年版)一书的第142和148页提到商代的一种王室“家族分封制”,这就使得上述译法至少有商榷的余地。关于商代后期的一个相似观点,参见薮内清著:《中国文明的形成》(Yabuuchi Kiyoshi, Chūgoku bummei no keisei),东京:岩波书店1974年版,第37、42和45页。汤是殷商的建立者。禹是最后一位圣王,因水利成就而闻名。荆和楚是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国家。

(43) 在中国上古史中,确定公元前9世纪中叶之前的精确日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难题。这里我依据的是:吉德炜著:《商代史料:中国青铜时代的甲骨文》(D. Keightley, Sources of Shang History: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of Bronze Age China),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74—176页以及第228页上的图表38。另一种观点将该日期大大提前了。

(44) 高本汉著:《诗经注释》,#241。此时的中国社会仍然保留了以年龄组为基础划分社会结构的一些特征,因此我在“brothers”(兄弟)后面明确地加了“cousins”(表兄弟),并解释说是“kin of one generation”(同代亲属)。(作者将“同尔兄弟”译成“Link with brothers and cousins, kin of one generation”。——译注)

(45) 可以在宋镇豪的《夏商社会生活史》中找到图画,图56(在该书的后面)(该书在第六章“服饰”的第三节“服饰异宜”中提到。——译注)。柳阳、E. 凯鹏著:《神秘的面具:三星堆中的中国古代青铜器》,该书提供了令人惊叹的彩图。

(46) 贝冢茂树著:《中国古代的再发现》,第71、101—102和107页。杨晓能著:《远古中国映像——纹饰、图形文字与图像铭文》,第47—82页。

(47) 宋镇豪著:《夏商社会生活史》,第107页。

(48) 许进雄著:《中国古代社会》,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08—411页。

(49) 贝冢茂树著:《中国古代的再发现》,第83—87页。图片和地图参见张光直著:《商文明》(K. ⁃C. Chang, Shang Civilization),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74—275页。

(50) 薮内清著:《中国文明的形成》,第39页。

(51) 佐藤武敏著:《中国古代产业研究》(Satō Taketoshi, Chūgoku kodai kogyō⁃shi no kenkyū),东京:吉川弘文馆1962年版,第1—20页以及第116—120页。也可参见贝冢茂树著:《中国古代的再发现》,第88页。

(52) 张光直著:《商文明》,第153—155页。这只是涉及贝类的两个品种之一,即金环宝螺(Cypraea annulus)。

(53) K.波拉尼著:《原始、古代与现代经济》(K. Polanyi, 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es),纽约:道布尔戴,1968年,第280—305页,这里强调了贝币与国家最初形成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西非。

(54) 许进雄著:《中国古代社会》,第361页。

(55) 赵林著:《商代的社会政治制度》,台北:“中央研究院”1982年版,第61、68和103页。该书提到安阳的一座王陵里有将近7000枚贝壳的地方,见第3页。

(56) 许进雄著:《中国古代社会》,第361—362页。

(57) 许进雄著:《中国古代社会》,第359页。

(58) 宋镇豪著:《夏商社会生活史》,第236—237页。有关王亥的证据饶有趣味,但并非定论。

(59) 贝冢茂树著:《中国古代的再发现》,第101页。

(60) 贝冢茂树著:《中国古代的再发现》,第145页。关于商朝铜和锡的来源分布,参见张光直著:《商文明》,第131—133页。

(61) R.弗莱彻著:《定居增长的限制:一种理论框架》(R. Fletcher, The Limits of Settlement Growth: A Theoretical Outline),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关于商朝的城市排水系统,参见宋镇豪著:《夏商社会生活史》,第26页。

(62) J.D.休斯著:《潘神之苦: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环境问题》(J.D. Hughes, Pan's Travai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the Ancient Greeks and Romans),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古埃及与自然的对抗性较小。

(63) 休斯著:《潘神之苦: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环境问题》,第168页。

(64) 杨宽著:《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3和16—17页。

(65) (后汉)《礼记》,收录于《十三经注疏》卷4,东京:中分出版社(Chūbun shupansha)1971年再版,7卷。“礼运”,第3059页。

(66) 杨宽著:《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19、20、23—25和31—39页。也可参见张光直著:《商文明》,第134、158—161和268页。

(67) 高本汉著:《诗经注释》,#250。

(68) 高本汉著:《诗经注释》,#237。

(69) 高本汉著:《诗经注释》,#237。

(70) 参见W.A. 瑞科特编译:《管子:中国早期的政治、经济与哲学短文》(W.A. Rickett, Guanzi: Political,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Essays from Early China)的导言,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两卷本,第1卷1985年版,第2卷1998年版。在查阅这部呕心沥血、价值极高的著作之前,我译了个草稿。读了瑞科特的版本后,我做了许多修改。应该感谢此书的帮助,即使有时候我在解释上与它会有较大的区别。我在提到他的译本时,用“R版”表示。

(71) (周)管仲撰,(明)凌汝亨辑评(原书标注由Huang Jie和Lin Boxhou编辑,可能是指这一版本的责任编辑。——译注):《管子辑评》,公元前4世纪后期;台北:中国子学名著集成编印基金会1978年版,第191—192页,或R版第1卷,第227页。

(72) 《管子》,第79页,或R版第1卷,第104页。

(73) 引自杨宽著:《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242页,脚注②。

(74) 最后一句中对“持樵”的翻译很不确定。(在这里,作者将“持樵”拼成了zhi qiao。最后一句的译文则是:In the evening, those who did not keep to their [own proper] gate⁃tower would not be allowed to come back in。——译注)

(75) 杨宽著:《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209—211、219、224—226和232页。

(76) 参考的是古老的德国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

(77) 郑德坤著:《中国考古学》(Cheng Te⁃k'un, Archaeology in China),第2卷“商朝”,剑桥:赫弗父子有限公司1960年版,第200页;许进雄著:《中国古代社会》,第361—362页。

(78) 杨晓能著:《远古中国映像——纹饰、图形文字与图像铭文》,第200—203页。

(79) 撇开最终的猜测不谈,对这幅场景的描述是以以下著作为基础的:白川静著:《甲骨文的世界》,第40—183页;许进雄著:《中国古代社会》,第438—457页;宋镇豪著:《夏商社会生活史》,第452—532页;杨晓能著:《远古中国映像》,第36、43、63、116—117、197、200—203和211页;张光直著:《商文明》,多处;郑德坤著:《中国考古学》,第2卷“商朝”,第134、136页(长度单位),第200页(每串贝壳的数量),第225页(音阶)。

(80) P. 克拉斯特斯著:《反国家的社会:政治人类学文集》(P. Clastres, 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 Essays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1974年版;纽约:佐恩书社1987年英文版。

(81) 令。

(82) 上帝或帝。

(83) 帝。

(84) 岛邦男著:《殷墟卜辞研究》(Shima Kunio, Inkyo bokuji kenkyū),东京:汲古书院1958年版,第198、191—192和199页。

(85) 岛邦男著:《殷墟卜辞研究》,第206页。

(86) 岛邦男著:《殷墟卜辞研究》,第211页。

(87) 岛邦男著:《殷墟卜辞研究》,第416、485—486、493—494和502页。

(88) 白川静著:《甲骨文的世界》,第204和207—209页。还可参见薮内清著:《中国文明的形成》,第37—38页。

(89) 岛邦男著:《殷墟卜辞研究》,第410—412页。

(90) 白川静著:《甲骨文的世界》,第188、194、199、204—205、209和211页。

(91) 白川静著:《甲骨文的世界》,第199和201页。

(92) 白川静著:《甲骨文的世界》,第189和192页。

(93) 白川静著:《甲骨文的世界》,第203页。

(94) 顾赛芬译:《春秋左传》,第3卷,第501—502页,定公四年。

(95) 薮内清著:《中国文明的形成》,第37页。

(96) 白川静著:《金文通释》,第60、68、78、158—161、185、249—250、257和259页。

(97) 克拉斯特斯著:《反国家的社会》,第202页。

(98) 克拉斯特斯著:《反国家的社会》,第206页。

(99) 克拉斯特斯著:《反国家的社会》,第208页。

(100) 克拉斯特斯著:《反国家的社会》,第214—218页。

(101) 有关讨论,参见伊懋可:《三千年的不可持续增长:从古到今的中国环境》,载于《东亚史》(M. Elvin,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unsustainable growth: China's environment from archaic times to the present,” East Asian History),1993年第6期,第17—18页。

(102) “战争经济”(war economy),沃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 1867—1922)赋予一战期间德国出现的指令性生产体系的术语。

(103) 正如先前指出的,这里使用复数(指“Springs and Autumns”。——译者)在英语著作中是不常见的,虽然在法语中很常见,而对中文“春秋”一词来说,单、复数这两种翻译都行得通。至于简短的讨论和参照,可参见表1-1。

(104) J.D.休斯著:《潘神之苦: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环境问题》,第198—199页。

(105) 《管子》,第108—109页,或R版第1卷第131页。

(106) 《管子》,第152页,或R版第1卷第195页。

(107) 《管子》,第152—153页,或R版第1卷,第195页。

(108) 《管子》,第198页,或R版第1卷,第230页。R版将后一句话译为“if the ruler… is unrestrained in the area of resources, ... the people will have no rest in their expenditure of energy.”

(109) 《管子》,第202页,或R版第1卷,第233页。R版将“兵”(armed forces)译作“state”(国)。

(110) 《管子》,第350—351页,或R版第1卷,第370页。

(111) 《管子》,第183页,或R版第1卷,第220页。R版将“国土”解释为“the nations's knights”。(这一解释是正确的,而本书作者将“国土”误译为“state's territory”。据许维遹云:“‘土’当作‘士’”,形近而误。——译注)

(112) 《管子》,第192—193页,或R版第1卷,第227页。

(113) “野”指的是在固定的农业中心区之外清理出来的空地,不过以前周围是树林。后来,“野”逐渐有了“野外的”、“野外”或“荒野”之意。

(114) R版译为“do not collect their harvests”,而不是“cannot be retained”。

(115) 《管子》,第198页,或R版第1卷,第230页。

(116) (先秦)《商君书解诂定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7页,《垦令》。这一段也引自好并隆司:《关于中国古代“山泽”理论的再探讨》,收于中国水利史研究会主编:《中国水控制史论文选集》(Yoshinami Takashi, “A re⁃examination of the Theories about ‘Mountains and Marshes' in Ancient China,” Chugoku Suiri Shi Kenkyukai,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Water Control in China),东京:Kokusho kanokai(估计是“国书刊行会”,但如果是的话,英语译文应该是Kokusho kankōkai。——译注),1981年版,第11页。

(117) 《管子》,第296页,或R版第1卷,第325页。

(118) “时雨”传统上指的是阴历春末的雨。今天,中国北方的降雨主要在7月中旬到8月末,因而可以肯定地说,这个词不是指上面的这些情况,而是指干燥的冬季之后重新下起的几场雨。两千多年前的降雨模式可能有所不同,而现今存在的是一种模糊的双峰模式,北纬30度左右的第一个降雨小高峰是在4月份。参见丁一汇著:《中国的季风》(Ding Yihui, Monsoons over China),多德雷赫特:克鲁维尔,1994年版,第29页。还可参见J. 查普曼:《气候》,收于卜凯主编:《中国土地利用》(J. Chapman, “Climate,” in J.L. Buck, ed.,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1937年版,纽约:佳作书局1964年再版,第111页。

(119) 《管子》,第297页,或R版第1卷,第325—326页。R版中此段用的是过去时,那是一种合理的解读方式。

(120) 《管子》,第321—322页,或R版第1卷,第346页。

(121) 《管子》,第83—84页,或R版第1卷,第107—108页。

(122) 德克·卜德指出,泽——通常译作“marshes”(沼泽),我常译成“wetlands”(湿地)——有时用于似乎不太可能是潮湿环境的境况,这包括提到它们被焚烧的时候。因此,将它理解为“草地”,或者在我看来的“开阔的林地”,有时可能是更好的解读。参见D.卜德:“《<孟子>中以及他处的沼泽:词汇释义》,收于芮效卫、钱存训主编:《古代中国:早期文明研究》(D. Bodde, “Marshes in Mencius and elsewhere: A Lexicographical Note,” D. Roy, and T. Tsien ed., Ancient China: Studies in Early Civilization),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

(123) 《管子》,第605—608页,或R版第2卷,第247—250页。

(124) 最后一词是一种猜测,基于财具有岁(年龄)的意思。(作者将“财足”译为“persons of full age”是准确的。财通材,“材足”意即各色人等。参见赵守正著:《管子译注》下,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7、149页。——译注)一个貌似相似的解释,可参见星斌夫著:《中国社会经济史语汇》(Hoshi Ayao, Chūgoku shakai⁃keizai⁃shi go⁃i),东京:东洋文库近代中国研究中心,1966年,第164页,“财官”条。

(125) 字面意思是“袋子”,即,圈围。

(126) 《管子》,第304页,或R版第1卷,第330—331页。

(127) 例如,《管子》,第109、111和149页。

(128) 《淮南子》,公元前2世纪,台北:中国子学名著集成编印基金会,1978年再版,第8卷,第257—261页。我最初注意到这一段落,是因为看了罗哲海的“周代中国的自然和文化”(H. Roetz, “On nature and culture in Zhou China”)一文。这篇文章于2000年3月提交给在莱茵举办的题为“18世纪之前中国和欧洲对自然的理解”的大会,当时尚未发表。

(129) 气即“vital aethers”,我经常将它译成“matter⁃energy⁃vitality”,暗含“气息”(breath)的意思,被视为生命物质的一种微弱形式。

(130) 比较罗哲海著:《古代中国的人与自然:古典中国哲学中的主客对立》(H. Roetz, Mensch und Natur im alten China: Zum Subjekt⁃Objekt⁃Gegensatz in der klassischen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法兰克福:朗格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135页。

(131) (晋)《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69年再版,《魏书》,卷28,页775—776。对这一段落的讨论,也可参见佐久间吉也著:《魏晋南北朝水利史研究》(Sakuma Kichiya, Gi Shin Nanboku⁃chō suiri⁃shi krnkyū),东京:开明书院1980年版,第13—14页,以及伊懋可著:《三千年的不可持续增长:从古到今的中国环境》,第24页。

(132) 李清编辑:《青海地方旧志五种》,第627—628页。这个下属是西宁兵备道副使刘敏宽。

(133) 这里的斤大约是590克。参见丘光明著:《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第491页。

(134) 赤铁矿,铁的主要来源,充分结晶时有“光亮如镜的外表”。参见A.哈勒姆主编:《行星地球》(A. Hallam, Planet Earth),牛津:菲登,1977年,第130页(以及照片)。

(135) 在西北,有时也用焦炭或“炭煤”熔铁。参见《青海地方旧志五种》,第581页。

(136) 碑文在这里缺一个字。

(137) 星斌夫著,伊懋可译:《明代漕运研究》(Hoshi Ayao, The Tribute Grain Transport under the Ming Dynasty),密歇根州,安阿伯:中国研究中心,196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