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标识和时间标记：《大象的退却》第一章

中国环境史涵盖各不相同的空间,其核心区域横贯东西约1000英里,纵跨南北约1200英里。对于尚不熟悉中国地理的读者来说,如果要将有关的故事和分析置于某一背景之下,就需要一些参照的依据。

第一步如何接近,这在后面所附略图中作了勾勒。这幅图显然将今天中国的主要地区简化到了几近漫画的地步,当然也不全然如此。熟悉中国的读者只要瞥上一眼,就足以留意到这里所选地区的区位,因为其中每一重要地名在第一次出现时都附上了地理标识。这样,“北京”(在东北部)和“上海”(在东部)就表明,这两个城市分别在东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图1-1的附表标明了每个地区所属的主要省份。当然,要想对中国历史地理有更详细的了解,手边有一部地图集,譬如白兰和伊懋可所著的《中国文化地图集》(1) ,就非常管用。

“中国”的社会历程,大抵是“汉族”或“华人”人口、政权和文化所经历的4000年的发展史。其发源地在西北部和东北部,西部和中部还有从属的中心,然后从这些地区向图中所显示的其他所有地区推进,而且实际上越出了这些地区。(2) 也有汉文化暂时退却的时候,公元3—6世纪西北部和东北部的情况即是如此。(3) 从表1-1中可以看出,在这些年份,气温比较低,非“汉族”或汉人所说的“狄”从北方蜂拥而至,牧场和耕地之间的边界在南移。这一时期,包括蒙古人的征服在内,中国文化在相当程度上被征服者所吸收,当汉族政权重新出现时,最终结果则是汉族社会—政治版图的频频扩大。在一些边远地区,如朝鲜和越南,尽管它们没有全盘接受中国文化,但也吸收了这一文化,同时它们能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抵制中国的政治势力,一半即是因为它们习得了中国文化技能。从17世纪中期至20世纪早期,也即帝制晚期的最后阶段,进行统治的是满族王朝,它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一种华—“夷”共治局面。到该王朝崩溃时,其北部和西部的广袤边陲只是部分地中国化了。然而,总的来说,这幅图画在一个方面反映了汉人的中国向天然疆界,也即海岸、草原、沙漠、高山和丛林的扩展。数千年来,它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栖息地的变幻,原因在于中国人的定居方式出现了种种变化,所包括的方面有:为开辟农田、建房以及用作燃料而伐掉大部分森林,集约化的园艺耕作和树木栽培,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建设,商业化,尽可能靠近水边建立城市和乡村,等等。

图1-1也显示了年降雨量和海拔在空间上的主要梯度分布。总的来看,中国越往南越湿润,越往西地势越高。图中的那些数字只是近似值。譬如,人民共和国的最低点吐鲁番盆地低于海平面154米,位于遥远的西部,逼近从东向西逐渐升高的高梯度的顶端。

图中的粗灰线标出了历史时期造成交通不便的山脉屏障。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在空间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分隔现象。西部更是如此,这是一个被山脉环绕的盆地,长江三峡是这一地区通向大海的唯一通道。西部被分隔开来,过去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

表1-1提供了适于中国历史基本编年模式的时间标记,即:千年、时期、王朝和关键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表中尽可能少地列出了一组最为重要的时间标记,它们以黑体字印刷。如果能将它们记住,其他每一件事几乎都可以围绕它们而各就其位。

由于气候变迁似乎一直与中国历史上某些重大的政治和文化转折点密切相关,因此,表1-1标示了与现今气温相比照的历史时期年平均温度。具体来说,在大约3000年前的西周王朝后期,较为寒冷的气候与上古世界的终结相伴随。(4) 比较寒冷的天气也伴随着公元第一个千年头几个世纪当中早期帝国的瓦解。同样,较为寒冷且经常变幻莫测的气候,则构成了公元12世纪以后女真人和蒙古人(即两个北方非汉民族)毁灭中期帝国的背景。相反,中期帝国兴起于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叶,当时的气温比今天暖和。

图1-1　供快速参照的中国图形(未按比例制作)

每一区域内的主要省份

FW　　新疆　　　　　　　　　C　　湖北、湖南、江西

M　 辽宁、吉林、黑龙江　 E　 安徽、江苏、浙江北部

NW　 陕西、山西、甘肃　 SW　 云南、贵州、广西

NE　 河南、河北、山东　 FS　 广东、海南

W　 四川　 SE　 浙江南部、福建、台湾

注释:

本图仅做快速参照之用,不带任何政治含义。

在某些时候,黄河下游从山东半岛北部入海,其他时候从其南部入海;两种情况下都会流经不同的路线。

这里显示的大运河北段,是从15世纪初到20世纪初明清两朝治下所启用的部分。

在东三省东部,越往北,平均年降雨量又开始增加。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用语中,“Canton”指“广州”,“Amoy”指“厦门”。

粗灰线指示了在历史时期造成交通不便的地形屏障。

可能性最大的联系机制其实很简单。这即是,当中国北方及其北部草原寒冷干燥的时候,游牧民族就企图向南迁移和入侵,抑或成功地实现了这一企图。当气候比较温暖湿润的时候,从事农耕的汉族人就重新向北扩张,有时候也向西拓展。当农业产量降低削弱了汉人的后勤力量和抵抗能力,同时较为干燥寒冷的天气使边界北部饲草利用性减弱,游牧民族被迫迁徙时,他们就会南下。气候变迁很可能是导致上述变化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如果游牧民族先前不曾享有尚好的状态,他们就不可能具备使入侵得逞的条件。就表1-1所显示的第二、第三个比较寒冷的时期而言,这些关联在一些细节上都可以用文献加以证明。(5) 不过,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显然是在一定的背景下起作用的压力;总的来说,这些背景因素有着更为错综复杂的因果关联。

表1-1　中国环境史的时间标记(6) (www.xing528.com)

(7)

(8)

续　表

“经济”一栏中提到了“中古经济革命”,这与原本位于东北部到东部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有关。其特征表现为更加高产的农耕——尤其是水稻的产量,更加便捷的交通——特别是水路,广泛的商业化以及货币和书面契约的普遍使用。这一时期,中国的城市人口一度达到过100多万。它使用木板印刷,因而提高了识字率。此外,如同中国在麻纱的水力纺织方面表现出色一样,它为军队制造了无数的铸铁箭头,从而在批量生产方面一马当先,并率先机械化。虽然这场“革命”——其推动力随后日渐式微——是一些环境退化的原因,但是,要说前现代中国对栖息地以及森林和土壤的最糟糕的破坏,却实际发生在18—19世纪人口爆炸时期;当时,中国正处于近代的前夜。(9)

“前现代经济增长的最后阶段”这一术语指的是劳动极端密集的前现代经济增长类型,到帝国时代末期,它在中国的一些技术上更为先进的地区发展起来。其特征是每公顷的谷物生产率特别高(远远超过19世纪之前欧洲的生产率),还有一年到头几乎昼夜不停的长时间劳作。普通人承受着有损健康的工作量,忍受着实际上无休止的压力,妇女尤其如此。对地方手工业来说,常常是惟有省际市场网络适当地运转,它们才能获利。而当社会面临极端事件,特别是干旱的威胁时,砍伐森林以及林地最终彻底私有化,也就清除了任何重要的环境缓冲带。附带的一个条件是,我们也要正视前现代先进技术所具有的其他特征,这似乎表明,对于惯有的卖儿卖女现象,在经济危机期间就可以视为最后的反常阶段开始的标志;这一阶段可以被概括为“多产但不稳定”(10) 。17世纪末,邵长蘅想要表达对南京附近饥馑的极度恐慌时写道:(11)

巴蜀荆南急鼓声,东吴西浙成疮疣。

往时民贫鬻儿女,今年儿女鬻无处。

就前现代而论,这可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前面几页就这样结束吧。其中的地图和表格过于简化,在我们跨越4000年的旅程时必须加以微调。在具体讨论中,则仍需要将它们置于相应的时空框架之内,这不可避免地要来回摆动,从而会越过时空界限,以至多少有点令人费解。

(1) 白兰、伊懋可著:《中国文化地图集》,纽约:档案出版社1998年修订版(C. Blunden and M. Elvin, A Cultural Atlas of China, rev. edn, Facts on File: New York, 1998)。

(2) “汉族”这个术语很难严格界定。一般意义上,指的是一个“主流”的中国民族,特征是:有意识的种族特点的融合、汉语的使用、某些关键的文化规范——如避免叔娶嫂和不同辈分的婚姻,以及得到中国的其他民族的承认。这种认同是在时间历程中逐渐被建构起来的。参见狄宇宙著:《古代中国及其敌人:东亚历史上游牧势力的崛起》,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Nicola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2),特别是“导言”部分。

(3) CE代表“公历纪元”,即AD。它对应于中文词语“公元”(gongyuan),或“公共起源”,有利于跨越宗教的分野。BCE指的是“公历纪元之前”。

(4) BP指的是“当今之前”。“当今”一般被视为公元1950年。不过,这里只是在用到大体的近似值的地方,才采用BP。

(5) 方金琪、郭柳:《历史时期东亚的气候变迁与游牧民族南迁之间的关系》,《气候变迁》,第22卷,1992年[J.⁃Q. Fang, G. Liu,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matic change and the nomadic southward migrations in East Asia during historical times,” Climatic Change 22(1992)]。(1992年第2期。——译注)

(6)PMEG,前现代经济增长;MEG,现代经济增长。

(7)使用英语的作者更喜欢用单数的“春秋”(Spring and Autumn),理智的法国人更喜欢用复数的“春秋”(Printemps et Automnes),我从来都不理解其中的缘由。这方面的例子,可参见谢和耐著:《中国世界》(J. Gernet, Le Monde chinois),巴黎:科兰,1972年版(中译本为《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译注)。而中文“春秋”一词译成单复数皆可。

(9) 我将中国“近代”的开端界定为1850年左右,这一大约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标准很简单,因为此后西方的影响在决定中国范围内一般的事件进程中成为极其重要的因素。通常用于欧洲的“近代早期”一词指的是一个相当早的时期,会引起概念理解上的困难。然而,在中国,“近代早期”只是用来指代185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

(10) 对于饥荒时期以及为缓解贫困不堪的家庭收支预算压力而卖儿卖女的描述,参见张应昌编纂的《清诗铎》(原名《国朝诗铎》,1869年版;北京:新华书店1960年再版)中的诗歌,第564—574页。

(11) 《清诗铎》,第4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