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是与《老子》《庄子》并称的道家典籍,据传是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的郑国人列御寇所作,但这部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都有很多疑点,目前比较认可的观点是《列子》是作于汉代至魏晋的伪书。不过,《庄子·内篇》中有与《列子》相同的记载,可见在战国中期时(公元前343—前283)的确已经存在被认为是列御寇所作的书籍。然而今本《列子》中出现了邹衍和公孙龙等战国中期至后期时人,证明至少这一部分的《列子》不可能早于战国后期。
综上,《列子》似乎难以被认定是先秦文献。按刘向目录所载,刘向广搜文献,整理、修订了《列子》,最终定稿为今本《列子》八篇,时为西汉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即《列子》最晚在西汉时期已经成书。本节将基于此前提讨论《列子》包含的宇宙生成论。
《列子》的宇宙生成论集中于第一章《天瑞》,下边我们就来分段讨论:
列子像(道藏本《冲虚至德真经》)
a.子列子居郑圃,四十年人无识者。国君卿大夫视之,犹众庶也。国不足,将嫁于卫。弟子曰:“先生嫁无反期,弟子敢有所谒:先生将何以教?先生不闻壶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壶子何言哉?虽然,夫子尝语伯昏瞀人。吾侧闻之,试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者,不化者能化化者。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无时不生,无时不化。阴阳尔,四时尔。不生者疑独,不化者往复。往复其际不可终,疑独其道不可穷。黄帝书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谓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82]
a段是整本《列子》的第一段,说的是列子离开郑国之前,向弟子讲述自己的师父壶丘子林的宇宙论之事。这个宇宙论最大的特征在于设定了一个主宰,控制着万物的生成死灭及森罗万象的变化。这个主宰“不生”“不化”,不诞自母胎,而是从宇宙开始时已经存在,它本身有着“疑独”“往复”的性质,并不会永远变化。
《天瑞》中并没有明确提到道,更准确而言,《天瑞》所说的并非《老子》那个“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83]的道。这点从《天瑞》引用《老子》第6章时不称“老子曰”而称“黄帝书曰”可知。从而a段是在重新阐释《老子》的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a段乍看起来似乎是在照抄《老子》,把道视作宇宙的本体和根源。然而相对于《老子》那个“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84](第10章)的道,《列子》强调的是道能生生者,能化化者的绝对统治力,在道的主宰下个体要么“不能生”“不能化”,要么强制产生了生死变化的界限等。
b.子列子曰:“昔者圣人因阴阳以统天地。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天地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埒,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变者,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也。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故天地含精,万物化生。”[85]
b段认为宇宙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的顺序生成,图示如下:
太易(无气)→太初(气之始)→太素(质之始,气、形、质倶备,未分离)=混沦=易→一→七→九→一(形变之始)→天、地、人→万物如图可见,第四位的太素在变化中的位置尤其重要。在太素阶段,气、形、质三者首次齐备,可仍是未分离的一片混沌。作者把太素起名为“混沦”或“易”,应是取其扮演着生成天地的母胎这一重要角色之意。
太素接着产生了变化,从一到七再到九,又变回一。一、七、九这些数字没有具体涵义,这个变化应是所谓的孕育天地之前的胎动、准备之类。回归于一的太素开始产生有形,“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此处虽没有明言气,但从整体流程判断,“清轻者”和“浊重者”其实就是气。《天瑞》中对天地生成的记载与《恒先》中的“浊气生地,清气生天”相似。(www.xing528.com)
值得留意的是,《天瑞》认为人类在天地形成的同时诞生。不管是《老子》还是《太一生水》都没有提到人类诞生,只有恒先提到了“有人焉有不善,乱出于人”。在这一点上,《天瑞》和《恒先》也是相似的。可是《恒先》认为人类是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才诞生的,而《天瑞》则认为人类先于万物,与天地同时诞生。这是两者很重要的不同之处,有可能《天瑞》是受到了“天生烝民”之类的中原式思维影响。
最后一句“故天地含精”有点突兀,没有充分解释为何天地含有精气。或许这是从生殖的角度类比,得出由精得生的结论,进而设定天地与万物之间的亲缘关系,但总不免让人有难解之感。
我们再从头浏览一下b段的宇宙生成论,很容易就能发现由头到尾谈的都是气的生成,和《恒先》有很大的共通性。另外,b段的宇宙生成论是彻底的渐进论,在这一段中并没有提及孕育宇宙的主体或宇宙创造者之类。尽管在a段中有“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的内容,强调存在一个生成万物并控制其变化的主宰,可是在b段中似乎在说宇宙是自行变化,生出天、地、人及万物的。这与《恒先》中“恒”虽未故意为之,却生出了由气组成的“或”也颇为相似。
《老子》的宇宙论认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86](第25章),“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87](第39章),“道生一……冲气以为和”[88](第42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89](第40章)。b段的作者以气的生成这一形式简明扼要地解释了《老子》的宇宙论。不过要强调的是,b段中并没有一个相当于《老子》的“道”这么一个创造者或主宰者,这表明b段中的气的生成论和《老子》的宇宙生成论并非同源。
当然,也有可能在作者的意识中,太素和《老子》的“道”是重合的。太素即混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老子》第14章对道的解释是“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90],有可能作者化用了《老子》对道的解释来解释太素[91]。但是在这一段中蕴含着a段的观点,即强调使他者生成变化和被生成变化双方的差异,即便作者意识中太素和道是同一事物,从文章本身也无法读出太素具宇宙创造者的性质。
c.子列子曰:“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故天职生覆,地职形载,圣职教化,物职所宜。然则天有所短,地有所长,圣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则?生覆者不能形载,形载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违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阴则阳;圣人之教,非仁则义;万物之宜,非柔则刚。此皆随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声者,有声声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尝终;形之所形者实矣,而形形者未尝有;声之所声者闻矣,而声声者未尝发;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尝显;味之所味者尝矣,而味味者未尝呈:皆无为之职也。”[92]
最后是c段,本段规定了天地、圣人、万物都是“皆随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即个体的局限性。可是另一方面,本段又有“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尝终”这种描写在幕后操纵万物生成变化的主宰者全知全能的句子。虽然文中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这个主宰者是道,但是从与a段“不生者能生生者”的联系来看,应就是指《老子》的道。这一段也和a段一样,比《老子》更积极地强调道对个体的绝对统治。
我们再重头思考一下《列子》的宇宙生成论。a段和c段化用了《老子》的思想,强调造物主与万物之间的阶层差异,而b段则由始至终都在写气的生成,和a,c两段明显有异。另外,《列子》的宇宙生成论并没有结合文明批判,而是转而讨论造物主创造万物之后个体的情况。
《列子》中的个体生来就背负着“有我”“有为”。造物主(道)不显现自身的存在,乃是无形的,由它创造出来的个体终究是有形的,不可能领会到造物主的真谛,更不可能与造物主同化,从而个体无法逃脱出“有我”的宿命。另外,也因为造物主是在无为中使万物生成变化的,所以个体也无法领会造物主的方式,只能任由操纵,从而“有为”也是个体的宿命。个体就是这样背负着“有我”“有为”的宿命,经历从生成至死灭的进程。而这个进程的具体进行方式就是在《列子·天瑞》中与宇宙生成论结合讨论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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