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赋权：我国管理政策趋势

（一）规制主体的重新整合

国家网信办成为我国最主要的互联网内容规制机构，与国家工信部、广播电视总局等机构通力合作，频繁出台新的新媒体管理政策。企业也在互联网规制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微信对公众号的清理和封停，百度下架违规APP应用等。政府作为规制政策的提供者，已经无法事无巨细地去对所有的新媒体出台管理细则，只能确定大致的方向和明确的底线，由互联网企业拟定具体的管理措施，并主导实施。同时用户和广大公众也广泛地参与到互联网治理中来，例如，在微信朋友圈的文章左下角都有举报按钮。用户可以举报他们发现的不实或有害内容，维护自身权益。但是举报信息的处理过程还应当公开，特别是对于一些比较重要的关乎社会公益的内容的处理，互联网企业在处理之后应该对社会加以说明，不能留下信息黑箱。

但是在当前的情境下，用户和广大公众参与新媒体政策的制定还比较困难。许多新媒体管理政策的出台都与用户和社会公众的利益息息相关，但是却缺乏吸纳民意的有效渠道。管理部门常常为了便于管理而忽视了用户和公众的利益与需求，这种现状需要改变。特别是在2015年立法法修订之后，我国的新媒体立法如何跟宪法等上位法律对接，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新媒体治理依旧以运动式治理为主(www.xing528.com)

我国互联网治理奉行“多边、民主、透明”的原则，在互联网管理方面主要贯彻底线政策，从理念上来说，比对传统媒体的管理要进步。但是在实际的互联网管理政策出台时，常常以行政命令的形式为主，以行政、警察等强制性的力量，发动群众运动来治理互联网，并且打算实现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统一管理。柳斌杰认为应该出台统一的传播法。那么这种统一管理的标准是依据传统媒体的管理标准，还是依据新媒体的标准？以管理传统媒体的标准来管理新媒体可能是不太合适的，其中，主要问题是新媒体的所有权常常归属于私营企业。因此以行政命令来约束不如依照法律来进行治理。

2014年以来我国的互联网治理行动主要还是以“专项行动”为主。如2014年5月的国家版权局、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治理剑网行动”，同月的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移动即时通信工具专项治理行动”，6月20日网信办主导的“铲除网上暴恐音视频专项行动”等。2015年，相关部门合作开展了“网络敲诈与有偿删帖”专项整治行动、“剑网2015专项行动”。这些“专项行动”确实具有威慑力，容易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扩大了某些部门的权力和影响力，但是缺乏持久性。当“运动”来的时候，广大网站纷纷关闭违规内容；当“运动”过去，便又故态萌发。因此，我们需要一部具有整体性和可操作性的法律，来划定新媒体的运营边界。这样既节约了规制成本，又节约了企业的运营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