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赋权与舆情行业社会责任

与新闻业一样，我国的舆情业跟传媒业一样，经历了行政性、商业性和专业性三个发展阶段，目前处于商业性和专业性之间的阶段。

舆情业在我国最初是国家的派出部门。我国于2004年6月成立了舆情信息局，是中宣部的下属机构，负责全国性舆情信息的汇集、分析和报送工作。^[48]在各省市区也建立了与国家相对应的舆情监控机构。在市场力量介入之前，我国的舆情监控主要借助政府自身的力量完成，使用的手段包括舆情调查、官员基层调研、基层恳谈会、对话会、接待来信来访、门户网站“政民”互动平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听证会、民间组织和大众媒体等。^[49]其中舆情调查主要采取的方式是电话调查和问卷调查，国家能够通过这些途径获取有限的民意。不足之处是缺乏可持续性，所获取民意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也难以得到保证。而互联网时代的舆情信息获取则是自动抓取、源源不绝的。

在社会化媒体如BBS、SNS、微博兴起，人们的表达渠道大大拓展之后，政府开始将这项业务外包。同时，商业机构也对舆情调查也产生了巨大需求，舆情业进入市场化运营的阶段。经过若干年的发展，舆情业想要做大做强，目前最迫切的需求就是职业化，树立起专业的权威，赢得社会的信任，以拓展更大的市场。大数据的迅速发展，对于舆情业的专业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因此，我们在舆情研究中，要对舆情的收集来源进行区分。从政治的角度来说，舆情是来自公民还是“群众”，决定了这种民意是否理性、是否有建设性。舆情作为公民参与国家政策的一种路径，正在被体制吸纳并且制度化。因此，舆情产品的质量决定了政府是否可以进行科学的决策。从商业的角度来说，舆情的分析对象是消费者，能够帮助商业机构了解自己的消费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舆情的分析对象也是舆情产品的生产者，他们付出了劳动和个人信息，他们的相关权利也应该得到保障。

政府可以将舆情监控的信息公开，使新闻媒体和大众能够进行解读和使用。应该避免掩盖事实真相，或者依旧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压制媒体的舆论监督。在进行事件发布之前，应该已经有了比较深入明了的调查结论。舆情应对不仅是宣传部门的事情，更需要实际能够解决问题的部门参与进来。对于舆情事件不能“捂盖子”害怕惊动上级，而是要有效化解基层舆情事件，避免事态的扩大化。总的说来，政府应当把自己摆在仲裁者而不是参与者的位置，避免使用公权力来左右社会舆论，引发舆论事态的恶化和激化。(www.xing528.com)

商业机构是舆情市场的新兴参与者，有利于提升舆情业的活力和专业性，缺点是容易利用舆情业的灰色部分为自身牟利。企业需要遵守相关道德伦理和法律法规，不能靠“水军”“推手”“打手”等非法手段来达到自身的目的。

舆情机构与从业人员也应该明了自身所肩负的社会责任，采取可靠、科学的方法甄别网络言论的真实性。专业性是舆情业亟须建立的行业规范，是舆情业长期发展的保障，舆情业的专业性不仅体现在专业技能、硬件设备上，更需要有职业道德规范，从业人员能够恰如其分地运用自身的工具为客户和公众服务，在对客户负责的同时也对社会公众负责。舆情业需要尊重客户和公众的个人隐私和人格权利，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

用户在舆情业中的责任是真实、负责任地表达自己的声音和想法，不传谣不造谣，目前我国在微博、微信空间中都实施了实名制，新闻客户端也使用了用户评论实名制。同时传谣入刑也强调了用户的责任，但是相关法律尚未明确用户享有的权利，没有权利的义务很难得到公众的认同和执行，相关法律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用户的权利保护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