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监测机构往往受雇于政商组织，为了政商组织的形象和利益展开调查和研判。为组织服务的目的决定了其对公众负责的动力不足。正是由于舆情产品的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属性，导致其公共属性的缺失。舆情监测很可能成为社会强势集团打压弱势群体的工具和手段。
（一）网络舆情行业的政治性
目前我国的舆论斗争的思维显而易见，舆情危机公关就像救火一样迫切。但是我们不能把网络舆论一棒子打死，不可否认网络舆论会产生一定负面社会效应，但我们同样也可以吸纳其中对行政决策有益的意见。无法完全否认网络舆论没有受到境外势力的操纵，但这需要对信息来源进行核实和判断，不能将大多数普通公众的意见也放在政府的对立面。这对舆情监测机构的研判能力和统筹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使网络舆情危机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宣传部门采取了关键词过滤、网络防火墙、微博实名制、白名单备案、网评员等手段，对网民的言论表达和政治参与进行了控制，使得网络表达生态的复杂性有所削弱，但也会使公民的利益诉求表达受阻。为了规避言论的管控，网络舆论从网站、微博平台进一步下沉到更为私密的微信平台，不利于社会压力的释放，舆情监测的难度也进一步增加。
舆情信息的收集也可能导致信息的进一步不对称。本来政府就掌握了绝大部分的社会信息，但是在现有情况下公开程度并不是很高。普通公民想要获知和利用这些信息很难，造成了信息的沉淀和浪费。在一些舆情事件中，地方政府可能出现掩盖事件真相的行为，如三鹿奶粉事件中，石家庄市政府未能及时对外公布真实情况，使得问题奶粉的扩散没有得到及时阻止。这种捂盖子的行为对当地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负面影响，同时也有损公民的知情权。
舆情监测分析还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风险。由于舆情分析师的工作范围和流程不为大众所知，经常被误解为“五毛”。[46]舆情业跟新闻业一样，需要建立自身的专业性与权威性。职业形象的树立不完全来自政府的嘉奖和商家的认可，还需要获得大众的认可。舆情分析部门可以通过与大众传媒合作来建构自身的正面形象，更要通过自身的行动为社会谋福利，并让大众知晓。舆情业不仅要规避道德风险，还要面临国内不同社会思潮的冲击。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精英主义等思潮在网络舆论场域中都具有巨大市场和影响力。因此，舆情分析的产品很难不涉及意识形态的责难。
（二）网络舆情行业的商业性
与政府舆情的危机公关一样，商业舆情的监测也存在种种问题。首先，过度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可能导致用户隐私权利受到侵害。其次，过度的口碑行销可能带来对用户的强制性传播，使得用户不胜其扰；再次是危机公关手段的不规范，可能采取不当的推手或者打手的手段，形成舆论监督的权力寻租。其间伴随着对网站从业人员的收买和贿赂，导致犯罪行为产生。
网络舆情的迅速商业化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很多公司不仅提供舆情监测服务，还提供舆情干预和调控的服务，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专门删帖的“黑公关”，专门引导舆论的“网络推手”“五毛党”，使得网络言论生态更为恶化。2013年12月，北京市查获了北京口碑互动营销公司策划有限公司等6家提供网络舆情监测和删帖服务的公关公司。口碑公司的业务对象主要是上市公司，每年营业额达7000万元。口碑公司的删帖流程主要包括：监测网络负面舆情—向客户反馈信息—与客户协商是否删帖并确定价格—与网站编辑沟通花钱删帖。这些公关公司已经形成了删帖产业，通过行贿损害了网民的表达权利，将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但被查获的黑公关只是冰山一角，操纵舆论的手段和金钱流动的渠道愈发隐秘。因此，需要政府加强对网络舆情产业的规制力度。
（三）网络舆情行业的专业性
为了维护行业的美誉度，舆情业开始注重自我修辞和形象管理。我国的舆情监测市场如此巨大，较为专业和强势的舆情机构需要树立自身的专业主义形象，以维护网络舆情分析师这一职业的权威性，并且与其他不符合行业要求的舆情机构相区分。他们反复强调监测和监控的区别，认为基于网络文本分析的舆情监测是一种第三方行为，是独立的、客观的，刻意去抹杀网络舆情监控背后的权力因素。但舆情产品的购买者需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这就造成了富有者和贫穷者的信息权力的不对等。舆情产业越来越倾向于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建构起关于自身的行业神话，加速向政、经两界汲取资源。(www.xing528.com)
舆情业自身还处于初步的市场化阶段，职业化也刚刚起步。因此，舆情产品的生产流程与相关标准还不规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过程不透明
舆情调查的方法、抽样方式、数据分析方式往往并没有对外公开，政府和公众也无从知晓这些舆情产品的生产过程是否科学，得出的结论是否令人信服。在舆情的搜集、处理、展示过程中存在一个信息“黑箱”，从业者可以任意地调整操纵，甚至制造假数据，客户和公众却缺乏对其进行监督的途径。
2.产品质量没有统一的标准
舆情产品的生产也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各家舆情机构的能力良莠不齐，常常出现数据“打架”的局面。如何让舆情产品能够更有效地说明社会问题，各家舆情机构能够优胜劣汰选择出可以胜任舆情监测的任务，这是需要考虑的课题。
3.产品的运用范围没有限定，监控行为需要规范
正是因为舆情机构的资质没有准入门槛，谁都可以去监测舆情，这就导致舆情机构随意收集社会信息，不仅个人、企业的信息会被收集，甚至政府机密都会受到监测。因此需要立法规定舆情机构的监测范围，维护个人、企业、政府控制自身信息的权利。
4.人员的职业化程度不够
舆情分析师需要掌握的技能包括数据收集、概括分析、抽样统计、报告写作、趋势判断。[47]这就要求舆情分析师既需要良好的数理统计和计算机能力，同时也要有政治素养和全局观念，这就要求我们培养文理复合人才来从事这项工作。但时下舆情业的从业人员多是“杂牌军”，还需要进行专门的训练。
大数据对舆情产业是机遇也是挑战。大数据更新了舆情业的技术手段，会带来舆情行业的升级换代，是舆情业跨越式发展的机遇。各行各业越来越依赖大数据和舆情监测，舆情业成为社会的信息和神经中枢，为政府和企业的决策提供依据。但是大数据也会带来行业的洗牌，一些缺乏人才和技术的小作坊将会被淘汰，可能只有少数几家具有行业权威性的舆情机构能够存活下来，大数据加剧了舆情业的竞争及其专业性。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