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实名制的受益方是政府和企业，政府获得网民身份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用户自身的反思性监控增强，大大减轻相关把关人的工作量。微博实名制还有利于新浪打击在它的平台上进行商业推广的营销账号，维护新浪的利益。实名制对新浪的商业发展利大于弊，弊端在于增加了认证成本，用户也可能会流失一部分。但这对新浪也是商业机会，实名制要求用户向新浪提供个人资料，能够增强微博广告系统的目标性，并收集有用信息，帮助新浪进行消费监控。当新浪引入第三方电子商务应用，这些用户数据就会非常有用。在这一案例中，运营商作为一个杠杆，用户和政府都在对其施加压力，但运营商也是治理权力的中介，故消费者相对弱势。
郑永年（2014）指出，互联网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过去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双方的利益冲突是零和博弈，同时也可能对双方都进行了赋权。纯粹从国家与社会的对立视角来分析网络空间已不合时宜。[40]本研究发现，网民和国家的力量在互联网场域中是交替上升的，国家力量固然强势，网民始终也能找到话语空间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市场在其中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我们不仅仅只考虑国家和大众的关系，更要考虑商业网站在互联网政策中发挥的杠杆性作用。
在新媒体平台中，用户并非受雇于企业，因此在表达自由与舆情监控间产生了巨大张力。新浪微博是目前国内最主要的微博言论表达平台，政府要实现对微博信息的管控，就必须扶持强势平台，而不是削弱它。过于严苛的审查制度会导致用户的流失，这使全国统一的言论平台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同时言论失控的风险也增大，这对政府和网民来说是双输的格局。因此政府的监管必须和用户权利之间寻求平衡，而不是一味地使用强硬手腕。
互联网的规制原则一般包括协商民主原则、比例原则、有限管理和适度原则等。[41]基于以上原则，互联网政策的制定与出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利益，对政策本身要进行充分的评估和论证。
首先，由于目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我们的互联网舆情治理也必须制度化和现代化。制定政策不仅仅是执法部门单方面的权利，相关部门在出台和实施互联网政策前还需要进行政策评估，邀请利益相关方来进行民主商议和听证，相关智库可以帮助进行民意调查和数据收集、分析并撰写报告。(www.xing528.com)
其次，改革创新社会体制，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是我国政府的既定方针。因此互联网政策的制定不能只简单考虑限制用户的行为，也应该保护用户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包括隐私权、知情权和表达权是否得到了尊重，而不是由主管部门和商业网站单方面决定或私相授受。用户个人信息在当前技术条件下是否得到安全地提取和使用是决定微博实名制成败的关键所在。
再次，依法治国将在我国未来的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更加落到实处。我国的司法体系要追求公正、权威，就必须强化监督、管住权力，从而提高司法的公信力。互联网政策需要在宪法和其他上位法律的框架下进行，不能逾权行事。网络实名制还应考虑与居民身份证法等其他法律的兼容与配合。
最后，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互联网治理过程中，我们也要强调互联网企业的杠杆作用，并且依靠人民群众进行自我治理，而不是靠政府大包大揽。互联网规制的外包将是一种趋势，在2014年的“微信实名制”事件中，政府就不再是规制的主角，而是授权给企业，让企业来进行治理。
对于互联网治理，我们需要设计独立于商业利益和政府利益的规制系统，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42]在当代中国国情之下，我国于2014年开始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来管理互联网事务，终结了过去“九龙治水”的网络管理格局。由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和企业有一定的利益中立性，有助于微博实名制的依法实施和有效实施，但仍然需要在宪法和权责统一的框架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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