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化媒体时代，社会运动的全球化运作的背景增强。社会化媒体对社会运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在行动层面，根据社会运动的资源动员理论，社会化媒体为集体行动提供了横向沟通的组织资源；在社会资本凝聚的层面，互联网有利于社会动员以及跨组织领域的资源分配机制的建立，谈判商定的目标，信息的生产和流通。[3]网络抗议是一种互联网自组织的全球性结构耦合与共同生产的社会运动。[4]在网上社会运动研究中，值得研究的有行动动机、动员形式、组织结构和策略。[5]
对社会化媒体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互联网会通过匿名的方式鼓励人们的社会参与。网络集群比现实集群更充分地表现出偶发性、匿名性、情绪性等特质，更容易形成集群的冲动。[6]网络的匿名特性使得个人无法在网络中确切得到对方的性格、特质与其所在的场景与情境，使得个人对于他人的存在认同感偏低，因而造成网络中的人际关系会因网络匿名性而存在极化现象。但是网络匿名与网络暴力的关系值得探究。集体行动是“在相对自发、不可预料、无组织的以及不稳定的情况下，对某一共同影响或刺激产生反应而发生的行为”。[7]集体行动发生的六个必要且充分的条件包括：结构性诱因、结构性怨恨、普遍的信条、催化因素（触发性事件）、有效的动员、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8]
学界关于社会运动的解释路径有：相对剥夺感理论、资源动员理论、新社会运动理论、政治过程理论。在相对剥夺感理论中，Kornhauser认为现代工业社会让人与人之间容易出现孤立的情形，在此情形之下使人因为疏离感产生缺乏认同而走向社会运动[9]；而Gurr则认为预期获得与实际所得价值间的差异，会让人较易走向社会运动[10]。这两种取向都强调了社会结构紧张造成的心理失落，在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鸿沟加深的转型期的中国，这种效应尤其明显。资源动员理论认为社会运动发生在相对弱势的群体上，如果要有资源或掌握权力的当权者进行对抗，就必须要有充足的资源和外力支持来达到集体行动的本钱，如此一来，社会运动的领导团队就可以将社会运动的可行性加强，并唤起更多人的加入。新社会运动理论强调了非物质层次的精神与认同层次对社会运动的影响。政治过程理论则强调了政治机会与限制是社会运动成功的先决条件。作为一种复杂的传播机制，基于社会化媒体的网络集体行动大概有自利理论、互利和集体行为、认知理论、传染理论、交换和依赖、同嗜和接近、网络演化理论等理论资源可以支持。[11]
从资源动员的理论框架来看，社会化媒体为集体行动提供了横向沟通的组织资源。在实名制的社交网络中，人们的参与热情也很高。实名的意见领袖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韩国网络实名制实施后认为网络暴力并非源于匿名制，而是源于过多收集和暴露个人信息的互联网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下活动的网民隐私保护权的认识匮乏。[12]同时，网络空间的群体互动环境也助长了网络非理性表达，而不见得是因为匿名。社会化媒体有助于信息的横向传播，以Facebook为例也可以发现，互联网上的失范现象并非由匿名引起的，Facebook上的集体行动都是以实名为基础的，并且规模空前巨大。互联网事件的暴烈程度是事件自身的性质决定的，实名反而增加了集体行动中的社会信任以及组织的凝聚力。实名制不一定能抑制情绪性的社会表达，也可能提高表达者的声望和话语权。
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Facebook“就是报纸，就是司令部、实验室——满足你的一切需求。Facebook随时提供需要的服务，直到整个事件结束”[13]。尽管Facebook并没有被设计成一种政治工具，但它却具有这方面的独特潜能。2004年Facebook刚在哈佛大学上线一个礼拜，就有学生开始通过将自己的个人照片换成包含政治格言的文字图片来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Facebook的群组有一面“墙”，成员们可以在上面发表言论，就像论坛一样可以让很多成员参与发帖讨论。活跃成员之间可以通过群组取得联系，交换了即时通信账号、Skype账号和手机号，这样他们可以在线下联系。“人们使用它来表达自己认为重要的观点”，“甚至他们对于学校的不满也要表达出来”。人们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他们在互联网世界中仍然能够表现出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性格特点，他们所选择的表达方式是在网上对每天发生的事情表达出自己的看法。(www.xing528.com)
社会化媒体曾在伊朗和摩尔多瓦等国引起了所谓的“Twitter革命”。2009年6月，一名名叫妮达的年轻女子因参加反对伊朗竞选结果的示威活动而被枪击致死，这段手机视频被上传到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社会化媒体上，并被CNN、BBC等电视台播出，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妮达被称为殉道者、自由天使、波斯玫瑰等，这一事件成了这次运动的象征。同时，在伊朗社会化媒体的使用中还存在信息鸿沟现象，当时Twitter还没有波斯语界面，因此在社会化媒体上转发消息的大都是伊朗的城市居民和外国人，而支持内贾德的农民很少参与到社会化媒体运动中来。为了支持伊朗的社会运动，Twitter甚至宣布将系统维护的时间推迟到伊朗时间的深夜（也有人说是来源于美国政府的压力）。
埃及政府也认为Facebook和Twitter在该国的骚乱事件中扮演了组织角色。在埃及，社会化媒体对“一·二五”事件起到了触发作用，2010年6月，一名叫“哈立德·赛伊德”的小贩因拍摄了官员拥有毒品的视频而被便衣警察殴打致死，有人将他伤痕累累的尸体照片上传到“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伊德”的Facebook账号相册中，并转载了他在Youtube上的生活视频，引发了该国居民反对穆巴拉克政权的运动。几天后，埃及全国断网，但是人们可以通过国际电话将音频信号转化为消息发布在Twitter上，继续对外传递消息。2011年2月，穆巴拉克宣布辞职。
此外，社会化媒体更重要的作用是通过曝光一些社会现实激起大众对国家的怨恨与愤怒，使得人们对统治者的认同感降低，解构国家的合法性。“社会运动并非源于技术，它们采用技术，但技术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是一种中介，一种社会结构，有自己的含义。”同时，自我传播技术的发展也是一种强调个体自主性文化的生产和社会行动者计划的自我建构。自主传播网络的建立挑战全球化传媒产业和政府与商业控制的传媒的权力。曼纽尔·卡斯特甚至认为，目前的政治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网络社会里公共意识的传播解构所代替。[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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