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赋权与治理：互联网的自我衍生及复杂性

互联网系统最初是美国军方开发的一种分布式信息系统，用以抵抗敌方的武装打击，即使信息网络的某一点失效，也不影响其他联网计算机的工作。随着互联网的民用化及商业化，更多种力量的形塑使得它非常难以被控制。在社会化媒体时代，互联网成为公民监督国家的一种手段：人们通过运用社会化媒体汇聚弥散在社会空间中的权力，以及互联网自身所具有的自我衍生特性，与国家的力量进行博弈和协商。人们通过社会化媒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揭露政府的黑幕，形成了卓有成效的逆向监控的信息权力格局。以至于卡斯特认为在现代社会，国家受到的监督比公民受到国家的监督更多。然而他的这种看法过于乐观，由于技术的机构化与商业化，官方和公司结盟并进一步控制了互联网，因此信息监控的权力格局再次发生逆转。本节主要探讨了互联网的这种自我衍生特性所带来的全球复杂性是如何形成的，人们又是如何利用这种复杂性来进行社会抗争的；同时，国家又是如何利用它的技术优势来监控社会、维护其统治的稳固的。

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互联网具有自我衍生的特性。主要表现在：①这一技术对一系列潜在任务所能施加作用力的广泛程度显著，能够通过ICT中介的人际传播影响大众传播；②它对一系列任务的适应性较好，具有多种媒体表现形式；③新的参与者掌握这一技术的难度不高，随着技术的发展社会化媒体的操作界面越来越人性和友好，使得大部分的网民都能使用；④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使得人们利用这一技术的便利度高；⑤不同社会网络与阶层通过社会化媒体的联结使得互联网将任意变化传递给其他人（特别是非专业人士）的可传递程度高。^[1]

社会化媒体的这一系列特性有利于互联网的自我衍生系统的形成。互联网之所以成为一个系统，首先是它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特性。系统具有“突现性”（emergent properties），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涌现性”。涌现性是部分被整合为系统后在整体上涌现出来的新的特征，它是系统整体才具有的功能和特性，而这些功能和特性不能由系统孤立的部分简单相加而形成。^[2]自我衍生又叫自创生，即自我设置边界、自我产生、自我维持。这种自组织特性使得社会化媒体天生就具有了反抗国家管制，倾向于自治的技术基因。

社会化媒体的UGC生产是网络复杂性的基础。UGC是用户在线生成的内容，满足了用户自我表达的需求，蕴含了用户的创造性努力，实现了多用户协作生产内容，降低了用户表达的门槛，丰富了用户的表达方式（文字、图片、视频），具有一定的非营利性。在此基础上催生了公民新闻的产生，使得公民在新闻信息的搜集、报道、分析及传送过程中扮演主动角色，参与目的是提供民主社会所需的独立、可信、正确、广泛且相关的信息。因此，社会化媒体对社会的民主化和自由化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www.xing528.com)

社会化媒体的社会网络传播于传统媒体相比，更具有人际传播的特征，大大增强了信息的横向传播效率，而不像大众传播那样经历了严格的控制，且主要起的是上传下达的作用。这种横向传播使得信息和社会资本能够通过结构洞在不同的社会网络之间传播，更有利于社会行动者的组织和串联。同时，社会化媒体还兼有大众传播的特性，在微博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一条信息经过转发在不同的社会网络间传播，就几乎能实现全网络的覆盖，并且能为传统媒体设置议程。这使得社会化媒体具有了即时传播特性，更加难以控制。赵克锋认为，网络的匿名性和非中心化性质使得很难通过一个中心控制台掌握所有用户的信息，由于处理成本的低廉，海量信息不断被搜集、整理、加工和聚合，众多网民不再只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也是主动的信息创造者，这就使得潜在的管理对象数量大大增加。互联网不仅使个体具有了更大的自主性，更重要的是创造出一个庞大的不断创生着的跨地区网络，这个复杂的网络能产生的问题实际上超过了决策者的想象。

社会化媒体的复杂性不仅来源于它的技术特性，同时，由于商业力量的介入，使得互联网成为自给自足的产业。特别是在大众媒体受到严格控制的中国大陆，市场化运作为社会化媒体平台的运作带来了自由的活力。在中国，社会各阶层都通过互联网发声，这使得网络系统的复杂性大大超过官僚体系的复杂性，官方对互联网的管理也是一筹莫展。正是由于这种自我衍生的复杂性，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信息监控格局第一次发生了逆转，即公民对国家的逆向监控首次占据了优势地位，公民借助社会化媒体对国家行为进行监督，形成一波又一波的舆论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