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网络红人的敢曝心理：身份认同与新媒体治理

在女性网络红人的消费过程中，性别与社会阶级这两个因素形成了嵌套式的系统，决定了她们的可消费性。女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处于弱势状态，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甚至已经超过了男性，在社会上的地位有所提高，但是在职业、财富获取与社会声望方面的上升空间相比男性依旧有着看不见的天花板。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底层妇女，由于起点低、社会结构板结，很难凭借家庭背景以及教育文凭来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在社会资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她们却能够从媒体上看到出身好家庭的女子们出入于高级场所，嫁了富有、优秀的丈夫，拥有自己的事业。她们也渴望在大城市中获得属于自己的爱情与幸福，梦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这些草根女性一无文凭，二无财富，三无关系，四无美貌，很难向高级社会阶层攀登，位于社会的最底层。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处于“失语群体”的地位，女性网络红人通过一种“敢曝”行动进行社会抵抗。失语群体理论认为，“因为男性的统治地位，男性的感知系统居统治地位，妨碍了女性自由表达她们感知世界的模式。为了参与社会活动，女性必须把她们的感知模式转换成男性接受的表达方式”^[93]。为了表达无声群体的反抗，女性采用了多种抗争方式。像成为网络红人，曝露自己的一些出位想法就是一种有效的抗争方式。这种“敢曝”心理为消费文化所利用，女性网络红人就成为网民的消费对象。

“敢曝”（camp）的意思就是大胆展示自己。①它是一种风格，“敢曝”喜爱的是夸张、做作、偏激。②“敢曝”与大众文化、商业文化和消费者文化之间有紧张关系。③“敢曝”是一种有着目的的，自我保护的自我展现。通过这种展现，我们才有可能窥视社会、文化边缘者那种“被胁迫处境”。④“敢曝”是“边缘中的边缘者”所特有的表演形式，是被污名化群体的一种创造性策略。“敢曝的感受乃是受压迫的产物”，敢曝的幽默嬉笑背后隐藏着苦涩、心酸、无奈和愤懑。“敢曝”是一把双刃剑，敢曝者可以用它来自保，也可能遭受更深的伤害。⑤有学者认为，在受约束的政治环境中，敢曝需要依附于娱乐消费与大众文化，其政治性并非被消除，而是隐晦、微妙、小心谨慎、层层伪装的。^[94]

同时，有人发现凤姐移民到美国之后立刻变成了正常人。凤姐曾在微博上坦诚心迹：“没人会记得2008年在上海街头无助哭泣的小女孩，只有人记得今日的凤姐。一直以为，这辈子只能窝囊地活着。要么被丑化，攻击，恶搞。一辈子的恶名没法洗刷。要么没人知道，但是连饭都吃不起，没工作，没男友，没钱，没房子，每天受资本家的剥削，惶惶不可终日。”这再次印证了网络女性红人利用了当代中国的反迷文化为自己攫取经济资本。(www.xing528.com)

网络红人的“敢曝”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表演，这种表演的背后具有趋利的意识与动机。“下等人既然无力改变他们身处的那种上下等关系，既然无法改变对他们的成见和歧视，不如索性就用它来作装扮‘我是谁’的面具，或许还能以自己的极度顺从换取主人的些许仁慈或怜悯。”“幽默是敢曝者的护身法术，唯独凭借幽默，她才能躲过这种文化的直接伤害。她的幽默与戏剧夸张守护的是她那个极易伤害的‘弱我’，而这个‘弱我’恰恰是她这个边缘者不得不时刻以假面来掩藏的。”^[95]

除了作为弱者的一种无声的抗争，财富是女性网络红人的目标。由于在社会中的底层地位，草根女性很难实现自我价值，作为社会底层的女性，她们通过“敢曝”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芙蓉姐姐和凤姐的“敢曝”，就是要利用人们的看客心理，实现“注意力”经济，获得符号资本，从而转换成经济资本，在不经意间也愚弄了消费她们的看客——虽然她们被嘲笑，但是她们成名后比大多数看客都要富有。她们不图虚名，她们要的是真金白银。君不见，芙蓉姐姐已成功“洗脚上岸”，频频以嘉宾的身份出现在商业典礼剪彩仪式上，获得不菲的报酬，甚至还主演了电影。

受众对网络红人进行了观光与朝圣，将网络红人作为奇观欣赏。在对网络红人的观看中，受众虽然没有亲自参与表演，但是心中的郁气也得到了宣泄，获得了快感。在社会剧烈转型的过程中，分配不均与高房价导致的贫富差距加大，昔日处于社会上层的都市“白领”被抛到了社会中下层，社会结构板结，他们看不到向上流动的希望。这种悲观情绪的蔓延使得他们亟须寻找一个出口。芙蓉姐姐、凤姐、小月月们的适时出现满足了他们的需求，他们在嘲笑他人的同时欣赏了自我，通过自恋完成了身份认同，获得了快感。毕竟他们还是有体面的人，还有更底层的人供他们消费、娱乐，于是“犀利哥”“贾君鹏”们的出现也不足为奇。在受众的心目中，女性网络红人是作为“他者”而存在的。而实际上，他们的社会地位是相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