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历史上出现过多位女性网络红人。2003年前后出现的女性网络红人有木子美、流氓燕、竹影青瞳等，她们通过博客与受众交流。但真正为大众所熟知的，还是芙蓉姐姐、凤姐和小月月。她们与前面三位相比，已不再是单纯地以“身体写作”去吸引受众，而是建构了更加复杂的想象空间来攫取受众的注意力。她们的吸引对象已经不再单纯是男性，而是覆盖几乎全部年龄、性别的网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放弃了女性身份这张牌，而是把这张牌打得更好。前面三位女性主要利用了某些男性的窥淫癖来吸引眼球，后者则更好地利用了千百年来中国人对女性形象的认知来获利，她们颠覆了传统中国女性的贤良淑德、贞洁含蓄的形象，而是以一种反叛、出位的形象展现在大众面前，激发大众的消费欲。这就是近年来为人们所热议的“审丑”现象。也有学者将这种现象归纳为“网络哥姐”现象，例如犀利哥、妖娆哥、浮云哥、失控姐等。
在芙蓉姐姐、凤姐和小月月这三位女性网络红人的发迹过程中，互联网起到了关键作用。以往的受众研究主要聚焦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传统媒体的受众单位是框定的，传者与受者是明显区分的。同时传者对受众的传播是直接的、可视的。报纸通过发布言论、传记，刊载照片来树立人物形象，电视上的人物则通过视觉形象直接与观众交流。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红人想要获取受众的注意力，建构自己的立体形象，则需要弥补视觉线索的缺失。因此，本节探讨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女性网络红人如何建构自己在受众心目中的视觉化形象，网络受众与电视受众研究范式的关联与区别，以及传受双方的心理动机。
关于网络红人，其实就是一种草根明星。英国学者理查德·戴尔1979年出版的《明星》一书开创了明星形象研究的先河。有人将他的研究路径总结为“电影如何传播电影明星的形象以及这些形象如何影响我们对自我以及他人的身份认同”[73]。杰基·史特西在《瞩目明星：好莱坞电影和女性观看学》一书中指出，电影提供了大量逃避现实的“奇观”，女性观看者通过回忆明星来逃避现实，她们消费明星并获得身份认同。[74]同时，还有人从迷文化的角度研究明星。迷文化研究认为，“所有的大众受众都能够通过从文化工业产品中创造出与自身社会情境相关的意义和快感，从而不同程度地从事着符号生产，但粉丝们却经常将这些符号生产转化为可在粉丝社群中传播，并以此来帮助界定该粉丝社群的某种文本生产形式”[75]。很多迷文化研究认为，粉丝们往往通过对明星的消费为自身赋权。这一权力的来源可用布迪厄的符号资本理论来解释，布迪厄认为社会空间中的文化趣味是与其自身的经济地位相符的。而属于亚文化和反文化的粉丝所创造出的某种“风格”则为自身赋予了符号资本，使其产生自己位于较高社会阶层的虚假认同。(www.xing528.com)
但在对女性网络红人的研究中，迷文化无法完全解释大众的这种“审丑”心理，符号资本理论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严格说来，这是一种反迷文化的研究。罕有人为自己是芙蓉姐姐或凤姐的粉丝而自豪。因此菲斯克的快感理论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粉丝对于某些实践与文本的投入使得他们能够对自己的情感生活获得某种程度的支配权，这又进一步使他们对新的意义形式、快感及身份进行情感投入以应对新的痛苦、悲观主义、挫败感、异化、恐惧及厌倦。”[76]这种快感的产生，无疑是与受众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相联系的，对网络红人的消费能够使得他们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一种创造性的认同，从而达到为自我赋权的目的。国内的网络红人研究一般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将网络红人的迷文化看作大众的狂欢，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另一种是将网络红人现象看作一种社会表达，认为人们在通过这种仪式化的追星行为宣泄某种社会情绪。但是很少有人分析这种迷文化的建构方式，本研究将电视受众的既有成果与互联网的新特性结合起来讨论，揭示了网络女性红人借助电脑中介创造视觉形象的内在机制。
本研究通过对芙蓉姐姐、凤姐、小月月三个女性网络红人的案例进行深度剖析，对网络社区中的讨论进行深度挖掘与诠释，试图发现中国网民消费网络红人的社会文化心理动因。案例研究法是一种综合性的方法，它的资料来源非常多样，常常包括文件（正式报告、公文、演示文稿资料等）、档案记录、访谈（开放式或封闭式问卷）、直接观察、参与观察以及实体的人造物。[77]资料搜集方面主要使用在线民族志的方法，对这些网络红人本人及粉丝在网络上留下的文本进行扎根式的分析，并且试图参与到某些话题的讨论中，以更好地理解粉丝们的心理。同时也对女性网络红人自身的行动进行了符号学分析，她们是怎么通过表演来形塑自身形象，吸引网民注意，建构网民的想象的。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中国现有社会结构起到到了什么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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