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互联网的不同使用方式影响对“蚁族”的增权效果
经调查，我们将“蚁族”经常使用互联网的应用与其对应的功能提炼为以下几类。
①监视环境：新闻；②获取信息：产品和服务的信息，更多学习或工作的信息，健康方面的信息，关于政府服务、公共政策问题的信息，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信息，查找地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等生活信息；③社会联系：网络社区和讨论组、即时聊天工具、博客；④娱乐：网络影音视频、网络游戏；⑤购物；⑥创业与理财；⑦找工作。
有学者依据使用与满足理论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网络使用，即形式使用和目的使用。形式使用包括打发时间和出于习惯的使用。形式使用揭示了使用与满足不一定与媒体内容有关，可以直接来源于网络技术和媒体形式。形式使用也可能让使用者过度沉溺于网络交流，甚至网络成瘾。[63]我们从深度访谈得出的统计结果中发现，这些功能及应用的目的性和形式性使用（即前文提到的工具性、仪式性使用）分别对“蚁族”的各种资本获取有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增加标记为“+”，减少则标记为“-”，在过度使用该种功能（每周超过10小时）的情况下才产生的效果在“+”或“-”后面标记“*”，不显著效果则不标记，结果如表3-1所示。
表3-1 网络应用与资本获取
从表3-1可知，互联网的目的性使用能带来“蚁族”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不同程度增长。在被深访的20位80后“蚁族”中，有90%的人曾经通过互联网找到工作；75%的人有利用互联网挣钱的经历，例如翻译、制作网站、图片设计等；80%的人通过使用互联网提高了自身的劳动技能。如果“蚁族”具有较高的媒介素养、商业头脑和时间管理的技能，可以更为直接地从根本上缩小与强势阶级的经济资本差距。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通过互联网创业，他们不需要有很高的文凭，但是他们对互联网非常熟悉，也了解什么商品适合互联网销售，因此有很多人在淘宝网上开店，年营业额超过200万的比比皆是。他们都是白手起家，逐渐提高了自己的经济、社会资本，实现了向上流动。但是这种案例对于“蚁族”来说可谓凤毛麟角，人们在媒体上看到的都是成功的案例[64]，实际上也有很多失败的案例，他们不仅没在互联网上挣到钱，反而赔光了老本甚至负债，社会经济地位进一步下降。也有一些人纯粹靠技术创业，但是这种机会在21世纪的头几年就转瞬即逝了，抓住它的人现在都成了亿万富翁。现在的互联网技术创业的门槛越来越高，网络监管也更加严格，通过技术创业实现向上流动对于“蚁族”来说有些可望而不可即了。
“蚁族”可能以经济资本“暴发”的方式快速提高社会地位，但是这种机会对于“蚁族”来说十分罕见，可遇不可求。因此，通过渐进的方式累积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则更为现实。“蚁族”不仅能利用互联网的工具性功能增权，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也会利用互联网的仪式性功能提升自己的资本。最近几年来，“蚁族”频频使用互联网进行“自我炒作”，攫取符号资本，从而实现向上流动。早些年的芙蓉姐姐就是始作俑者之一，她通过互联网发布了许多挑战人们审美底线的照片，一炮而红，现在成为社会上炙手可热的演艺界人士，京城地产界剪彩仪式就经常重金邀请芙蓉姐姐出席。像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等精英教育院校对于“蚁族”来说是几乎完全没可能考取的，需要有较高的个人综合素养和家庭经济、社会资本。但芙蓉姐姐通过在互联网上炒作自己获取了符号资本，并将其转化为经济和社会资本，使自己成为“社会名流”。在网上炒作成功的还有“烧饼帅哥”“凤姐”等，他们都被互联网增权，提升了自身的符号资本。
过度依赖于网络娱乐等仪式性功能不利于“蚁族”的经济资本增长。廉思曾研究发现，“蚁族”在网络利用度上“用而不依赖于网络”，“蚁族”的网络利用度（33.02%）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22.6%）。该群体在使用偏好上主要集中在信息性功能上。由于闲暇时间少，对互联网的娱乐功能使用度较低。[65]与其研究结果相近，我们发现相比家庭条件富裕的年轻人，“蚁族”更加勤勉奋斗，较少有沉溺于大型网络游戏的人。但是也有部分“蚁族”沉溺于仪式性地使用网络。他们把互联网当作逃避现实生活压力的一个场所，购物、外出就餐、旅游对于他们来说太奢侈了，互联网是他们唯一的娱乐和宣泄的工具。例如，毫无目的地在网上冲浪，浏览新闻；在人人网或开心网等SNS社交网站上频繁刷新以观察好友的最新状态，玩“偷菜”“找车位”等网页小游戏；或是整天在QQ、MSN等聊天工具上“神侃”，耽搁了正事，都可能导致“蚁族”不能通过使用互联网获得向上流动的资本，反而有可能产生职业懈怠、丢掉工作等向下流动的后果。
2.互联网的“硬”增权能力较弱，“软”增权能力较强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互联网的“硬”增权能力即对“蚁族”外在社会资源的增长作用并不显著。它不能直接增加使用者的财富和个人声望，对增加使用者的职业人脉效果也不显著。所有受访者在互联网的交际圈大多数还是局限在与自己相同阶层的人群，占自己交往对象总数的50%，而对低于或高于自己社会阶层人群的接触率仅分别在25%左右。但是对那些个人内化的“软”指标的增权效应明显，如较为显著的自身职业技能、个人生活品位的增长，最为显著的是使互联网使用者更加明确自身的社会定位，增加了对所属社会身份群体的认同。与之相对应的是，72.3%的人认为互联网对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声望都没有任何影响，但认为互联网使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声望有所提高的人的比例，比使其降低的人的比例均要高6个百分点左右。对“硬”“软”增权效应的区分也绝不能一概而论，譬如内化于个人的自信心的增长就不如外在社会环境赋予就业机会的增长显著，它们的增长受到外在社会结构的制约。
3.互联网对“蚁族”的增权效应不如对中间层的明显(www.xing528.com)
我们将家庭年收入在6万元以下的“蚁族”和家庭年收入在6万～30万元的社会中间层进行交叉分析后发现，在使用互联网获得财富、职业人脉、自信心、生活品位和自我与社会认知方面，中间层受惠程度高于“蚁族”，而在职业技能和社会声望方面，互联网对二者的增权效应基本持平。我们可以发现“蚁族”和其他阶层的“数码鸿沟”依然存在，他们从互联网汲取资源的能力依然不如中间层。
（二）互联网在建立“蚁族”的社会化传播网络方面增权效果比较显著
“蚁族”通过广泛参与网络社交活动提升了自己的社会资本，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传播网络，这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网传播模式。它可以拿谷歌的“云运算”[66]模式进行比喻，“蚁族”透过互联网上的新闻或者用户自己创造内容的讨论组获取点滴有用的信息并形成整体印象。能够与“云计算”进行匹配的社会科学理论有混沌理论和蝴蝶效应，即网上的信息看似是杂乱无章，彼此毫无关系的，但是这些信息交织成网，彼此影响。关于社会流动特别是职业、地域流动的议题在网上经过大家一起讨论后，会给人指出一个总体性的方向。这种“云计算”的信息获取模式，相比传统媒体非常严重的框架过滤机制，获得的信息更加全面、立体，受到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较小，更加有利于“蚁族”依据自身情况做出有利于自己的理性判断。
有学者认为，社会网络是经过各种媒介、通过社会互动所形成的个人之间的复杂联系网。[67]还有人断定，“未来是湿的”。“蚁族”行为决策的“云计算”既建立在广泛的计算机软硬件网络之上，更建立在互联网社区中其他人的生活体验和舆论场中。与“乌合之众”所不同的是，“蚁族”能较为理性地做出更有利于自己的判断，这得益于“蚁族”相对较高的媒介素养。在清华大学水木社区的“职业生涯”和“求职”版块中，“80后”人群会对各种切身利益议题展开讨论。以职业选择为例，“真理越辩越明”——有人认为金融系统和政府公务员才是当下社会的“温拿”[68]，于是人们对各大国有银行、投行、基金、公务员趋之若鹜；大家普遍认为青年教师是弱势群体，读博士的人被称为“卢瑟”[69]。
这种社会传播网络的建立有赖于成员对信息的无私分享。在过去一段时期内，特别流行“网晒”，“80后”纷纷在网上“晒”出自己所属行业、地域的薪酬待遇和福利，“晒”的人多了之后就会建立起一套数据库和坐标系，大家都能借此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在通过对网络社区上发布的信息进行复杂的“云计算”之后，“蚁族”们形成了以下共识：向体制内垄断行业流动比民企和外企有前途；向银行、投行等金融机构流动比做教师或工程师有“钱途”；向二线大城市流动能够获得比“北上广”更好的生活质量。这些都是社会的潜规则，这种话语往往被大众媒体屏蔽，再加上家乡信息闭塞、不明情况，“蚁族”只好上网交流经验，听取“过来人”的忠告，然后各取所需，择其善者而从之。
这种互动式的交流成了个人信用和组织信用的纽带，显著提升了社会资本。传统中国社会的资本传递往往局限于“熟人圈”内，就是因为圈内人值得信任，这种在互联网上的坦诚交流使得更广泛的社会信任得以建立。据观察，这种讨论职业或地域流动的社区上的信息一般都比较可靠，虽然也有所谓的xbt[70]，但往往只是偶尔求得心理平衡。其整体氛围还是互相信任、坦诚相待的，大家互相扶持，彼此依存，这种心理惯习与“蚁族”的群居生活方式是一脉相承的。其使用动机以提供和交流信息为主，这一点与猫扑等以娱乐功能为主打的网站不同，这里不存在恶意的炒作，也没有恶搞文化。但新水木清华这种职业经验交流的平台适用范围还非常小，它已是国内提供最高端职位以供选择的平台之一，对于出身寒微的“蚁族”来说还是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天涯社区中的“职场天地”版块相比水木社区的相关版面来说适合更多人，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上面不仅有许多过来人提供自己的职场经验，同时还有针对具体问题如四六级考试、面试外企等“攻略”性的内容。
（三）互联网对“蚁族”的社会参与能力的增权作用较为显著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互联网增加了社会对“蚁族”的认知程度。49.08%的人是通过互联网知晓和了解“蚁族”这一概念的，26.87%的人通过传统媒体（广播、电视、报刊、书籍）知晓这一概念，但也不排除传统媒体受到了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影响，或者二者相互设置议程，使得社会对“蚁族”的认知度增长。“蚁族”以往处于默默无闻的被遮蔽状态，政府和上层社会很难了解这一弱势群体的生存处境。但是“蚁族”相对于政府和上层社会的能见度增加是否是件好事，尚需时日证明，政府关切的很多城中村开始拆迁改造，“蚁族”的生活环境“被改善”，使得他们流离失所，生存更为艰难。同时，“蚁族”也通过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的互动更加了解自己的社会定位。45%的人认为互联网使自己更加明了自身的社会定位和社会群体归属，并开始反思自己的权利与责任，并且采取一些措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说互联网促进了“蚁族”的社会阶层意识的觉醒。
相比于传统媒体，互联网给予了社会底层更多的发声机会，使得他们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有人研究了“蚁族”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认为“蚁族”能够熟练地利用网络工具汲取信息并且经过个人加工后再反馈到网络空间中去。[71]在北京卖医疗器械的小石，她在湖北西部的家面临被强迫拆迁的命运，为此她求助于当地电视台和都市报，但是没有得到同情和关注。于是她号召在互联网上的高中同学都行动起来，通过网络论坛上广泛发帖的方式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最后事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在成都做销售的小李，他3岁的侄子在故乡被汽车碾压致死，为此他致电当地媒体，未果，最后也是通过网上发帖解决了问题。我们可以发现，互联网已经成了社会弱势群体表达其利益诉求的最佳渠道。
但是，互联网是否能让“蚁族”参与社会资源再分配尚需观察。有学者曾研究“蚁族”对互联网群体事件的参与程度，认为“蚁族”广泛参与但是卷入程度较低。譬如说前文提到，互联网使“蚁族”的曝光度增加，但是并没有使他们的生存环境得到改善，反而遭致生存家园的“被改善”。同时，“蚁族”在互联网上对房价的冲天怨气也没有起到任何效果，房价依旧受到利益集团的托举而居高不下。此外，由于对金钱的需求大，在互联网世界叱咤风云的“网络推手”，也基本上全部由“蚁族”担任。一部分有钱有权的人甚至利用网络影响社会舆论的功能，雇佣“蚁族”变成“网络打手”，对竞争对手展开毁谤和攻击。
如今的互联网尚未搭建起有效的公共服务平台。由于互联网信息内容的扁平化和泛仪式化，为“蚁族”增权的有效资源供给不足。在互联网最初进入中国时我们主要在教育和科研领域使用互联网，进入21世纪后，基于互联网的娱乐应用层出不穷。如影音视频、网络游戏等。同时，本来原先较为严肃的新闻信息也开始泛娱乐化。互联网新闻网站除了沿袭原先的宣传教育这种促进社会认同的仪式性功能，同时又增加了以吸引受众眼球来促进消费的各种低俗、无价值信息的商业广告，而基于公共服务目标的非政治或商业目的的网络新闻机构却罕觅其踪。以找工作为例，网络求职是时下广泛应用的工具性功能，但是很多就业机会都已经在“熟人圈”中内定，不会在互联网上向全社会发布。被访问的“蚁族”大多反映，在网上找工作的易获取度和可信任度以及职位含金量都不如通过熟人介绍找到的好。因此，即使是最常用、最有效的互联网工具性应用——网络招聘依旧受到传统社会建制和“潜规则”的掣肘。
此外，我国既有公共信息平台的信息供给不足，往往流于形式化，缺少民众急需的信息，不利于平民的增权。中国社科院曾对中国43个省会城市和较大市的政府门户网站集中调查发现，很多网站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甚至栏目为空置。有的网站提供的信息陈旧错误，如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地址有误。[72]我国的政府服务信息、公共政策信息通过互联网向社会供给这个渠道应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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