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森斯认为，行动是由人类从有意义的意图出发，或多或少成功地在具体情境中加以实施的那些结构和过程所组成的。他还指出，用“行动”而不用“行为”一词，是因为我们的兴趣不在于行为自身的生理性事件，而在于行为的图式，行为的图式化的有意义的产物。[37]个人图式通常都由社会系统的主图式培养和决定，同时也会对社会文化图式做点滴的修正。总之，用符号组织起来的文化图式是通过人类社会发展不断积累和形塑而成的。
行动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动者的动力（也就是动机）：行动者的动力可以概述为品行，或是被理性（人们像谋略家那样行动）或被主观性（人们按照某种世界观行动）操纵的品行。理性谋略的特征常被归纳为两类模型：功利主义模型和有限理性模型。第一种模型把行动者看成一个“经济学人”；“经济学人”一边盘算“自己的成本与收益的差额”，一边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理性选择模型）。相反，第二种模型把行动者视为谋略家，乃是按照不那么严格的“理性”行动，被称为“有限理性”行动。[38]还有一种是“投入战斗的”行动者，他们行动时会考虑到价值观（名誉、荣耀、正义等），表示倾向时依据自己的计划或情感。
有学者认为，“逻辑能随着被考虑的行动而变化；但这些逻辑被确定，并非基于行动者对自身的焦虑”。按照这种观点，行动逻辑可被简单地定义为会合，即带有明显社会烙印的行动者与自己身份及处境之间的会合，身份及处境则已受到机构的影响，且被权力关系等格式化。“行动逻辑”这一主题体系提请人们，分析行动不要局限于只分析个体利益，而是要考虑社会认同的各种组成要素。同时要把理性与社会公正结合到一起。[39]
在我国的新闻业中，被较广泛承认的两种行动逻辑分别是“喉舌”和“新闻专业主义”。第一种行动逻辑将自己定位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行使社会整合的功能；第二种行动逻辑则更多地为市场负责，更倾向于迎合受众的趣味。此外，第三种行动逻辑也不容忽视，即新闻工作者自身的价值观。由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儒家精神传统，新闻从业者往往也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宏大志向，但这第三种逻辑一般服从于媒体机构的操作要求，处于隐性存在的状态。由于我国传媒业的意识形态与产业经营的双重属性，在新闻报道的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三种行动逻辑往往共同存在，只是由于运行场域的不同而力量此消彼长，同时随着历史时空的变迁展示出不同的面向。(www.xing528.com)
在新闻专业主义的立场中，新闻界往往采取一种将特殊事件程式化报道的标准，使得新闻生产标准化，掩饰其机构内部各人价值观的不稳定性。这种做法使得新闻实践看上去是有章可循的，甚至是“亘古不变”的，例如，被新闻界奉为经典的“倒金字塔”写作方法。新闻的生产始终有“套路”和“原型”可以复制，使得今天的新闻和昨天的看上去相像。呈现的形式被程式化了，虽然内容每天都在更新，但在意识形态和行动逻辑方面具有一定稳定性。
近些年来布迪厄提出的“场域”理论进入了新闻生产研究领域，在这一领域中，传媒机构面对同行竞争以及利益相关方——例如政府的压力，这些权力的博弈也影响了传媒的行动逻辑。因此，一篇新闻报道的成型，首先它是遵从社会整体的文化图式的，然后它会像“经济学人”或者“谋略家”那样考虑和盘算这篇报道为自身所属机构带来的利益，以及对为之负责的社群的影响。最后，它也会表现出一种正义的价值观取向，至少表面上要显得正气凛然，塑造自身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本研究采用了话语分析的方法研究传媒的行动逻辑，在百度新闻搜索引擎上使用“蚁族”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对全部35页共计760个新闻按照上述逻辑进行了分类。话语是一种社会关系或权力关系，它可以展示社会互动关系中的权力运作，因为使用语言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产生影响或支配他人的行为。因此，进行反映符号权力的话语分析能展示传播者和接收者之间的现实权力关系和行动逻辑。在媒体空间中一般存在四种话语，分别对应传媒行动的政治、商业以及公共逻辑，这四种话语一般互相配合使用，来达到传媒机构的传播目标。媒体空间里的四种话语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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