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已达到2.11亿，平均年龄27.3岁，由于分布、结构、素质复杂，其生存发展面临六大问题，对国家战略规划、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了严峻挑战。[34]这群人中除了农民工以外，另外的一部分就是“蚁族”[35]。这个概念是2009年底青年学者廉思在他的一项社会调查结集成书中提到的一个弱势社群。[36]
关于“蚁族”的新闻报道连篇累牍，但是对其进行学术性研究的还很少见，“蚁族”这个概念需要进一步廓清和深化，才能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进行阐释。从社会流动的视角看，对“蚁族”可以进行如下的学术定义：在社会地位上，“蚁族”处于农民和农民工向上流动至白领阶层的转折点；在地域流动方面，“蚁族”位于农村、小城镇与大都市之间的连接点，这样一横一纵的坐标系，构成了“蚁族”的历史经度和空间纬度。同时，“蚁族”还是“体制外”的，是没有受到国家力量保障的，国家在“蚁族”生活福利保障方面的忽视是他们命运危艰的重要因素。有没有正式的职业，是“蚁族”自我身份认同能否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由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和救助机制只有一部分人能够享有，大部分人在遭遇突发灾难时，只能向亲戚、朋友、同事求助，而当灾难超出亲友能力范围时，当事者只能放弃求助，承受灾难不可逆转的后果。在廉思提出“蚁族”这个概念之后，整个社会特别是媒体对其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关注。从新闻行业的特性来说，似乎天生是同情弱势群体的。但是仔细分析也不尽然，由于媒体机构的性质不同，它所采取的立场和视点不同，对“蚁族”现象的建构与解释也不同。(www.xing528.com)
关于“蚁族”的新闻报道，一般有以下几种写作方式：①实地调查采访；②评论；③宏观数据分析。通过翻检新闻报道我们发现，大多数报道对“蚁族”表现出同情态度，采用了道德资源动员的方式来表述“蚁族”，使他们从经济上的弱者变成了占据道德资源的一方，而将剥削他们的那些人——如不良房地产开发商、公司等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当然，这种表述有时候也会夹带一些“私货”，成为媒体表达自身意见倾向和利益诉求的通道。此外，一些媒体则保持了利益集团代言人的立场，利用一些专家出来安抚民众情绪，说这些社会问题都是微不足道，甚至是子虚乌有的，根本不算什么问题，从而为社会卸责。剩下的一些媒体则将“蚁族”概念纯粹作为一个噱头，变成他们兜售政绩或者商品的载体。下面我们就具体分析这些媒体机构是如何表述“蚁族”这一社会底层人群的。
本节对“蚁族”相关的新闻报道进行了梳理，并用框架与话语分析的办法对相关报道进行了行动逻辑分析。发现关于“蚁族”的报道主要分为三类：道德资源动员、精英话语、商业宣传。这些报道遵循了传统的新闻业运作逻辑，但在信息全球化时代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互联网和资本的介入使得社会及市场对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博弈能力有所增强，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官本位”的优势地位。这些新闻报道对于“蚁族”群体的再现也是对传媒机构自身的一种镜鉴，呈现出新闻业运作逻辑历史变迁的新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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