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对农民的流动决策产生影响，影响了农民工的流动方向和目的地。电视让农民对城市生活产生向往，对其有较高的收入预期。电视的进入创造了无穷无尽的物质需求：更大的房子、更先进的家用电器、服装、包装精美的食品。他们还需要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早日过上城市人的生活，享受更完备的基础设施、更浓郁的文化氛围，子子孙孙摆脱作为一个“农二哥”从土里刨食吃的命运。
据调查，电视新闻、信息类节目让农民对外界社会有一定了解，提供了一些经济、科技资讯，法制、情感、综艺、影视类节目也有助于农民接受新观念。电视告知了国家的农业政策，让农民有了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电视给外出打工的农民提供了充足的娱乐节目，成为农民工的“身心按摩器”，为其业余生活带来了快乐，促进了农民工对城市的文化适应，帮助他们理解城市的生活方式。
但是，电视未能发挥监视环境的功能，从而造成了农民的社会流动遭遇种种挫折。劳动力流动的新经济学理论认为，流动是一个综合因素决策的过程，如农户家庭的决策，要考虑流动能使家庭收益最大化、流动风险最小化。这个理论特别强调农户的资金约束、流动风险、社区要素，以及对流动的潜在影响等。因此，农民决定是否流动需要来自媒体的信息，这样才能抵御风险，增加流动的成功系数。就前文的分析而言，电视未能满足受众的这一需求。它过分充斥了对社会环境的虚饰，报喜不报忧，使农民疏于对社会风险的防范，令其最后付出巨大的代价。
我们也没有创作很多让农民工受众有参与感和认同感节目，为农民工交友、融入当地搭建平台。在我们的电视节目中，很少有表现农民工融入当地社会，获得身份认同的事例。不过重庆方言电视剧《山城棒棒军》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它表现了农民工如何在城市里打拼，如何与当地融合的过程，为农民工的社会身份认同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
（二）电视对农民的向上流动起到一定作用，但不显著
电视让农民对其他职业有移情心理，石栏村的村民也依据自身条件和村里的实际需要，产生个体工商户、厨师、医生等职业分化，但这些分化都较为初级，知识、技术含量不高，没有继续提升的空间。他们无法完全脱离农业生产，所处社会分层也难有质的飞跃。电视让农民空有向上流动的梦想，却没有赋予他们走向成功的阶梯。它没有促进文化资本在全社会的均匀分布。在现代社会，电视的商业化运作使其急功近利，文化缺失，未把农民真正关心、真正想要了解的内容拿出来讨论。它是一种经过稀释的文化资源，未起到社会启蒙的作用。在石栏村的打工者中，大多数人没有技术，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学习劳动技能，很难适应新工种。电视对农民的向上流动推动乏力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电视对商业和政治利益的过分追逐，使其忽视了对“公共知识”的传播。电视节目的供给目标是城市居民，忽视了农村居民的信息需求。电视用娱乐节目和广告填充大部分的收视时间，却遮蔽了真实的社会现实，没有为农民提供工具性的知识、帮助其向上流动的文化资本。电视中传播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使农民在购买商品和扩建房屋上耗费了过多金钱，而无法对子女进行足够的教育投资。电视提供的乡土信息太少，农村经济和科技信息供给不足。农民能够看到远方的事情，却面临“灯下黑”的困窘，他们对本村、本县的事情知之甚少，尤其是“三农”政策、适宜本地的农业科技信息最为匮乏。(www.xing528.com)
其次，电视剥夺了农民的劳动和接受教育的时间，电视将农民从繁忙的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转而为其生产“受众商品”。同时还要负担购买卫星接收器、电视机这些生产“受众产品”的工具，甚至未来还可能要支付收视费。
再次，电视未赋予农民应有的社会声望，不利于农民阶层在整个社会分层体系中的地位提升。农民不掌握传媒机构，也没有资本为自己进行“形象公关”，因此他们只能成为电视“符号暴力”的被动接收者，在乡土环境中进行消化、解读，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被剥夺感增强。
最后，电视破坏了原有的乡土文化生态，使农民忘记了一些原有的承载了社会价值的传统，反而降低了农民的个人素养，使乡土社会变成一团散沙，丧失了原有的凝聚力和社会动员的能力，不利于这一群体的向上流动。
（三）农民对电视的使用方式影响其社会流动
农民的社会流动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上升的流动，它受到的影响来源于农民对传媒的工具性使用，关键因素是文化资本或者确切地说是人力资源的占有；另一种是向城市的水平流动，关键因素是符号的、象征的支配，它来源于对传媒的仪式性使用。[32]
由于电视是对受众产生“深度卷入”的一种媒介，受众沉溺其中而无法自觉地提高自己的媒介素养。[33]电视通过创造消费需求即受众的“虚假的需要”，实现对受众的象征支配。根据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媒介文本的含义虽然已经由编码者设定，但是受众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去进行解码，于是就有了“解毒”的机会。但是这要求受众有相当高的媒介素养，而且有自己的独立价值观，能做出较为清醒的判断。如果受众经常出于工具性的目的，积极地去使用媒介，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传媒的“霸权”；如果在传媒的引导下一味地仪式性地使用媒介，仅仅追求娱乐消遣，反而会增加对媒介的依赖度，思想和行为受到媒介的控制。
在传媒的工具性使用方面，如果受众主动地通过媒介寻找信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判断，就会较少受到媒介意识形态的控制，有利于跳出“社会复制”的窠臼。现代传媒通过强调受众对它的仪式性使用，一味消极地去接受而不进行批判性思考，从而沦为媒介意识形态的奴隶。因此，农民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如果仅仅把电脑、电视等传媒当成娱乐消遣的工具，很难达到缩小“知沟”“信息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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