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对社会流动的影响

为了具体研究电视如何对社会流动产生影响，研究者分别研究了新闻节目、电视剧、娱乐节目、广告、社会纪实等节目类型，并对农民工、青少年、老年人等不同受众群体进行了接收分析，发现电视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效应对受众的社会流动行为产生影响。

（一）镜像效应

据调查，石栏村村民真正想要向山外流动，还是来源于一种对城市和现代生活的社会认同的建立。有学者认为，观众对电视的反应取决于认同，而精神分析是一种关于认同机制的理论。由于“我”只有凭借他人才能确定，因此拉康强调认同是主体性的基础。镜像阶段是这种以他者为基础的认同发生的第一步，婴儿在这个阶段里通过看见他或她在镜中的影像反射，形成了关于自我的粗略的看法。因此，主体在媒介镜像中的“定位”取决于一系列的认同，与人物形象、电影、一种超验的主体或一种统一的主体位置本身的认同。^[23]

石栏村村民的社会认同不可避免地受到电视所传达的山外世界的价值观的影响，媒介镜像创造出的欲望与需求只有向山外的现代社会流动才能得到满足。拉康强调了个人欲望“为他者决定”的悲剧性：自我依赖他人的认可。拉康认为，欲望是主体与他者关系的首要特征，此即对“他者欲望之欲望”：①我必须得到他人认可，否则我便不是人；②我的欲望目标，也就是他人向往的目标；③我总是依据别人的欲望，来产生自己的欲望。一句话，我的欲望与“他人的欲望结合为一”。^[24]他还认为，欲望出自匮乏，出自人类生存意义的缺失。^[25]石栏村，这里的人原本感觉不到自己的匮乏，而当电视这面“镜子”出现后，村民才看到这里与山外世界的“差距”，开始对现代化的生活产生向往，这便是欲望的发端。石栏村村民的欲望是被媒介镜像所建构的，社会流动的动力也由此产生，这也是本研究的重要理论脉络，石栏村自身的社会经济结构，即所谓的“匮乏”是社会流动的因变量，而电视所建构的媒介镜像是自变量，它们共同对村民的社会流动产生作用。

自我认同的建构依赖于个体与外界的联结，而在石栏村，电视是村民与外界的主要的文化与观念上的联结途径。因此，“再现”是我们理解如何通过电视文本进行意义生产的核心概念。在媒介内容作为一种镜像呈现时，它至少“再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①反映了媒介内容制作者的意愿；②作为受众喜好的体现，但这里的受众喜好往往是电视广告目标对象的喜好，也就是社会中上层的喜好；③媒介内容作为社会的总体呈现；④媒介内容对受众的潜在影响；⑤媒介内容作为自我解释的文本。^[26]但电视镜像作为一种“拟态环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环境，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27]身处现代社会，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直接经验越来越少，相反，我们对“社会现实”的感知越来越依赖于“媒介现实”。“媒介用一种可预知的和模式化的方法塑造现实影像，从而建构社会结构和历史；受众通过与媒介提供的符号化建构进行互动，自己形成关于社会现实及自身在其中位置的看法。”因此，在石栏村的日常生活中，电视的作用类似于镜子：看似真实，但其实与现实存在很大的距离。在这种意义上，电视反映的并非真实的生活，而是我们所期望的生活。电视可谓一种补充文本，它表现的是我们生活中缺失的东西而不是已经拥有的东西，梦想可能有真实性，但不能与现实相混淆。^[28]

以电视广告为例，调查发现：石栏村村民对现代社会及生活方式的认同为电视中呈现的媒介镜像所建构。电视文本中隐含的消费主义倾向正在改变农民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也开始追求奢华的生活，目前的限制仅在于“消费不起”，大多数农民表示不会因为广告而冲动购买产品，而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但据笔者观察，他们并不是像自己所说的那样几乎不受电视广告的影响，即使他们能识别显性广告的影响，但是对电视剧和娱乐节目中的隐性广告几乎没有什么抵御能力。每年每户农民的工业消费品支出能占到其总收入的50%，如手机、摩托车、香烟、服饰等。农民购买这些东西不纯粹为了其使用价值，更因为认同商品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他们辛辛苦苦从土地里扒点钱，却从市场上买回比农产品贵得多，并无什么营养价值的方便面、碳酸饮料。这里的村民近几年来通过种植烤烟有了一些收入，但是并没有多少积蓄，难以面对现代社会风险，电视对消费的“拉动”并不是什么好现象。在农村，一旦丧失劳动能力就几乎失去了生活保障。只能依靠自己的子女、亲戚，但他们的力量也很有限，农村因灾致贫、因病致贫的情况十分普遍。几年前村民要一两年才舍得扯点布做条裤子，而现在不少农民已经将眼光盯在了电视中出现的豪宅和汽车上面，将其作为中长期的奋斗目标。然而，这几年间其收入水平并没有显著的提升，只是减免了农业税。对物质的过分追求，严重压缩了他们在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投入，对他们日后的生活保障也有负面影响。

（二）框架效应

据调查，村民一般都认为电视是一扇窗子，能让他们看到远方人们的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家用农村合作社、人民公社等准单位将农民有效地组织在一起，政府通过广播将党的路线方针、国家政策以及地方政事一级一级地传达给农民，将政府的控制力直接作用到每个村民身上。石栏村村民可以通过广播了解各级政府的政策和时事。而20世纪80年代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政府的控制力只到村一级。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电视取代广播成为主要媒体，然而农民所能接收到的信息范围反而窄了。媒体的信息传播出现了断层和失衡：一方面是从电视里看到国际、国内大事和最流行的文艺形式；另一方面却是在村民周围发生的，村、乡、县的事情却无形中从村民的视野中消失了。卫星电视作为一扇窗子，石栏村的村民能看到远处，却看不到近在咫尺发生的事情，电视没有起到环境监视的作用。国家和省级电视台天天播放的都只是大政方针，却无法深入农村实际。以农业补贴为例，农民只知道有补贴，但是补哪些种类，补了多少钱，根本无从知晓。

同时，企业对电视台的商业广告投放也危及了村民的知情权。典型案例就是三鹿奶粉事件在电视中被报道得太晚，当网络和报纸对三鹿的报道已经沸沸扬扬的时候，电视一直压到一个月后才曝光。村里的女性CJY给自己的孩子批发了整整一箱。看到电视报道时已是事发后一月，此时奶粉快吃完了，幸而孩子没有出现结石症状。

对于在外打工的农民工来说，这种框架作用的负面效果更为显著。由于各个省级卫视是各省面向全国的“主流媒体”，国家对广电的管控要比对报纸和网络媒体的管控严格得多。一般的环境监测性的新闻（如灾难性新闻）往往在网络和报纸上被公开很久了，电视才对其加以报道。电视一般以正面新闻为主。于是，农民工在外面的亲眼所见与电视中的世界还是差距很大的，他们说电视中都是拣好的播，而真实世界要现实、残酷得多。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电视没有起到监视环境的作用，让不少农民工因缺少经验而付出血泪的代价。村里的小J在山西砖厂劳动时因工伤事故死亡，他还不到20岁。而当时的电视对黑砖窑的报道相对于网络和报纸的力度要小得多。

从我们的调查中发现，电视在村民的日常认知中起到了一种框架作用。虽然农民看不出电视新闻的倾向性，但他们一般认为宣传性的新闻占一半以上，对他们有吸引力的新闻仅有三分之一，其中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仅有10%左右。对村民来说，国家和省台的联播类新闻不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新闻报道一般都限于篇幅而流于表面，一方面关键信息缺失，另一方面背景缺乏。如巴以冲突曾是多年来《新闻联播》的常播新闻，但是村民似乎从来都没搞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打仗。他们只知道战况，但是并不了解以色列的建国史、耶路撒冷对两国的意义。由于电视传播的局限性，它很难像报纸一样做出很长篇幅的深度报道。农民对于新闻现象“知其然但不知所以然。”虽然CCTV新闻频道和凤凰卫视有类似电视新闻杂志的节目，但石栏村无法收到这两个台。(www.xing528.com)

（三）文化适应

在石栏村我们发现电视起到了一种涵化作用，帮助村民进行了文化适应。涵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化体系间由于持续接触和影响而造成的一方或双方发生的大规模的文化变迁，是一种文化从其他文化中获得对新的生活条件的适应过程，是在过程中的文化交流、传递和整合。^[29]以电视剧为例，言情、都市生活、情感类题材的电视剧在所有播出题材中所占比重最大，深刻影响了石栏村村民的观念。电视剧中最重要的倾向却是对城市化生活方式的渲染和推销，而且这种题材的电视剧大都占据了省级卫视的黄金时段。这些电视剧的剧情又往往惊人地相似，呈现出类似于童话故事一样的固定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关于城市生活方式的“神话”。

盛家坝乡的青年有90%在外打工，因为家里田地有限，即使他们在家参与劳动生产，一年下来的收入也不会有多少增长。如果他们外出打工，不仅可以挣一笔钱，而且能“把自己的肚子唬过去”，意思就是可以自己解决生活费和零花钱，省下来的这笔开支又相当于农村家庭的收入。而且出去打工的人年龄多在16～30岁之间，很多人还挺爱玩，在家也是娇生惯养，如果他们出去不仅能受些磨炼，而且能开阔视野，不至于一辈子都窝在大山里面。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人口流出地的社会、经济结构是社会流动的推力，也是影响社会流动的因变量；电视的媒介镜像和文化资本被看作社会流动的拉力，是影响农村社会流动的自变量。

据访谈，大多数农民对外界最初的想象都是来源于电视，也正是由于电视中呈现出的花花世界，让他们有走出大山看一看的愿望。石栏村的农民使用媒介的主要目的是娱乐，但并不意味着电视不发挥教育和告知的功能。事实上，石栏村村民从未像今天这样了解新闻和时事。也从未像今天这样了解他们所处的社会体系。村民也比以往任何朝代更关注其作为国家公民的权利和责任。在外出打工之前，电视对农民工起到的是对外面世界的预告作用，让农民能对外界有一定想象，不至于毫无知识，双眼一抹黑。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农民通过电视听懂和说普通话，在外地打工时都能够正常交流。

在外打工时，电视对农民工起到一种“文化适应”的作用。文化适应指当人们脱离自己熟悉的祖国或故乡，旅行或移居到另一个地方，媒介成为他们进行文化调节的工具，有助于让他们在新的环境下有家的感觉。许多进入另一个文化的人如移民、外籍劳工、难民、留学生等，往往会通过媒体来学习和适应新的文化，或者通过媒体来保持原来文化认同，抑或是来调节这两种认同。^[30]在全天8～12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之后，农民工吃完饭除了逛街就没有任何其他文化休闲活动。他们能排遣寂寞的方式就是凑钱买个电视，电视节目内容不论在全国各地都是一样的，因此他们在外面也能看到与家乡一样的电视节目，而且还可以从电视上看到家乡省份的一些消息，电视帮助他们适应了当地的环境。于是，电视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农民工流动的、无处不在的“家乡”和精神家园。在农民工因离家感到苦闷的时候，电视让他们有家的感觉，“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四）非地域化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电视使村民不再熟悉自己的生存环境，也无法让他们交流和分享本土的图像和故事。电视没有维持和创造文化认同，相反，电视让他们与自己本土文化隔绝，让他们无法分享意义和价值。以娱乐方式为例，电视中的各种狂欢性质的娱乐节目是如此引人入胜，石栏村的村民再也看不到本土的娱乐形式，也忘记了他们曾经的文化传统——那些快乐的摆手舞、薅草锣鼓歌、龙船调。这些曾经浸润了祖祖辈辈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承载了民族集体记忆的东西都渐渐地远离了石栏村村民的视野。于是他们真的就“全球化”了，可是内心深处依旧有着对民族记忆的留恋。笔者有一次在CJH家，偶尔在央视音乐频道看到一次土家族歌舞的专辑，家里人兴奋得不成样子。儿媳TM和婆婆YXY共同回忆起了在20世纪80年代陪人出嫁、唱哭嫁歌的情景，那时的她们是多么的年轻，那时的乡土氛围是多么的快乐。然而现在她们的生活中，只充盈着这些机械复制的文化产品，再也找不到当时那种可以自己参与创造、大家一起互动、闪烁着“灵晕”的艺术形式了，她们再也回不去了。

同时，电视也让年轻一代农民工不再适应自己生存的乡土环境。在石栏村，新一代农民工的主体大多为“80后”“90后”的年轻人。这个务工群体少有务农的经历，他们的乡土观念淡漠，对城市生活向往并有着强烈的依恋情结。这个群体有一定文化水平，掌握一定的技能，维权意识大大增强，往往会主动运用法律武器，主张自己的权利。但有些人对社会忍耐和包容性差，对家庭、社会欠缺担当精神。

在90%的青壮年都出去打工的石栏村，电视已经成了留守儿童的“电子保姆”，电视成了儿童的情感寄托，对儿童起教化作用。电视狂欢消解真实，除了使人们忘记了本民族的传统娱乐形式，同时也让青少年的人际交往能力有所降低，成为“时间移民”——“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作为主体的人，其存在的地理位置并未改变，但从思维、情感等方面来看，他已进入了另一个空间，与其中的环境融为一体，感受着环境中的人物的喜怒哀乐，用环境中人的眼光、观念去思考、去分析、去对待各类发生在该环境中的事。此时此刻，主体完成了他的角色转换，在精神方面成为另一文化空间的‘居民’”^[31]。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明星，这些青少年都能如数家珍，仿佛是自家最亲的亲戚，而对本村的居民却未必认得全；看到电视剧也能理清人物关系：尔康喜欢紫薇，小燕子喜欢五阿哥……然而到了现实生活中，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环境的认知就值得商榷了，不了解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社会情况。在这个环境下，农村青少年在精神上其实已经变成了城市人，但是其行动又无法脱离农村的局限，只好日复一日做着“白日梦”，在人生道路上苦苦挣扎，遭受着灵魂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