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赋权：电视文化与社会流动

有人将农民的社会流动定义为：通过乡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使农民逐步地从土地的束缚中摆脱和解放出来，实现农民职业与身份的分离。^[1]其实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是对同一种社会现象所做的两种视角的分析。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在一个既定的社会阶层结构里，如果转移的方向是由较低社会地位流动到较高社会地位，称为上升流动；反之，则称为下降流动，这两种流动统称为垂直流动。有些社会成员从一种职业转移到另一种职业，但其收入、声望、社会地位却基本相同，是在同一水平线上流动，因而被称为水平流动。地理位置的变化也属于水平流动的范畴。

就中国社会的分层现状研究而言，国内学者主要有四种观点：陆学艺的“十阶层论”^[2]、李强的“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孙立平的“社会断裂理论”，以及李强、沈原、孙立平合作提出的“四个利益集团”的观点。这四种观点无一例外地认为，农民位于社会分层的最底层，拥有最少的社会资源。此外，“社会断裂理论”和“四个利益集团”理论还认为尤其是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民“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是“利益受损群体”。为了改变自己的社会底层地位与“利益受损”的现状，农民必须进行社会流动。能对社会流动现象作出解释的经典理论有三种：“推拉理论”^[3]、“二元经济理论”^[4]和“预期收入理论”^[5]。在石栏村，这三种理论有不同程度的适用性，但最终都指向不合理的城乡二元分割的资源分配体系。

在本研究中，我们既要测量电视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民水平流动的影响，也要考察电视对其垂直流动的影响。其中，文化资本是一个关键概念。由于电视是广大中西部农村能接触到的唯一的大众传媒，电视通过控制文化资本的传播和扩散影响了社会流动。据研究，社会流动实际上就是人力资本的流动，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提出的“流动成本-效益”理论，把流动看作是一种能带来经济收益的投资行为，人力资本的流动具体作用到每个人的身上就是文化资本的流动。在石栏村，电视是除了教育体系以外的最重要的文化资本的分配途径，人们通过电视获得对世界和日常生活的理解，从而获得基本的在现代社会生存的能力。布迪厄认为文化可以分为三种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在本研究中包括对传播媒介的掌握程度（数量、种类），从大众传媒中获得的公共知识，现代化的观念等。这种文化资本不仅仅是生存技能，更重要的是教养、德行、人性。同时也包括各种能力：认知能力、思考能力、社交能力、行为能力、创造能力、欣赏能力。这些品质与能力从根本上影响了人的社会流动。此外，文化资本的范畴还包括：人们要学会节约时间，学会合理地利用闲暇时间，因为充足的闲暇时间是个体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人们要学会止欲，学会摆脱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对个体精神的羁绊，学会放弃对物的贪婪和占有，进而投入更多的时间去欣赏生命、生活，有能力促进身心平衡、社会经济文化和谐。布尔迪厄认为，教育和素养是最大的资本，是最有能力转化为经济资本的资本。^[6]

关于电视影响社会流动分为两派：一种观点认为精英群体是不断循环流动的，意大利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帕累托是这种观点的倡导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精英是可以“父贵子荣”，社会阶层是能够复制的，这是再生产理论的观点。^[7]与之相适应，关于电视对农村发展的影响，也有以下两种观点。

一种是现代化-发展的观点，认为电视对文化资本起到了积极的扩散作用，促进了农民的社会流动。该理论起源于二战后的美国，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功能。其中代表性的理论有勒纳的移情理论、施拉姆的媒介功能理论、罗杰斯的创新与扩散理论等。发展传播学奠基人勒纳认为传播科技有“移情”的能力，即大众传播媒介可以帮助农民突破地理限制，开阔视野，培养和发展现代性格；英格尔斯认为传播能促使人的现代性的形成。我国目前的农村受众研究大都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展开，包括老一辈传媒研究者杨云胜^[8]、程世寿^[9]、祝建华^[10]、张学洪^[11]、裘正义^[12]、陈崇山^[13]、王怡红^[14]、戴元光^[15]、方晓红^[16]、姚君喜^[17]等人的农村社会调查。“现代化与发展理论”被学界公认为较符合我国国情，但是这种理论“过于理想化，取得的实际成果微不足道，而且被怀疑和批评为替政府控制和利用媒介提供理论依据和借口”^[18]。(www.xing528.com)

另一种是依附-再生产的观点，认为电视非但没有满足农村的媒介需求，而且客观上造成了城市对农村的文化殖民，维持了现有的城乡二元分割现状与既得利益集团的统治，帮助了现有社会结构的再生产。

在本研究中，笔者选择湖北石栏村进行了为期3年的电视受众民族志调查，各种数据由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拾取，主要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焦点小组等方法来获得受众反馈。本研究并不存在预设结果，而是通过一种扎根式的研究方法来在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建立理论。在分析框架方面，主要采用了批判社会学的思路，从整体的社会结构和对受众的文化研究做统筹性的研究。在本研究中，笔者重点选择了石栏村的5个家庭进行

参与观察，这几个家庭的成员包括村干部、普通农民、退休乡村教师。走访了20户人家，访问了约50名村民，组织进行了5次焦点小组访谈。访谈对象较均匀地分布在当地农村中的不同阶层，包括普通农民、村干部、退休教师、返乡农民工等。在访问的50人中，男性为28人，女性为22人。他们的文化程度大都是初中水平，占60%，有20%的人是高中文化，小学文化占10%，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10%。访谈了村里的一些“明白人”，查阅了地方志，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对石栏村使用电视及其他媒体的历史进行了整理。

对电视文本的接收分析在本研究中是一个重要内容，主要以笔者的访谈形式呈现在本文中，解读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文本分析、文本符码（形式分析）、符号分析、形象分析、话语分析。^[19]即使受众本身无法掌握上述解码方法，但笔者本身作为研究工具可以通过访谈的方式拾取相关信息，也注意到了保持客观性，未过分加入自身的解读，或主导研究对象进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