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新闻生态主要发生了三次重大的变迁。第一次是从1978年之后，我国传媒业实施“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方针，新闻媒体确立了市场化主体的地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都市报为代表的市场化媒体崛起，新闻专业主义的思潮被引入，传媒成为舆论监督的主要载体。第二次是2000年以后网络媒体的兴起并赋权于公民个人，网民通过互联网进行舆论表达，各种新媒体事件此起彼伏，媒体创办网络版成为热潮。第三次是2009年以来，以微博、微信、今日头条为代表的“两微一端”成为聚合和分发新闻的主要平台。
综上所述，我国新闻生态的变迁主要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市场化、网络化和平台化。在市场化变革之后，我国的传统媒体迎来了黄金时代，资本在这段时期成了解放性的力量；网络化时代，传统媒体逐步开始走下坡路，但仍然可以吃老本维持生计；直至进入平台化阶段，传统媒体的生态位被金融资本控制的平台媒体所挤占，新闻业受到资本与政治的双重制衡。
生态位理论运用生态位宽度、生态位重合度和生态位竞争优势等概念来阐述生物单位在特定资源环境空间中的竞争关系。[103]平台媒体时代的新闻生态处于双峰并峙的状况——平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竞合进入白热化阶段。在当前中国语境下，双方都拥有关键性的资源——平台媒体拥有海量的用户，而传统媒体背后站的是国家。它们拥有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存在巨大差异，但是其竞争的广告市场和用户市场具有极高的重叠度。
（一）以“生活方式报道”取胜的平台媒体
首先来看平台媒体，它在目前的新闻生态中占据有利地位。新闻生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广告费用对于国民收入而言乃是定值”，具有稀缺性和有限性，“新媒介进入市场后往往引起环境资源的再分配甚至重新洗牌，有可能蚕食原有媒介种群的资源，产生竞争排斥或者竞争替代的现象”[104]。由于用户习惯于通过手持移动终端设备来阅读新闻，新闻APP成为重要的新闻渠道，用户对平台媒体的海量内容产生了依赖。而传统媒体打造的新闻APP尚不成气候，难以聚拢人气。为此，广告业也倾向于支持新媒体，例如咪蒙的广告收入是省级卫视黄金时段广告收入的七倍。[105]
生活方式报道充斥了平台媒体的大部分空间，严肃的新闻内容只占平台媒体内容的小部分，但是这部分非常关键，且不可或缺。有学者将生活方式报道界定为“主要关注作为消费者的受众，常常以娱乐的方式，为他们提供与日常生活中可用的物品及与服务有关的实际信息与建议”[106]。在消费主义的环境下，受众对严肃新闻内容的需求大为削减，其主要需求为服务性、消费和娱乐信息。特别是宠物、家庭装修、旅行、健康等新闻题材受到新媒体用户的青睐。有学者指出新的新闻类型已经形成，即“信息-娱乐新闻是带有建议与指导和娱乐与放松的信息混合物”[107]。
罗伯特·皮卡德指出：“新型的生产模式已经悄然出现，传统的新闻生产正在被分解为服务模式和手工模式。服务模式就是媒体将新闻产品转变成服务，它通过多种平台流动。而在手工模式中，新闻是由个体创业记者和强调新闻品质和个性的小型记者合作社生产的。”[108]自媒体是手工模式的典型代表，它们被平台媒体广泛网罗和吸纳，成为围绕平台媒体所建构的新闻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点是带来了巨大流量，但是内容偏软性，没有权威性和公信力。自媒体为平台媒体提供了大量的生活方式报道，形式包括图文、视频等。用户上传的视频内容，成为提高平台媒体流量的利器。但是平台媒体对自媒体内容的把关不严，除了尽力规避政治风险，在版权方面大打擦边球，以内容为用户自主上传为由逃避责任。
（二）传统媒体的融合转型与制度壁垒
传统媒体并没有忽视生活方式报道，相反以都市报为代表的城市媒体非常关注读者的这方面需求。只不过平台媒体兴起之后，采用众包的方式进行内容生产，并且用智能化的方式进行分发，在数量和效率方面都大大超过传统媒体。(www.xing528.com)
平台化也是传统媒体发展的趋势。目前西方的影视集团都在积极地平台化，自建媒体平台有四大好处：保护自己的品牌、获得用户数据、增加收入来源、控制自己的命运。[109]宋建武等人指出平台化才能使主流媒体掌握网络舆论主导权；平台化有利于主流媒体聚合优势资源、吸引海量用户；平台化有利于主流媒体重构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110]
地方性的传统媒体也着力转型为市民生活服务平台，重构所在区域的新闻生态。它们不仅帮助政府建立了政务微博、政务公众号，更有媒体与地方政府合力建设城市政务平台。如《长江日报》与武汉市合办的“武汉城市留言板”，将城市居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需求更有秩序地组织起来，要求相关部门在限定的时间内解决问题并予以回复，不仅化解了现代城市中的各种矛盾，也为传统媒体提供了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真正成为党和政府与群众沟通的桥梁。同时这一平台也为《长江日报》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新闻线索和用户数据，一举多得。
我国的中央级主流媒体也在积极进行媒介融合的转型，计划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它们不仅建设自己的平台，还充分利用其他平台媒体进行多平台的内容分发。例如，《人民日报》开设了颇有影响力的微信公众号矩阵，拥有数以亿计的用户关注。央视则与“一直播”合作，在微博上开设直播节目。但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平台的合作地位并不是对等的，它们需要遵循平台媒体形成的规则，在新闻的分发、收益分配过程中也颇受掣肘。为此，《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也分别建设了各自的媒体平台，但目前还未能占有足够份额的用户市场。我国的传统媒体尚没有办法形成合力，建成统一的平台媒体，对整体的新闻生态进行改善。
罗伯特·皮卡德指出，“这场新闻供给生态变革的核心是新闻和新闻职业本身的去制度化”[111]。但在我国的政治场域中，党报将长期作为时政新闻的供给者而制度化存在，具有天然的统领功能。除了发掘行政资源，建立政务沟通桥梁，传统媒体虽然在表达空间方面不如平台媒体大，但也拥有平台媒体不具有的政策红利。由于媒体的文化产业和意识形态属性，传统媒体拥有对抗平台媒体的两大制度壁垒。
首先是牌照壁垒。为了保证意识形态安全，我国政府对互联网新闻资质进行了严格管理，出台了针对时政新闻报道的牌照制度。如果平台媒体想要提供新闻信息服务，须持有《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如果从事视听节目服务，还需要提供《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民营的平台媒体很难获得完整的新闻资质，特别是在互联网视听节目领域，民营资本获得独立牌照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虽然新闻视频服务的市场被看好，也有不少平台媒体试图在此领域发力，但均因政策红线而受到制约。在牌照许可的制度框架下，我国的传统媒体仍存在生存空间。
其次是版权壁垒。由于时政新闻内容必须从传统媒体转载，平台媒体如果没有版权意识，就很可能面临诉讼风险。在法律方面，我国越来越重视新闻版权的保护，今日头条多次被传统媒体告上法庭，并被判处赔偿损失。附着于平台媒体之上的自媒体内容的品质参差不齐，还有不少在版权方面存在瑕疵，甚至存在对社会有害的内容，这时就很难界定究竟由平台还是自媒体来承担侵权责任。如何厘清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内容侵权责任，这也是我国内容产业立法的难点所在。
上述两大壁垒可以保住传统媒体在关键领域的影响力和存续的价值，但对于争取市场份额来说效果十分有限，无法使其回到黄金时代的辉煌。制度壁垒一方面维护了传统媒体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使得国有媒体和新媒体无法深度地融合，形成新的新闻生态物种。有研究表明，“在后工业时代，新闻机构已经不再掌握新闻业，政府、商业和普通公众的话语权在上升；广告商直接接触消费者；公民的参与成为新常态；新的生态系统正在形成”[112]。在新的传媒生态环境下，传统媒体不能只依靠政策红利，而是要积极进行传媒创新，发展成为具有自造媒介生态的能力的新型媒体平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