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媒体市场化转型的加剧，市场权力对新闻业的侵蚀也逐渐浮出水面。新闻业作为一个场域，政府、市场、媒体和公众等各股势力都在其中角逐，竞相发声，驱动事态向利于己方的方向发展。由于力量的悬殊，传媒往往只是政府和市场展示其权力的舞台，媒体和公众成为这两股力量操控的对象。我国的传媒业已经由政治的一元操控转向政治与商业的双重控制。企业权力影响新闻业的因素主要包括新闻媒体自身的企业化和集团化、广告收入成为媒体的主要财源、企业公共关系。[39]
在媒体、政治、市场三者的关系中，我国的情况素来是政治最为强势，其次是媒体，媒体是政府治理市场的中介。在传媒体制改革之前，媒体是政府的代表，对企业进行监督，传媒相对企业占有绝对优势。随着传媒体制改革的深入，传媒业对市场资源的依赖加重，市场对政治的影响力增强。在这样一种权力的双向运动中，市场不仅通过投放广告拥有了跟媒体议价的能力，还可以通过公关来影响媒体的新闻报道。在《新快报》陈永洲案、农夫山泉诉《京华时报》案、蒙牛伊利公关战这些案例中，出现了市场俘虏传媒权力、传媒沦为企业商战工具的情况。
在西方，市场主导的新闻业早已成型。麦克马那斯提出了“市场驱动的商业性新闻生产模式”，认为市场化的媒体需要在受众、新闻来源、广告和投资等四个市场层面展开竞争。企业作为新闻来源，想方设法向媒体灌输对自己有利的信息。约瑟夫·图罗提出了“资源依赖”（resource dependence）理论，他认为媒体和企业都要尽量减少对对方依赖，同时尽量提高对方对自身的依赖，是一种权力斗争的模式。麦克马那斯则认为双方是合作的关系，即所谓的“交换（exchange）理论”。他指出，投资者、媒体企业、新闻来源、广告商、新闻消费者都和新闻部门存在利益交换的关系。[40]当广告收入主导了传媒财源之后，广告主（企业）才是传媒最在意的市场，相比之下受众的市场权力已经被边缘化。[41](www.xing528.com)
在传媒市场化背景下，美国新闻业也曾受到“黄色新闻”的困扰，被迫发起新闻专业主义建设、媒体改革和社会进步运动。经过长时间的反思和痛苦挣扎，西方国家的新闻业建立了具有约束力的行业伦理道德准则和传媒法律体系，已基本消除了媒体对企业进行直接金钱敲诈和恶意抹黑的状况。赵月枝指出，记者只要遵守“客观性道德”就能真实和客观地再现社会这一命题是谬误的，记者的新闻报道行为受到外在“框架”的制约。[42]那么，我国传媒业的市场化与新闻寻租有着怎样的关系？哪些结构性的因素导致了新闻寻租的存在？
笔者梳理了中国新闻寻租的发展历程，并对《新快报》陈永洲案、农夫山泉标准门、中央电视台对企业的负面报道、奶粉行业“公关战”等四个案例展开重点分析，这四个案例分别对应于市场化媒体、主流媒体和网络媒体的新闻寻租行为。在此基础上归纳了传媒机构和从业人员进行新闻寻租的主要模式，并分析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对既有文献的梳理，包括各类新闻媒体、学术论文对这些事件的报道与评价；二是对从业者的访谈，选择了来自主流媒体、市场化媒体、网站以及公关公司的数名从业者进行访谈；三是参与和观察，通过对媒体、公关公司和企业的走访来获取第一手资料。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