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赋权与自媒体新闻传播范式转移

自媒体对新闻业的影响是带来了新闻的社会性生产。因此自媒体的新闻范式革命主要体现为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在互联网领域的抗衡、传者权利与受者权利的博弈。虽然新媒体也不可能带来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革，仅仅是嵌入既有社会结构中的一种信息传播机制，但它在对国家赋权的同时也为公众赋权，带来了新闻传播范式的新气象。

因此，我们所说的范式革命主要是传受关系的革命，而不是自媒体真的可以替代传统媒体。很多传统媒体都在自媒体平台上获取新闻线索并进行报道，自媒体对传统媒体甚至进行了议程设置。

与传统媒体的传者主导的专业主义新闻范式相对应，自媒体的新闻范式则偏向于受众，可以概括为社会化生产范式。

自媒体为大众赋权，提供了理性沟通的空间。特别是微博、微信和短视频，成为中国网民表达利益诉求的空间和场域。中国学者一直在纠结中国是否有公共领域的存在，但自媒体已经实实在在地建构着中国的公共领域，不同的社会阶层利用自媒体进行协商和沟通。当然我们也要注意自媒体可能跟“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一样存在某些弊病，农民和农民工很少通过自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自媒体在某种程度上排除了社会底层大众的参与，而只是中产阶层进行表达的空间。

同时，自媒体建构的公共领域与传统媒体公共领域也表现出了不同的病症。自媒体主要表现为私人领域的公共化，把很多私人问题经过广泛传播变成社会问题，同时也存在泄露个人隐私的风险。而传统媒体的问题主要是公共领域的私人化，即本来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成为少数利益集团谋取私利的讲坛。

自媒体还横向联结了社会大众，实现了大众的自我传播。在帕特南的宏观社会资本理论架构下，我们可以发现自媒体联结了具有相同社会心理的人群，增加了社会的整体社会资本。在大量的新媒体事件中，具有近似社会地位，拥有同样利益诉求的人群借助互联网的社会网络属性进行了社会集体行动。而在格兰诺维特、林南的微观社会资本理论架构下，我们会发现自媒体的新闻传播路径与社会网络的结构一致，大众通过自己关注的信息节点来进行把关。而“强关系”“弱关系”下的新闻传播效果又有巨大差别。一般情况下，强关系下的新闻传播有助于维持友谊，于是有人说自媒体语境下的新闻是“无分享，不新闻”。弱关系下的新闻传播则有助于信息和社会资本的传递，使得较低社会阶层的用户能获得较高社会阶层用户的资源。“弱连接”传播也是新媒体对弱势群体赋权的主要原理和机制。(www.xing528.com)

自媒体还带来了民间话语对官方话语的抗争。传统媒体的新闻范式是精英主义的、新闻专业主义的，代表的是主流价值观以及社会精英对现有社会秩序的一种维持。而自媒体的新闻范式则来自普通公民。在中国主要表现为中产阶级，未来还可能扩展到底层大众。如果传统媒体代表的是主流文化，那么自媒体代表了一种流行文化，这种流行文化从亚文化转化而来，又常常为政治或商业收编。

传统媒体主要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志，而自媒体则体现了中产阶级的趣味，信息权力向社会中下层的位移。自媒体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亚文化的媒体形式。我国的自媒体是一种亚文化的代表，常常与主流文化保持一定的距离。它是与主流媒体平行的一条线，一直存在但被遮蔽。在一些新媒体事件中，自媒体还对主流社会产生了重大冲击，并带有民粹主义的倾向。在中国，自媒体尚有发展空间，因为传统媒体受制于体制，难以满足受众的多元化信息需求。只要合理规避政策风险，占有技术和内容优势的自媒体大有可为。

自媒体也存在被收编的情况。一方面是被政治权力收编，另一方面是被商业权力收编。目前看来后者的风险更大。很多自媒体受到市场力量的操纵，写作软文和“公关稿”。因此，自媒体的专业主义则主要是珍惜品牌和声誉，尽量公允地传播信息。

自媒体通常还是“顾影自怜”的自恋者，树立传播者的美好形象。受众通过“围观”来表达自己的偏好与态度。传播者发布的新闻可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而是更加软性和私人化。例如，微博、微信的“朋友圈”和人人网的“新鲜事”都可能不是大众关心的事实的变动的报道，而可能只是“粉丝”关心的信息的呈现。在自媒体情境下传播者可能刻意掩盖对自身不利的信息，造成新闻失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