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韬文（2002）认为传播理论的本土化可以有三个层面：简单移植、修订理论和原创理论。他认为简单移植的价值不大，原创理论太难，修订理论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而什么样的理论可以被“修订”？宏观理论的体系性太强，难以一蹴而就，微观理论太拘泥于表面，唯独中层理论可以兼顾普适性和特殊性，成为东西方理论对话的桥梁。
在中国从来都不缺少通过民族志研究建构中层理论的经验，虽然并非传播学者的创造，但都与传播学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黄光国的面子理论、翟学伟的关系理论、边燕杰的强-弱连接理论等都对传播学的本土化有所启发。
如前文所述，地域层面的冲击-反应模式曾是我国民族志传播学的主流，如前文所提到的西部少数民族的传媒影响研究。其中也包含传统-现代模式，我国作为正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剧烈转型的国家，遭遇了西方思潮的冲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都纠结于抗拒还是拥抱西方文明。
随着我国的现代化程度加深，传播民族志的研究社群进一步壮大，研究范式也日趋多元化，球土化模式和参与-赋权模式对冲突-反应模式形成了挑战。
球土化模式也就是所谓的全球化和本土化双向发展的模式。这种模式主要体现在流行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中，特别是美剧、民谣的研究。在个人层面主要表现为一些接收-阐释研究，如迷文化研究。球土化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以及本土自觉性的增强所产生的传媒业的必然发展趋势。
参与-赋权模式，主要研究城市社会中的无权群体，如劳工、妇女、儿童的媒体使用与赋权，这是我国的传播政治学派的学者非常关心的内容，目前也成为研究主流。这一模式相对冲突-反应模式更强调了受众的积极性，同时不那么强调媒体的中心性，常常需要跟其他邻近学科配合展开研究。
（二）我国传播民族志的问题与不足
我国现有的一批传播民族志研究引起了一定的学术影响，优点是紧扣中国社会发展的脉络，但尚未成为主流的研究方法。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传播民族志研究的主体性，没有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特别是我国尚处于现代化阶段，后现代传播学理论在西方已经如火如荼，但对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影响不大。
与西方以及我国港、台地区的传播民族志研究相比，我国的传播民族志的研究基础还比较薄弱，研究议题也是零敲碎打。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田野调查方法可以应用于传播学5W中的任何一个研究领域。但目前我国的传播民族志主要应用于受众研究特别是电视受众的研究之中，近两年在杨国斌等人的推动下也有向互联网用户扩展的趋势。我国传播民族志的研究对象从电视扩展到互联网、人际传播、报纸、广播。
中国传播学者的民族志方法运用尚处于模拟和学习阶段，理论建构能力不足。我国传播民族志的不足在于“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没有进行打通，很多学者研究一个社区时就单纯研究那个社区，没有将它与国家和社会的变迁结合起来，缺乏概念的建构与拓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借鉴个案拓展法。帮助我们把个案、特殊的研究变成典型、规范的研究。
当下我国的传播民族志作品还常常出现问题意识不足、操作不规范的问题，深度和广度均有所欠缺。研究范围主要限定于受众研究和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研究之中，没有成为一种可以与别的研究方法配合使用的常规性的研究方法。这种问题的出现跟学者所受到的训练有关，我国尚未形成相关研究传统，现有的研究成果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研究社群的发育尚不成熟。传播民族志研究对学者的理论基础和反思性能力要求比较高，同时也需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和金钱。
我国的传播学研究虽然在懵懂中开始探索中国本土的经验，但还缺少参与到社会变革中的冲动和明确的问题意识。李金铨指出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出现了“内卷化”的现象，“抱住一个小题目，在技术上愈求精细，眼光愈向内看，问题愈分愈细，仿佛躲进自筑的一道墙围”，“其结果是不但忘记更大的关怀，更阻碍思想的创新”。传播民族志作为一个交叉领域，为新闻传播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提供了沟通与对话的渠道，未来传播学需要与其他学科在中国研究方面齐头并进，而不是画地为牢。(www.xing528.com)
另外，在我国的传播民族志中还常常出现媒介中心论的倾向，夸大了传媒的主导性作用。其实技术对社会结构的冲击能力有限，主要还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发挥作用。媒体与社会是互相形塑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应该聚焦于媒体本身，更应该关切使用媒体的社会群体的真实情感与社会遭遇。
在我国做传播民族志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如何作为一个外来人士得到对方的同意合法地进入田野地点比较困难，往往需要领导批示和单位的介绍信。一些传媒机构为了规避责任风险，并不愿意接受学者的采访。如果学者隐匿诉求和目的进入田野地点或采访当事人，又会面临研究伦理的拷问。
另外，中国学者大多都生活在大学的象牙塔中，缺少接地气的机会。在经费方面也存在困难，传播民族志研究很难申请到高层次的基金项目，就算申请到了也受到财务管理制度的限制。人类学者在田野中常常寄宿于农家，或者在城中村租住房屋，要获得符合报销条件的票据比较困难。
在当下的学术发表中量化研究占有强势地位，但对基于本土经验的理论建构能力不足，需要有相应的定性研究进行先期探索。因此我们提倡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去发展传播理论。对传播民族志的研究者来说，本土化既是机遇也是陷阱。“生于斯，长于斯”缺失能让本土学者更了解中国的情况，但也容易过分认同本土的一些思维方式，无法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待本土问题。
（三）我国传播民族志的前景
传播民族志进入中国仅仅十多年的时间，它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还是一种系统化的西方知识。它在中国的扩散经由了一些关键节点，也就是传播学里面所说的意见领袖的推动，同时受到外在社会结构的制约。因此，知识场域和文化语境是影响传播民族志研究的关键因素。本研究试图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解释传播民族志在我国的传播与发展。
传播民族志这一学科分支要在中国传播学界立足和发展，处于一定的知识场域之中，受到一些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首先，中国的传播学是基于新闻学的架构发展起来的，它的内在基因也决定其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基础相对薄弱。西方传播学在近几十年引进中国，特别是媒体人类学、文化研究、媒体研究的相关思潮通过海外学者或者留学归国人员传播到中国。同时也受到邻近学科的影响，一些综合性大学和民族类大学在民族学、人类学方面有传统和积累，为传播民族志提供了方法论支持。传播民族志也与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到群众中去，到农村去”的诉求不谋而合，得到一些院校的支持。
其次，传播民族志处于中国传播政治经济结构的边缘位置。从权力结构方面进行考察，传播民族志的研究视野本身没有显在的政治诉求，关注日常生活，但它隐含的批判视角，使得相关研究成果的传播受到各种权力的阻碍。传播民族志在商业上没有显著建树，量化研究则相反，这也使得量化研究在我国处于优势和中心位置，民族志研究的传统发展缓慢。
传播民族志要求学者具有田野工作的相关素质和技能，与量化研究相比，更像一种手工艺，这种技巧的掌握和发挥因人而异，因此培养合格研究者是重中之重，对传播民族志学者的训练也是学科发展的重要一环。今后需要将传播学的质性研究方法纳入正规的课程体系，在本科阶段开设媒介人类学课程。同时将媒介素养作为所有层级学校的必修课程，帮助公众获得必需的媒介使用技能。在传播民族志学术社群进一步形成后，还要有专门的学术刊物，建立在中国传媒领域做田野调查的研究传统。
传播民族志在国外虽然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但在我国仍然是比较新鲜的事物。由于这种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机动灵活性，同时能对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比较贴近实际的判断，因此在我国有较为光明的前景。这种方法常常运用于探索性研究之中，在后续研究中可以使用定量研究方法进行重新测量和验证，形成一种定性定量的循环和混合的研究路径，更有利于解决复杂的传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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