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赋权：传播民族志知识源流

民族志是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的一种，综合了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技术。民族志是西方人类学的看家本领，主要用于研究“异文化”群体。田野调查常跟民族志通约使用，“田野”是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任何社区或场域，不管是原始部落还是现代都市（潘绥铭，2011）。民族志是“地方性知识”的生产过程，“强调提供原汁原味的引语、生活的历史与个案的研究，注重对实际发生的事件进行如实、详尽的描述”（陶东风等，2011）。这种研究方法在近代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形成了“社区研究”的传统。

传播民族志则是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运用于传播学领域。美国洛夫兰夫妇（Loflands，2006）在《社会情景分析》一书中指出，适合作实地研究的课题有下列几类：意义、行为、事件、相遇、角色、关系、组织与社区。上述议题恰好都是传播学关注的核心议题。我国学者对传播民族志的理论多有论述，如蔡琪、郭建斌、李春霞、马锋、方振武等先后对这种方法进行了倡导，促进了学界对这种人类传播研究传统的认知。但也有一些学者望文生义，将传播民族志和人类学中的传播学派混为一谈。

民族志又称为人种志，是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相近的概念还包括田野调查、个案研究等。它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去理解“他者”的一种视角。人类学传统中跟传播学密切关联的分支是文化人类学，如今又有了媒体人类学和影视人类学。人类学在西方形成了独特的传统。人类学对田野调查的时间有着比较苛刻的要求，研究者需要在异文化社区做多达数年的田野研究。

传播民族志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一整套的知识体系。从学科分类来说，民族志传播学的外部知识源流主要包括人类学、文化研究、社会学、社会语言学。传播学内部起源则包括媒体研究、新闻社会学、人际传播等。学科分类是一种西方科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手段，而中国直到近代以来才建立了学科的制度。

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也将民族志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芝加哥学派关注于城市社会中的越轨群体，提倡通过民族志的方法去研究这些亚文化群体。帕克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堪称一本重要的传播学专著。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社区研究传统与美国的芝加哥学派有着密切的联系。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是中国实地调查的先例，费孝通完成了《江村经济》。其他的著名研究还有许娘光的《祖荫下》、林耀华的《金翼》等。

文化研究在中国也是新兴学科，几乎与传播民族志同时进入中国。文化研究在我国目前主要以翻译国外的理论和作品为主，真正出色的本土研究还十分匮乏。伯明翰学派多为我国文化研究学者所推崇，吸引学者一次又一次地“回归伯明翰”。文化研究学者的翻译工作为我国的传播民族志研究准备了理论资源，如布迪厄、福柯、葛兰西、霍尔的相关理论都是由文化研究学者先翻译到国内的。民族志在文化研究领域中也得到广泛运用，伯明翰学派重要人物霍加特的“奶吧”研究也使用了实地调查的方法。雷蒙·威廉斯的共有文化理论、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在跨文化传播中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www.xing528.com)

民族志具体广泛运用于传播学中主要是英国的媒介研究传统。莫利的《举国上下》使用传播民族志的方法探究了英国观众如何依据自身的政治经济地位来理解这档全国性电视新闻节目的内容。同时他还将传播民族志运用到媒介社会学、媒介地理学的相关研究中。

民族志和文化研究的区别在于民族志是关注客观实在的经验研究，而文化研究则仅有很少的部分使用民族志方法，文化研究流派众多，而且更加重视文本阐释。文化研究倾向于将现实和真理都看作文化构建的形式（杰夫·刘易斯，2013）。

国外社会科学在21世纪以来出现了民族志转向和空间的转向。目前我国翻译的传播民族志方面的专著比较少，但民族志方法的书比较多，如重庆大学出版社的万卷方法系列。这也反映了传播学对前沿理论的反应尚落后于其他学科。

目前我国对西方传播民族志的了解主要来自英国的文化研究和媒介研究学派，对于美国的媒介人类学知之甚少。来自美国的传播民族志相关译著主要有《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大众传播学研究方法：质性取向》《媒体世界：人类学的新领域》。在新闻学领域，传统的报学已经难以满足学科需求，在新闻理论创新的压力下，黄旦、陈卫星等人先后组织翻译了一批新闻编辑室民族志调查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