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赋权解决民族志本土化问题

媒体已日益成为现代社会运行的结构性力量，但我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并未将传媒作为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这也为新闻传播学者从民族志的角度研究传媒提供了机会。传播民族志自21世纪以来成为我国的传播学研究的重要研究视角，并开始形成相关学术研究社群。本书旨在对此类学术社群的知识生产的情况进行回顾，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在近年来学界一直关心传播学的本土化问题，传播民族志作为一种西方知识和研究路径，它在中国的发展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值得吸取？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

（一）民族志的本土化优势

民族志是西方对“他者”的凝视，同时也是针对“地方”的研究，试图建构一种地方性知识。传播民族志也是对地方性的传播经验的总结归纳，试图建构相关的理论。中国是富有本土传播经验的国度，传播民族志不免与别的学科产生碰撞，从大的人文社科背景中汲取资源。在中国做传播民族志，就不得不提到西方的中国研究传统。

西方的中国研究分为当代中国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和汉学（Sinology）两部分，前者指的是1949年后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界形成的有关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后者则是以人文研究取径为主，研究对象为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的研究（周晓虹，2002）。

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中，许多成果都来自田野调查。在20世纪50—60年代，海外学者主要依靠中国官方公布报纸、广播等资料对中国进行研究，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内地到香港的移民进行访问，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机会直接到中国进行田野调查（郑欣，2003）。来到中国进行田野调查的不仅包括裴宜理、黄宗智等西方学者，更包括留学海外的华裔学者，如林耀华、阎云翔。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费正清、傅高义、施坚雅、裴宜理、黄宗智、孔飞力、赵文词、戴慧思、边燕杰、阎云翔、周雪光、李静君等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形成了当代中国研究的传统与范式。在中国研究的视野下，传播学的邻近学科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在中国本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吴文藻、费孝通的社区研究，杨国枢、黄光国的中国人社会心理学研究等。传播学位于多学科的交叉领域，没有理由不受到其带动。的确华人传播学界也对此进行了筹划和努力。从1993年开始，海内外的传播学者就经常讨论传播学理论的本土化问题。但传播学在中国尚属一个年轻的学科，知识积累和范式成熟尚待完成。

中国研究领域的华人学者对祖国进行田野调查之所以能够取得重要的成果，主要是因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能够达成所谓的“视界融合”（周晓虹，2010）。华人学者对中国的情况相比西方学者要了解得多，但是相比本土学者还是有隔膜。但无论怎么说，这种对母国情况的观照创造了胡塞尔（1997）所说的“主体间性”，即“交互主体性互相构造客观的世界”。传播学中也有现象学相关的理论，认为人类需要通过“镜像”来建立自身的主体性，库利的“镜中我”和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人是通过他者来认知自我的。因此，我们通过传播民族志这种社会科学路径，可以更好地观照中国本土的传播现象，提炼本土理论。

（二）传播民族志本土化的问题与困惑(www.xing528.com)

“去西方化”的传播研究在21世纪以来受到欢迎。Curran和Park（2000）提倡传媒研究的“去西方化”（de-westernize），以纠正“西方传媒理论仅仅关注自己而眼光偏狭”的弊病。传播民族志研究是“去西方化”传媒研究的主要途径之一。传播民族志能够帮助本土学者以局外人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破除“当局者迷”的困境。中国本土学者若能透过这一视角，反而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在我国的传播学本土化成果中，大部分都遵循人文主义的研究传统，对我国学术经典文本进行重新挖掘和阐释。但这些阐释性研究很容易陷入“极端主观主义”和“非理论化”的泥淖，出现“非科学化”“非系统性”的问题（Gudykunst，2005）。在传播理论本土化的社会科学取径上，民族志是带有人文色彩的实证研究，能够对传播学的社会科学范式、阐释范式和批判范式进行有效勾连，而不陷入非此即彼的窠臼。传播民族志作为一种“中庸之道”，较好地兼顾了科学性和本土文化。

汪琪（2013）认为如果一项研究所遵循的典范、理论、概念与方法都是外来的，仅仅是现象与数据是本土的，就很难称之为本土研究。因此，本土化最需要的不是去西方化或将西方论述拒之门外。而是在分析与观察本土对象的同时，也收集、探讨和运用相关的本土论述。借由本土观念、思维帮助检验并丰富现有的典范、理论、概念和方法。她特别强调这是一种“转译”的工作，就是将本土思维和观念转译为科学论述语言并加以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中国研究取得的成果就是在转译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

当下中国的传播研究范式主要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主，强调了传播对社会的实用价值。在此基础上的传播理论本土化形成了“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研究路径。对于西方传播理论的本土化，大陆学者是有人反对的，认为当代中国研究是基于西方视角，带有萨义德所说东方学的霸权色彩。但一些华人学者又强调美国传播研究传统——实证研究方法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仍是目前传播研究的主流研究方法，不可忽视，不容偏废，也没有摒弃不用的空间，还呼吁应该加强量化训练与应用（李少南，2002）。

李金铨（2014）指出，我们不全盘接受西方支配性的观点，也反对抱残守缺的本土观点。王怡红（1995）也强调与西方进行对话。陈韬文（2002）认为海外理论在中国的移植和应用是进行本土理论原创不可避免的第一步。模仿是创新的基础。李少南和陈世敏（2001）指出中国方志学对研究华人传播更加适合，他们认为中国的方志学诞生于中国社会，应该比西方的研究方法更适合研究本地的国情与社会文化。首先，方志学强调社会互动的意义以及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感受；其次，中国方志学将社会的安定与文化的传承，置于研究之正义、客观、共识等研究规范与原则之上。

沟口雄三（1996）指出中国研究需要确立本国的主体性，改变以往的以世界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的研究范式，建立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的研究范式。中国研究的经典范式主要包括冲击-回应模式、传统-现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国家-社会关系（周晓虹，2010）。那么，我国的传播民族志研究对上述四种范式有何回应？有没有建构自己的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