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传播学的反思与前景-新媒体赋权与治理的视角

（一）对发展传播学理论的反思

发展传播学一般倾向于认为技术在社会的线性进化进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许多批判性的研究质疑了现代性对人类的正面影响。他们认为发展传播学理论“把大众传媒假设为发展进程中的中立力量，忽视了媒介本身就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的产物”，企图“将新独立的亚、非、中东国家引入资本主义的体系”。另外，发展传播学的一个错误假设是认为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的必然是相互排斥的。事实上，盲目地推进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有可能导致文化殖民以及当地传统文化的消逝。在当下的发展传播学研究中，学者们发现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是可以相互混杂和融合的，西方流行文化可以实现全球在地化，但是这样一种效应对当地带来的是正面还是负面效应还有待讨论。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文森特·莫斯可一针见血地指出，发展传播学无非是一套把非西方世界纳入西方世界为主导的世界等级体系中去的权力话语。詹姆斯·哈德兰甚至认为：“向发展中国家兜售传媒加速现代化理论可以说就是犯罪。”由此可以看出，发展传播学在西方其实已属过时的理论，但是其出发点不再是宏观叙事的国家与民族话语，而是具体到社群、阶层与个人，对分析我国国内情况来说依旧具有解释力。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地发展的目标尚未达到，我国的发展观也亟须转变，转变那种简单地认为“发展是经济增长的过程，是生产力、产品和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有时候也强调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的偏颇性观点。

（一）前景一：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www.xing528.com)

参与式发展是发展传播学进入21世纪后的主要理论进路，我国近两年来也开始引进参与式发展理论。它的关键词是“赋权”（empowerment），赋权给社区是通过充分听取社区的意见和放大社区在决策中的声音来实现社区参与，赋权给穷人和妇女以重新唤回他们对自身能力和知识自信、重建自尊的过程。这种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是发展理论与时间追求的最终目标”。由于参与式发展的赋权强调的是弱势群体的自我发展，因此，如何增强弱势群体通过使用媒介获得自我发展的能力，进行公民媒介素养教育，提升他们的媒介素养是当务之急。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是发展传播学的未来方向，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也将对弱势群体的研究作为其未来五年学科发展规划“顶大计划”的核心项目。鉴于我国的社会转型将可能从追求效率，兼顾公平到更加关注社会公平问题，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也是我国发展传播学研究的应有之义。

（三）前景二：中国问题下的多元理论视野

随着传播学研究更加成熟，我国社会体制改革进入深水期，全球传播、文化殖民、数字鸿沟、阶级分化等问题在我国受到重视，这些宏大命题也对实证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以往的发展传播学研究主要局限于对西方传播学理论在中国的实证，或者简单的媒介接触社会调查，这些研究缺乏批判性的思考维度。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路径很好地观照了宏观社会的权力组织形式——包括不同国家、地区、人群在传媒所有权、接近权、使用权方面的差异，针对发展主义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所谓的发展究竟是谁的发展，谁受益，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文化研究是一门以关注底层闻名的学科，围绕阶级、性别、种族之间的不对称与对抗关系展开，当它与发展传播学结合的时候，更倾向于从微观的角度去描述一个亚文化群体的媒介文化体验，起到见微知著的效果。发展传播学作为一门以中层理论应用为主的学科，当它结合了政治经济学的宏观视角和文化研究的底层关怀时，就会将全球性与地方性结合起来，从而更加具有洞察力，更能贴近转型期中国的现实。同时，诠释学中的符号学分析方法、媒介环境学对技术的历史性哲思、文化社会学中的实践性反思，这些多元的、动态的理论视野都对发展传播学有较大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