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的发展传播学尚处于起步阶段，只有一些译著的质量比较高，为国内的传播学研究起着引导作用。如“传播与社会变迁译丛”中的《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电话的社会影响》等，以及2009年译出的《全球化、社会发展与大众媒体》等。在这些译著的示范下，国内的传播学者也开始了本土的发展传播学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较为综合系统的研究是《大众传媒与农村》，它对苏南农村居民的媒介消费行为以及经济信息对农村居民的影响进行了调查，描述了大众传播媒介与当地政治、文化的发展的关系等。中国农业大学李红艳等推出了系列乡村传播学的研究著作。云南大学2007年出版的论文集《文化适应与传播》系统讨论了传播对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影响。《社会转型与媒介生态实证研究》《社会转型传播学》则将传播与转型社会的实际问题联系到一起进行探讨。
在论文方面，21世纪初依然是海外经验的引介为主，同时开始有了本土化的理论思考与归纳。我国最早对本土传播学理论的初步探索来自祝建华、尚大雷、柯惠新的受众研究。2001—2009年间，国内开始集中探讨发展传播学的相关理论，为后来的实证研究打下牢固的基础，如外国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传播学本土化的相关理论爬梳；李斯颐对传播学与现代性关系的梳理等。黄旦、郭镇之等人对传播学前沿理论进行了重要的引介与回顾。赵斌、蔡骐、谢莹、刘晓红将媒介研究、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介绍到国内。2009年之后，我国的发展传播学研究开始进入整合和创新阶段。王怡红、张立伟开始回顾和总结发展传播学与发展新闻学的进路。同时邓正来提出在传播学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发展传播学”自身的一些特性，如韩鸿引入的“参与式传播”概念。赵月枝、吕新雨则提出要将“阶级”作为一个理论框架重新纳入传播学研究视野中。(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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