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传播学的兴起及新媒体赋权与治理

发展传播学理论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后的美国，以美国学者勒纳在1958年出版的《传统社会的消失：中东的现代化》为标志，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功能。它是利用传播的过程、技术和媒介，帮助人们全面认识他们所处的环境及变革的手段，帮助人们解决冲突、达成共识，帮助人们制定改革和可持续发展的计划，帮助人们获取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以改善自身的处境和社会状况、提高机构的效率。其中代表性的理论有勒纳的移情理论、施拉姆的媒介功能理论、罗杰斯的创新与扩散理论等。夏文蓉（2007）认为，传统的发展传播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现代化理论阶段、依附理论阶段、世界体系理论阶段，由此发展传播学的话语体系已逐渐被全球化话语所取代。

科林·斯巴克斯（2009）则认为西方发展传播学研究近年来经历了主导范式、参与范式、帝国主义范式、全球化范式四个阶段的变革。研究对象也由传统媒体转向ICT（信息与通信技术）。美国学者对1998—2007年西方发展传播学的演变进行了综述，统计发现在发展传播学研究中最流行的理论有现代性理论、参与行动理论、多元化理论、文化分享理论、依附理论和现代性批判理论。在过去这十年中，西方发展传播学研究ICT的文章占44.1%，研究跨媒体传播的占22.7%，人际传播的占9%，大众媒体与人际传播结合的占7.6%，电视媒体的占7.1%，印刷媒体的占5.2%。社群参与传播与健康传播是西方发展传播学的两个最主要分支。

发展传播学传入中国的标志当是20世纪80年代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引进中国，在此之前，他还出版了《报刊的四种理论》（1956）、《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1964）等著作。《传播学概论》传入中国不仅是内地发展传播学的肇始，同时也是中国首次引进传播学这一概念。在此阶段，中国传播学界主要致力于引进和译介西方的发展传播学理论，如罗杰斯的《传播事业与国家发展研究现状》，格德温·C.丘的《2000年的发展传播学——未来趋势和发展方向》等。当时余也鲁等港台学者首先提出了“传播学本土化”的问题。1986年黄山传播学研讨会后，国内的传播学界开始广泛讨论发展传播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传播学本土化争论”。当时的发展传播学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探讨方面，它被认为是传播学中国化方面最具优势和潜力的研究方向。

为了将传播学理论本土化，将西方理论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进行实证性的考察，至今仍是国内传播学研究者最易获得学术地位和认可的研究领域。当时国内的著名传播学者几乎全部致力于西方传播学理论的引进和本土化，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张国良、孙旭培、卜卫、李彬、戴元光、郭镇之、邵培仁、吴廷俊、祝建华、陈卫星等。为了实现传播学的文化自觉，自进入21世纪后，国内的传播学界结合中国社会发展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大规模地开展了实证调查。使用发展传播学理论来解释一些社会现象，或者是发现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条件下，那些传播学理论的适用性发生了什么变化，并且试图对其进行深挖或拓展。

笔者对十年来国内主要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的发展传播学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对发展传播学研究在国内的进展情况进行了归纳总结和审慎展望。发现我国目前的发展传播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介效果、媒介与社会变迁、媒介参与三个大的领域，媒介素养、健康传播作为发展传播学的重要专题在本书中也被单列专门讨论。同时我们也发现，我国的发展传播学研究的内容、方法、立场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发展传播学本身也从更深更广的社会维度关照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的问题，其中，弱势群体和媒介素养将成为发展传播学的核心问题。(www.xing528.com)

笔者选择2001年作为一个时间节点，是因为通过翻阅文献，发现发展传播学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就传入我国，祝建华、张学洪、王怡红、闵大洪、陈崇山、孙五三、张宇丹分别在这个领域作出的贡献已在多个研究中被提及，在此不再赘述。但是真正密集地开展相关研究却是在21世纪初。2001年，张国良教授的重大项目“中国发展传播学”研究被教育部批准立项并展开研究，“标志着新世纪以来我国发展传播学的大规模研究的进行”。因此，本研究将2001年作为起点，梳理了十年来它在中国的新进展。

为了开展研究，我们需要对发展传播学研究进行操作性定义，如何做才可被称为发展传播学研究。徐晖明（2009）认为，“发展传播学的研究大致有两个层次：理论框架研究和实证研究，前者建立基本的理论假设和宏观视角，关注传播对于社会发展是否具有推动作用，以及发生的机制是什么；后者具体考察传播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多表现为专题性的研究，例如性别与传播、健康传播、国际发展传播项目的实施成效、新传播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运用、传播与传统文化、发展传播中的公共参与、乡村地区的传播等”。

发展传播学奠基人勒纳认为传播科技有“移情”的能力，即大众传播媒介可以帮助农民突破地理限制，开阔视野，培养和发展现代性格；英格尔斯认为传播能促使人的现代性的形成。这些奠基人都认为国家或个人的现代化是发展传播学的主旨所在。因此，要辨别什么样的研究是发展研究，首先要看是不是关于个人、社群（社区）、国家的现代化的理论或实证研究。其次是这些研究是否探讨了发展传播学理论和方法，在研究规范方面是否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再次，媒介效果研究是发展传播的出发点，因此实证性也是需要考虑的特点。本书正是通过上述三个标准来筛选研究对象。此外，发展传播学研究一般还具有以下特征：①一般都涉及地方性的社群知识和经验；②重视传播技术的作用；③认为传播与社会进步具有某种内在联系。

本研究对国内新闻传播学类CSSCI核心期刊以及《传播与社会学刊》2001—2010年的全部关于发展传播学的文章进行了系统梳理，同时兼顾了相关学术出版物及博士毕业论文，发现我国近十年来的发展传播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介效果、技术与社会变迁、媒介参与等三个大的领域，而健康传播和媒介素养作为发展传播学研究中较为突出的两个专题，也被单独拿出来讨论。《新闻与传播研究》自2002年开始发表发展传播学的成果，至今有比重日渐增加的趋势，是CSSCI收录的新闻传播学期刊中发表发展传播学论文最多的期刊。《新闻大学》对发展传播学的成果发表较早（2001），相关实证研究成果的发表主要集中在基于社会问题的发展新闻学报道方面。其他重要期刊也发表了不少相关成果，但是占总体比重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