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失范：媒体缺位背后的人文思考

题引——

●“请报道正面新闻，否则我可以不接待”

2010年1月，镇江市房管局一名谢处长面对记者电视镜头采访时要求正面报道。

●中青报社会调查中心的最新调查显示，82.1%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社会说谎之风日渐泛滥，公众认为谎言最多的依次是官员、商家、职场。专家警告，说谎成风必会增加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

●“可以有不能说的真话，但是不能说假话。”当年《南方日报》原总编辑黄文俞给南方报业大院留下的这句话，如今已成为广东主流报业一代代新闻人所信奉的圭臬。

在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号称主流媒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应该扮演一个平衡者的角色，既要服从铁一般的宣传纪律，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不该说的真话坚决不说，但是又要谨记社会责任和监督职能，该说的必须说，而且不能说假话。负责的媒体并不是要代表一方把另一方推向危险境地，而是通过这面镜子，这张口舌，把社会调整到一个和谐有序的状态。所以媒体的客观报道、深度评论和正向的舆论引导都十分重要。

但是现实与理想总是有差距，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在一些本该“发声”的重大事件上集体“失声”，造成了传播的失范。以下我们就来具体探讨媒体缺位的概念、表现、原因以及由此而来的人文思考。

一、正面为主——主流媒体的缺位

媒体“缺位”是针对“到位”而言的概念，而与之相对应的还有“错位”和“越位”——三者均属传播失范的表现。为了更方便理解媒体的缺位，我们对三个概念列表进行对比分析。

媒体缺位的表现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或许受到水平与视野的局限，看不清一些问题的存在，对相关新闻的敏感度不够；第二，就算看到了问题，多从表面现象着眼，轻描淡写，草草带过，缺乏深度挖掘的勇气和责任；第三，最主要的是长期受“正面宣传为主”的指导思想所囿限，人为将内容分为正反两面，总认为批评性报道或反面报道过多了，就会影响社会的主流，往往在强调传媒的社会责任和促进和谐义务的同时，却也忽视了传媒作为公众表达声音渠道作用的缺失。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迫于现实形势或受到行政干预，“沉默也是一种态度”，即以消极形式来表达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积极人生，则另当别论。

二、主缺民补——非主流媒体的补位

在中国，已上升为第一媒体的是广电媒体，呈现中央、省、市、县这一“四级办台”格局，横向由各级广电局管理，纵向统属于国家广电总局。所以我国的主流媒体环境稍显单一，统一口径与舆论一律的情况也比较容易实现，在沉默螺旋效应的影响下，往往产生集体失声、媒体缺位的独特现象。所以，在民主时代形成完善、丰富的媒体环境，也是十分必要的，起码在主流媒体出现集体失声的时候，有一些非主流的媒体可以适时发出声音，打破信息专一垄断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借助新媒体的崛起而着意培养有责任感的非主流媒体的力量，就显得尤为重要，这里我们以网络为分析对象，探讨网络在传统主流媒体缺位时的补充作用。

据最新统计，中国网民的数量截止到2011年5月已经达到4.77亿人，到2010年底，手机网民的数量突破3亿，2010年5月微博服务的覆盖人数已经达到了8065，环比增长率16.6%，这都是新媒体环境下潜在的新闻制造力量。在web2.0的网络环境下，在手机、itouch、ipad等新媒体终端的普及下，博客、播客、微博、论坛等平台成了公民发出声音的有效渠道，简单、便捷、迅速去中心化、去主流化等特点，让新闻不再千篇一律。再加上公民话语权意识的提高，网民素质的不断升高，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都使公民参与热点话题讨论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网络监督和网络参政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甚至有时候，网络议题的设置能够影响传统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借此环境生存和发展的公民新闻，已经日益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从群众中来，代表群众的切身利益，为了争取社会话语权，他们敢说敢言，不惧打压和威胁，坚韧的草根精神带给我们很多有价值的新闻，并且通过舆论风暴来影响事件往正向发展。就像被誉为中国首位公民记者的周曙光所言，他们（指记者）有时候不敢说，我来说。就像开篇的那句话中说的那样，中国的记者确实有些真话不能说，所以由草根记者做出适当有益的补充，也是很可以的，民主法治社会需要健全的舆论环境。

在网络监督方面，微博作为一种相对新兴的力量，在网络监督中将其特点和优势发挥的淋漓尽致，嘲讽式的微博造句运动，具有议程设置功能的热门话题，集聚了各路意见领袖的名人堂，针对热点话题的微访谈，媒介最高时效价值的微直播等，都为微博控们提供了大量新鲜并有价值的信息。鉴于微博的强大影响力，当下很多地方的政府部门都在微博上开通了官方微博实行网络问政，或者更好的与群众进行沟通。民间还有不少另类的创新舆论监督，例如，行贿的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国土局工作人员周文彬选择了“自首式举报”，在微博上直播了自首的过程，迅速引发网友围观。选择微博直播自首过程，就是为了他的举报能让更多的人围观，能受到更多的重视，而不会沦落到被爆炸的信息流淹没从而举报未遂，虽说他个人的安全也被推到危险境地，但因社会广泛关注反而有了一层让恶势力不敢肆虐的保护色。这些舆论监督的措施在相关法律还不健全的时候，确实可以给举报人一个相对光明的平台。微博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勇于直面人生，不回避，不矫情，不作假，率真、内省、负责，铁肩担道义。

为了把网络舆论监督做的更加“专业”，专门的反腐网站随即成立，2011年6月，国内出现3家民间反腐网站，名称分别是“我行贿了”、“我行贿啦”和“我贿赂了”。“我行贿了”的创办人称目前该网站的访问量已超过5万，在信息真实度审核方面，他希望能得到政府的相应支持，因为他相信反腐是人民和党的需要，可以把国家和社会建设地更好。但理想的丰满和现实的骨感总是让人唏嘘，“我行贿了”网站仅仅存在5天，便被悄无声息的封杀了。但至少，我们已经看到了网络监督的巨大潜力。

所有事情都具有两面性，我们需要听到各种声音。我们不能说哪一方是完全对或者完全错的，因为现在不管是网络监督体系，还是相关的体制、法规，还是偶尔集体失声的主流媒体，都还有很大上升的空间和完善的必要，我们只能相信，通过民主的进步、制度和法律的完善以及社会的发展，媒体与政府，政府与人民，人民与媒体，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终会找到一个平衡——那时舆论监督自然就可以把握好“度”。

三、主流媒体缺位的原因

传媒业的规范主要靠他律和自律两个方面，“他律”指的就是传媒与社会的关系，遵从党和政府制定的规则，强制性的规定了行为主体“必须如何”，体现了传媒机构和传媒人从事新闻活动的基本权利；“自律”主要是传媒担当的自觉的社会责任和传媒人内在的修养，不具有强制性，它规定了行为主体“应该如何”，体现的是传媒机构和传媒人的自觉履行的义务。那么，媒体缺位造成传播失范的现象可从内外两个方面寻找原因。

首先是外因，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传播宗旨有欠科学

很显然，在今天中国这样一个主流媒体仍然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的时代环境下，纵然推行传媒产业化改革，同样也需要坚持“党管意识形态不变、党管宣传不变、党管干部不变，党管舆论导向不变”这“四不变”原则。因此，多年来表明是团结、稳定、鼓劲的“以正面宣传为主”的舆论管理要求，成了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

只是面对媒介理解力与执行力的差异，却与发出的舆论口号是否科学性直接相关。鉴于国家领导人提出主流媒体也应是“群众喉舌”的提法也横遭质疑，在国家系列重大公共危机出现时，媒介“失语”、“失度”和“失真”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反思“舆论一律少监督，高调自赏少知音”这舆论不兴的局面，需要我们对以往媒体中出现的一些似是而非的现象或观点做些深入思辨：

所谓的“社会真实原则”——常常是用哲学上主讲事物本质、发展趋势及相关内在联系的客观性来混淆在具体中再现事物存在的真实性，因而在强调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同时，回避或扭曲了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既定事实；(www.xing528.com)

所谓的“正反比例原则”——将内容人为分为正反两面，总认为批评性报道或反面报道过多了，就会影响社会的主流，“邪不压正”，事实上是把舆论监督与正面报道对立起来，殊不知批评报道既是社会清醒剂，又是社会减压阀；

所谓的“社会效果论”——即言新闻媒体意欲曝光均要考虑到社会效果，考虑到是否有利于大局。然而法治社会最重要的一环是依法治权，因而新闻媒体对政府的监督，应当是文明和法治社会的基本政治构架之一，与国家的根本利益毫无冲突可言，不应受或“左”或右的“大局”的影响，而且当中还有一个到底是由人民群众还是政府官员来判断社会效果的标准，是由社会实践还是由主观意志来评判社会效果的问题。

多年来，不少业内人员热衷“吹喇叭”、“唱赞歌”，甚至以新闻报道作为为某些领导“抬轿子”、“显政绩”的手段。而一些在位领导也见不得批评报道和负面新闻，好像搞舆论监督报道或批评报道就是给人民公仆脸上“抹黑”、“影响政绩”，不是捂就是压。本文题头引言基层官员往往只接纳正面新闻报道的做法决非偶然，这虽非“以正面宣传为主”方针的本意，但确实脱不了其极易导致理解片面的干系。

2.社会转型衍生风险

不可否认，当着社会经济领域出现诚信的缺失——假冒伪劣、短斤缺两、豆腐渣工程泛起等等的时候；当着政治司法领域出现权力的腐败——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为既得利益敢有法不依、有令不止、有禁不止等等的时候；当着精神文化领域出现人格的沦丧——做老实人吃亏、良心值多少钱、学术造假和成果剽窃成为现实信条、且人际间“宰亲杀熟”导致亲朋好友反目为仇现象不绝如缕的时候；当着信息传播领域受经济利益驱动忽视社会价值而出现道德的失范——虚假新闻、低俗之风、有偿新闻和虚假广告屡禁不止，而与生俱来的新闻真实性原则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大众传媒新闻机构的生存危机悄然而至的时候……这都表明，处在全球化背景下，同样带有知识化、网络化、媒介化等特征的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实际上已步入一个现代的社会风险发展阶段。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系统的运行和维护同信息——知识密不可分——“风险就是知识中的风险”（德国社会科学家贝克的观点）——知识界定社会风险（传媒业者这一无冕皇帝当仁不让，越位、错位与缺位成常态——媒介依赖）；由于当代社会网络化关联全方位渗透，人类的活动与交往方式比任何以往表现为一种“行动的网络结构”，当中某一节点所爆发的风险可能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或“雪崩效应”（突尼斯失业大学生的自焚所引发的北非乱局），从而产生最为广泛的影响还在于社会、政治以及大众心理的层面——网络激发蝴蝶效应；由于当今社会媒介影响力全方位的渗透，导致每一个公民都是媒介影响下的“媒介人”，从而促成社会中局部的个体的风险公开化与扩大化，并进一步政治化和社会化，其重要后果就是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政治运作形态和社会组织形态——媒介政治使风险更具有爆发力或破坏性。

社会转型打破既定格局，使社会民众处于潜伏的风险之中。风险与信任一样，两者是对未来可能性的预测。社会矛盾的反复与激化和对官僚政治的失望与质疑，让对风险和迷局不具理性认知的芸芸众生，只能对媒介的依赖性更强更大，而拥有知情权与话语权的大众传播媒介，确有必要做到慎重有加，但决不能因此为规避社会风险而行缺位之实，搞起闪避游斗，剑走偏锋。

其次是内因，又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1.僵滞观念桎梏。多年来宣传领域一直坚持的“正面宣传为主”，则一味强调传媒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所应担当的社会责任和发挥正面舆论引导作用，却往往忽视了传媒作为公众表达声音渠道的作用，用所谓“代表公众”的政府和传媒的意志剥夺了公众的真实意愿，违背了舆论运作的规律，长期形成的舆论反弹力成为了传媒舆论管理的隐患。公共危机发生时，部分政府管理部门及其领导往往把“正面宣传为主”作为抑制舆论监督的挡箭牌，封锁公众的知情权。“正面宣传为主”的传媒舆论管理思维，不仅不能树立政府的威信，反而因为对真实危机信息的隐瞒扩大了危机造成的损失，传媒丧失公信力，政府更无权威可言。目前我国无论是专业的媒体从业人员还是普通大众，媒介素养都极其薄弱，缺乏应有的防范意识，往往在知识化、网络化、媒介化的现实中轻易为他人所左右。在僵滞观念的阴霾下，思想束缚，意识守旧，思维定势强，接受新概念的能力弱。陈旧意识形态的桎梏，再加上媒体信息的封锁，造成舆论偏倒与错位，高压下则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形成。

2.民本意识缺失。“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很容易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环境中渐渐失去它真诚的拥护者。虽然现在很多行业转向整合营销传播，提出以顾客为中心的战略，但是作为市场因素，还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但传媒产业有区别性的目标，则是追求社会与经济两大效益的综合最大化。中国传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特殊产业，是有底线的：

一是有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作保证。即始终遵循“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当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因此在舆论宣传领域，即有“党管意识形态不能变，党管干部不能变，党管舆论导向不能变，党管宣传不能变”这条铁打的“四不原则”将自始至终发挥底线作用。

二是“传媒业就是尊重意识形态的特殊产业”，我们倡导产业办事业，就是要鼓励视听领域与时俱进，与民众相联，与社会接轨，与市场接轨，与资本接轨，在不断壮大自身综合实力的基础上，有能力有条件按新闻传播规律和市场生存法则去搞好新闻宣传，并基于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也从未要求过构成统一体系的传媒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得在盈利赚钱（实际上任何产业做不到也不会这样做），强调立足点的根基还是媒体被人民拥戴的社会公信力——即在社会信息传播活动中，受众和媒体共同表现出的一对公开、公平、客观、正义、效率、人道、责任的相互作用力——信任力和责任力；而支撑点的力度则来自市场主体应有的生存空间与经济实力，两个结点在完善的法治中，共同形成一条有中国传媒发展特色的“产业化的事业”之道。

3.对外来文化的解读与阐释缺乏客观准确的分析。中国文字能指、所指、意指、涵指功效异常，媒体报道往往缺乏明确观点，似是而非，偏离主题，对于涉及民生民本问题，往往含沙射影，目的性不强。

当然，除了必要的行政干预和宣传纪律的约束之外，上述这些原因也还不能作为全部理由来解释媒介的缺位，但是如果这些方面能够得到好的发展和完善，那么媒介也不会轻易缺位了。

四、关于媒体缺位的人文思考

1.推进政治文明，力倡舆论监督。政治文明和舆论监督是相互推动的关系，我国的传媒领域和政治文明关系密切，要想搞好政治文明，有必要重视法治社会“促进正向舆论生成”的新提法。所谓正向舆论——即对现实不回避，要求全面反映客观事物真实情况，反映客观规律，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社会意见，它是按照公众事务的内在联系解释客观世界，体现出对客观事物内在本质的认识和追求。它不浮夸、冲动或放肆，对正义或先进的事业和思想总是给予支持、歌颂、肯定和赞许。作为合理要素，它一要看舆论的产生是否来自公众或公众代表（关心度）；二要看舆论的内容是否符合事物本质，反映着客观规律（真实性）；三要看舆论的倾向是否顺应历史潮流，引导人们前进的方向社会进步的方向（先进性）。关键在这里，没有报道题材的人为禁区，没有影响大局的心理顾忌，更没有内容比例的硬性设限，如果要说有的话，那就是传媒舆论管理有意追求活跃的、理性的、正向的舆论生成，并通过对舆论主体的合理约束而达成某种自由与责任相平衡的保证。这就是正面与正向的一字之别。

2.强化媒介素养，认同新闻专业主义。被赋予“社会公器”的大众传媒，在中国其自身也仍有对独立主体价值的不懈追求——尊重新闻普适价值，结合中国的实际，发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专业主义。时下我们理解的新闻专业主义，是其社会属性范畴内一整套关于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和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它要求新闻界从业人员对自己所承担的特殊社会角色以及履行的历史使命具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意识，把自己的工作当成一项事业来做，而传媒的形象则是新闻人这种自觉意识外在的人格化体现。它要求新闻人富有“俯仰天地的境界、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大澈大悟的智慧人格”^[27]；要充分的自觉的使用“社会话语权”，知道为谁说，为什么说，知道怎么说才更有价值，更能产生影响，用知识、智慧和价值关怀说出应该说的话，以支持和滋养那些处在不断“应战”自然及社会挑战状态中的“社会动力层”的人们；应当持有理性、建设性的基本风格，“它意味着不冲动、不破坏、不媚俗、不虚伪、不偏激、不炒作、不盲从、不骄傲，以务实、开放、求证的心态冷静观察社会走势，以建设性的视角来报道‘一切值得报道的新闻’”^[28]，优秀的传媒人不仅要有事实判断，把事实讲清楚，更要有价值判断，即对事实进行深刻的分析和整合，然后提出见解。如果传媒从业者都具备这样的媒介素养，勇于坚守新闻专业主义，那么，我们的媒体在真正担当起实事求是的“党的喉舌”的同时，还应该无愧于“社会公器”、“无冕之王”和“第四力量”的称号。

3.做到与时俱进，摆正政府、媒体与受众三者关系。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传媒的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有其相应明确的定位：一是传媒与政府，是依托与制衡、互动与共生的关系；二是传媒与民众，是表达、平衡与对话的关系；三是传媒与企业的关系，是依存、共赢而不能蜕变成共谋。这多重关系确立的新闻普适价值，有助于形成媒体的公信力与品牌价值，这种价值是一种具有长期价值的无形资产，十分有利于铲除在市场化条件下新闻寻租与商业贿赂滋生的土壤。

至于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还可总结为“党性原则”和“社会公器”的关系，政府要转变媒体只能是御用的观念，创新政府对媒体的监管调控方式，营造良好的媒介环境；推动新闻立法，将政府与传媒的关系纳入法制化轨道。产业化的媒体必然从“单位媒体”向着“社会媒体”衍进，因而同样具有监督与制约政府权力的社会功能，并逐渐成为一种制约政府权力的健康力量。其次，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可以说是“大我”和“小我”的关系，政府应以建设性的态度来解决好当前公众和媒体关注的热点问题，不断拓宽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渠道；保障公众知情权，避免欲盖弥彰，要知道隐瞒是谣言最好的催化剂。公众也要捍卫自己的知情权，积极监督政府，使政府依法行政。再次，媒体和公众的关系可以说是“迎合”和“提升”的关系。媒体要“以先进的理念启迪人、以先进的思想引领人、以先进的观念点拨人、以先进的民生愿景激励人”^[29]。公众也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水平，正确解读媒体传播的信息，做到不盲从、不迷失，而富自知之明。

4.善用非主流媒体，缩小“主”与“非”之间的距离。网络问政，是广东省人民政府借助新媒体实现新闻执政的有益尝试。而新闻执政，则是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变为执政党的一大新型统治手段，当着社会步入网络时代的时候，传统的新闻管理方式面临着划时代的挑战，这表明执政党必须尽快学会通过舆论媒体积极影响社会，意即对所掌控的主流媒体，以之为平台，运用新闻传播手段，调和社会利益，应对公共危机，赢得公众支持，从而引导社会舆论，提升执政者的执政形象、执政公信及其合法性。当中政府对非主流媒体的使用，例如当下对微博的官方使用，并不证明非主流媒体正在被一步步的“主流化”，而是“主流”看到了“非主流”的力量，听到了“非主流”发出的不可忽视的声音，所以对自己重新进行了整合和定位。而舆论声音的“主缺民补”，实则是一种失职的行为。

5.对公民新闻的发展报以更多的希望，解决公民记者报道的真实性及稳定性问题，加强建设公民记者报道的聚合机制。言论堵则民意反。近年各大新闻媒体中崛起的民生新闻应该是民众情绪的发泄口，不同阶层的意见箱、廉洁政府的监督站；当然其中的逆耳忠言与问题表露，也是鞭策政府有效执政、廉洁执政的耳目与参谋。而媒体作为民生新闻的发布平台，当中则要注意避免节目题材同质化、格调琐碎低俗化以及娱乐化的过度包装等倾向，朝着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疏导民意、弘扬正气的方向，推动社会走向整体的宽松与和谐。

概而言之，主流媒体的缺位相比越位与错位更具伤害性，因为它的无言或失语，表明媒体社会公信力的滑坡。而公信力作为大众媒介存在的基石，就因为它是一种不可克隆、高回报、具有成长性的传播理念和生存模式，也是新闻媒体经济与社会综合效益获得最大化的契合点，它最需要社会责任与先进制度的锻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