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发展的因应之道：融合趋势下的策略

古语云，“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至；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显然，进入新世纪以来三股暗涌砥砺、变革、互通的现象蔚为壮观：一则，新媒体方兴未艾、咄咄逼人，从边缘步入到了人们视觉、生活的中心；二则，传统媒体“万人空巷”的时代渐行渐远，淡出“引领风骚”的历史舞台；三则，裹挟前行各类型媒体在新的技术、经济力量抗衡中借鉴他山之玉、抱团取暖，谋求新的市场地位。其中不难体会“融合”这个时代最大的趋势和显赫的特征，其力量好比滴水穿石，正汇聚成一股汹涌澎湃的历史或时代大潮。以往“单打独斗”的时代终将成为媒介市场的“春秋战国”时期，当下生机勃勃的“兼容并蓄”，预示着历史又一次走到了大一统的“秦朝”，正是这种全新的传播生态，被津津乐道称之为“全媒体”时代，尤以饱受新媒体挑战之累的主流报刊集团乐于此道。

一、新媒体的崛起迎来媒介融合的时代

1.时代的催化剂

近10年来，科技发展如火如荼，传播手段层出不穷，尤其是在数字化网络化加速拓展的技术前景下，新媒体的潜在能量正逐渐释放——它以小众、个性化、无边界、受众也是传者等等新的生存模式，以民主、公开、透明、交互、参与等等新的价值理念，以超时空、超媒体、个性化、交互性等等前所未有的传播渠道，成为现实人们获取信息、拓展视野、转变观念、放松娱乐、怡情养性的生活方式，从而冲破了传统媒介间的介质“藩篱”，交叉砥砺、擎旗鼓荡，在传媒市场兴起种种风浪。正如尼葛洛庞蒂预言，“数字化将决定我们的生存”。数字化和由之催生的新媒体成为这个时代降临的主要催化剂。

2011年7月出版的《新媒体蓝皮书》（即《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指出，数字化网络化为特征的新媒体已成为经济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新媒体经济不可轻视。据统计，2010年中国传媒产业总产值达到5808亿元，而其中新媒体产业的产值规模已与传统媒体基本持平，占据了整个传媒产业半壁江山。此外，电子商务的大发展标志着新媒体已深度渗透至社会的存在方式中。新媒体的主流化不仅见于新闻传播，在经济领域，新媒体已成为经济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59]

2.时代的主旋律

新媒体锐不可挡，传统媒体迫不及待地引入、借鉴与融合，引发了所谓“全媒体”必然诞生的合理想象。因而，新旧媒介或取长补短、相互渗透，或兼容并购、携手并进，化竞争为合作成为未来“全媒体”时代发展的主旋律。诚如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所做出的判断，“全媒体”的概念尽管没有获得学术界的共识，却在传播领域的实践中日复一日丰富发展着它的内涵。

应该承认，在以媒介融合为背景的大媒介市场，传统媒介发行萎缩和广告经营指标下降在所难免，产品单一、独自运营的传统发展模式再难应对市场的骤然变化。最早，中国人大的彭兰教授动议“全媒体化”，认为是指一种业务运作的整体模式与策略，即运用所有媒体手段和平台来构建大的报道体系。显而易见，相对集中和融合的媒体集团，可以根据不同类型媒介的介质特性再造生产流程，重整媒体资源。此外，在多方媒介（报纸、广播、电视以及新媒体）参与的前提下，融合媒介集团不仅实现了资源共享而又产品各异，而且有利于信息的多媒介、多落点、多形态、多流向传播。

二、媒介融合为全媒体的诞生提供了前提与愿景而非既定现实

1.前景悬而未果

数字化传播的变革目前对报纸的冲击最为明显和直接。因而全媒体战略的提出，最早见诸传媒报刊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业界尤其是传统媒体人对于传统媒介形式衰落走势的主动或被动应对。然而，当“全媒体”的口号备受推崇，“全媒体”举动也在紧锣密鼓推开，对“新媒体”、“媒介融合”、“全媒体”认识理应更加理性客观：成为全媒体集团的初衷何在？是否所有的媒体都适合成为全媒体？一味盲从趋势，忘了最基本的问题或者不介怀思想上的盲点，都是与媒体发展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在林林总总的“新媒体”概念中，北京大学的陆地教授的“豆芽理论”概括见解独到，无疑抓住了“新媒体”的本质特征。他认为，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既然是迥异于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就应当尽量避免寄生在传统媒体的“豆子”上，而应当尽量选择独立发展模式。所谓新兴媒体，是指在传播理念、传播技术、传播方式和消费方式等方面发生了质的飞跃的媒介或媒体。它不仅在形式上是新颖的、创新的甚至是前所未见媒介或媒体；而且在本质上也应是具有“新思想、理念和文化”的媒介或媒体。而“豆芽理论”对传统媒体发展的启示是：可以进入新媒体业务市场，但必须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幻想自己的“豆子”能够出二次“豆芽”或者既出传统媒体的“豆芽”又出新媒体的“豆芽”是不现实的。论及彼此的“媒介融合”，笔者认为，将其视为“数字化技术革命带来的一种‘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时代发展趋势”更为恰当。这亦与率先提出“融合”概念的西方主流认识一致，强调以“假说”面貌存在而当下并未形成科学理论的事实。至于可能引发出在网络传播平台上更多地将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融合在一起的冲动与尝试，并导致若干媒介信息生产流程的重组和整合的可观前景还有待时日继续观察。如今，大部分媒体在尚未采取合理的市场化战略和清晰的全媒体架构的条件下，不遗余力去“抢滩”新媒体市场——传统媒体纷纷创办门户网站、网络视频等，仿佛只要拥有新媒体的部分特征就能在新的市场环境下重夺失去的阵地。然而，在没有打破行业壁垒、政策壁垒及面临专业人才短板时，发展全媒体绝非易事。“病急乱投医”的损招窒息了新媒体市场的原有活力，归根到底还只能算是“不撞南墙不回头”鲁莽行径。事实是，这种试图要在形态上跟新媒体一样的思路，在实践中却被碰得头破血流。新媒体之所以新，不仅仅是因为其形态的新，更重要的是其体制、机制、盈利模式等方面的“新”，而当下最急于想从新媒体资源中分到一杯羹的报业集团的架构、体制、机制基本还是传统的，光是传播形态上实现多元，或只能做到技术融合，手段融合，而没有组织融合、渠道融合，显然于事无补。^[60]源于这一事实，国内业界的全媒体形态，还是雏形，还更多处在高校“未来实验室”的设计框架内，真枪实弹的实践更是悬而未果。

2.现实增添难点

单一的数字技术救不了传统媒体，也无法使传统媒体的未来发展锦上添花。内容的规范化管理和版权保护、受众个性化需要以及跨媒体人才培养等问题成为全媒体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内容的规范化管理和版权保护：现阶段，新媒体包括网络电视内容上的匮乏和同质化成为钳制其进一步发展的罩门。因此，为了弥补先天上的不足，它们大多采用购买和用户上传的自制节目，一方面增强了互动性和多样化，解决了燃眉之急；另一方面，长期使然，也给行业发展带来致命打击。因为，不具有专业制作资质的草根一族所生产的信息内容，除了具备丰富的“信息食材”之外，其内容大多缺乏正规的把关和监管，极易引发违规内容的泛滥，而当下热点人物、热点事件、热点话题频频引发的网络舆情风暴就是最好的佐证。

用户个性化需要：媒介发展的动力大部分来自于满足人类感官的需要。从一定意义上说，人们视听喜好反映了媒介发展的历程。人类这种不满足于单一感官媒体的体察而好于调用全身器官享受信息的天性，这无疑为“全媒体”时代各媒体的共存共勉提供了空间和可能。而受众的“碎片化”，表明受众的需求心理更加丰富、多元、并企望获取得多种满足和在不同时间获得来不同的满足，由此决定了媒介产品的多样性，不能依赖一种融合多种媒介的“万能产品”。试想，在“全媒体”平台下，各种媒介手段只是从同一视角、同一表达方式出发，重复或者堆砌信息内容，这是否就满足了用户的全媒体“口味”？

即使在全媒体的时代，信息内容的需求和价值，取决于它和特定主体（人）的关联方式和关联程度。诚然，新媒体凭借数字技术在传播信息、知识的优势让传统媒体望尘莫及，然而传统媒体不该因此妄自菲薄、不思进取，因为传统媒体日积月累的权威性、思想高度以及与之相伴的品牌力更是新媒体无法相媲美的。道理是，只有差异化、特色化的内容才有可能赢得更大的行业话语权和主导权。

跨媒体型人才储备：全媒体的信息生产流程，无疑对媒体人（主持人、记者、编辑乃至决策者等）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挑战着媒体人的信息把关能力、批判认知能力以及信整合加工能力。但此处，笔者不敢贸然苟同于“全能型记者”概念。尽管在理论上，全媒体的发展要求全能型人才在各项媒介技能（采、编、播）的全面发展，但是这一做法既是缺乏实际操作性又是欠缺专业性。俗话说，术业有专攻。一厢情愿地“全”只是强人所难，牺牲了原本技能上的精湛或者降低了专业水准，其效果也是差强人意。传媒业界突出专业化与特色化从来是铁律。

笔者更乐于提倡“跨媒体型”的人才，因为在现实中，全媒体人不仅要掌握“全面的”传播技术，更重要的是在观念树立思维上的全媒体意识。与“全媒体型人才”相比，“跨媒体型人才”更能在全媒体时代大有作为。他们了解不同性质媒体以及使用者的差异化需求，更能在新的系统平台进一步分工与合作。全媒体时代需要的是人才的集体意识和群体智慧——全媒体思维下再生产出最适合各自媒介传播规律的产品；相反，个人英雄主义很难奏效。

三、各具特色的传统主流媒体不会逐一消融

研究媒介形态演变的学者罗杰·费德勒在《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一书中指出，媒体演变规律有五大特点，分别是共存性、进化性、聚汇性、增殖性和延时性。媒体演变规律的共存性强调，当比较新的媒体形态出现时，旧的媒体形态会去适应并继续进化，不是消亡。而进化性则进一步解释了媒体演变规律，即当一种新的媒体形态出现时，它会长年累月地、程度不同地影响其他一切现存媒体形态的发展。为了生存，新旧媒体都会去适应环境，并不断进化，但仍然会坚守专业化特色化道路，否则还会被淘汰。^[61]

（一）枯木逢春：报刊仍需从平面到内核的蜕变

从2008年开始，我国报业媒体，如烟台日报、宁波日报纷纷倡导向全媒体转型，开始尝试构建全媒体综合性新闻生产体系，以期实现从单媒介、单形态、单向的传播转到多媒介、多形态、多落点的传播模式的变革。随后，南方都市报报业集团在2009年提出构建“南都全媒体集群”，不仅显示了报业希望从内容、形态、渠道的全媒体运作的决心，更是从生产力、经营力以及影响力的媒体集群内核生出“全方位、全覆盖”的勃勃雄心。

激荡转型时期，我们需要榜样的力量。国际市场上《纽约时报》的全媒体化转型，实现了从报纸脱胎换骨成为全媒体平台的转型，其中囊括报纸、网站、电视台、广播电台。除此之外，《纽约时报》以多种方式，多种层次的传播，最大化地满足受众的个性化需求的改革，更是道破当今世界传媒业发展的玄机。尽管，美国教授迈耶曾推测预言：到了2043年春天，日报就没有读者了。但即便在当前的“全媒体”得到追捧的氛围下，报纸仍然保持着自身独有的生存优势与发展空间。根据世界报业协会（World Association of Newspapers and News Publishers）发表的《2011年世界报业趋势》（World Press Trends 2011）的报告，从2006年以来，全球发行的收费日报种类增长了12.3%，亚洲报纸每日的发行量在2006年到2010年却增加了15%，最近几年更增长了5%。全球报纸的读者仍然是互联网用户的两倍。此外，全球报业公司的赢利基本在5%～20%之间。^[62](www.xing528.com)

不可否认，在业内数字化媒体的围攻下，报纸即使不至于灭亡也必然或快或慢出现相应萎缩现象，但是“弃纸上网”的冒进做法实属不必，盲目追赶新媒体的技术及其外在形式的发展策略只得表皮。事实上，道之所在，还在于己之所长，即挖掘自身的潜能，固守纸媒最为擅长的市场阵地——深度报道和权威报道，尽管其地位逐步被边缘化，但全媒体时代下的“全”，其实质还是由不同的小众类市场构成，这自然成为纸媒安身立命之源。值得强调的是，对于新环境下的深度报道、权威报道的解读与挖掘更应该强调事实本身的人文性、历史性和思想性，万不可钻进了“碎片化的组合”的死胡同。试想读者在互联网上唾手可见“碎片”，何必大费周折地再重读报纸内容。那些新媒体无法复制、竞争的内容才是纸媒风行的天下。

此外，在欧美发达国家期刊经营中出现的商业模式“三次售卖”理论值得学习。理论由三次不尽相同的售卖过程组成：第一次售卖是期刊发行收入的基础，即“卖内容”，也就是期刊的发行；第二次售卖则是期刊广告收入的基础，即“卖读者群”，我们通常所说的广告销售；第三次售卖是该理论的创新点，售卖期刊的品牌和资源，进一步说，就是利用品牌和资源推出衍生产品——拓展产业价值链。诚然，以传统纸媒体为主体培植新媒体，品牌和媒体资源的顺向延伸可谓一条捷径。但是，我们也要明确，无论是几次售卖，其核心还在于媒体本身所积累沉淀的行业与市场的经验及知名度、认知度。因此，稳固全媒体时代纸媒的细分市场，开启“报死网活”的死结，这才是纸媒不至于完全消亡继续存在的关键。

（二）后广电时代：“全媒体”实践依旧雷声大，雨点小

在新旧媒体的融合时代，不同媒体经营理念和文化差异大相径庭，就国内的传统广电实现与新媒体融合发展而言，必须深刻领会新媒体的客观规律和内生文化——用新媒体的手段去发展新媒体，遵循全媒体的发展规律去经营全媒体，只有在深层次上打破传统经营理念、更新管理体制与机制，才能最终逾越融合的鸿沟。陆地教授的“豆芽理论”，无疑较准确地描绘我国媒介发展的现实图景。他指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代表性媒体……无论是社会还是新媒体的运营者都应当高度重视它的无限价值并把它作为独立的“豆子”而非传统媒体“豆子”的附着物……幻想自己的“豆子”能够出二次“豆芽”或者既出传统媒体的“豆芽”又出新媒体的“豆芽”是不现实的。^[63]具体解释兹不赘述，但是其理论对于媒体发展启示的剖析入木三分，摘引以供广电研究者和决策者参考，促成再一次认识的深化。

从我国广电媒体全媒体发展的全局不难发现其中的道理：

绝大部分的广电媒体还停留在通过开拓多媒体传播渠道，如其门户网站、客户端，往往只是节目内容的另一条传播通道而且多半是辅助性途径。尾随于新媒体之后亦步亦趋，拾人牙慧地“活着”，与全媒体时代媒体的发展不匹配。再者，时下大热的新旧媒体成立战略联盟的合作方式也只能算一种时机尚未成熟的过渡形式，更为可取的途径还在于播种新的“豆子”，即通过兼并或购买形成新的独立经营模式，按照全媒体运营发展规律，培植新的“豆芽”。

再有，广电媒体依旧在盈利模式上挣扎。传统电视“主流媒体”的王者地位不复存在，观众的流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广告资源、话语权乃至影响力的沦丧。目前，视听新媒体的盈利模式，以网络平台免费开放+增值付费为主流。顺应时变，传统广电将锁定用户的现实需求，通过开拓付费点播、套餐服务、内容定制、电视购物等贴身的增值服务来迎合用户新的消费方式，以此摆脱以往单一依靠节目广告收入的经营模式，进入广告、内容交易、应用服务等多种方式构成的综合盈利模式，否则就是自断生路。还好，广电作为传统媒体，在社会上有着党和政府喉舌的特殊地位，这就意味着可掌握着很多新媒体所没有的社会资源优势，如独有的公共关系和权威性，它们具有传播信息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宣传导向和舆论调控功能，是政府和社会赋予的权力和独特性。

国际媒体市场上的默多克新闻集团放弃“重新种豆”的耕耘，而遭惨败的教训历历在目，不难发现，新闻集团MySpace经营失败根源还在于默多克沿用传统媒体的经验和理念经营新媒体，导致新的生命体MySpace运营中无不渗透着“腐朽”的惯例。照本宣科用传统媒体的内容乃至方式对页面进行内容、资源和频道的划分，而使新媒体固有的社交性、互动性停留在“纸上谈兵”的构想，对新媒体的运营策略乃至管理体制的理念过于笼统，把传统媒体向网络融通等同于新闻集团的门户网站的做法更是偏颇的。

四、要确保社会主流地位的传统媒体亟须深化改革与产业转型

（一）“微力量”崛起，社会公信力的重塑责无旁贷

中国网民当下已近5亿大关。以个人用户为主进行信息发布交流的自媒体和自传播已经成为引发信息爆炸、搅起舆情风暴的一股重要崛起力量，“微表情”、“微电影”、“微公益”、“微关怀”、“微文化”等系列新词轻舞飞扬，直接挑战着传统媒体推崇的“专业主义”。《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1）》）指出，新媒体正日益成为众多舆情热点的首发媒体。与之相伴，舆情的传播就发生了质的变化。鉴于在资讯时效、内容多样性、言论表达等方面的欠缺而导致一时无法树立“传媒公共性”的品牌形象，传统主流媒体直接面临公信力考验，且舆论引导压力骤然增高，要求必须跟随传播环境的改变而重新塑造其舆论引导力，转型迫在眉睫；全媒体、聚媒体、多媒体时代奔腾而来，新兴媒介在引领信息传播革命、爆发影响力的同时，也必须关注社会舆论引导力的建构与强化。进一步说，全媒体舆论环境下，实现“百姓围观”到“围观百姓”的传播格局的扭转，其核心还在于媒体对大众知情权的尊重和社会责任的担当。

无论是新媒体人和各大传统媒体从业者，都需要肩负起“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光荣使命，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舆论导向的重要任务。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可以通过规范健全互联网运行机制，来加强对网络媒体的监督和管理。公民新闻时代推崇“个人主义”，不要求绝对的权威，但并不意味着社会不需要舆论中心。这个中心就是社会公共利益的焦点，是社会凝聚力的体现，也是舆论中心。媒体是形成舆论中心的把关人，新媒体人要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引导社会舆论的重担，为社会舆论中心的建立提供坚定的舆论支持。

（二）跟进数字化，利用多元传播渠道赢取大众、分众与小众市场

变革既是从外界来的，更是从内部发生的。文化大市场，紧随着技术社会的进步和新媒体的发展，裂分成大众文化下的诸多细分为大众、分众与小众市场。未来更有着一个短短的头部和长长的尾部的风筝——长尾理论，引领新旧媒体向着差异化、个性化的新方向探索无尽的可能。

从传媒业发展趋势来看，平台化和大型信息服务终端将成为市场的主流。毋庸置疑，跻身全媒体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碎片化和与之相对应的是传播渠道、接收终端乃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新旧媒体仍会在现有媒介格局中各占一席之地，但未来发展的可能更多地在于与“全”相伴生的“分”，即根据不同媒体介质的属性并不断细分市场。根据《营销管理》中利基（Niche）的定义，利基是更窄地确定某些群体，这是一个小市场并且它的需要没有被服务好，或者说“有获得利益的基础”。所以，传统媒体当下的利基营销，不是让步新媒体，而是融进新媒体，在保有综合性的大众传媒市场的同时，利用雄厚的专业化实力和专业频道或版面资源，兼顾分众市场——选择由于各种原因被其业轻忽的小板块市场（利基市场或补缺市场）作为其专门的服务对象，对该市场的各种实际需求同样予以尽可能的满足，以达到牢固地占领主流市场的营销策略。应该说，深度融合更体现为优势互补、错位发展而非一味地“齐头并进”。也就是说，媒体理应针对不同用户的个性需求，选择最擅长的媒体形式和渠道，提供超细分、人性的服务，巩固优势各自的大众、分众与小众市场，实现最理想的传播效果。

（三）再倡产业集团化，与社会与市场与资本接轨而成为市场主体

正如湖南广电新一代领军人物欧阳常林所言，“文化产业现在正处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刻，以资本为纽带推进文化企业兼并重组是传统广电企业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在国务院《文化体制改革》纲要的政策指导下，传统媒体如何灵活运用资本手段，在履行导向职责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开放资源，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是促进传统广电企业发展的新课题。”有道是，但凡市场化运作良好的媒体机构尤其是新兴崛起的网络、手机媒体，大都参照现代企业的公司化治理结构，并建立了市场化体制机构，这与传统媒体经营管理思路是完全不同的。

然而，随着新媒体进一步汇聚成可与主流大市场相匹敌的市场能量，其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迫使非政非企又亦政亦企的传统媒体不得不加快与社会与市场与资本接轨而成为独立市场主体。无论是传统媒体寻求兼并或购买形成新的独立经营模式新媒体，来积极抢占新媒体市场；还是通过资本运作，以一定的资本投入换取全媒体一定比例的股份和配股优先权的跃跃欲试，其还有赖于传统媒体产业集团属性的大突破。就因为拥有多种传播手段并能做到资源融合一体的全媒体的诞生是需要有前提的：它需要突破单位媒体与事业属性的束缚赢得市场主体地位，这本身就是多媒介传媒集团化的衍生物，并借助于各自媒介资源的整合与行业、地域壁垒的突破——三网融合，才有生存发展的可能。只有从根本是哪个实现与社会、资本对接，用市场的手段解决发展的瓶颈，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媒体。很显然，没有经过产业化、集团化的洗礼，全媒体的目标只能是一个虚拟愿景。

（四）期待政策开放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动摇而转型升级

全媒体不仅仅涉及到新旧媒体的多层级、多结构的组织融通，更是涉及到整个传媒产业的整合布局，亟须在管理和制度进一步创新。其实，早在2009年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广播影视科技工作总体要求”就提出了加快网络广播电视等新媒体发展的任务。近年来，亦不乏从政策层面鼓励推动跨区域、跨媒体的联合重组，积极吸收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政策允许的文化产业领域的口号。但是，在传媒产业战略转型升级的核心层面，计划经济浓厚的中国传媒体制和规制依旧抱残守阙，使之难甩事业包袱，发展步履维艰。鉴于全媒体时代，各传媒主体的新特性及生态环境的新变化，决定管理体制或制度必须有利于媒介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开放。唯此，只有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才能做到。应当说，任何行业管理的初衷均言促发展，但一旦现行政策环境大大落伍于整个行业经营和升级，我们就该重新检讨传媒行业的制度安排和法规障碍。

政策的开发度、宽容度远比政策反复调整、各执其词，更为有利对传媒业变革做出积极和理性的回应。事实上，如今大部分西方国家都已经建立了统一的电信和广播电视的监管以加强机构的整体性。但由于对中国媒体多重属性特征的认识多有歧义，国内传媒行业规制的变革之旅因无共识呈现出了坎坷曲折，远不是国际惯例中打破垄断彼此进入的放松管制那么简单，还要在策略上讲究刚柔相济，划分阶段，甚至以退为进。在刚性的法律法规方面，中国目前的《电信条例》和《广播电视条例》仅仅是行业主管部门的法规，而立法机构应制定专门的法律尚未出台，实属遗憾。至于柔性规制，还在于广电节目和广电组织行为的社会评级，亟须向构建多指标、多方位、多层次的评估体系借一臂之力，如国外电影分级制度。

诚然，人们对传统媒体的处境忧心忡忡，但作为其出路的全媒体的到来也不完全是梦，可预见的未来当是单一媒体与全能媒体的共存共荣。不可否认，全媒体的诞生说来容易做起难。即必须建立在互联网的终端上，但现有行业壁垒，区域阻隔、媒介隔阂，更有政策壁垒、体制壁垒。而且成功经验甚少；对从业人员的要求大幅提高。眼下更严峻的现实是，中国新闻传媒的集团化浪潮正处在发展的低谷，“问题多于成绩，困惑大于思考”，期待着“二次革命”。应该说，过于乐观的代价无疑是沉重的，但是面对新境遇依旧过于悲观而兵荒马乱的代价更为惨烈。未来，在“三网融合”之下，传媒市场将形成多元内容无障碍传播终端，可借“产业集团化”传媒业因集合传媒大资源而兵强马壮。全媒体不仅仅是传播手段的多元与丰富，作为多媒介传媒集团化的衍生物，只有借助于各自媒介资源与渠道的整合与行业、地域壁垒的突破——三网融合，才有生存发展的可能。当中除了有数字化技术的支撑，同时要有宽松开放制度的有效保障，并敢于打破行业既得的利益格局，配套表达自由的政治空间；同时，还能得到受众市场的认可与接受，那才算功德圆满，前程不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