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改革：前沿视听，全2册

“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鲁迅的这句名言一语道破改革的艰难，只是愈艰难，就愈要改革，并愈显其难能可贵。传媒改革，究其本质远不是某个具体环节及问题的小修小补或现行机制的改良完善，更应是撬开束缚社会进步的枷锁，打破制约体制创新的桎梏，全面而彻底地激发生存活力的制度创新。纵观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传媒的发展历程，改革多自上而下、循序渐进地推行，而又自下而上、以点及面地覆盖。2013年3月10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正式公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七次大的行政体制改革，政府“大部制”的轮廓逐渐浮出水面，初具雏形。新一轮改革后国务院组成部门为25个，其中惹人注目的是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合并为新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明确了其“统筹规划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事业产业发展，监督管理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机构和业务以及出版物、广播影视节目的内容和质量，负责著作权管理”等主要职责，使我国大文化、大市场监管有了重大推进。改革水深湍急，不进则退，文化行业尤当先行。

一、革故鼎新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毫不动摇。与转型升级的时代大潮格格不入的行业“孤岛意识”，是中国传媒改革多年僵滞不前的重大认识误区。回溯以往的传媒业改革，实践中一再出现彷徨摇摆、曲折反复：制播分离，一波三折；事业产业，莫衷一是；倡导集团，则虎头蛇尾，结局是“问题多于成绩，困惑大于思考”；面对顶层设计的事业单位改革路线图，“把属于市场的还给市场，把属于社会的还给社会，把属于行政的留给行政”，自主经营的传媒转型大限即到，有别于已经基本转企的新闻出版业，广电传媒领域依然全行业的集体无意识，自我划线为不伦不类的“既讲公益服务又要自负盈亏的公益三类”，而不相信“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将营利与非营利的产业事业之分过度政治化，一厢情愿地突出时政媒体非企化。实践表明，没有思想解放，没有前瞻思维的所谓“改革”政策措施，还是免不了“翻烧饼”、“瞎折腾”。因为传媒改革的焦点，同样需要确立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事之当革，若畏惧而不为，则失时为害。”^[54]时下我国政府推行新一轮“大部制”改革，呈现合多为一、去繁从简的特点，将职能相近、业务相仿的多个政府职能部门统一由一个部门收归管理，着意最大限度地化解因机构重叠而导致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矛盾和问题。这是新一届党中央主动求变求新的破局之举，其核心就是要求转变政府职能，直接目的就是要打破现有的政府部门利益，甚至要革自己的命。重在向市场、向社会放权，减少对基层实体微观事务和市场走向的行政干预，同时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严格事后监管。

我国酝酿已久的“大部制”改革之举并非“一意孤行”，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早已于上个世纪70年代较为普遍施行了“大部制”。应当承认，改革很难一步到位，尤其是在具有意识形态特殊性的文化领域。因为原来拟议中作为重头戏而实施三合一的“大文化部”，在党的“十八大”之前的舆论反应中，曾经历了铁板钉钉的“大热”到别痴心妄想的“抢断”，再到峰回路转的“吆喝”的戏剧性变化。虽然步子也才迈出半步，即“二合一”，但却让在市场化转型中挑了头的新闻出版总署排名在前，暂且成立的名字还是在“两会”议决时临时敲定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这是来之不易的“半步”。应当清醒地看到，光是简单地机构合并不能真正解决和适应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目前政府部门过多、职能交叉，造成在应对变革中的经济社会的挑战时捉襟见肘，滋生部门利益刚性化，履职效率低；许多大国基本上实行“大部制”，而我国庞大臃肿的政府机构尚不能与国际接轨。但艰难的起步终究是良好格局的有力开端。

勿庸置疑，固守传统的行政体制早已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此次初露锋芒的“大部制”改革，既是大势所趋，也是众望所归。只不过它的起步仍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李瑞环主政文化意识形态部门时的最初主张。当时“三合一”甚至还包括国家体委在内的“四合一”的“大文委”动议呼之欲出，而海南挂牌的文体厅率先破局。此后的深圳，步履蹒跚地试水行政机构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三分制改革；紧接的顺德则大胆试验党政合署的大部制改革。中国入世之际，逐渐在全国各地铺开的地市一级推行文（化）广（电）新（闻）融为一体的行政格局则日臻成熟，而各省级的文广新局的整合开始提上机构改革议事日程，近期直接由顶层设计的“大文化部”则有了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率先整合的开局之举。其中亦可见证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电视事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自身综合实力的不断壮大，社会地位的逐步提升。

破釜沉舟。诚如李克强总理所言，“改革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当今传媒改革步履维艰，业内仍未有得力举措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的制约。新一轮的大部制改革脉络清晰，面对垄断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重重堵截没有放弃多年执着的追求，显示出新一届领导人“动真格”的气魄。改革正朝着明确的方向纵深发展，在推进部门建设及完善部门间协调机制上迈出了坚定有力的新步伐。“职能转变”被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当中要求淡化控制管理色彩，加强政府服务和监管的职能。可预期的是，以往行政机构臃肿、权利分散、效率低下等弊端将被改善，行政效率及公共服务品质的提高有助于政府的整体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历往的行政机构改革，由于种种因素重叠交错，精简的机构很快又膨胀起来，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之中，改革在实践中未能及时“破题”。今天倡导的各部委整合，并非简单地合并同类项，应是政府组织架构整合与政府运行机制重塑的高度统一。以打造高效精干服务型“小政府”为初衷，优化后的各部委应是以较低的行政成本提供高效率的公共服务，切实解决好富余人员的安置问题，克服利益调整中的阻碍，避免整合后形成更大的部门利益，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把权力的监督从笼子里放出来”。只有把握了顶层设计的精神内核，政府部门运作更有效率，才能担当改革开放最有力推动者，通过改革和制度升级来实现我国经济、文化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此番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电视管理机构的整合酝酿已久，政府通过向市场、社会、企业、公民放权等突破口，旨在从根本上改变过去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但有很多必须管却没有管好的状况，凡是市场机制能够调节好及社会组织可以代替的事宜，都不应过多、过细设立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它所带来的正能量，将可以让一向唯我独尊的传媒业主动放低身段——降低行业垄断门槛，融入更多的跨行业因素与社会参与度，确立在国有控股的基础上有效赢得市场主体地位；同时，在确保舆论导向正确的前提下，积极借助已经得到日益合理认同的市场化与产业化手段，加快实现转型升级，成为市场经济和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讲过一句很精辟的话：“所谓管理就是服务……管，不是为了管死，而是为了管活。”同一阵营的两大兄弟传媒部门整编后，更有利于作为文化产业核心层的传媒资源大整合，当中确实也有借重新闻出版业在市场竞争中带来的鲶鱼效应而激活全行业一盘棋的用意。只不过在传媒产业集团化的深入过程中，厘清政府干预的边界，“政企、政资、政事、政社分开”依旧是管理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同时要加强改革过程中的引导和监督，发挥政府的“有形之手”为传媒市场的良性发展提供有依托和有效率的保障。

二、顺势而为

旧的行政管理体制早已不能顺应内外生存环境的瞬息万变，我国顶住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依旧存在的压力，敢于直面新形势下的问题和矛盾，以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正如现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两会发言中提到的，“改革就是拿刀割自己的肉。”一言以蔽之，风正时济，自当扬帆破浪会有期。

（一）改革时机

我们不能只凭借政府机构数量的多与寡来作为一个国家大部制机构设置好与坏的评判标准，而是政府规模当与其承担的管理服务事务相契合。近二30年来，国外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纷纷迈进大部制之路，这些国家的中央机构多在20个以下。其一般的做法先是在同一领域将职能相关的机构整合起来，再将相关职能领域整合为跨领域大部门。英国二战后内阁部门不断增加达到27个。此后先在同领域整合，如将陆军部、国防部、空军部和海军部合并为国防部。后向跨领域整合发展：2001年将渔业、农业和食品部同运输、农业、渔业和食品部与环境、运输和地区部整合成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在多年机构整合的基础上，现在英国内阁部门数量是18个。而日本的大部制，则是通过一次大规模机构重组完成的。与欧洲国家不同，日本内阁部门的设置不经常变动，数量现在一直维持在12个水平。从1960年起，日本设有1府23省厅，均为职能单一的同领域政府部门。2001年进行了一次重大机构重组，内阁部门减少为1府12省，许多职能单一的省厅被整合为跨领域的大部，如将原运输省、建设省、北海道开发厅和国土厅合并，组成跨领域的国土交通省；将原文部省和科学技术厅合并，组建为跨领域的文部科学省；将原总理府、经济企划厅、冲绳开发厅、金融再生委员会、国家公安委员会和防卫厅重组为内阁府。^[55]

改革不能徘徊不前，但也非一蹴而就。我国地方政府对大部制积极探索实践的实例不一而足，广东作为全国唯一对外开放天空的经济大省，也是大部制改革最热情的实践者。前面言及的“深圳模式”和“顺德模式”则以不落窠臼、独辟蹊径的作为，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2009年9月14日，《佛山市顺德区党政机构改革方案》自得到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复后，改革便在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实打实地展开。顺德区大部制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党政融合”，将原有的41个党政机构精简到16个，始终遵循“编制不突破、人员不降级”的原则，解决富余人员的安置问题。“顺德模式”对破解地区行政旧格局产生了强大的震慑力。深圳的“行政三分制”改革可以说是恰逢其时，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示范。2003年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深圳已在全国率先蓄势改革，但直到2009年才明确“行政体制改革”这一具体目标，“深圳模式”最突出特点在于行政决策权、行政执行权、行政监督权由原来的三权合一转变为相互分离而又监督制约的行政三分制。

（二）改革影响

从民众呼声最大、国务院在行政管理活动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改革明确了问题导向。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两个正部级机构的合并可能只是文化体制改革循序渐进过程中的第一步，改革方案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为进一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创新提供了一个大平台。2011年4月初，事业单位改革路线图由顶层设计而出，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种类，其中囊括了130万个机构、4000余万人，传媒业转型发展、融入时代大潮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和理论依据：5年时间内（2011-2015），在清理规范基础上将包括媒体在内的文化事业单位完成分类改制，新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将在2020年初步形成，建立起中国特色公益服务体系。文化体制改革从2003年运行至今，短短十余年时间，业内已基本完成“事转企”改制的包括有报刊杂志、出版发行、影视制作、演艺团体。而早已有了经营自主能力的广电媒体依旧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这种过渡模式下半封闭运营，事业单位沾了市场经营之光，行政、经营、公益则各取所需，但也常常混淆不清，业内管理混乱及传媒高层腐败案屡见不鲜等等现象均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科学决策表明，实施大部制改革至少得确立三大“前提”：一是包括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在内的顶层权力结构的合理配置；二是简政放权，政府合理放弃对市场、社会的不必要干预；三是以推进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对政府过大权力的实质性削减和下放。所有这一切，都与科学指导的顶层设计密不可分。如今的广电实力媒体只要思想解放，并以改革为抓手，一定会从党中央的事业单位改革路线图中找到转型发展的不竭动力。

无疑，两部委的整合显然契合了机构改革的宗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首先从整合前两部委的职能来看，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行业在业务领域有所重叠、管理方面也有所交叉：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管办不分、职责交叉，这与传媒产业化市场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的趋势严重相背。学者胡正荣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即指中国的文化、新闻、传播行业的婆婆可多了，网吧是文化部管的，互联网归国务院新闻办管，手机的移动互联网是归工业与信息化部管。但是婆婆越多就越没有办法做事，而且把事情搞得非常复杂，因为背后的婆婆都有自己的利益，于是做媳妇的就特别累。版署、广电合并后，叠加的领域将得到有机统一管理，逐步剔除文化产业此前一直存在着多头管理的弊病，减少职责交叉的同时提高了行政效率，部门的责任更加明确到位。

其次，政府减少对微观经济社会事务的干预，通过宏观政策引导文化领域的发展，让经济的发展重回市场的健康轨道，让市场失灵的范畴化减到最小地步。

再次，从某种程度而言，政府通过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从一个管控者转变为服务者，更好地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

最后，提供一个合理的监管框架和体系对传媒改革本身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目前传媒产业双重监管、双重失灵的状况成为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难题，从监管源头进行整合，有利于构建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监管体系。

传媒新时代，谁手上资源多谁就能占据市场主导地位。“新广总局”将拥有广电、出版等更为丰富的传媒资源与内容产品，以满足国民全方位、多样化的信息需求与精神需求；而资源的有效整合与简政放权而放开的生存空间，将大大激发出一线活力，使传媒的经营与管理能以市场规律为导向，施行跨行业、跨媒体、跨区域的做大做强，有利于建立起统一、开放、健全、有序的传媒市场体系。

创新体制、优化机制是传媒深入市场化改革的必然要求，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度决定传媒业务拓展的广度。2004年10月2日，李长春在视察辽宁出版集团讲话时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最大的障碍就是体制弊端，再具体说就是事业单位性质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最大体制弊端。这种事业体制没有办法市场化运作，只能靠国家；需要的人进不来，不用的人出不去，大锅饭，铁饭碗；没办法融资，不是经济法人，不是企业法人，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都实现不了。”谁改制、转制，谁就赢得市场先机。借助此次国家在行政机构动真格整合的“有序引导”，必然要求体制、机制创新的一一跟进，这十分有利于协调推进传媒行业体制和机制的深化改革。应当看到，眼下版署、广电的强势合并，带来的将是传媒行业界限与运行壁垒的坚冰打破。当中借助不同领域媒介资源与渠道的融合及区域壁垒的突破，意味着产业整合阻力将明显减弱，当中能够扎实推进“三网融合”，健全协调创新机制，一批跨区域、跨媒体、跨行业的综合性大传媒实力集团有望诞生——传媒产业集团化的“二次革命”召唤在即。

（三）改革路径(www.xing528.com)

时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曾在中国传媒大学即席讲座时指出：“传媒是社会的传媒，与社会运行的体制应该是在同一个轨道。而我们现在的整个传媒则基本游离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之外，完全没有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则。”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传媒业亦是尊重意识形态的第三产业，而促进传媒改革发展，应该鼓励其与市场、社会和资本三接轨。

与市场接轨。由于长期疏于市场化运作，我国多数媒体自今难成真正的市场主体。传媒业尤其是广电媒体需要突破单位媒体与事业属性的束缚培育市场主体地位，参与市场竞争。版署和广电合二为一，当中广电媒体更应该向勇于走在市场化前列的出版集团看齐，努力在制播分离和转企改制方面找到锐意进取的突破口。尊重特殊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就应积极整合内部资源、延伸完善传媒产业链，减少对传统广告收入和国家财政补助的依赖，向出版发行、数字电视、影视动漫制作、网站新媒体等多个领域纵横开拓与加快发展，从节目内容生产到安全播出渠道，均能融入更多的市场营销手段。达到真正的与市场接轨的要求，传媒需进一步转型升级，超越“事业情结”的整体转制应当成为传媒制度创新的最终目标。如今的新闻出版界，转企改制结出硕果，其转企概率中央单位近九成，省市级单位则达九成五以上，最值一提的是，原先按指导政策可以独自保留事业属性的各省（自治区）人民出版社系列绝大多数主动要求并已成功整体转企。为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越是市场化的企业越是会对自己的报道负责……所以，转为企业后的报刊也没有出现所谓舆论导向的问题”。^[56]相反，“被事业”成为了新闻出版业一种不思进取并将成为弱势媒体的代名词。在广电业，只有锐意改革的牡丹江新闻传媒集团，敢于突破禁区（一味坚持事业属性）实施政企分离，实现整体转制并跨媒体发展，其“不争论、不动摇、不张扬”的传媒产业化改革举措，被国家发改委文化产业研究所的专家学者誉为“社会转型期中国传媒改革合格的样板田”，可以说中国传媒改革的“牡丹江模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与社会接轨。在我国，媒介诞生之初作为党和政府的传声筒，仅是单一的喉舌工具。随着社会政治文明的发展，传媒已经不仅仅是宣传工具、信息传播工具，其角色逐渐延伸，在社会公共舆论、广告发布、影视娱乐、经营管理等领域的作用亦举足轻重，是社会各阶层利益的表达工具，成为转型升级中的社会型媒体。大众传媒的回归，喉舌工具的主体泛化，证明了当下的传媒既是党的喉舌，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更是人民自己的喉舌。重塑政府、传媒、受众之间的关系：媒介与受众间搭建表达、平衡和使用权的关系，媒介与政府必然构成依托与制约、互动与共存的关系，政府与受众需加强引导与监督。主流媒体应当做好舆论的“风向标”，坚持践行“三贴近”，稳步落实“走、转、改”，通过有价值、接地气、有影响力的新闻内容把握舆论主动权，实现现代传媒与发展中的社会无缝接轨。

与资本接轨。资本是市场的基础，我国入世以来，传媒产业在“跨媒体、跨区域、跨行业”发展及资本运营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如柳斌杰署长在十七大期间所作的公开表示，国家支持符合条件的新闻出版类企业改制整体上市，他的这一表态被认为是中国政府已决定将文化传媒产业向资本市场谨慎开放。一方面大众传媒的转型升级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另一方面传媒产业化“闸门”的敞开为资本的涌入提供了便捷。以合资、控股、参股、兼并、重组等多元资本形式改变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的局面；推进民营资本有序有比例进入传媒市场，改善民营企业融资渠道；与境外媒体合作，搭建双向互动的市场交易平台——让国有、民营和外资“三驾马车”并驾齐驱。以产权改革推进产业化，打破地方行政区域“条块分割”的窘境，建立全国统一的传媒市场，清晰界定产权，形成一整套“产权明晰、职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传媒企业运行制度。

三、困惑与思考

对于转型发展中的传媒业来说，“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顺势而为却也因袭沉重，因为影响政府传媒管制能力并窒息传媒业发展生机的症结仍根深蒂固，尤其是传媒业自身在历史中形成的垄断行业与垄断地位，构成了“一种特殊的、非常的和不正常的利益”。整个业界由此形成“刚性”的既得利益格局，使得主流媒体不愿意或不能转企改制成为行业的集体无意识。

一是过渡性体制弊端凸显。目前，大部制改革在国家层面的权利交替仍未完成或完善之时，只能针对民众呼声较高、行政管理活动中较为突出的体制机制问题进行适当调整，但是广电传媒领域却依旧披着“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袈裟在社会转型期步履蹒跚。可以说，“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这一改革思路是历史环境的产物，在我国媒介由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向市场经济管理体制转轨时期，它在促进传媒业的快速发展方面确有过积极的作用。进入21世纪，媒体事转企并不彻底，这一非政非企又亦政亦企极为模糊的过渡性体制至今没有根本性变化。就在今天，我国媒体在“二元体制”运行过程中带来了双重人格和双轨行为，导致参与市场竞争主体的缺失，内部员工自恃拥有特殊权利以牟取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迟滞僵化的过渡性体制在实践中举步维艰，严重阻碍了媒介产业化的转型发展。

二是刚性的既得利益难以打破。此次两部委合并将会是权力和利益的“重新洗牌”，如何打破多年来在传媒业界形成的“刚性”既得利益局面，防范新组建的大部门形成更大更高垄断的集团利益，将是“新广总局”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广电传媒领域多年来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过渡模式被无序延长，政府主管部门再三强调传媒内部的产事分离，却又无法在操作上给与相应的工酬身份待遇。业界以权谋私、乱象丛生，传媒高管采取了不同体制交叉任职或重叠任职，从中“获益匪浅”。传媒改革从放权开始，把握好权力下放的力度是关键，警惕走入两种极端：握权不放或过度放权。而若只是用官样文章的政策性方案和敷衍塞责的机构缩减合并去掩盖顶层权力结构配置不合理，放权过程亦仅仅在上层部门之间进行平行转交，改革只会重蹈“精简再膨胀”的覆辙。

三是传媒产业化程度依旧低迷。我国传媒产业虽初具规模，但相对于国际传媒业，其市场化程度属低层次：盈利模式或手段单一，投融资通行渠道狭窄，市场吸附能力有限。其中传媒资本运营远不到位，主要包括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传媒资本进入资本市场的份额极少；二是已经进入资本市场运营的传媒，只注意了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而忽视了在主业市场进行有效投资和使资本增值。^[57]各自为政资源整合受限，协同创新手段乏力。目前我国各媒体间的融合经营程度较低，资源分散、重复建设、条块分割、竞争无序等问题依旧严峻，跨地区、跨媒体、跨行业的整合仍然受到行政级别、地方割据以及不同行业利益的纠葛而难以顺畅实现。事业单位政事不分、事企不分，人为切割产业链，内部运作外部化且带来多元身份歧视，导致同一单位甚至同一岗位却有着众多不同的待遇和不同的员工身份。

四是传媒产权主体虚置化。我国传媒产权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是属于由国家代表全体人民所有，但实际上传媒创办者、投资者及人民都无法拥有传媒的所有权、支配权，这种产权不清的现象导致了传媒产权主体虚置化。单一的产权结构，不规范、不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缺失的内外有效监督机制，导致“内部人控制”问题的频频出现。将传媒的改革路线图有意“误读”，传媒机构变成事业单位的自创三类，既要强调公益服务性质又得自主经营与自负盈亏，让其在市场领域没有主体地位而跛脚前行。当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带头人罗以澄教授曾明确指出，“传媒业与生俱来的属性，即公共性以及传媒从业人员由此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而如今，却是社会中公共性媒体的一再缺失以及媒体的公共服务功能的不易到位。当年我们的朱总理视察央视题词的“人民喉舌”，成了传媒自身一个不能公然示之的烫手山芋。

结　语

大部制改革一小步，传媒产业发展一大步。关键处是政府主管部门在转变职能中，真正做到“少管甚至不管管不好与管不了的事”，传媒产业从中就会获得成长发育的更大空间。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一切，是任何计划都计划不出来的。”有人用这样的修辞，来评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大地上创造的奇迹。同样，执意坚守“计划型孤岛”的中国传媒业，行业特殊性不等于行业特殊论，如果要想尽快成为转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全行业必须补上的课是——

理解两个“不等式”：尽快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论断中解除精神包袱的重负并激发再次思想解放的无尽勇气……

把握两个“着眼点”：着眼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三个有利于”检验当下的传媒集团化改革的结局为什么是“问题多于成绩，困惑大于思考”……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勇于打破行业的垄断门槛，行政的生存依附，人为的资本围城，在开放竞争与比学赶帮中，释放出市场主体的无穷能量……

坚持“两手抓”：用好市场配置资源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释放出相对于计划经济更为先进、更为科学、更有能量的巨大优越性……

发挥两个积极性：在简政放权，从管制到服务的过程中，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改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不断提高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的同时，不断增强地方一线传媒发展的创业积极性与品牌传播的识别度……

当我们做到了这些，就有理由相信：当下“大部制”改革能够促进传媒业市场化的转型升级，有利于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公共文化服务，有利于规范文化市场，从而驱动国有文化资产与产业化力量进一步接轨，加速文化产业的多元整合，使拥有资金和融资优势的传媒产业集团有望通过跨行业、跨媒体重组迅速做大，多元化经营的大传媒集团在“二次革命”中有望诞生。

文化体制改革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今天，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的合并可能只是第一步，之后不排除按既定方针将文化部、国家旅游局、体育总局等部门进行再次整合，设立新的大文化部。中国传媒业在文化领域“大部制”改革的推动下，将很快迎来资源加快整合、产业转型有序开展，资本运作日见规模，跨媒体、跨行业、跨区域发展终将成为可能的光明未来。也许这就是大部制改革对中国传媒业应具有的现实促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