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电视集团化发展及其可行性分析结果认可

一、广东广电系统（集团）的基本情况

1.全省广播电视系统基本情况

广东全省现有省级广播电影电视行政局1个；地市广播电视行政或事业局21个，县（区）局86个，省市县广播电视行政或事业局共108个。截至2003年，全省共有广播电台22座，广播节目套数118套；中、短波发射台和转播台13座，发射功率1426千瓦；调频台197座，发射功率498千瓦；实验台17座，发射功率276千瓦；微波站234座，微波线路长7025公里。电视台24座，电视节目套数89套；县级广播电视台75座；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317座，发射功率649千瓦；全省拥有广播电视卫星收转站5065座。广播与电视的人口综合覆盖率均为96%。

全省有线广播电视传输网络总长34.37万公里，其中光缆4.86万公里，有线广播电视用户数986.80万户，有线电视的入户率为49.57%，连续5年居全国各省之首位。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多年的开放倒逼和竞争锻炼，境外频道市场占有率已由1999年的68%下降到了2004年的48%，包括中央、省和地市在内的境内频道市场占有率则由32%上升到了52%，其中省级频道由11.9%提高到22.8%，初步扭转了境内外频道竞争中外强我弱的不利态势。

2.南方广播影视集团基本架构

根据国家广电总局（广发办字[2003]1232号）及广东省人民政府（粤府函[2003]383号）的文件批复，2004年1月18日，全国首家全省性广电集团——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在祥风喜雨中诞生。根据要求，集团以省局所属企事业单位为基础，组建集团母体；同时联合各地级市广播电视系统，组成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其中，作为母体的省级传播机构有：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广东电视台、南方电视台、广东省广播电视技术中心、广东有线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地方分支机构的是除广州、深圳之外的十九家市级广播、电视台，并于四月初广电视听整合全新统一挂牌。广州与深圳在今年适当时候单列，分别成立市级广电集团。而集团的主要经营实体为：省有线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含收费电视经营公司，各市县设分公司或子公司）；媒体广告有限公司（省三台和各地级市分别成立分公司，广州、深圳成立子公司）；影视节目制作公司（含电视剧制作中心、专题节目制作公司、太平洋影音公司、音像报刊出版公司）；广播电视发展公司（组建若干与主营业务有关的产业公司，如广电旅游公司、器材营销公司等）；影视产品营销公司以及根据产业发展和业务开拓逐步组建其它经营实体。

二、广东电视生存状况的扼要分析

在中国内地，自80年代中期始，电视媒介继报纸、尔后广播，靠着观众多、覆盖广、影响大；内容丰富，形象生动，传播速度快，逐步上升为第一传媒。在今天，舆论有“文化产业的核心是大众传媒产业，大众传媒产业的核心离开不了电视产业”之说。但在广东，尤其是在省会广州，则是例外——雄踞羊城的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南方日报这中国最早的三大报业集团至今没有屈居第二的打算，再加上，喻为“飞地”的广电行业，尽管在上世纪的90年代初期已纳入产业范畴，但其产业化的改革政策，无论在战略目标、政策法规和运行操作等层面，始终缺乏明确性、稳定性和规范性，直至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广电领域内最讳莫如深的却是“产业化”的口号。所以，即使是在开放前沿地区的广东，整个行业仍然是垄断有余而开放不足，产业价值链结构简单，经营的下游化薄弱与缺失；而且，意识形态的强化与泛化，导致改革的政治风险与社会风险既难以预料也不敢承担；加上已经习惯于垄断政策支撑和垄断利润呵护的行业及其机构，其本身对改革成本自觉与不自觉的抵御，也暗合了曾流行于决策层的“经济上越是开放越需要政治上的保守来给予保障”的消极策略，因此，不仅仅在当今的中国，同样也在广东，电视领域必然是各行各业改革难度最大的地方。幸好，广东有着经济实力鼎盛之强势，广电事业较发达，全省综合发展指标名列全国之首；而且广东毗邻港澳，占地利之便，领风气之先，得潮流之顺，兼容、宽松、灵变、和谐的政治及其人文环境，预置并强化了社会开放的心理和外来文化冲击的免疫机制，也因此国家及其政府控制广东文化开放的阀值历来偏低，境外媒体多有接受空间，而且广东电视观众更理性和不盲从。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区，境外电子媒体纷纷于此地陆续有条件落地入网，正应了开放倒逼改革，也促进了改革。所以分析广东电视产业的生存现状，要放在上述这样一个特殊大背景下去考量，既不盲目乐观，也不丧失信心：即压力也是动力，正视问题才会帮助解决问题，于是有了：

——全国省级总量第一的隐忧：广东广电系统2003年主营业务创收53.28亿元的数字，可以说是全国省级经济指标总量第一，从而确保了广东电视经营创收全国省级总量第一的位置；但其中香港电视节目转播中的广告插播收入比重过大，以及与本省国民生产快速发展水平的差距、同属发达地区与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先进省份年增长率对比的差距、作为第一媒体与本地纸质报业集团较量的差距，带出了产业发展中众多结构性的隐忧。

——产业集团化进程的困惑：在全国，近年来产业集团化的战略实施，总的来说是“问题多于成绩，困惑大于思路”，已经到了频频叫停暂缓实施阶段。作为在全国业内最早获得“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开放政策，最早在大众传媒中提出“电子媒介集团化”的粤穗电视媒体，同样在产业集团化的历史进程中，徘徊踟蹰，只是举步已不易，时机难抓住，导致前沿地区出现了比人才更重要的发展机遇常常失之交臂的不寻常现象——没有跻身全国七大广电试点集团之列，也没有在上市公司的创业板中打出粤广电的品牌；年初挂牌号称有特色的全省性集团带来的问题（包括与广州、深圳两个市级集团的关系）已初见端倪；系统整合中的地方性阻力顽强表现；还有集团与各台虚与实的矛盾、集团与局或总台之间关于产业与事业之分的矛盾将不可避免地直面而来。

——众多境外电视落地的冲击：广东已有30家境外电视悄然落地、八家境外电视正式入网的记录，但它缺乏号称传媒特区应有的对等开放政策；广东电视产业经营在境外媒体本土化的竞争策略面前左右为难，权宜之计是在网络内插播港台节目广告，结果压抑了开路电视，却发展了有线电视及其网络，但也暗藏了粤港之间知识产权纷争的危机；作为解决途径的粤港两地合资设点处理异地广告插播收入分成的努力，则因地方利益性的庞大保护惯性而举步维艰、收效甚微。

——因袭传统体制固有的弊端：产业管理的行政化与事业属性的错位感：改革思路中事业性集团的尴尬、政事之分坚持增设总台的动议、以及现有公共频道的定位偏移；全省性的集团化离不开行政整合，甚至于行政力量也难以整合；创造灵活经营平台的频道制不容易达成共识；扁平化的先进管理机制尚无法突破传统的计划统制王国的藩篱，多层次的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行政中心制和职能层级制仍能畅行其道；制播分离的公司化操作多年来流于口号之争；股份制的实施尚停留在观念层面，让湖南（电广传媒勇于顶风成功上市）、上海（闷声闯禁区与境外资金合股打造广电“第一财经”品牌）、浙江（融资渠道多元的横店影视产业试验区运作良好）的同行抢饮头啖汤而独领风骚；产业经营的单一化、产业价值链的结构简单与下游化的错位缺失导致危机重重；广东民营的节目尤其是电视剧的制作机构反而在夹缝中求生存，发展势头不可低估，市场化的成长经验可供借鉴。

三、广东电视产业做大做强的应对思路

从广东广电系统独特的生存发展现状看，从全国目前产业集团化发展曲折的经验教训来看，广东电视产业要真正做大做强，首先要在三大关键问题上亟须旗帜鲜明：一是破除幻想，清醒意识到不可能在固守旧有的计划统制格局下做出市场经济的大文章；二是确立电视的产业意识：由事业而衍进到今天的电视，整体上已是一种含有意识形态性质的特殊产业，而并非还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具有产业功能的公益事业，其三大属性（党政“喉舌”的政治属性、大众传媒的社会属性、产业组织的经济属性）决定了它是科技信息型产业、宣传经营型产业，知识经济型产业，而电视产业化的实现必须靠现代企业或媒介制度的建立为前提，最终实现从国有事业单位转制为内容生产企业，从一般国有企业转制为股份制企业，从股份制企业转制为上市公司的飞跃；三是反对急功近利，明确产业集团化成功的前提是政府管理职能的成功转换，即首先是政资分离后的政企之分、管办之分。

（一）把握机遇，发挥优势，在战略调整中争夺产业发展先机

党的十六大确定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宏伟战略目标，给了传媒产业化以正名，中国的电视媒体可以理直气壮地走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广播影视的改革重点是创新体制与转化机制，实现“从国有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从一般国有企业转制为股份制企业”、“从股份制公司转制为上市公司”的“三个转变”；信息产业部拟议的国家电信法已在出台论证阶段，国家广电总局去年最后一天颁发的《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以“四转”（转念、转性、转制、转型）和“两放”（放宽、放权），透出了广电产业大发展的浓浓春意。

目前全国产业集团化进程的暂缓叫停，是针对前一时期的行政翻牌现象，强调实行管办分离、政企、政事以及事企分开，实际上给了刚刚组建的广东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一个总结借鉴、后发制人的发展先机，但关键处是要起点高、路子正、方向明。

（二）提高认识，拓展视野，避免进入产业发展的误区和盲区

1.抱怨境外电视落地入网，广东成了文化租界，而一味抵触实在没有出息。这是因为开放倒逼改革。突破广电事业发展瓶颈，“走出去”必须先“引进来”，入世是重大机遇。当年电视行业的“例外”是缓冲，实际上从今年起，广电系统及新闻出版行业的“产业发展年”与“体制转轨年”是文化产业开始与国际接轨的发展元年，电视作为文化产业的排头兵已不例外，也更不能例外。

被动开放变主动开放。境外电视在广东地区登陆，本土媒体在竞争中虽处在弱势地位，但不必持悲观主义，也不是盲目乐观主义，大势所趋，从容应对，实行梯度、双向、对等开放条件下的应对思路。这是因为：

——文化产业的国际接轨（包括体制、机制、形式与规格的转轨）：文化全球化趋势、国家体制转轨、传媒产业发育、申请入世成功（注：入世中文化产业为例外是缓冲，媒介开放的承诺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新闻法的难产与推后处理，只是在寻找时机。但制定法规政策的出发点起点要高，出笼肯定要与国际接轨。

——文化全球化是一个统一与多样并存，中间充斥冲突且不平衡发展的过程。最高境界是孔子所言的“和而不同”：“和”是交融，是主流，但交融不等于是同化；“不同”是特色，但也包含有冲突，其中夹杂着不同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之争，但冲突并非排斥，而且还是支流。文化全球化引发的全球化与本土化，同质化与异质化，多元化与一元化是文化发展中的悖论，相反亦相成——共同创造一种同异统于一的文化精神。事实上广东电视媒体在与境外同行抢占本土市场份额时，是一步步在稳步回升，已由当年开放之初的一九开接近到时下的四六开；目前已在社区新闻、电视短剧、体育与曲艺节目等方面呈现胜人一筹的优势。

——主动开放与双向互动开放应是经济一体化、文化全球化下的主要走向，不开放不足以成文化。越是发展处于弱势的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经济、文化安全，越不能被动地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而是要主动采取开放、保护、创新三位一体的政策。眼下，尤其要正确理解“走出去”也包括“引进来”的双向开放战略，实现双赢的目标国际化（注：外国际化——凭实力、抓机遇，挤占市场，积极寻求利用外在资源来发展自己的机会；内国际化——未雨绸缪，学习借鉴，苦练内功，直面挑战，培养竞争力）。

结论：地处祖国南大门的广东电视传媒市场的开放势在必然，而且利大于弊。要多从接受挑战更能受益角度认识问题。只是在开放中，国家文化安全预警机制的防范运作讲求平等和让渡、适度到梯度开放直至双赢的理念。

2.在产业集团化过程中坚持事业型还是产业型的不同思路，客观上反映了国家体制转轨过程中复杂并且是不平衡发展的一面，而根子上表露出的是搞意识形态型媒介还是搞产业经营型媒介的两种不同认识的对立与交锋。电视“产业化”的改造，源于电视本质三重属性所引发出的电视自身社会角色的调适与重新定位，也是电视媒体在市场条件下，已由单一的宣传工具演变为一种文化信息产业组织的逻辑结果。它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意义，十分有助于我们走出传统观念上曾占主流地位的两大认识误区：喉舌性质和功能泛化的倾向；以片面强调传播内容的特殊性质来取代对行业总体属性的客观判断的“意识形态特殊论”。过去一味强调宣传性质的电视事业是一个依附型的单纯的消耗性系统，而电视产业则是一个拥有市场主体地位的保值性和增值性的系统。历史已经证明并继续在证明，电视产业集团化发展走事业型道路就因其难有操作性而被宣布：此路不通。

（三）分清主次，务实求真，拓展和利用产业发展的政策资源

现实表明，真正影响一个产业发展的往往不是技术和资金，而是政策。而卓有成效的改革首先是自上而下，然后才是自下而上的良性循环过程。因此政策资源是最大的优良生存资源。广东是中国开放的门户，中外文化的交汇点，培育电视产业的试验区，因此，它在政策层面上：

1.产业试验区政策的争取与落实到位。要充分利用地缘优势，机不可失地尽早争取媒介产业试验园地（全省及区域性重点产业集团及产业化的认可，盈利性事业单位转企业是重大机遇）政策资源，抢夺发展先机（广东在产业集团化进程中没有当上排头兵，但仍可吸取别人经验教训，后者犹可追，后发制人）；切记：在市场竞争中落伍，即失去在中国本土的市场，也就是失去国际的市场；在经受住了境外电视长年冲击并已经加入WTO的今天，对于国家让广东充当开放窗口甚至是文化租界的做法，本土媒介借机谋求的应是先行一步的产业试验园地而不是保护性的传媒行政特区。

广东广播电视系统曾经在80年代的整整十年中，利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先走一步的政策优势，引领一代潮流。今天，它仍然可以利用其在全国中是唯一天空开放省份的客观现实，将境外媒体的冲击当作产业集团化又一重大发展机遇，即向中央合情合理地申请最早下海吃螃蟹的产业试验园地的倾斜政策。由于全国均处在入世条件下，不能强求政策资源上的你无我有，而只能是充分利用区位独特优势，争取你有我先；不能一厢情愿地说是传媒特区，但可以说是传媒产业试验园地，利用桥头堡阵地，有意打造产业经营的先进运作方式和节（栏）目开发创新的两大平台，主动为全国的广电改革全局贡献智慧及其经验教训。由于广电产业的意识形态属性，广电改革确实存在严重的制度路径依赖，当中需要逐步演进，更需要实验与示范。(www.xing528.com)

2.过渡期的保护政策（对外则要强调对等开放、引进只能梯度进入、同时可以适当提高进入门槛条件）及广电系统的特殊产业（允许有融资多元渠道、给予低税率甚至税收减免政策、设立设备专卖通道，允许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域之“三跨”等）扶持政策的争取。

（四）重视决策，确立目标，找准改革突破口并抓住关键要害点

1.建立战略研发部门

建立战略研发部门的目的是为了明确电视产业的战略目标与发展思路，找到改革与发展中独特而又卓有成效的对策。研究发展战略是深化体制改革、确立发展目标的基础，是关系一个行业改革发展全局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事实证明，当一个国家进入信息社会发展阶段，作为发展的一条铁律，那就是谁在发展战略研究、全息研究、综合研究和对策研究上投入越大，谁的竞争力就越强。广东广电是一个具有一百多亿资产，年创收五十亿以上，有上百个经营实体而且有着多层归属关系的系统，不能仅仅依靠少数领导人的经验、直观的判断来进行重大决策。成立战略研究发展部门这样一个核心机构是当务之急。它要求把自身内部发展的相关研究与高等院校的研究机构及社会上的专业公司的专题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根据不同的课题和任务开展多项前瞻性、前沿性的工作。目前全国三十八家省级和单列城市的电视媒体中已占75%有了自己一级建制的研发部门，这是过去电视系统从未有过的喜人现象，广东尚处在考虑实施阶段，只能寄望于后起直追的起点高、功能全与决策层领导的高度重视上。

2.找准改革突破口

以产权改革推进产业化。目前试点地区的集团化进程，更多的还是处在立意行政性的翻牌集团的阶段，为有效解决资源浪费和低效率运作而必然进行触动旧有体制最深层矛盾的产权制度改革。为此，广东广电产业集团化改革的突破口，应首选在能够突破意识形态上限制，而中办发17号文又明确可实施股份制的有线网络的整合上。而产权的改革，则以“存量转型，增量转制”的两层涵义，较能有效体现在从媒体（电台、电视台）剥离出来产业化程度高的传输网络公司身上。当中，首先是台网分离；让其产权从制作播出的机构分离，而且这也是一种经营性国有资产与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产权分离。其次，以资产和业务为纽带，打破局域网之间的行政分割，省、市、县三级贯通、垂直管理。鉴于各地分割的现有网络均有地方的利益所在，所以在集团无法有全面置换资产实力的阶段，对现有网络，还只能进行资产评估、按投资额定股，照顾基层利益。只有存量不变，才能保住集团的网络基础，进而可通过机构重组过渡到存量转型，接下的新的业务拓展，则必须进行以上市后股份制经营方式的增量转制，最终形成控股整合的无缝连接的集团网络。广电产业是网状产业，包括光纤与同轴电缆组成的混合网，微波干线及其支线；大中小广电发射台、转播台共同构成的传输网络，是广电集团赖以生存发展的生命线。整合了网络也就连住了人心。因此，作为广播电视系统内部体制改革的切入口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传输网络公司的组建以及上市，事关重大，也是产业集团化的必要前提。

3.抓住关键要害点

以资本重组推进集团化。广东在全国首创全省性广电集团，运作结构应该是以资产和业务关系为联结纽带，以母子公司为主要体制，以优势媒体为龙头，以骨干频道为核心，在联合、重组、兼并等等这些资源整合的基础上，组建可以跨媒体、跨行业、跨区域的媒介产业集团。应该承认，由于目前全国所有广电系统集团化的试点工作，都是在国家缺乏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发育过程，造成国有资产运营系统尚未建立，政事（企）分开远未实现的背景下起步，因而政府力推的这股“集团热”的时尚表现中，真正达到产业集团化所需要的产权改革与资产重组，其入手的难度系数大。问题还出在了面对整合的地方基层媒体，除了无条件贯彻好中央政策之外，还要服务于当地中心任务，因而地方保护主义十分严重。所以基层媒体的背后，都有地方政府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支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行政手段强制性的集团整合，实际上还是各级政府间“信息不完全动态博弈”。因此，解铃还需系铃人。有必要借助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推动产权改革，真正实现资产重组。在目前国家广电产业扶持政策及大规模融资渠道尚无法一步到位的现实面前，广东广电产业集团化进程推行分两步走的战略：首先利用行业三级办电视，两级办集团的宏观调控政策，将广电节目源集中在中央和省两级手中。文化抓基层，广电抓源头，抓住了节目源就等于抓住了牛鼻子。节目源的集中上聚，是广电改革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有效办法。在广电行业内就可制定具体的政策法规，形成实质性的调控，最终迫使基层媒体转变职能（县级办转播、市级限办自制节目），通过公司制（分公司或子公司）的建立，纳入到集团化的频道系列或网络系列，在此之后，再推动全省各地为维护自身投资权益，同意实施优良资产的重组，从而打破地方行政壁垒，尽早实现集团化的“三跨”而带来事业跳跃式或超常规的发展。

4.建立专业人才储备机制

——针对境外媒体强势的本土化策略，尽快建立并完善人才储备机制，引得进并留得住人才，要在节目竞争中保持人才优势。可以借鉴凤凰卫视“明星制”的用人机制，要给业务骨干提供可以充分展示个人才华的舞台和平台；

——强化全局一盘棋的观念，首先要打破广东及南方两台现有严重不均的人员分配格局，同时关注广播电视合流的发展趋势，合理配置并充分开发利用现有人才资源，突破多年来人才使用上庸多才少、难引难留或只进不出的发展怪圈，形成强势的竞争合力。

5.强化社会与文化免疫机制

——重视电视播出语言中粤语的“防火墙”屏蔽作用，强化本土电视节目的亲和力与收视惯性，保持并争取更多的受众；

——相信广东当地社会开放的心理承受能力，有意降低当地开放阀值，提高境外节目网络监控水平及遮屏技巧，强化本土受众忠诚度，并培养其见怪不怪及明辨是非的精神境界和鉴赏能力。

——利用入世开放的保护期，有理有节调制好广东当地的开放时间表，积极培育创新机制，提高系统整体抗衡能力。

6.扬华语电视旗帜

广东是侨乡，全球华侨同胞约有七成是粤籍者；作为中国的开放门户并拥有地方省级最大电视媒体的广东，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决定了它在国际华语电视发展中必然有着不可取代的突出作用。于1993年、1995年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国际华语电视周的广东电视媒体，在沉寂了近10年之后，在举办权和原创权遭到境内外媒体反复觊觎之下，是应该借助产业集团化春风的复苏，重整旗鼓，开启新一轮的“引进来”与“走出去”工程。

——要着眼于沟通的价值取向，积极培养公关型的外宣意识和电视语境氛围，独特的人文地理便利条件，决定了广东电视有着肩负世界华语电视发展主体的历史使命；

——要珍惜华语电视周的原创价值，懂得在市场条件下充分利用这一有效通道，跻身并影响世界传媒领域，切记：志当存高远，没有战略设想的电视媒体是悲哀的。生命的创造力和事业的成功率与目标的水平高度相一致。

四、广东电视未来发展的前瞻构想

前提：既要符合中国电视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要符合广东电视产业发展与内地多有不同的实情。在产业集团化的一般历史进程中，广东同样有“行政整合、市场取向、阶段推进、搞活做大变强”这样一个战略实施步骤，只是在其中可以彰显广东的实力与优势：

行政整合：中国电视集团化发展战略的启动是在市场发育情况不良或不充分的情况下进行的，作为以块为主先行启动的模式，表明在现实条件下，主办主管媒体的政府却是资产重组极为重要的主体，其使用的行政手段对于集团草创时期的国有资本重组具有特殊的意义，虽然这是有悖于政企政事之分的集团组建原则，但必须承认这是历史的过渡，无法回避，因此它亟待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只有首先实施了政资的分离，才有可能加速这一历史过渡期的缩短。广东，尤其是它的深圳特区，作为政改实验基地，随着政改条件的不断成熟，有望在全国最早走出行政整合这不得已而为之的阶段。

市场取向：在创新体制及转化机制的改革过程中，电视产业集团须以国有控股的股份制和保证政府意识形态主流地位的特殊公司制为既定归宿。其间，国家作为所有者授予的产权，在获得落实保值增值的财产责任面前，将逐步由主管部门的管理者支配向经营者支配。集团化的最佳操作范式是流动的优良资本的重组而非固化的旧有资产叠加，否则，航母尚未启程，就已被大量历史遗存下来的垃圾资产和人为包袱拖得寸步难移。目前正在进行机构上的集团与局的管办分离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为了再清晰事企之分，在局主管模式下酝酿再成立一套总台班子分管播出机构的举措，这既违背了国家对广电行业总属性是产业的科学判断，同时也是对改革目标是进一步解放基层生产力的嘲弄。此风由北刮起，南风如何相迎，这是对市场取向认识高低的一个分水岭。

阶段推进：产业化不是一个时点，必然经过从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化试点管理过渡到文化信息产业系统化规范管理（事业——企业）这样一个逐步衍进过程。当中在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要最终实现五大转变：即资源利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技术构成由滞后型向前卫型转变；经营方式由事业型向产业型转变；发展机制由政策优惠型向市场优势型转变；战略目标由单一型向一业为主多元发展的综合型转变。而实现上述目标的前提当然需要填补广电系统从多制度的“缺陷与真空”。呼唤法制建设的加强和产业环境的形成。由于广东电视民营产业起步较早，全省经济条件出众，同时广东也曾拥有并将优先拥有电视产业开放性的独特政策资源，因此，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的发展前景因具有“迟滞的有利性”而完全可以大踏步的后者居上。

搞活、做大、变强：集团化的体制改革与产业发展，千万不可忽视经营实体自身资本积累的自主性，必须强调以搞活基层（栏目与频道）为主要动力，在引入竞争机制的同时还不能忽略激励机制和民主机制的引入；体制与机制创新的格局也不能满足在集中性的规模效应而更要在内涵性的集约化方面下功夫。在搞活、做大、变强三者中，搞活是前提，后两者是动机也是结果。而关键点是人才、资本与机制，同时还有把握住机遇的胆与识，努力争取更多、更广的强强联合。

有了国家对于入世的郑重承诺，面对产业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广东电视媒体（广东、广州、深圳）三大分支在各自锻造自己的航空母舰的努力方向是——组织集团化、经营集约化、管理规范化、制作社会化、节目市场化、效益综合化、目标国际化。届时的电视媒体及其产业发展将呈现这样的变化趋势：

在成功进行视听整合、政企分开、管办分离、集团重构的基础上，从一种垄断行业向开放有度的社会行业变化；从一种单纯喉舌功能的宣传性新闻媒体观念向以综合信息提供的服务性大众媒体观念转型；从一种社会政治主体的附属工具向具有意识形态特殊性的市场主体移位；从一种社会宣传的事业消耗系统向公共服务的产业保值与增值的系统过渡。

最终，随着电视产业在尊重意识形态特殊性前提下的全方位的整体转制，这将表明广东也是中国电视行业的改革已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