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视听揭秘《中国传媒改革的理性探索》

历史的必然

1993年，是中国电视发展史上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一年。在此之前，尽管改革的步伐已迈进第15个春秋，但本来在大潮中起步较晚，尔后曾急起直追的中国电视领域，至今也还只是在观念的更新、门户的开放、技术手段的改良以及采编作风的嬗变中蓄势，并没有从节目生产及其布局这些微观、中观层次上的变革视野中实现突破而有更大的作为。但1993年元旦开始，最早由南粤电视人喊出“改革管理体制，实行事业单位内部企业管理”的口号，经过5年的风风雨雨，终于走出了“姓社”还是“姓资”的阴影，在神州大地的现实中有了阵阵回声：一个完全是自负盈亏，不靠国家拨款，而靠自己独立经营，靠电视节目的社会效益实现产出的新型媒体——东方电视台，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诞生，并首开国内同等级行业竞争之风；接着，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以栏目承包制形式公开亮相，一炮打响，遂以栏目制片人制的成功运用，被誉为代表着中国电视改革的方向；再接着，上海电视台为在竞争中求生存，开始酝酿在全国首次实行分频道的总监领导下的栏目制片人负责制，向电视系统长期因袭的传统管理体制和模式发起了攻坚战；再后，在吉林、在深圳、在广东、在北京，在一切不变则退的地方，电视领域所有局部或带全局性的变革，都或多或少与制片人制联系在了一块。

中国电视发展的历史进程，从此步入由单纯宣传型向宣传经营型转变，由单纯事业型向企业化管理转变的深化改革阶段，而制片人制作为屡屡突破传统体制桎梏的神奇武器，备受推崇，并成为了当今影视圈中最时髦的行业用语。

“制片人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美国电影界的制片公司内，但形成气候并让独立制片人登上历史舞台的则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世界影都好莱坞。当时的背景是：一方面，经过20年的发展和完善，美国的电视事业如日中天，蓬勃发展，当时其社会上所拥有的电视机数量已达至400万台，形成对电影业的直接挑战和残酷的行业竞争；另一方面，电影业也面临着美国政府在政策调整方面的巨大压力。在1948年美国法院通过的一项决定里，美国的电影制片公司被要求放弃继续拥有电影院的所有权，使制作系统与放映系统分离；同时，不再确保制片公司从前曾经得到保证的影片发行数额，其目的就在于打破行业垄断，从而促进电影市场的发育和成熟。于是独立制片人应运而生，使美国电影业的体制和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影响到西方整个电视业。

制片人制作为舶来品在中国被选择，同样也是市场经济的催生物，也是改革开放实践发展至今的历史必然。

早在1985年，刘晓庆在独自筹拍电影《无情的情人》之时，实际上它已开启了新中国独立制片人之先河，但当时它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当中蕴涵极深的现实意义。广东是中国酝酿并写出第一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论著的地方，但在历尽艰辛出书的十多年中，现实的改革还是在过去一直延续的传统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上开展起来，市场的因素也只是在原有的计划经济的“缝隙”和“边缘地带”顽强生长，改革一时难以突破临界点：这也是在改革中先走一步的广东，尽管实践已向它展示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生机和希望，但也只能在困惑中做出痛苦的摸索与徘徊。

1992年，处于世纪交替和历史重要转折时期的中国，面临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步入低潮，世界经济集团化和一体化趋势加速形成，以及国内深层次改革矛盾存在的重重压力。在这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严峻时刻，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以其洞察历史、把握未来的气魄和胆略，迈开了他“南巡”的步伐，也因此，中国最终选择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也选择了中国。此时的“转轨”和“接轨”，在视为国家意识形态最敏感部门的视听领域，不再是离经叛道的代名词，而是阐释“认同世界文明、建立市场经济”这一国策最具现实意义的注脚，使用频率日益见多。由于电视的第三产业的属性得到确定，而它的功能、性质、任务又开始得以重新认识，体制的改革和机制的转换，终于摆上议事日程；同时也敢于不单单在外宣领域，还包括整个电视业务的建设亮出“尽快实现与国际电视发展的同步接轨”的口号。这表明，电视领域新的更为本质更为深刻的观念革命，随着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肯定而再次掀起了波澜，自觉、广泛地引入外域行之有效的制片人制度，也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

执着的探寻

在中国的视听领域，面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体制改革，首先需要引入的是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和民主机制，进而通过简政放权，达到管好搞活的目的。纵观当前视坛的改革走势，一旦我们明确当中实行制片人制这既是当今国际性行业采用的惯例，也是电视制作生产规律自身所决定的基本走向，那么，只要电视台进行面向企业化管理转变的改革，打破其现有滞重繁复的行政运作体系，引入并实施制片人制则会势在必行。只是舆论认为：在当今中国，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制片人制。此话虽说绝对，因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但就面上而言，它有它的道理。在西方，制片人是懂艺术、懂专业的投资人或其代理人，本身就是学者、专家型的老板；而专家、艺术家在中国，具体到某一特指的行业，他们可说俯拾即是，不乏其人，但在电视这一国家垄断性行业之中，堪称可以自立门户、自行主张、自定选题、自产自销这种个人说了算的老板则没有（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因此，在没有跨越行业垄断性的历史阶段，在没有真正实现制作系统与播出系统相分离的今天，这就决定了实施制片人制的选择也必须走过一段艰难而又曲折的道路。如果没有其它体改措施的配套，它首先面临的就是传统僵滞体制现存的消极因素的挑战——只进不出的人事条例；约束硬化的财务制度；缺乏主体的依附关系；重投入轻产出、偏宣传少经营的节目生产格局；只愿易物交换的节目市场等等，加上在职从业人员不可能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因此在这种生存环境的制片人，暂时能够采取的运作方式往往是独立性不强的承包制。如果说用“准制片人”去称谓他们尚有明显的西化倾向的话，那么名曰栏目制片人则更具中国特色，更符合电视领域当今的中国国情。虽然说，在中国堪称前驱的制片人在电影业，他们提携了电视业的电视剧行当，让其在电视领域中产生了不小的震荡，但真正能够动摇电视业传统体制，形成最大冲击面的，还是播出频道中众多后来居上并能立住脚跟的栏目制片人。前者产品侧重娱乐、审美范畴，组织形式可划为相对独立生产的单元；后者节目多是上传下达，进行宣传教育的载体，很难离开息息相关的整体系统，因此改革的难度和力度也是显而易见的。考察中国视坛引入制片人制的改革实践，其主要对象也应该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总结近3年的实践，可以这样说，制片人制在中国还没有取得广泛推行的成熟的范例，但在摸索前进的试点阶段，还是出现了几种极具生命力，值得去完善并逐步给予推广的运作模式：

其一，曰“特区制”。即充分利用倾斜政策，以点带面，耕耘标准样板田。这以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为代表。《东方时空》于1993年5月1日推出，属于早晨节目中带有新闻杂志性的板块栏目，时间长度为40分钟。它除了制作经费来源不属个人之外，可说是一块几乎具备制片人制所需原生态环境的试验地。具体操作上：用人方面，栏目设总制片人，下属的四个小栏目再分设若干制片人。节目组力图打破铁饭碗，除核心成员是台内业务骨干之外，以4：1甚至是5：1的比例大胆招聘社会流动人员，而且招聘的记者一般要求具备出镜当主持人的素质，目的是要培养并推出中国记者型的主持人。经费方面，采用“以栏目养栏目”的全面承包方式，即先向台贷款若干做前期启动资金，然后主要靠开发板块内被允许经营的五分钟广告时间，赢得经济效益来支付全部人员的工资、奖金、完全体外循环的设备使用、节目拍摄与制作的业务经费。管理方面，抓放权和制约两头。放权一头，一是允许突破现有人员编制，大量聘用“临时工”；二是摒弃内外之别，强调同工同酬，编外人员同样享受公费医疗和养老保险；三是尊重投入和产出关系，业务经费给予合理的实报实销；四是制片人拥有选题的确立、人才的选用和管理及一定的经济财权。制约方面虽允许体外循环，但指定台内两家公司即“北京未来广告公司”和“北京中电高科技电视发展公司”分别做栏目的广告业务和财务管理，并实行大致半年一次的严格审计，而且，一切费用都必须在节目获得播出后方可销账；虽拥有若干记者组，但每个记者都不会被指定谁负责哪个方面的报道，固定谁和哪个部门联系，强调平等抢新闻，即谁早报题由谁拍，谁的节目抢得快、拍得深，就播谁的节目；虽然制片人大权在握，但对属下工资、奖金发放是有透明度的，标准由制片人定，但要向台里汇报并备案。作为严格禁令，节目中不允许出现商品味，不允许从业人员利用采访之便索取任何报酬，《东方之子》一般也不采访企业界名人。所以，《东方时空》这自负盈亏最讲经济效益的地方，却也是“电视上难得的一块净土”。作为局部成功的范例，《东方时空》依靠赋予的非常灵活的政策：引入了竞争的机制，刻意锻造队伍良好的素质；加强职业道德的规范，从而赢得了节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现在北京广播学院已经把对整个《东方时空》的制作、管理及播出过程的了解，作为新生入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予以推崇，指出这就是中国电视发展的方向。

其二，曰“频道制”。即有意减少中间环节，合理划分事权，建立岗位责任制。这以上海电视台两个相对独立运作的十四频道、八频道为代表。1993年元旦之后，上海东方电视台、上海有线电视台、上海教育电视台相继问世，从而打破了在全国同一地区同一级别广播电视机构只能独此一家的传统模式。面对多台强力竞争，经过一年的酝酿筹备，上海电视台也拿出大手笔，不仅仅在点上，而且在整个层面上，直接挑战电视系统长期因袭的传统管理体制和模式，先后在十四频道（1995年4月14日）和八频道（1995年6月16日）在国内首次实行频道总监领导下的栏目制片人制。针对过去上海电视台部门多、层次多，往往造成调度信息滞后和宏观指挥失灵，以及台领导大部分工作时间耗费在协调部门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之中的现象，新体制首先是撤掉大部分条块纵横的节目部门建制，分划所属两个频道相对独立运作，建立了频道节目总监责任制和栏目制片人责任制。操作上，台长同频道总监合理划分事权，除有关宣传的重大问题由台编委会讨论决定之外，频道总监对本频道日常节目全权管理，对台长负责；而频道总监直接领导栏目制片人，在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中间层次。在制片人方面：人选由总监直接聘任，栏目都由制片人承包，当中撤销以往行政建制的科组，制片人根据自身栏目及其责任的大小，在位时分别套接行政系列（在副主任至副科长之间）相应的待遇（有利于消化撤销部门建制的干部），并在人、财、物方面具有相当权利。譬如，用人上，一般都经过自己提名或认可，只是在机构消肿、人员分流的历史阶段，为了强调保护本台职工的就业利益，暂时只允许较小比例外聘社会人员；经费来源及其管理上，鉴于台广告效益良好，故节目经费采取全额下拨方式，实施切块承包、节约提成，前提是栏目不再染指具体广告业务，这反倒使制片人能一心一意去经营精品节目，也利于财务部门的直接监控。由于制片人拥有了栏目经费签批权、用人权，又能直接参与每档节目的选题审定，参与节目内容、形式和包装的商讨，缩短了管理中间的流转层次，理顺了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当然有利于进一步解放电视节目的生产力，有效消除了过去管理层次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弊端。

其三，曰“中心制”。即结束体制上的分割掣肘，代之以人事合一、人机合一、事权合一的“一体化”的管理方式。这以吉林电视台组建的新闻、文艺、社教、经济四大节目中心为代表。在1995年3月吉林台出台的机构改革方案内，提出了强化中心、淡化部门、活化节目组的原则，这是依循一个生产体系内部的各生产因素必须同步进行、相互介入、相互参与的“一体化”理论指导的结果。所谓强化中心，就是强调以节目生产（宣传）为中心，对与生产有关的所有生产要素实行统一指挥，形成以生产为中心，配套管理、经营共三大系统的运行新机制。在生产系统内，吉林台现在是按节目大类统归四大中心：新闻中心（原新闻部加制作组）、文艺中心（原文艺部、电视剧部合之）、社教中心（原对外部、专题部、体育部、社会教育部合之）、经济中心（原经济台划归）。当中由对口分管的副台长兼任中心主任，另设常务副主任，由部门正职担任，负责中心日常工作。为解决节目部门和技术部门之间的频频矛盾，正视电视艺术与技术大融合这一宏观趋势，吉林台有意在中心范围内让采编、技术合成“一条龙”，即将大部分技术人员合理地分到各个采编部门，由各中心直接领导，同时按照生产实际将全台的常规技术设备和大大小小演播室和前后期设备分给各中心管理，节目生产出现了“四条龙”，台制作部和播出部只保留了少部分人员和全台高精尖设备，如三维动画、特技机、工作站和转播车等，作为各中心技术制作的提高和补充。所谓“淡化部门”，主要指合并中心时必然要撤销若干节目部门以减少中间环节，或者在不得已必须保留的部门（如播出、制作部）中划出相当权限充实中心，所以节目中心之内较少保留部的编制，更多的是采编人员和技术人员多工种的混合组别，以区别于过往部的建制。所谓“活化节目组”，就是针对过去传统的采、编分家，前后期脱节的“流水线”式作业方式，实行同步式的“采编合一”的制片人制。现在吉林台的节目中心，基本撤销部科的建制，中心领导直接赋予制片人包括拟定选题、人机调度、节目设计、后期制作、奖金分配和完成承包合同等相关权力。由于制片人被赋予了节目生产的核心地位，所有由其组合的采编制作人员都接受制片人的意图参与节目的前、后期研究和操作，使得节目组中人人有权力，人人也有义务，这样“一体化”的本质——让所有人共同为一期完整的节目负责的目的就容易实现。在用人上，该台制片人尚未有多大自主权，组建班子还不能完全做到双向选择，究其原因，还是无法冲破现行人事制度的限制，优化出来的员工面一广就无法妥善安排，所以现在重点强调在制片人人选的严格把关上，而且在制片人成为新的组织核心和完成节目的关键的同时，各中心相应出台一系列对制片人的制约制度，包括考核和财务审计，包括试用三个月和相应奖惩等等，仅一个经济中心所制定的各项制度就达六大类28项48条。他们的经验是，要放活就必须管好。在经费来源及财务管理上，吉林台提出“公开承揽，统一管理，以栏目养栏目”的原则，在坚持“统一签合同，统一价格，统一进账”的前提下，由各中心制片人从广告部手中接手栏目广告的经营，而广告部只负责栏目广告管理。这一举措解决了台广告部全包不下栏目广告的难堪，又让基层有了创收积极性，并分担了台宣传经费下拨不足的困难。当中制片人担当起创收主力军的作用。

其四，曰“双轨制”。即允许新旧体制在一定时期内和平共处，透过实践中各自优长劣短的较量，形成体制转轨的大势所趋及其平稳过渡。这以广东电视台率先在周六、周日的节目改版中试行栏目制片人制为代表。1994年11月1日，是广东电视台建台35周年华诞日，作为台庆系列活动的组成部分，也是当年深化改革重大举措的十件大事之一，广东电视台首次在周六、周日播出节目中隆重推出面对假日而以板块形式为主的改版、扩版方案。为保证当中是用优秀的节目来充实之，这次改版涉及到的时尚、博览、游艺、科普、体育、艺术、家庭、咨询服务等11个新设栏目，均全部实行栏目制片人制。考虑到改革试验点这局部的变动还要与现行的体制接轨，也为优化组合减少阻力，故当时特别强调制片人的素质、献身精神和表率作用，以及政策上的必要扶持，而不是先从结构体制上做大手术，以减少改革产生的震荡力度。相对过往的运作机制，栏目制片人已经赢得了竞选上岗、优化组合、拟定选题、节目设计、经费包干、财务签批及责任到人等相应权力，也有了台制片人工作协调小组来帮助理顺新旧体制错综复杂的矛盾，虽然处在双轨制下的制片人的责权利有时难免准确到位，操作起来有相当难度，但敢于尝试，敢于变通，效果已不同凡响：一是节目的质量明显提高。在岭南、珠江两台现有的90余个栏目中，制片人栏目收视率几乎都在两台的前10名内，当中近半数还名列前茅。二是从业人员的心理素质大为改观。制片人栏目按任务配置的正常编制人数都有较大幅度下降，甚至减少至不过半，但组内人员干活都是“拼命三郎”，团结互助，个人能量得到了比较充分的释放。三是节目的整体意识、整体形象的观念得到加强。这是因为制片人可直接将思路贯入栏目，每位组员也比较关心栏目的整体形象，不是播完就算。每个栏目都在自觉地不断总结、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四是编辑记者们经营意识有所加强，广开创收门路的政策及其实践，必然带来栏目经济效益的明显提高。随着局部试点的成功因素逐渐上升，继岭南台而珠江台，全面推行栏目制片人制将成为广东电视台当下不争的选择。

理性的选择

栏目制片人制在中国视坛的引入，开始并正在形成对传统体制中的宣传、经营和管理各个层面的全方位撞击，亦表明改革开放以来，这块一向以硬件投入超前，而软件操作相对滞后的领域，正孕育着一场历史性的变化。对于栏目制片人制目前表现出来的上述四种主要运行模式，前进中的困惑是：“特区制”不易走出它的特定环境；“频道制”如何强化它的宏观调控系统；“中心制”与简化中间环节的措施是否也存在着一个悖论；“双轨制”在让制片人责权利的准确到位实际上仍是勉为其难。这说明，冲破传统僵滞体制还得待以时日，同时也与我们对这一改革的认识及其实践的局限性有关。

作为行业中的一个典型，我们是这样理解今天仍在富有成效运作中的《东方时空》的：它以它的辉煌，至今在中央电视台乃至各省级电视台尚未取得普遍推广意义，究其原因主要是宏观上即全方位的体改措施没有同步，制片人制所需要相对独立的人权、财权，一旦超越现有栏目范畴就难以全面落实。譬如，已经能够允许长期聘用社会流动人员干活，但“双轨制”下的骨干队伍就会出现不平衡，最终导致留不住自己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人才；作为补充员工的借聘，对象往往限在北京地区有户口的专业人才，也难实现国家台“汇天下之精华”的初衷。同时，常让人难以启口的是，作为政策倾斜和扶持的试点，干好干坏均会树大招风，常常是效益上去了，也得少拿钱、多干事，靠个人经济上的保守去换来事业上的良好发展空间，久而久之，也必然有碍从业人员积极性的发挥。今天，随着事业的发展，《东方时空》已由一个杂志型栏目扩展为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下面的新闻评论部，但运作方式不是没有回归或实际套接行政管理的隐忧，它属下的制片人为之戏侃又当科组长了，反映了现实机构设置中实行多层次管理的中心制与要求简化中间环节的制片人制之间不可回避的矛盾，也带出了改革进程中的艰难与曲折。

由此而论，尝试栏目制片人制的改革实践，作为撕破传统体制的口子，如不能迅速巩固战果，新的替代不了旧的，旧的就会反过来同化新的，而导致前功尽弃，甚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挫伤了的积极因素还会逐渐被化解而走到自身的对立面去。心存于改革中的忧患意识和必须对改革大业负责的使命感，迫使我们对探索中的实践必须有一种理性的选择，能够逐步明了推行栏目制片人制的难点和误区在什么地方，作为已经承领下来的实践课题，我们的一些粗浅认识是：(www.xing528.com)

1.推行栏目制片人制的目的及其相应要求

栏目制片人制是目前电视台为促使节目生产自觉走向市场尝试实施的一种内部承包运行体制。开始置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格局下的中国电视行业，正在迈入由单纯宣传型向宣传经营型转变，由单纯事业型向企业化管理过渡的历史阶段，为做到顺利转轨，理顺生产关系，革除旧有管理弊端，进一步调动从业人员的生产积极性，这要求我们必须确立“简政放权”、“搞活管好”八字方针，力争在推行栏目制片人制的改革实践中，达到“高起点、高标准、高效益”。当中相应的步骤是：简化管理层次和程序，解放基层生产力；重视市场取向，打破版面、人员终身制；允许双向选择，鼓励竞争和择优选聘上岗；明确个人责权利，健全制约机制，衡量节目“双效益”，让栏目既活又正，创优出名牌。

2.顺利实施栏目制片人制的三项基本保证

（1）组织保证

栏目制片人在电视领域现行运作体制中的定位受两大因素制约。首先他是在党和政府的喉舌部门中工作，他必须绝对受控于舆论导向；其次就是他也要有相对独立的责权利，在他身上，应体现出动力机制与约束机制的有机统一。因此，制片人的定位可在节目生产部门二级管理制中的承包经营组织者上。制片人以统筹制作节目为第一要务，上对节目主管或由台长直接派出的代表承包负责，下统栏目具体运作，被赋予相应的责权利，确保所生产的节目具有社会、经济的良好“双效益”。在目前转换新体制的组织结构形式中，最被看好的是相对独立运作的“频道总监制”。因为当中实行的是总监、制片人两级管理，中间的流转层次大大减少，制片人作为节目生产的核心部分，已经突破了过去部门专业分工、条块分割的局限，拥有了原先科组长甚至部分部（室）主管的权利，而有了“搞活”的组织保证。问题在于，结构合理并不等于操作顺利。简化出来的中间环节能否被消化并形成积极的有利因素，须取决于以下若干因素：一是体制上还有没有滋生“官本位”、“终身制”的土壤；二是竞选上岗是不是证实了原有中层干部的实力所在；三是干部队伍的重新配置是否都兼顾了不同年龄段的各自优势，做到各尽所长。在这些方面，上海电视台的实践最有体会。在实行频道制进行部门归化的过程中，对局部利益留有余地的姑息迁就或者简单粗暴的行政裁断，这两方面的因素不做排除，都有可能种下葬送改革成果的祸根。观念的转化和利益的分流缺一不可。应该看到，实行三级管理制的“中心制”，也在积极探索着一条实施和推广栏目制片人制的可行之路。现实中实力雄厚的电视台，在机构调整或者变更中，往往更愿意采纳“中心制”，因为这种体制更能集中优势力量，出大活、办大事，从而显示出大台的地位和实力；同时也能为较多的后备干部提供擢升的机会。问题在于，不同的体制造就了不同的人才观。推行制片人制，进行企业化的管理，要求能造就更多的名编、名导、名记、名制片人去充实节目生产第一线，它讲的是“名人效益”，要的是“群星璀璨”，而不是其他什么。因此，能从真正意义上去理解实施制片人制真谛的“中心制”，弱化中间环节，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管理流程，自然成了明智的选择；所保留的，是更多工种以及诸多生产环节的有机组合，这点上则与制片人所要求拥有的责权利殊途同归。做到这一点，也是一些试点中的“中心制”能与“频道制”在推行制片人制方面平分秋色的原因所在。但最终成功与否，则以栏目制片人实际拥有多大的责权利来衡定。值得探讨的是，各地电视台的新闻部门近年来均有朝着建立严格三级管理制的“中心制”的发展趋向，这与新闻节目的产生需要多工种多部门的紧密配合，以及它直接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不允许太多个人风格色彩的东西出现有关。新闻采制行政管理手段的加强以及它本身可视为是政府行为的明确定位，带出了自成一体的“新闻中心”是否合适推广制片入制这样一个值得商榷的课题。

由此，从电视节目或多或少都具有意识形态的敏感性角度着眼，引出了推行制片人制必须“搞活”又得“管好”的另一面——制约机制。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毫不含糊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除了要求制片人本身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和较强的政策判断和把握能力之外，电视台的运作体制中也得强化制约机制，必须从制度上保证栏目制片人的运作自始至终处于良性循环之中。这要求：制片人在业务关系上，明确受制于节目主管或台长直接派出的代表，后者有权对栏目运作、经营、节目宗旨、质量随时提出指导、批评性意见；制片人与各制作（包括技术）部门也是平等关系，遇到问题，需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包括各自主管共同协商解决；制片人的功过、栏目的优劣、节目质量的高低，必须有负责监控的职能部门定期根据总体要求和具体情况，公正、严格地加以衡定和评分；制片人的财政状况必须处在经营管理部门的监督、审计之下，并定期接受抽查；节目主管部门有责任定期反馈制片人的各种基本情况，电视台的决策层将根据制片人的表现、栏目运营情况、节目评估结果、财务审计意见，对不胜任者、不适应者、爽约者，做出更变、解聘、补充等调整措施。实践中，作为衡量“频道制”推行栏目制片人制成功与否的一个硬指标，就是充当电视台宣传业务管理中枢的总编室（不是编播室）的宏观调控能力是弱化了还是强化了，当中一字之差，影响重大。

（2）人才保证

一个栏目的知名度是与其制片人的影响力相提并论的。在西方，制片人被视为专家学者型的老板，那么在中国，当一个制片人的感受又是怎样的呢？《东方时空·生活空间》制片人陈虻做了最有代表性的回答：“有点厂长兼总工程师的感觉。”这表明，能够胜任制片人的素质要求是综合型的，是通才而不是专才，是行政型的，也是业务型的。因为制片人必须承担的主要职责是：任内依章受命，履行承诺；全力以赴，做好节目。组创节（栏）目组，在既定配额内，按需择优选聘以及管理组合人员，当中允许打破原有科组甚至部门的限制，进行双向选择，优化组合；接受必要的监督和审计，合理并节约使用下拨或创收允许留成经费；指挥栏目运作，统筹生产流程，保证制作水准，如期提供节目播出。当中间接或直接地提出了制片人应具备的基本条件：须具有一定年限电视节目的采、编、导实践和相应的专业职称；须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和政策判断、把握能力；须具有较强的组织才能和社会活动能力；须具有较高的艺术功力或艺术鉴赏水平；须具有较浓厚的市场意识和一定的经济创收、统管能力；须具有较强烈的节目创新、创优意识和善于灵活应变的能力，懂得取长补短，兼容并蓄，不断开拓进取。具备了这些基本条件的制片人，他的产生还得依循本人自愿，申明承担风险，并提交可行提案，参与竞争选聘；然后择优胜出，台长任聘，全台公布这一系列基本程序。

真正具备上述综合素质的制片人目前尚不为多，尽管改革开放这10多年来中国电视事业突飞猛进，培养了众多的业务管理人才，但当中又能通晓经营手段、具有较浓厚的市场意识者却凤毛麟角，是好记者、好编辑、好导演但不一定是好制片人。时代呼唤着能够在中国视坛中叱咤风云的一代精英。制片人制栏目的“高起点、高标准、高效益”，首先取决于有没有高素质的综合型人才。在实践中尚未拥有足够资格的制片人集群人选之前，仓促全面推行，会有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之虞。做到摸索试验，稳步前进，成熟一个推广一个，应是明智之举，应该允许交学费、允许走弯路，尤其在制片人的理财和管人方面，需要补充、学习、了解许多还是常识性的东西。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现实中由于公有制为主体的国情的限制，目前在中国大陆影视行业允许实施的制片人制并非西方老板式的规范运作，故要特别强调作为“吃公粮”的制片人要有淡化个人利益的意识，道德修养要修到家。在电视台，有否凝聚力的制片人，很大程度上是看他在自身所得以及组合人员奖金报酬方面的透明度如何，意即分配公不公允，贪不贪财。将节目效益带来的经济优势转化到再生产的投入之中，也就是节目经费要宽松，个人收入的袋子要收紧，看来都是目前获取成功的制片人的聪明之举，也是备受称誉的中国制片人的社会主义特色。把道德修养也列入制片人应具备的人才条件之内，是实践中交足了学费而得出的标准答案。至于其他诸如能否实现人员真正的优化组合，保证人才资源的畅通渠道等等，这应由现行人事制度改革能否同步来作答，则不在此赘述。

（3）财政保证

制片人制能在中国视坛生根开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电视作为第三产业的意识得以确立，“频道本身就是资源”，电视台也得走一条带有企业化色彩的承包经营、自负盈亏，又是上下约束的文化经济发展道路。事实上，虽然电视台名义上还号称为全额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已成为独立承包的经济收入上缴单位。在这里，宣传与经营已经形成了彼此制约、相互激励的关系。制片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与有否创收的意识和手段联系在一起的，而他的独立财权，靠赐予是没有根基保证的。现实中在业务经费使用上完全靠下拨方式解决的节目制作人员，没有必要一定得挂上制片人的称号，因为被“怀抱”着，依赖思想就比较严重，缺乏风险意识、质量意识，节目制作好坏一样照播，这样制片人制度的实践就失去了积极的意义。一般来说，整体广告效益十分良好的电视媒体对实行制片人制是没有太多紧迫感的，它更喜欢走另外一条分工精细、看重个人某项特长的专业化道路，如香港实力雄厚的TVB的运作方式。

中国电视事业飞速发展与国家经费投入十分有限的矛盾，决定了自筹资金是祖国内地电视媒体解决经费来源的主要途径，因此，按照制片人制度的既定要求，广辟创收途径弥补下拨宣传经费的严重不足，已成为竞选上岗的制片人的不争选择。没有创收意识和手段的制片人是不成熟或不成功的制片人。作为一种具体的运作方式，也许较多电视台更看重统一广告经营从而统一下拨经费的做法，但基于这样的考虑，即电视节目制作经费标准的弹性过大，而实际切块又往往偏少偏窄，从而不利于解决有偿新闻或软性广告充斥播出版面的问题，也难出精品、出大制作，导致挫伤基层积极性；同时，当今电视媒体相互竞争十分激烈，广告

经营实际上很难做到独家经营一统天下。因此，栏目广告经营和管理的适度分离，即允许有条件的栏目广告（含标版广告）给制片人自主经营，则由台广告部门宏观管理，进行“统一价格，统一签约，统一进账”，做到既放活，又把住，从而在制度方面有意识促进栏目制片人从经营的角度更加关心自己节目的质量，形成节目质量与广告效益的良性循环，这不失为一条可行之道。这样经费来源就可采取差额下拨或鼓励全额承包，既放水养生，也锻炼队伍，还是将来节目制作实体最终走上社会的积极扶持和必要过渡。

随着差额拨款和全额承包成为推行制片人制的栏目采用的主要经营模式，当中与现行的事业单位财务两级管理制的矛盾就日显突出。因为在向企业化管理转化的过程中，仍然按照财政拨款及看重行政级别的管理条例来规范自负盈亏的承包经营，一是表明电视台作为承包主体与政府主管部门的关系仍是依附关系；二是预示节目生产的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仍将受制于管理的硬化。很难想像，逐步拥有了自己业务经费来源的节目制作人员，当面对的是出差提不到足够运作的现金；制作节目不能合理地实报实销；使用交通工具并不是按工作性质而是按行政级别定类别；改善工作条件，加大节目制作投入却受到数不完的清规戒律的约束等等令之尴尬的情形，他们不会擅自搞资金“体外循环”的灰箱，这也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此，中央电视台在意识到现行财务制度的缺陷，但全面搞活尚不是时机的情况下，作为权宜之计，默认了“体外循环”的做法，给予了《东方时空》承包者以“公司代理制”的倾斜政策，而为了让试点不失控，则强化了主管部门的审计功能。作为一种借鉴，也是一种总结，对于变革中必须制定合乎科学的制片人经费使用管理办法及配套的财务监督审计程序，有必要考虑：为制片人设立台内专门账户；给予制片人相当范围的经费签批权；业务经费支出中的稿酬、误餐、市内交通三项总额要作适当限制；节目主管部门向制片人栏目提取的管理费要有合理上限；栏目内的工资、奖金发放对上必须有透明度；节目制作的成本核算尽可能合乎生产的实际需要，允许合理的实报实销；制片人的定额承包应加上承包风险基金额，全额承包可提供启动资金作为扶持……至于审计制度及程序则必须科学化、规范化，对于市场经济运作中的灵活手段，要有一套应变的软性尺标，否则，对同志、对事业负责的认真把关，很容易因审计标准的僵滞硬化而沦为否定改革的阴暗手段。　　

结　语

才短短的几年，栏目制片人制在中国视坛带有突破性的引入，已经给荧屏带出了虎虎生气，影响日益深远。只是这需要完善、需要后劲，而不是挂上招牌后一切都顺理成章的，这还不得不与现行的领导制度、产业制度、用人制度、财政制度以及政府意识形态管理制度等等的变革成败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历史已经开始并正在证明，富有生命力的事业是不可阻挡的。作为一种展望，我们相信，栏目制片人制的成熟之日，也就是电视媒体除新闻节目之外的播出系统与制作系统开始分离之时，由此而带来电视节目制作公司化、市场化乃至社会化，将预示着中国内地电视荧屏百舸争流、群芳竞妍的繁盛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