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媒体中，研究室的地位和作用是怎样的呢？它是“香悖悖”，还是“鸡肋”？是“高参”，还是“二秘”？是智力中心，还是资料室？是科研创作实体，还是退居二线干部临时居留地，抑或老弱病残的收容所？在燕蒸日上的中国电视事业中，其前途是无量，还是无“亮”？如果“尚需努力”，其努力方向何在？这是中国电视界所关心的问题，同时也是本文力争结合广东电视台研究室几年来的实践经验和国内同行们的奋斗成果，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希望找出满意答案的问题。
一、地位、作用面面观
中国电视界前辈黄望南先生在为高鑫《电视艺术概论》所写《序》中披露了这样一件事：中央电视台领导曾给台里一部分干部出了只有一道题的考卷，即“如果你是台长，首先抓哪件工作？”因为工作岗位不同，答案也各式各样且各有千秋，但有一份答卷却令台领导格外欣赏，因为这份答卷跳出了具体工作圈，而非常有远见地提出：“首先抓电视理论建设！”确实，中国电视事业在历经创业、停滞、复苏与发展诸阶段后，进入20世纪80年代，前进的步伐迈得更快，队伍、装备及其基础设施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惟有电视理论建设严重滞后。而实践证明，飞速发展的电视事业不但需要，而且一刻也离不开电视理论的指导与推动。研究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顺应中国电视事业发展壮大的趋势，在中央电视台以及部分省级电视台先后成立的电视理论工作部门。
然而，陆续成立起来的各台研究室在中国电视界重实践轻理论的传统意识作用下，加之客观条件上的种种限制，其地位一直飘摇不定，其作用也一直未能得到全面发挥。中央电视台的研究室成立最早（1983年），但其职能的全面归位却是近年才得以逐步实现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组织业务评奖、收集整理资料、主办业务刊物或进行具体节目监看、评论、赏析等成为其工作的重心，而研究室作为智力中心，理论建设中坚的作用，常常得不到展现和发挥。各省级台研究室形势则更为严峻。且不说46.9%的成立比例与地方电视事业发展理论需求的巨大反差，即使已经成立起来的研究室在地位的确立、作用的发挥上也一直困难重重。若对各省级电视台研究室的工作实践加以考察，表面上看是各有所长、各尽其能——譬如北京台办学会、浙江台抓创作、上海台搞策划、陕西台当参谋、重庆台重编播、辽宁台出刊物等等，但实质上与其说是各尽其能，还不如说是作用无法全面发挥情况下的不得已而为之。陕西电视台研究室成立于1993年，当时成员有9人，但后来退的退，走的走，只剩下5人在编，为了开展工作，他们只好从台离退人员中临时聘用一些人，从而开展诸如节目监视、业务评奖、资料编辑以及为领导、为业务部门“出出点子”一类工作，其他工作则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时还无法扩展局面。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电视台研究室成立较晚（1994年），在全台体制改革的潮流中，研究室的工作定位也始终处于变更、探索状态：成立之初是着眼宏观的务虚性的“策划研究室”，后来则变成着眼微观的务实的侧重于理论刊物的纯研究室。现在，则正朝着宏观微观兼顾、创作研究并重，全方位、多功能的现代化研究室的方向努力。
应该看到，研究室地位的摇摆、功能的模糊就目前来看已经对电视节目生产带来了影响，而且是相当大的影响。以中央电视台1997年“飞越黄河”节目为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以文艺节目为铺垫的飞越黄河现场直播，节目宗旨定位在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尤其是黄河文化，展现黄河两岸人民的精神底蕴。而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则提出，如果由他们直播，那么则完全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节目，即在隆重推出飞黄瞬间的前前后后，用新闻的角度和手法介绍黄河，并把柯受良过去所有的跨越镜头都穿插进去，同时还把世界各国人类征服自然的事实资料都串接起来，除展示黄河传统文化外，更要表现和弘扬人类征服自然的精神气概。应该说，这两种形式的节目观众都愿意看到，但由于“作为相对宏观管理部门的总编室和相对客观研究部门的研究室”没能发挥自己策划、评判、协调功能，最终节目未能以最优化形态面对观众，其损失是不言而喻的。中央电视台副总编、总编室主任罗明说：“这次直播节目给我一个深刻启示，即制作节目之前，不能缺少对整个节目形态的论证研究这一重要环节。[6]而这正是作为电视理论研究部门的研究室首先应该担当起来的责任和使命。在讲话中罗明还指出：现在电视节目发展比较快，但宣传管理和理论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原因是多方面的，有部门的，有领导的，还有自身所作所为的，“但不管怎么说，随着电视事业的发展，作为电视节目的管理部门（总编室）和电视理论的研究部门（研究室），其职权功能应该扩大。”但扩大什么功能，为什么要扩大，怎样扩大？——这是本文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
二、功能的拓展与延伸
在现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研究室在中国电视媒体中其地位的攀升和作用的发挥，仍依赖于外延和内涵的纵横发展。应该说，外延发展目前已有长足进步。据中央电视台1997年10月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统计，已经有15家成立了电视理论研究机构，占全部省、直辖市以上电视台的46.9%；专门从事电视理论研究工作的人员共有186名，其中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者105名；各台共办公开发行的刊物17种，内部发行的刊物32种，每期发行总量达9.31万份，更可喜的是“各台领导同志对电视理论研究工作摆在了重要位置”。同时“电视理论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现在除了电视界，有些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也都把研究的目光投向电视领域，相继成立了研究机构并著书立说。”[7]外延的发展固然需要把握时机顺应潮流，但更需要媒体决策层的胆识与魄力。以广东电视台为例，为研究室开展各项工作，包括办好办精理论刊物《南方电视学刊》这一“岭南电视人的精神家园”，电视台每年都要投人数十万资金，同时在全台编制十分紧张情况下还同意为研究室增加三个科组，多达十多名编制，从而开始缓解了人员和资金等项矛盾，为研究室出色完成本职工作打下了物质基础。
如果说外延发展是基础，那么内涵发展即功能的拓展与延伸则是研究室谋求完善与发展的根本出路。这是由中国电视事业发展规律和作为电视媒体理论研究机构的研究室自身发展规律所共同决定的。一方面任何一家电视台对研究室研究功能要求不断提高，而物质投人却始终有一个“度”的限制；另一方面，“发展是硬道理”，这就决定了研究室不论迟早，都必须要由“打杂型”、“敲边鼓型”向主流功能发挥型转变，这是研究室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整个电视事业发展的需要。
目前全国各家电视台研究室工作范围极广，其中包括诸如组织业务评奖、节目监听评论、主办专业刊物、管理资料图书等各种工作。中央电视台研究室1997年所做的《全国省级电视台理论研究工作开展状况调查》数据报告中的一份表格，可使我们对全国省、区、直辖市电视台研究室的范围及所占比例一目了然：
那么在如此之多的工作中，研究室功能的拓展与延伸主要包括哪些方面呢？
我们认为，作为一种较完善的体制构架，研究室应该身兼数职：学术专职部门、决策参谋机构、学会联系渠道、节目试验园地等等。
譬如广东电视台研究室，就曾明文规定其以上功能定位并规定其职能如下——负责组织广东电视台宣传业务、经营管理等方面重要理论课题的研讨，以及相关理论著述的编撰，同时承担电视理论宣传重点专题片的制作；负责收集、编译、分析和发布国内外电视发展动态及参考资料信息，为台的各项重大决策制定及时提供理论依据、办法和建设性意见；负责系统内相关的学术、评奖活动的具体业务；承担省级五台协作体电视理论双月刊物《南方电视学刊》的编辑、印刷及发行任务。
而陕西电视台研究室在1996全国电视理论工作年会上的一份发言材料中，则把“进行节目监视，当好领导参谋”、“举办调查活动，加强理论研讨”、“收集业务资料，编辑出版丛书”作为几项重点工作来抓。湖南电视台又有不同，他们除对具体工作如组织评奖、理论研讨、学会活动等抓活抓细外，还把精力投在以具有地方特色的电视理论来丰富和充实湖湘文化这一系统文化建设上。由此看到，在研究室的功能与延伸中——(www.xing528.com)
首先，要拓展与延伸的就应该是根本的功能，即理论研究的功能（课题化）。中国电视事业目前正处在从扩大规模数量为主向提高质量效益为主的转型时期，而在这一时期里，理论的指导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只有重视对电视的宏观理论和基本规律的认识，才能正确把握舆论导向，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的方向；只有对各类电视节目制作规律进行探索和研究，才能不断活跃创作思想，丰富表现手段，多出精品，繁荣屏幕；只有对事业建设、机构设置、人才培养、管理工作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不断总结，才能理清思路，深化改革，促进电视事业的繁荣发展。”[8]而提高电视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则是当前研究工作迫在眉睫的任务，因为这是中国电视实践发展、国内外媒体竞争、与国际电视接轨共同的需要。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指出：“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而对于电视这种以“热运转”为表现形态的现代媒体来说，“冷思考”则显得更加重要。我们若以理论思维来观照中国当今电视事业，那么这样三种选题任何一家研究室都必须把它纳人研究视野：（l）电视媒体本身研究；（2）电视媒体对象的研究；（3）相关媒体的研究。三种选题，不但不可偏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重要性也在顺延增加，同时对哪一种研究的到位都将极大促进电视事业的发展。作为毗邻港澳，且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电视台，它的研究室研究范围除同其他台一样具有普遍性之外，选题上还具有特殊性，即必须加强对港澳电视媒体以及广东媒体对象特殊性的针对性研究，从而发现认识岭南电视文化规律，使广东电视台在复杂、激烈的“空中大战”中知己知彼、立不败之地。
拓展、延伸电视理论研究功能过程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却一直被忽视的问题，即对理论研究本身的研究。应该说，中国电视实践的轰轰烈烈五彩缤纷与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的迟缓滞后苍白无力的巨大反差，一直是中国电视领域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因此，在今天研究室开展理论研究，一方面要科学选题，另一方面则必须考虑研究的表现方式。研讨会加论文集的传统模式和散兵游勇式评论方式固然仍有其作用，但更加具有威力更能产生社会效应的方式我们也应不断探索。在这方面中央电视台研究室走在了前面，其以电视手段研究电视的《精品赏析》这一电视节目的推出确实具有示范意义。而成立专业课题组，以学术带头人牵领实体进行规模化地深人研究，业已势在必行。
综上所述，理论研究功能的拓展与延伸不但是中国电视事业发展的需要，而且还是研究室在电视媒体中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第二，是企划功能的拓展与延伸（企划制）。中央电视台研究室主任王录在’97全国电视理论工作年会讲话中就曾指出：电视理论研究工作除了要与电视实践、电视事业发展相结合外，还要与领导的宏观规划与决策工作相结合，为领导宏观规划和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广东电视台研究室在这方面是比较能放下“清高”架子热心于服务的一个研究室。自1994年成立以来，广东电视台研究室最早直接冠名“策划研究室”，而且是把企划当作发挥本室作用的最主要工作而认认真真去做。台里搞体制改革，研究室是体改办班子，为全台机构改革和制片人制的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改革方案，起到了领导决策参谋的作用。台里举办大型活动，如台庆、国际华语电视周及具有社会轰动效应的大型项目，研究室则是活动策划班子和领导秘书班子；台里节目改版，研究室则是新栏目设置、旧栏目改造以及栏目整体定位的策划人和监督者。目前该研究室正关注着传媒集团公司的转型、节目生产公司化、电视媒体股份制的可行性，一旦现实条件成熟，将再次为决策层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方案。企划功能是研究室重要的积极的功能。在拟定政策法规、给决策行为当参谋、进行行为效果反馈、宣传行动策划以及制定跨世纪中长远规划中，研究室不但可以树立自己“智力中心”的形象，而且自身也可以得到锻炼、充实和发展，因此各研究室应对之予以高度重视。
第三，是实践功能的拓展与延伸，即把研究室发展成为精品节目生产示范单位（实验园地）。以往的电视研究，往往是一种封闭式的研究，其结果不但不是实践与理论的沟通与促进，有时甚至是加深了隔阂，从而导致研究者孤芳自赏，实践者我行我素局面的出现。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理论与实践脱节、错位。为此，现代型研究室一方面应鼓励研究人员经常参与节目生产实践，在实践中增加对电视节目摄制的感性认识，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并作为选题加以研究；另一方面则要根据一定时期里的理论宣传重点，组织拍摄具有示范性的重点专题节目，从而加大理论宣传的深度和力度，展示研究室创作实力。这方面浙江电视台创作研究室成绩显著，他们组织拍摄的大型纪录片《傻子沉浮录》一炮打响，在电视业界，在电视受众群中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其研究室的地位、作用也因此令人刮目相看。广东电视台研究室也不甘落后，近半年来倾注全力主抓了两大政论片：《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在广东》和《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已播出的十集系列片《世纪议程》，以其考究的画面和有见地的论述在审片过程中就得到了省人大、省政府领导的充分肯定，并在播出后的收视排行榜上一直名列前茅。
实践功能的拓展与延伸绝不是研究室“不务正业”，也不是节目部门常常视之为“捞过界”的“犯规行为”，作为一种度的适宜把握，就在于它不实行“栏目化”，强调试验性或示范性。从长远的角度看，加强实践，创造条件，培养出精英队伍，这是在为研究室的可持续发展积累能量，也是在为电视的理论宣传拓展一条成功之路。因此决策者们不但不应堵住实践之路，而且在其探索性、前卫性及示范性方面还应大开方便之门，全方位给予鼎力支持。
第四，是资讯功能的拓展与延伸（资讯化）。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而在信息时代里资讯的地位与作用已变得愈来愈重要，甚至有时已具有决定性意义。正所谓“谁拥有信息，谁就拥有世界。”作为现代化媒介的电视的发展与资讯更是息息相关。因此拓展研究室的资讯功能，建立起自己的行业情报网、内参室，作好文字或图像的史料整理保存工作，设置现代化的节目及行为档案管理，对于电视事业发展就显得格外重要。具体探讨起来，研究室的资讯功能的拓展其意义首先在于可以满足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电视队伍的需求。在这种意义上，研究室不但要为电视节目生产提供相关资料和参照系，而且还要以新知武装电视工作者，提高其思想素质和专业素质。同时也能满足研究室自身在媒体的国际化、现代化建设发展进程中的需求。资讯功能的拓展本身顺应中国电视走向世界的趋势，同时又可以满足中国电视参与国际媒体竞争的资讯需求。它的最主要功能就在于能够迅捷搜集、掌握、分析甚至预测国内外电视最新发展动态。随着高新科技对电视事业影响的日益加大，随着国内、国际媒体间竞争的日趋激烈，作出决策将越来依靠资讯大数据的帮助，节目生产本身也将更加离不开资讯在策划、定位上的帮助。在这方面全国省级台中的湖南台的信息反馈系统，上海台的音像管理系统，广东台的资料整理系统已经走在了总编室系统的前列，而广东研究室资讯组的提出与设置在省级台研究室系统也具有首创性。
总之，研究室功能的拓展与延伸无论对于研究室自身建设，还是对于中国电视事业，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它的每一项功能的成功拓展都会为研究室形象的树立、作用的发挥——促进电视事业发展，带来难以估量的积极影响，因此我们每一位电视理论工作者都应对此孜孜以求。
三、困扰·对策
研究室发展建设与生俱来的困扰主要在这两方面：一是人力，二是物力或财力。人力的困扰在于优秀理论研究人才的匮乏。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既有体制上的——没有编制或编制紧张，又有理论研究本身上的——灰调、枯燥、缺乏经济效益，难以吸引人，留住人，因此形成一种怪圈：一方面想进的不够格进不去，另一方面是够格进去的也很难“板凳甘坐十年冷。”而作为一种现实的妥协，人力的补充必然就使得研究室往往成为退居二线干部的居留地，也是老弱病残的收容所。只有清晰地界定了研究室的四大功能—课题化、企划制、资讯化、实验园地，明确了队伍年龄、层次的基本架构是以中青年业务骨干为主，注重理论队伍的参与性和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才能使研究工作拓展出一条走出困惑、走出平庸的进取之路。物力和财力上的困扰原因极其简单：要么是媒体的决策者重视不够而投人不足；要么是财力有限而心有余力不足。但不论原因是什么，其后果也都是严重的，甚至会因此导致恶性循环的产生。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一书里曾说：“理论是冷冰冰的，可它能教人去获得温暖。”从这个意义来看研究室的发展，确实需要更多的关心与更多的爱护。我们认为面对研究室人心思“动”的现实，只要在鼓励从业人员献身精神的同时，抓好工作条件及福利待遇的改善，就能稳住人心，留住人才，壮大中坚队伍，开展好研究室的工作。从事理论研究，多数情况下是充当一线配角，这决定了这一职业必须安于坐冷板凳，必须具有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尤其在于创收条件有限甚至无门的情况下，有必要加强部门职业道德教育、献身理想教育，尤其要淡化攀比风；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曾深有体会地说：“在一定意义上，优秀人才比先进设备更重要。”从组织角度而言，为稳定人心，留住人才，并使一大批有志之人才广出成果，中坚队伍日益壮大，也有必要争取系列倾斜政策，激发和保护研究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如允许实行成品材料或半成品文稿的稿酬制；按人头派发的活动资金、津贴适当高于非研究部门的比例；理论刊物责任编辑经常有异地出访组稿的机会；对获奖论文实施双稿酬制；承担课题者享有申请专项课题研究基金权利，客座课题研究者则享有创作假及相应待遇；专业情报人员也应具备和具有专业翻译的素质和职能，享有定期或重点提供异地异域的考察机会；对于承担具有探索性、示范性或很强政治性的节目制作任务，尽可能提供优越的工作和物质条件；对于从事研究所必须的硬件设备和办公条件，要列人台内总体年度预算和投资的范畴。台的研究部门应该成为既是讲奉献，需要吃苦耐劳，又是广出成果，劳动成果得以高度重视的地方。只有这样，电视理论研究者才会热受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才会以自己的劳动奉献，托起心中彩虹——中国的电视事业。而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视理论，本来就是研究室和每一位电视理论工作者孜孜以求的奋斗方向。因此，作为电视媒体理论研究机构的研究室在当前的工作中，一方面要把握住国家的繁荣富强和电视事业突飞猛进的大好机遇，另一方面又要脚踏实地积累成果、发展自我、完善自我，从而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视理论，为把中国电视事业以崭新姿态带入21世纪而努力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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