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的开放格局和全球化趋势：前沿视听的理性探索

导　言

现代型的文化实质上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

“走向世界”，这是全球尤其是中国华语电视从业人员众望所归，意气所向。只是，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及其语言在国际电视传播领域的垄断现状，面对华语电视在国际视坛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其节目市场还没有正式形成的严峻事实，作为华语电视的主体和希望的内地电视，首先应该探究的是“世界正向我们走来”的课题。

中国内地电视，由于过往突出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使它在中国当代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尚属起步较晚的部门或领域。但就在这不长的十来年里，面对国门洞开，西方文化精神产品长驱直入的挑战，它也在争夺空中阵地的较量当中，一再领教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般感觉的，即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下窘于应付的困惑与苦楚——传统遭威胁，母语在流失，信念在贬值……明白了要取得与它的历史、它的人口、它的文化、它的版图以及它的综合国力相一致的国际地位，前面还有一段不短的艰难历程。首届华语电视周活动的筹办，实实在在是中华民族在自身文化传播领域中肇发的一场自强、自立的运动。随着这一运动的深入开展，它要通过积聚并开掘华人社会散存和深蕴的各种能量，在国际视坛重新再现东方华夏民族文化应有的魅力和风采。

然而，要在传播领域跻身世界，赶上时代的步伐，仅仅靠专业环境——硬件的更新和完善是远远不够的。尽管内地电视目前就已拥有世界上最广泛的内在市场，最庞大的节目制作力量，并由于它从一开始就由政府直接营办，而投资有保障的缘故，经过十余年的大规模引进和更新，其专业设备大多接近甚至不少还达到了现有的国际水平，但现在还只能称是电视节目生产的巨人，远非达到电视市场巨人的地步。而且就在现有不成规模的华语节目国际市场中，它的输出量也还远在港台之后。这表明，在对比中突显港台同行长足进步的背后，正映衬着内地电视在国际竞争中不容忽视的薄弱环节——除起步晚外，还包括运作机制转轨、观念形态更新的内在的软件开发工作的滞后。当然，这其中过往的历史是要负上一定的责任的。因为兴盛总是与开放相随，衰落总是与封闭同在；而且身处世界文明最久远的国度，文化的积淀与其保守的惰性成正比，而文化的成熟则与其适应环境的能力成反比；再就是，历史业已证明，中国近代以来发展机制的演化格局与西方明显不同，后者是严格按照“社会变革——观念变革——走向现代化”的程式，而前者则是“观念变革——社会变革——走向现代化”。这就决定了其与西方现代化之内发的自然演进过程不同，它现有的现代化进程不是固有之现代性传统的延续，而是遭“西力东侵”，一个源于外首之文化传播的“适应性”变迁过程。这样，如何将现代性的外部挑战转化为传统更新改造的内在活力，如何在古老的传统中发掘现代性植根的文化价值土壤，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在观念形态领域中首当其冲的内地电视行业在当代不能回避的元命题。只是当它一旦步入，就已陷进了一块令人棘手的两难境地：那就是在这场高扬民族旗帜、促进华语电视发展的运动中，它既要变革传统，以免为传统之保守惰性所累，又要凭借传统内蕴的精神动力来激发民族热情和强化民族主体意识，进而完成历史的选择。当中，既隐藏着令矢志改革者们困顿失足的思想陷阱，也蕴含着他们回应挑战的创造契机。在这大写着“认同”和“变革”的时代主题面前，中国内地电视从业者们任重而道远。

传统·时代·未来

“华语电视发展”作为国际电视周活动主题的提出，是在西方强势文化步步紧逼乃至漫天涌来的国际环境下，华夏民族文化不甘被人任意而为而带有群体或整体性的一种应激反应。它以开放为前提，以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为己任，以寰宇内所有华族子孙为联结对象，为的是最终能够共同实现自身文化再度繁荣兴盛这个新的认同的追求。这当中，突出了一个认同的问题。不过，这也是文化开放中出现涵化的必然产物。所谓文化的涵化，是人类学的观点，即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化在接触或撞击过程中相互采借乃至整合而引起文化变迁的现象。据此考察，现实中随着开放度增大，亦即文化传递量增大而到了文化涵化的适应阶段，人们往往会有分裂的人格，即他们在面对新与旧、东与西彼此文化间冲突时，常常不知所措，徘徊踟蹰，处在两难境地，结果成为在当代转型期社会易出现的，为时下习称的那类脚踏中西文化两端、纵跨传统与现代的“边际人”和“过渡人”。这一现像反映到开放中的传播领域，最明显不过的就是在多元并重的择选下，人们掩盖不了失却主体的困惑，要么就搞1+1，要么就走极端，到头来还是挣脱不了体用二元、中西对立的僵固的思维模式，长期走不出认识的怪圈，陷入埃里克森（E.Erikisn）所说的认同危机（Crisis of identity），做出理智迁就感情、让信念迁就利害的庸俗之举来，不但落伍于时代，也影响到事业的健康发展。为此，当我们思考中国内地电视在解开了封闭的纽结，撞开了禁锢的大门，伸展出它的拳腿决心承担起华语电视发展主体的历史使命的时候，首先有必要在观念上就如下问题达成一致。哪怕还是十分肤浅的共识，换句话来说，也就是我们在倡导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清楚知道自己脚下有哪些极易误人误己的误区。

1.传统观

我们是历来强调电视文化应当把传播现代文化作为自己工作的重心的，亦谓高扬主旋律。如今，为了增强民族凝聚力，寻求自身文化生存信心，又再三强调弘扬传统文化，这是否自相矛盾？关键处就在于如何理解什么是“传统”，是否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当下，对“传统”最为流行的两种观点即高度张扬和无情贬斥，在相对取向中都实际隐含着一个通常不易觉察的假设：把传统当作一种已经固定的僵死的东西，即把传统等同于一个“固定的过去”。这样，赞美传统者就会从国外“西方文化东方化”的过程中得出“未来世界必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而带有虚幻性的结论；而否定者则会从变革中的“东方文化西方化”的经历得出中国文化必须接受西化而带有虚无性的推理。所以，反映在内地电视节目的选材上，前者往往有感于传统文化部分比例一再失调，也来个矫枉需过正，采取行政或强制性手段予之大上快上。殊不知，创作题材或思路的回归与老化，则是创作生命力的衰落；而且实践证明，举凡艺术家的眼光过多往后看的时候，都不是艺术创作的黄金时代。但对于侍统文化持虚无态度，也有可能牺牲或流失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因此，我们应该接受现代释义学的研究成果，即抓住传统的最大特性就在于它的可变性做好做足文章。当代解释学大师加达默（H.G.Gadamer）指出：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在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这表明，传统是流动于过去、现在与未来这整个时间流程中的一个动态过程。我们一方面是传统的载体，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的创造者。因此，承袭和弘扬，就不能只是复制，而恰恰是要站在深厚的历史基点上，激发出前人所未发、未想、未能的东西。我们不能当人们已开起了拖拉机还让他去颤悠悠地哼唱扶犁耕地时唱的歌。而批判地继承，也不只是在过去已经存在中的东西里面挑挑拣拣，需要的是对它们的整体进行根本的改造和彻底的重建，日见势微的中国传统戏曲品类的出路就当如是。在当前，振兴华语电视，我们就有必要让从业人员了解，在改革开放年代还要特别强调弘扬传统文化，并非在倡导复古，走回头路，除了在舆论上是针对近年来思想领域方面多有忽视民族传统文化倾向而专有所指，起到强化民族向心力、增加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社会效果之外，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推陈而出新，即通过弘扬，让人们能够了解，进而把握民族文化的精神与特质，对其进行如实的评判和科学的抉择，做到继承中有所扬弃，注入更多的时代内容，从而青出于蓝胜于蓝，建构具有现代意识的新的民族思想文化体系，用它来充实我们的精神境界，也使之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这也是我们能主动推进事业发展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之所在。立足于面向现代与未来的传统观，我们既不能过高评估以题材多寡来衡量是否重视传统的价值取向，也不欣赏在创作中无意让古老的民族精神生发出渗透现代意识的文明之花的守成心态。轰动一时的《渴望》只在国内一头热，剧中堪称“东方女性”的刘惠芳形象不大为西方观众所认可，而扮演者张凯丽本人对之也持批评态度，认为现实中的刘惠芳活得太苦太累，反映了中国内地电视在表现传统方面目前存在的历史局限。对照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名言，传统与现代，实在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相反相成的Paradox。

2.时代观

华语电视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上尚未确立自己的形象，尚未走出华人社区的圈子，尚未被使用英语的民族和国家的主流社会所接受，究其根本原因，除了异质文化有天生不易沟通的一面之外，再就是还有一个自身观念如何与当代国际社会的主流思潮沟通接轨的问题。当中隐含着两条极易导人于歧途的思路。

一是单线进化论。这本是西方19世纪庸俗社会学的理论陈迹，但今天却广有影响。这是因为，由于当年西方其社会工业革命的成功及现今物质文化的强盛，常令东方落后民族与国家在受经济困扰而寻求出路时，对它顶礼膜拜；且当今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也表明：举凡走向现代化的国度，都必须顺应经济上的工业化和政治、文化上的民主化这两个条件。所以，既然世界历史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原本是从西方开始的，如果简单地机械地去理解马克思曾说过的一句话，即“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那么，预测中国的未来，当然就只能是走“西化”的道路，中西文化的距离只能用时差来表示，落后者当是亦步亦趋。因此，反映在电视节目策划和制作人员的头脑里，最易出现以赶西方时髦为荣的流向，把它当作增强时代感，打向世界的南山捷径。这也是在当今内地荧屏上民族传统文化的东西易遭冷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殊不知，拾人牙慧味同嚼蜡，何以打进国际市场？而事实上，任何地域的风吹到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都会变成中国的风。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并非就是西方现代化的简单历史重现，而是具有其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的。同是“现代化”，与西欧、北美自然演进的“内发型”现代化相异，由“西力东侵”而引发的中国现代化属于后起的“外发型”现代化。因此，它首先要处理一个“异质的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其结果，就是面对外域现代化挑战冲击时，它不是像水往低处流那样自然而然地向它推移，而是在改革或改善制度、文化、政治、经济等一切传统的东西时，产生激烈的矛盾与动荡，最后在内与外、古与今、东与西等方面的激烈冲突中，作出痛苦的抉择。所以，中国内地电视反映现实改革进程如《新星》那样有深度的作品，就特别具有震撼性的社会效果。这也是理解内地现实作品其基调多主外（强调社会性），而西方同类作品则好内（重视异化感）的最佳切入点。而中国内地走向现代化的艰难还在于，当以“理性主义”和“资本主义”为基本特征的西方工业文明已流弊日显而陷入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之中时，对西方模式的超越，已成为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时代课题。这样，人类文化进化的“历时态”主题就在中国内地“共时态”化了。中国现代化同时面临着“学习西方”（理性化）和“超越西方”（超越理性主义）的双重课题。因此，民族现代化问题的“中”、“西”、“新”、“旧”四次元所呈现的繁复性亦给内地电视在反映现实生活、把握时代脉搏方面带来特有和极大的困难。这也是它的反映时代变革的力作特别少又易难产的主要原因；同时，往往也给渴望了解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现状的海外观众留下了遍寻难再的深深遗憾。作为弥补，内地电视目前讲究画面美感的山水风情片的推介，以及广有世界声誉名著的演绎，但其中由于缺乏息息相通的时代脉搏，域外需要到一定程度就给它以冷遇，是自在情理中的事了。

二是文化相对论。面对强势文化压境，谁想安于现状或执意我行我素，最易用来搪塞的口实就是搬出文化相对论。这刚好从亦步亦趋走到了它的对立面——水火不相容。不可否认，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在其社会经济、历史传统以及衍生状态中形成的，它是人类为解决自身的疑难而设计出未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不可比性。问题在于，只主张文化自成一体，是不可重复、不可比较的，只采取维持现状或自以为是的态度，强调这就是中国国情，这就会让人看不到自己民族文化在急剧变迁的时代也有不适应的一面，从而盲目自尊，盲目保守，自欺欺人，逆时代而行。所以当代结构主义宗师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这种文化相对论的观点是“似是而非的奇谈怪论”，它“受到被研究对象的民族所驳斥。他们认识到，与其自己是另一种不同的文化，不如承认自己在文化上是落后的”（摘自列维·斯特劳斯的《民族学者的责任》一文）。因此，重要的是把文化相对论与文化相对性区别开来：认识到文化之间的特殊性，但又不否认文化之间的共同性，并承认在一定程度上文化间的可比性；认识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空间差异性，但不否认文化之间的时代差异性。所以，中国内地电视节目在观念上、品位上要想与国际主流社会相颉颃，达到一定的层次，在时代性方面必须表现出前瞻性即一定的超前性。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当代人类社会现状提出了可分为前工业社会（亚非拉各国）、工业社会（西欧、日本）、后工业社会（美国）共三种形态的著名后工业社会理论。而回应现实，作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在文化观念形态上，西方先后出现了现实主义（重认识论）、现代主义（重本体论）及后现代主义（反认识论、反本体论）等国际性思潮。除了我们熟悉的并给予高度肯定的现实主义，对于西方社会已经历和正在经历的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如果我们是以历史的辩证观点为基点，从而使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让位于具体的分析和批判，那么，透过它们当中怪诞和杂陈的文化表象，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切涉及到一个远为深刻而且极之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西方的有识之士，也在通过他们的努力，试图给沉沦于科技文明造成的非人化境遇中的人们带来震颤，启明在西方异化现象日趋严重的困境中吟痛的心灵，进而叩问个体的有限生命如何寻得自身生存意义。事实上，对于西方目前最为活跃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我们能在价值论的层面上，辨明它丧失生命精神超越之维的虚无观念与生活原则同格的“零度”艺术观的缺陷，而在给予批判的同时，不能忽视它对现存资本主义正统文化秩序的批判否定精神和异质多样的文化意向。而且，西方也没有把后现代主义当作人类的最后归宿，也看到它仅仅是世纪之交人类精神价值遁入历史盲点的“文化逆转”现象。所以，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在它的“反历史”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中，立足于历史和理解的新历史主义，呼之欲出，以霍然而起的气势承诺，它将在已被夷为平地的精神荒原上重铺春绿。因此，一旦我们能够走出以往狭隘的线性思维和片面的阶级定性的视野，去破译上述种种思潮及其文化现象，也就意味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开始有了共同的语言，有了“对话”的空间。这表明，随着现代化脚步的来临，我们的民族文化也得思考接踵而至的种种新的历史可能性，需要穿越20世纪的理论迷雾和精神幔障，与西方同仁共同寻求使人类文化精神和远景获得具有透明性的展示。当中，需要的不是引入或推进某某流行思潮，而是要明晰西方文化的病症和面临的困境，避免重陷人类发展的泥淖。同时我们获得的前车之鉴的教益，并借重民族文化浓郁的道德主义氛围，走出一条重建人类精神价值新维度的东方之路，从而实现自身的超越。当然，这种通常在形而上层面的认识飞跃难以一蹴而就，更何况它有未知因素。确实，现代化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还是在昨天为”四人帮”送终的声声爆竹中，从遥远的天际始归足下，以往因袭的沉重和现存的陋习，决定了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缠绕我们民族身心而又亟待解脱的痛苦，还将主要是那些具体可感的社会、道德意义上的形而下的痛苦，从而也相应要求我们反映民族生存状况的节目与作品，多些功利主义，多些参与意识，多些对现实生活中悲剧的关心，这是在前工业社会、前现代化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不能免俗的。而承认这，我们不无痛苦，但也不必妄自菲薄，国情使然也。只是我们没有充分理由以自己迫不得已的时代选择去苛求别的先进民族作划一的标准，更不能借不同文化之间的空间差异性去对时代的差异性和社会的阶段性视而不见。创作而来的电视节目（尤指充当主流的电视剧）作为审美范畴，它的最大效应也在于它永远是人类审视自身痛苦和不幸的一种对比、一种慰藉。因此，它日趋也更看重人类形而上精神痛苦的关注与揭示，从而与哲学殊途同归。没有这种前瞻眼光，不上这种观念层次，则难成气候，也当不了大家，中国内地电视节目有否强烈时代感，能否具备世界性意义，是喜欢朝后看抑或向前接受挑战，也正是从这些角度经对比而烘托出来的。

3.未来观(www.xing528.com)

当主体文化受到客体文化冲击的时候，一般来说都会有程度不同的反应，按人类学观点，这就是“本土运动”（Native Movement），更科学的称谓是“振兴运动”（Revitalization Movement），即它的社会成员的一种蓄意的有组织的试图建造一种更令人满意的文化努力。举办国际华语电视周，正是这样一场旨在振兴华夏民族电视事业的现代化运动。由于这种文化的振兴牵涉到其价值取向往往有传统、外来及理想三种情况，因此其振兴过程会出现如下三种力量的角力：一是非现代化的，即对现代化有利，又妨碍现代化的舆论，如全盘西化论，综中西之长论；二是反现代化的，即凭借崇古和怀旧的习惯势力来反对文化变迁的心态，如国粹论、华夏中心主义等；三是现代化的，即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发促进文化开放的理智的思考，如综合创造论等。很明显，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走最艰难的这条现代化道路。而这难就难在它在实际操怍中没有现成值得亦步亦趋的范式，因为我们栖居的社会还处在向现代化迁移的起步进程当中，自身的民族文化价值模式和精神结构还有待形成现代品格；而且更让人困惑的是，民族还在分裂，海峡两岸还有着严重的意识形态纷争，内地和海外同样有着对民族文化价值观程度不一的不同理解；所有这一切，大写着未来的“何去何从”，留给我们的是串串问号！

确实，我们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曾给世界带来过辉煌——它是人类历史迄今宗教色彩最淡、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最浓的文化；它的四大发明，开启了人类近代文明的先河；它丰厚的文学艺术宝藏，独领数代风骚；它超稳定的国家行政构架，显示出很高的政治智慧……每一个炎黄子孙，每一代华族后裔都会为自己祖上光荣的历史而骄傲，只是，过去并不代表着现在与未来。

确实，当代西方社会也寄厚望于东方——“一个民族愈文明，它的风俗习惯就愈没有诗意。”（狄德罗语）因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家们普遍出现了一种回潮的趋势，试图重新回到已遭否定的一维性的传统思想中去发掘新价值，许多人甚至把眼光投向了东方，希望从东方的道德主义思想中找到克服西方科学专制主义的救命药方。所以考察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中的存在主义及人本主义的兴起和反抗，实质上不过是西方伦理压倒历史的思想的滥觞，是人性的超历史的呼唤。从世界文明发展的角度看，两千年前孔子的“崇道德，尚伦理”，使“民族无堕落之虞”的教化伦理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代表了人类发展某阶段的共同理想。只是文化是一个严密的整体，1+1，即西方物质文化加上中国精神文化不等于未来中国文化，这在中国古代也是早已有之的“平恕的常识”。

纵观文化界的研究成果，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现实中历来为人们所称颂的中国文化的四大优秀品格：即“天行健，君子以强不息”的儒家进取精神，以审美态度对待人生的庄子哲学，不否弃生命的中国佛教禅宗，执著于美好理想和不屈情操的屈骚传统，不过这些文化遗产表现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存在严重偏向：即重理想而轻效用；重协同而轻竞争；重继承而轻创新；重直觉而轻知解。这表明，中国文化的“精华”还多是一种以伦理为中心的，带有直观的、想像的而非理性的、实证的东西。很显然，这在迈进现代化的过程当中，缺乏竞争意识、科学精神及其所造就的心理，就意味着被动与落后。再就现实性而言，我们民族文化心理中涵藏“东方美德”的优势，与经济大潮所带来的不可逆转的社会进程中个体自我意识的兴起和价值观念的变革，与西方物质充裕后醉生梦死的返璞归真、向往远古和原始文化的趋向相比，无论是在历史时间演进的纵面，还是在逻辑层次高低的横面，无疑只是一个相对贫乏而低级的“原始的圆满”。所以，如果承认一个民族的现代化是以经济——文化诸因素统一的整体的现代化来要求的话，那么，今天面对西方诸强咄咄逼人的挑战，我们就会感到现实责任的重大，感到历史压倒伦理这铁律的沉重，虽勇对时代抉择，但也不能轻言乐观。而那些备受世人推崇的“东方美德”，其实已是被高度抽象化了的中国文化的概念与命题，可以视为人类普遍的道德命令，而它只有与现代人的自由发展进程相联系，才具有实际操作的意义。所以，未来也不是梦。

我们十分敬佩近年来一些台湾、港澳和外籍华人中的有识之士，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振兴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并力图超越海峡两岸意识形态的对立去找寻一条能凝聚民族向心力的道路——“儒家复兴论”所作出的努力。应当承认，这种被称为“新儒学”的学说，是把中国文化的未来放在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的时代大背景下考察，是把儒学的未来命运放在“认同”与“适应”的理论框架中加以考虑，主张认真研究东亚“四小龙”工业文明的文化背景、文化动力，试图从中找出振兴中国现代文化的契机，以便既能符合中国人的普遍心态和思维习惯，又毹避免西方现代思维方式所酿成的各种思想危机和社会危机。这种动机和可贵的理论探索无疑是值得赞赏的。问题在于，它作为蓝本的儒学具有两大难以逾越的障碍：一是儒学自身价值系统就其主导精神而言与现代性存在着深刻的紧张。儒学有着“高而不实”的泛道德主义取向，它的“重义轻利”的价值结构存在着价值理性（高）与工具理性的严重脱节（不实），因而它无法为现代社会生活（经济社会）提供合法性。如果说儒学在东亚是经济现代化的精神动力，毋宁说是对泛经济化流弊的道德补救。所以让它“新”，也只能是实施大动干戈的结构性改造，像日本文化现代化那样还得有一个“论语加算盘”（“虚学”加“实学”）较长时间的文化综合过程；二是经过五四运动和“文革”两次致命打击之后，儒学要想在中国尤其是祖国内地东山再起显然是力不从心。从心理上来说，恢复一种已经被人为地“批倒批臭”了的思想的权威，比重新树立一种新的权威可能还要困难。因此，我们在为促进华语电视发展而高扬的民族文化旗帜上，不能随意贴上残破的标签。未来只能靠我们站在历史坚实的基点上进行“综合创造”。

结　语

世界正向我们走来。我们应对的思路不能片面停留在“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认识上，探幽、猎奇、返古，不是中国内地电视对外的根本出路，所以，“但特别未必定是好的，何以应该保存？”因此“打到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用意更在“愈是世界的，也愈是民族的”，这才是鲁迅先生思想的精髓所在。回首以往，展望未来，内地电视执意为自身向外发展设定路向时，在观念上必须首先突破一维文化视角的局限，走出“中国文化中心主义”或“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困局，以开放的心灵和世界文化的视野，来思考自身现代化的问题。因为真正的文化自信来自开放的心灵，而非虚矫的“文化自大心态”，这是一个旨在中兴的民族在文化交流中走向现代社会至为关键的精神质素，也是中国内地电视在突破观念滞后带来的困扰的新起点。面对一时难以立足的国际电视节目市场，积极的反应是选择，而不是恐惧，“我们惟一引为恐惧的，只是恐惧的本身”。我们十分欣赏著名英国历史学家阿·汤因比先生揭示中国之“迟滞的有利性”的观点。按人类学文化进化原理观，超越工业文明的文化进化至少应具备以下条件：一是现代化的迟滞者；二是具有高级传统的文化大国；三是处于现代化圈的边缘。中国无疑具备这些“超越”的条件，它表明：迟滞发展的中国不仅具有“后来者居上”的借鉴优势，而且具有在取长避短基础上“创新的可能”。这种“创新的可能”既涉及“后来者”的中国创造未来新型文化的机遇，也意谓中国文化本来涵藏着向“后现代”文化过渡的因子。因此，已有了十余年开放经历的中国内地电视，在形成了开放格局的历史机遇下，一旦它在观念上已经全方位地把握了自身在传统、时代、未来的最佳视点的时候，就已预示了它在国际视坛不可漠视的前景。它的未来，也代表着华语电视的未来。当前，它尤须加把力的地方是——

充分利用母语的凝聚作用，突出民族主体意识。一个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并不在于如何去保持旧“体”，而取决于民族的主体意识。须知，一个民族在文化上失去了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和自觉能动性，一切热情和努力都将显得可笑与可悲，一切希望和憧憬都将破灭成为泡影。因此，它不能光有政治上的《独立宣言》，还必须有精神上的《独立宣言》——这对于我们，就是自身的母语——华语。语言是维系民族的纽带，是历史的宝库，它作为民族惟一的共同的特征，是民族文化特征的最高标志。所以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曾这样写道：“只要被征服的民族没有失去自己的语言，这个民族就还有希望。”华语是世界上单一语种使用面最广的语言，在五大洲、四大洋，在所有华人华裔足迹遍布的大地，华语都是我们心中点燃民族自尊的第一支火苗。谁要使用它就意味着对孕育它的华夏民族文化的承诺。炎黄子孙，血脉相连。推广华语，纯洁华语，完善华语，发展华语，是华语电视的责任，也更是它的魅力所在。

在引进中改善电视事业发展硬环境的同时，必须重新认识物质文化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问题。亦即在借鉴西方先进工业国有关成功经验的前提下，尽可能早一点有意识地把华语电视器材研究开发项目，提到国家科技重点发展的议事日程上来。要看到物质的东西也是衡量文化交流各方地位高下的重要标尺。高科技、高能量、高消耗的视听领域，处处离不开舶来品，仰人鼻息，不能说民族文化的自信心理及地位是稳固的。实力原则在国际间的文化交流领域里也概莫能外。

把握机遇，转换机制，开放市场，遵循规律，完善法规，走企业化管理和经营的道路，让电视节目的制作与交换也逐步形成宣传经营一体化的运行机制。中国内地电视系统的运作架构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长期以来是被当作意识形态的言论工具和花钱的公益事业来看待的，因而往往不计工本和羞于有偿服务，这使得其从业人员喜讲耕耘少问甚至不问收获，造成产销脱节，加上经费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又缺乏自身造血功能，必然导致节目生产易出数量而难求质量，所以在国际市场上明显缺乏竞争能力。如今发展市场经济已成为国策，转换机制迫在眉睫，成功与否就在于胆与识。只是向来没有市场取向的宗旨，决定了中国内地电视系统的机制转换过程是相当漫长的，即使接受的，往往也只是一个“准市场”的概念，其中的阻力和困难我们要充分地估计到。“明星制”的是与非，“主体权益”的放与收，“观众中心论”的褒与贬，其争议之长之烈之广，是世界少有，中国独有。

着眼于沟通的价值取向，积极培养公关型的外宣意识。发展华语电视，是一项在国际上争取人心，发展国际友谊与合作，进而振兴民族文化，襄助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因此，要做到不仅对本国本土的目标有利，也要对异国异土的利益公平。其中要特别注意两种倾向。一方面是不搞意识形态的强制灌输，有必要淡化坐而论道的色彩。因为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了解差异”，一旦背离这一原则，文化交流就成了“文化渗透”，甚至是“文化侵略”了。另一方面是要避免实施情绪化的排外政策，择善而从。作为发展中的国家，在文化交流初期，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进逼，肯定会有被动接受的一面，常常会处在一种“拿来”、“疑虑”、“拒斥”、“应战”这十分矛盾的心态和处境当中。正确的选择应该是：有必要以一种新的国家主义来对抗这种文化的挑战，但绝不是指那仇视外国先进文化的国家保守主义，而是一种将自己国家的状况国际化的开阔胸襟和气度。夹杂仇外敌外的情绪去排斥外来影响，是没有出息和没有前途的。具体的做法是，善于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和问题去择选需要引进的文化产品，并有量的限制和质的规定；而且，对自己国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要保持高度的敏感和深邃的洞见，这样，就有可能在跟上国际文化大趋势的同时，使本国本土的文化模式引起域外的兴趣和关注，使自身文化展现新貌，进而跻身世界。相比之下，如果轻易接受“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所鼓吹的抗拒性封闭型的思路就显得僵化而不足取了。而我们还不能低估这种影响。因为自古以来就有强弱国家依赖与不平衡的交流关系，作为弱者的反应，常常是感情多于理性的，更何况我们昨天的历史档案上，也有过这样的记载。

作为结语，应该提起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中国一旦觉醒，世界就会震动。”19世纪初，当落魄英雄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说这句话时，他实际上道出了此时中国已与世界浑不可分的真谛。今天，已开启现代化征程的中国内地，将自己“潜在的力量”开掘转化，已是跨世纪的主旋律，而它的电视从业者也正为此披荆斩棘，上上下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