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改革的问题现象及原因-体制与政策矛盾

当今时代，促进和保障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最有力手段就是制度建设。这是因为社会的人文价值和科学理性精神，最深刻地反映在法的精神上，反映在制度文化和制度构建上，体现在制度与规范的科学完备及制度构建的价值取向上。因此，体制问题从来都是关键要害处，亦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

现实中存在的违背科学发展观要求的问题，其身后往往都与体制上的原因有关。承认改革开放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认识到深化改革必然会触及经济文化政治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从而确定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需要进一步消除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体制性障碍，这是新一届党中央自十六大以来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因而推动体制改革不容置疑，也刻不容缓。近年来媒介的意识形态与市场形态之争，曾引发了围绕文化包括传媒的事业与产业的改革到底是改体制还是改机制的最激烈的争论。强调意识形态型媒介（多以意识形态管理的宣传系统为代表）的人认为，只能改机制，一旦改体制就可能导致意识形态的失控；强调产业经营型媒介（多以政府的发改委及学术理论界为代表）的人认为，不改体制，产业无从发展，机制改革很难成功。两种观点交锋，前者在确保舆论安全和社会效益第一的口号下，人为圈下一个个禁区而诸多坚持，消极看待中国广电传媒产业化进程；后者在继续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面前，为帮助媒介赢得市场主体地位左奔右突，艰难推动着中国广电传媒市场化的步伐。

至今广电传媒业界流行着一个沉甸甸的话题：上世纪末，均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中国电信与中国广电，在中国入世后的六年多里，两者却有了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属地与飞地之别……。现实的尴尬是，中国广电系统虽然已在理论上已被认可为文化产业，但并没有在立法上得到承认，市场主体地位尚未落实，市场机制在传媒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也难以发挥。世纪之交，在中国当年“入世”之际，在强调与国际接轨，与市场经济同步，尽快做大做强的时代背景下，注重转轨过程的传媒产业化开始得到正名，整合资源的媒体集团化得到行政大力推动。出人意料的是，被视为行业对手，也在被同样视为国家文化与信息安全领域，号称为“国家的神经系统”因开放而腾飞的中国电信，入世之后仅仅六年的历练，通过打破独此一家的垄断地位，培植三足鼎立，实施全行业的门户开放，就用超越竞争对手十倍余的辉煌发展指数（行业内部资料显示，广电产业作为文化领域的优势产业，近年产业的总收入只占整个文化产业总产值的7.76%，只及整个通信产业业务收入的8.13%）推翻了自己比中国广电叫得更响的“业界对外开放之日就是竞争溃败安全失却之时”的预言。与此相反，肇始于世纪之交中国广电领域推动的那场轰轰烈烈的传媒集团化运动则因为仍然坚持国有独资，事业属性，事实已成虎头蛇尾，结局是“问题多于成绩，困惑大于思考”。直接证据是：去年四月初，在中宣部等四部门联合表彰33家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的名单上唯独没有广电集团。这明确表明，广电传媒集团还没有被认可为产业性集团，只可惜的是在现实中勇于践行整体转制的广电或传媒集团也极少能得到广电行业主管部门的舆论支持和政策鼓励，譬如近年异军突起、呈现风生水起之势的牡丹江、成都、佛山、红河等城市新闻传媒集团，均在产业化的前进路上艰难成行。

在科学发展观的绩效评价体系中，增长与发展从来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前者往往看到的是经济效率的提高和行业收入的数字叠加，而后者则包括更多的内涵，即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应还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与整合在内的多维过程。因此对于中国广电传媒在改革开放30年来无可否认的巨大进步面前，很明显在有了与中国电信业的可对比的参照系后，我们则就有了不那么乐观的结论。即对比行业竞争对手，表现一冷一热，一快一慢，是否表明我们广电传媒产业化的进程也步入了“有增长无发展”的怪圈？有两段来自新闻宣传系统管办人员的心声很值得我们深思：(www.xing528.com)

——我作为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一个组织者、推动者，在实践中感到最苦恼的问题就是我们新闻出版体制的改革赶不上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不能够同步进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与网友交流如是说）；

——国家对媒体产业或者对整个文化产业缺乏宏观政策指导……中国媒体的管理政策与中国证监会的有关政策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两个政策都是刚性的，暂时都在各说各话。……导向正确、产业繁荣、创新不断、中小股东利益以及人事改制、负债等诸多要求无法在一个框架内友好共存（湖南电广传媒董事、娱乐频道总监张华立开专栏如是说）。

作为笔者，我以来自传媒业界现在高校的专业学者的特殊身份，也谈谈在研究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时的困惑与思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