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新秧歌运动：文艺的革命

秧歌，一种起源于北方民间的文艺形式。它是民歌、戏剧、舞蹈的简单组合，有强烈的节奏、单一的情节和浓厚的滑稽色彩。秧歌原是在过年或其他节日的农闲时间，农民自导自娱的一种休闲娱乐方式。它和几乎所有的民间文艺形式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情欲挑逗、宣泄的味道，代表了草根阶级的粗犷与真实。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开展，与特定地区的民间文化传统有着直接的关系，也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思想要求密切相关。延安新秧歌是陕北传统秧歌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建构的文化策略相遇合的产物。它的兴起、发展和影响，决定了它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

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关于文艺工作的座谈会。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这些鲜明响亮的口号，在中国历史上掀起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向民间艺术学习的热潮。1942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率先组织了延安的第一支新秧歌队。最初的时候，很多人尤其是一些领导和专业演员对这种味道浓重的秧歌艺术形式满不在乎，甚至觉得秧歌太土，不能登大雅之台。但随着整风运动的不断深入展开，广大人民群众对这种民间艺术形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由此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秧歌学习热潮。

秧歌剧《兄妹开荒》是延安新秧歌运动的代表作。它反映了边疆人民的日常生活，歌颂了大生产运动。这种“新秧歌”以汉族传统民间歌舞表演形式为基础，体现了中国民主进程中独特的心态和理想。“新秧歌”歌舞活泼、表演生动，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以鼓舞人心的气质和军民百姓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秧歌”是20世纪40年代支撑歌舞文化进步的主流，这一运动深刻地影响了全国文艺发展的方向。这一次向民间艺术学习的热潮，不久就在其他革命根据地得到积极响应，也在国民党统治区得到很多进步人士的高度评价，成为中国近现代舞蹈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艰苦的抗敌战斗中，扭秧歌，跳集体舞、篝火舞，不仅是文艺宣传工作，也是人们缓解压力、获得精神力量的好方式。《生产大合唱》是吴晓邦于1940年根据同名歌曲创作的4场次大型歌舞，表现了春耕、播种、抗战、秋收的现实生活，其中军民团结齐抗战的主题十分鲜明。随后还有很多秧歌作品出现，如《小放牛》《赶毛驴》《腰鼓舞》等。大型民俗舞蹈活动“转九曲”的出现成为延安新秧歌运动的高潮，此后秧歌运动出现了大普及。延安新秧歌运动是在《讲话》精神指导下的典型时代产物。它的蓬勃发展反映了革命文艺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能动创造性。从其舞蹈功能分析，延安新秧歌已经从原来的民俗自娱性舞蹈转变为革命文艺运动的组成部分。功能的转变也影响了舞蹈形态，强劲的节奏、放大的步伐与甩臂、昂首挺胸的姿态都宣告了陕北新秧歌摆脱了封建时代遗留的审美印迹。(www.xing528.com)

50年代至60年代，在党和政府“抢救遗产，深入生活”的号召下，大批舞蹈工作者打起背包、深入村寨，对那些身怀绝技、在旧社会濒临绝境的民间艺人进行“抢救”，掀起了搜集、整理、学习民族民间舞蹈的热潮。这一时期的舞蹈创作者大都明确地遵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思想，对所谓“粗糙的”也是“最生动、最丰富”的自然形态的民间舞蹈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进行了筛选、鉴别、发展和再造。许多有才华的舞蹈家，努力地寻找自己的创作个性与时代精神的交融点，力图使自己的“脉搏”与时代节奏同步，因此出现了不少时代的精品。如果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初期，黄土高原上兴起的延安新秧歌运动以及由此带来的民间舞蹈的勃兴，在形式上尚未摆脱拙朴的广场艺术色彩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发展起来的舞台艺术型的新型民间舞则更具观赏性。在国际舞蹈比赛中，中国的民族民间舞屡屡独占鳌头，这绝非偶然现象；而且这种创作型民间舞对于群众性自然传衍的民间舞的健康发展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舞蹈作品已经具有社会主义舞蹈文化的明确属性，并且显示出中国新型民间舞的特色。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40年代末，是中国近现代舞蹈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发生着剧烈的变动。辛亥革命的爆发、“中华民国”的建立、五四运动的开展、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爆发等几个重大事件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命运走向。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旋律中，中国舞蹈在黎锦晖、欧阳予倩、吴晓邦、戴爱莲等进步人士的努力推动下，从供人声色享乐的歌舞转变成为人生理想、为抗日救亡、为解放全中国的高尚艺术。这一时期欧美舞蹈的传入，也使国人看到了不一样的歌舞艺术，如现代舞、芭蕾舞、土风舞等。国外先进的舞蹈思想和舞蹈教育理念也影响着此时期中国舞蹈的发展。学堂歌舞的开创，使舞蹈走进学校、走进课堂。这些学堂歌舞关注儿童的特点，生动活泼，充满童趣，对中国舞蹈启蒙教育及其美育教育都有深远的影响。高举新舞蹈艺术大旗的吴晓邦，运用西方现代舞理念及编创技巧，结合中国实际国情，编创了《义勇军进行曲》《思凡》《丑表功》等一系列反映抗战、控诉侵略的舞蹈作品，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戴爱莲把视角着眼于中华民族舞蹈的根源，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运用当地民族舞蹈动作元素进行编创，创作出《瑶人之鼓》《春游》《苗家月》等一批生动清新的边疆舞蹈。苏区红色歌舞伴随着土地革命的开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工农兵当家做主等一系列事件发展起来。其形式多样，内容以宣传抗日为主，这些歌舞给战争中的人们带来鼓舞和慰藉。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使得秧歌这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重新焕发光彩。《兄妹开荒》《腰鼓舞》等作品相继问世，掀起了一场热火朝天的群众性秧歌运动。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开展无疑是一场文艺的革命，使更多的文艺工作者开始关注濒临灭绝的民间艺术，并对其进行抢救、挖掘和整理。这一系列的舞蹈现象推动着中国舞蹈不断向前迈进，在舞蹈历史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