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交往中理解他人角色：虚拟社会与角色扮演

人们的个性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在每个人自身生理素质的基础上，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人际关系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进入现代社会，人们不断追求公平、正义，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拥有追求自我的平等权利。在人际交往中理解他人的角色，尊重他人的个性，也就为自己的个性发展创造了较为宽松的氛围。

理解个体的动机、反应和行为，应当将其还原到人们的生活环境中去。如果脱离时空情境，没有考虑到时代、地域带来的文化差异，我们很容易遭遇文化冲突。

中国传统文化是特别重视分享的文化，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压抑个性的文化。在《三字经》这样的启蒙读本里，孩子们从小就会被教育：“香九龄，能温席”“融四岁，能让梨”“首孝弟，次见闻”。长幼有序，先人后己，每个人都要保持谦卑隐忍，保持一种牺牲自我的态度，才有机会获得他人、社会的认可，从而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和我们今天提倡的“放飞个性，勇敢表达，展现自我，快乐创造”的观念，差别真的太大了。

在《世说新语》的“孔融让梨”典故中，故事的结尾是“父大喜”。《后汉书·孔融传》则记载道：“由是宗族奇之。”也就是说，孔融让梨，无论是出自本心的友爱谦让，还是出于思忖的位序分辨，其结果都需要父辈、宗室的权威来做出评判。至于孔融，为何在四岁的年龄就能如此压抑自己的天性，放弃个人诉求，以融入成人世界的规则，似乎并没有人关心。

还有“二十四孝”的故事，对人性和生命的蔑视程度更甚。王祥“卧冰求鲤”，吴猛“恣蚊饱血”，尚且只是戕害自己的身体，及至郭巨“为母埋儿”，为了供养母亲，毅然活埋自己的儿子，这样的罪行被列为感天动地的孝行，实在可怖。

女性所受的社会压抑，更是转化成了一种“压抑的自觉”。在整个封建时代，女性是集体沉默的，父权成为她们难以违逆的信仰。女性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留在墓碑、墓志铭上的“某某氏”，不过是父亲和丈夫两个家族的姓氏组合。西方也曾经如此，正如伍尔芙所说，一方面人们用诗歌、墓志铭反复歌颂母亲的慈良，另一方面，在历史和现实中，女性的地位不堪一提。(www.xing528.com)

到了明清两代，朝廷为了维护“君为臣纲”的统治秩序，大肆宣扬“夫为妻纲”的观念。凡是被表彰为烈女、烈妇的女子，其家族可以减免税赋，这种政策大大刺激了人们在“贞烈”上的极端行为。《明史·列女传》记载，因丈夫、未婚夫去世而以死相殉的女性，“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各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屡屡被表彰，诸如安徽桐城发大水，一男子伸手救援一名即将溺水的女子，女子获救后居然哭号不止，用菜刀砍下自己获救时被拉过的左臂。各地争相上表烈女事迹，地方官竭尽所能描述女子们的惨烈牺牲，以地方女性的贞节彰显自己为官的忠诚。

事实上，这些压抑个体的做法，并非中国传统独有的现象，而是大多数前现代社会形态中都普遍存在的。与其说这是某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悖论，不如说是时代发展的问题。

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是绝对权威，不允许人们相信其他自然神力，更不允许人们没有信仰。一些不顺从教会的女性，包括异教徒、女祭司，被描述为恐怖的女巫，并被残忍屠杀。有些女性，因为皮肤上有疮、痣或胎记，就被残忍处死。还有些无辜女性，仅仅因为容貌美丽遭到嫉妒，也被诬告成女巫，遭受杀害。

从14世纪到18世纪，欧洲“猎巫”盛行，仅有史记载被处死的“女巫”就超过6万人。在黑死病、饥荒和其他灾祸的压力下，盲目的人们听信教会之言，把怨气和恐惧都倾倒在这些无辜女性的身上。

马克思说过，“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前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包括普遍的贫穷、崇尚绝对权威、信息封闭和思想封闭等。正是在闭塞逼仄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普遍缺乏生存安全感，人性中阴暗、丑陋、不堪的一面才越发被放大。进入现代社会，物质资源越来越丰富，信息交流越来越通畅，人际交往才越来越重视个人体验和感受。当个人的个性、人格与权利被充分尊重，我们承担的社会角色也就越来越人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