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史学前沿研究：教育空间与场所的全球传播

（一）大会议题：教育空间与场所

本届大会议题是“教育空间与场所”（Space and Place of Education），表明国际教育史学研究发生着“空间转向”。从提交的部分会议论文可看出，学者们认识到教育中存在多样性的空间，比如横向空间、交叉空间、矛盾空间、想象空间及虚拟空间等；同时，广泛考量问题，包括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教学的、物质的与主观的，来解释和反思教育公共空间的生产和组织。7月17日下午，葡萄牙著名教育史学家、原里斯本大学校长安东尼·奥诺瓦（Antonio Novoa）以“学校与公共教育空间：是否还存在共同的教育空间”（School and Public Space of Education：Is There Still Room for the Common？）为题，做了本届大会的首场主题报告。报告开门见山抛出问题：当前学校还有共同的教育空间吗？循着问题，报告首先集中回顾了过去150年里，公共教育理念下的学校组织形式（学校模式）的演变，并提炼出其特点，是一个政治化的空间（公民身份塑造、集体行为规范的习得等），也是一个组织化的场所（学校纪律规则、统一课程设置等）。然后，对当前学校空间的消解、日益固化的教育毛细现象（the valorization of educational capillarity）及学习方式的个性化等问题进行反思，提出这些由“教育消费理念”引发的教育现象将导致学校蜕变（the metamorphosis of the school），使学校变成一个“缺乏共同性的空间”（there is no room for the common）。

教育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对这个认识，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既有从全球视角出发的，也有从城市、农村、家庭与工作场所的关系着眼的。英国学者约瑟夫·海因斯（Joseph Hayes）从城乡空间对比的视角，讨论了19世纪晚期，英国城乡宗教学校董事会所扮演的角色及影响力是有差异的。本研究强调重视运用图像分析等方法，结合研究边缘化的社会理论，对城乡差异的教育历史进行研究。还有一些学者以空间为导向，对政策、知识、课程和教材的流动进行研究，获得了更情景化、直观化的认识和理解。7月18日下午，来自墨西哥高级研究中心的教育史学者欧金妮·亚罗兰·维拉（E.Roldán Vera）以“直观教学法：从17世纪到20世纪间一个经典概念的地理教育学”（Intuition：Geo-pedagogies of a class concept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为题做了本次大会第二场报告。维拉教授在报告中探讨了从17世纪夸美纽斯提出“直观教学”到20世纪的这三百年间，“直观教学”这一概念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她运用“地理教育学（geo-pedagogy）”概念绘制了“直观教学”一词在不同地理、文化空间的传播图谱，包括法语系、德语系、英语系及西班牙语系等，以及在融入上述空间的教育政策及教育模式中这一概念内涵的增减。这个报告是对教育概念在不同空间传播的研究，也是多国视角、跨区域研究的一个范例。

以教育历史中“空间”与“场所”为视角，结合记忆史、情感史、建筑史、性别史，对学校场所中的教师与学生进行新维度的剖析与认识，是这次大会上“空间转向”研究表现出的又一个重要面向。在“教育空间：记忆、感觉和情感体验及阐释（Educational Places：Memories，Sensory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s，Interpretations）”平行小组研讨会上，学者们扬弃传统史学的历时性，强调场所、空间对于情感史、记忆史研究的意义，来自德国的日籍学者小林西美（Ami Kobayashi）以“‘触电般’与‘感动到流泪’？日本学生的军事评论：一个情感教育的空间”（“Electroshock”and“moved to tears”？Japanese Student’s Military Reviews as Educational Space for Sensory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s）为题，探讨了符号、语言、仪式与国族情感养成的互动关系。她把20世纪30年代日本男子中学的学校俱乐部杂志刊载的学生军事评论及学生的军事游行视为一种集体教育空间。通过研究，发现在评论、游行中，学生的集体意识被强化，对这一空间有了归属感，也就更容易形成共同的强烈情感。在乌特·弗莱弗特和克里斯托弗·伍尔夫提出的“感觉可以通过语言和想象来发展、感知和区分”的基础上，提出强烈的情感是可以在一个有归属感的空间内被激发和唤起的。来自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奥里特·奥韦德（Orit Oved）以“作为增强犹太人民族意识教育实践的纪念大屠杀活动：记首个赴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代表团”（The Memory of the Holocaust as an Educational Practice for Increasing Jewish-National Awareness：The First Youth Delegation to Poland and Czechoslovakia）为题，研究了国家如何塑造青年学生对大屠杀的记忆及利用他们大屠杀的记忆，加深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这些研究，提醒学者历史研究中场所虽然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不是对过去发生之事的历时性考察，而是在“文化—社会史”语境中回溯历史，探讨形塑情感或记忆的空间与场所。

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展开了空间转向的教育史研究。比如周洪宇等在教育记忆史研究中重视阐发“记忆场所”观点，强调在记忆史研究中扬弃传统史学的历时性。在此次会议上，北京师范大学周慧梅、孙益发表的《旧瓶装新酒：民国时期大众教育的教育活动空间及场所》，江南大学于书娟发表的《近代中国城市教育空间的改变：以江阴市孔庙调查研究为基础》都从社会的、政治的角度反思近代教育空间；北京师范大学陈露茜、刘幸两位学者发表的《中国的外国教育史学研究》与《一名日本哲学家在战时中国的教育经历》两份报告是地缘政治视角下的知识史、教育史的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周娜、周洪宇发表的《“被塑造的空间”：近代中国教会女学与女学身体生成》从空间与身体互生的角度，探讨了近代中国教会女学对女性的培养与影响。

（二）学术茶话会“议题”(www.xing528.com)

自201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起，ISCHE决定设立学术茶话会（Tertulia）环节。这是一个圆桌辩论会，专门对当前教育史领域出现的新问题进行讨论。今年讨论主题是“机器化的档案：在大数据中挣扎的史学研究者”（The Machine in the Archive：Historians at risk of drowning by data）。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材料数字化，教育史学者的研究工作也发生巨大变化。无数的数字化材料及档案触手可及，人们甚至很少再查阅原始纸质档案。事实上，算法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扰数字化史料的准确性，或者由于搜索引擎，或者由于扫描和字符识别程序的潜在故障。那么，数字化史料的运用，是否会导致产生一种新的教育史研究？如果不再运用“原始”，史料将产生哪些变化？在一个史料档案触手可及、毫不费力接触到的数字化时代，又是什么阻碍着我们对真相的探寻呢？未来几年的趋势走向，我们能预测吗？围绕着上述问题，来自墨西哥、荷兰、瑞典、中国等国的20位学者进行了一场激烈且深富启发意义的讨论。

（三）会前工作坊“议题”

此次会议的会前工作坊（Pre-workshop）讨论的是“谁说，为谁说：教育史研究中自传性史料的运用方法”（Who “Speaks” and for whom？Approaches to （and along）working with autobiographical materials in History of Education research）。

自传体材料在教育史上经常被用来探讨有关主体、经历、动机和学习过程的问题。研究者会特别重视个人和私人材料，比如日记、信件和旅行见闻等，为了能洞察并形成对历史中其他人物的认识。自传性材料的运用给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可能性，但也并非没有局限性。受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2]启发，在教育史研究中运用自传性材料时，同样需要思考“谁在说，为谁说”等这类问题。批判性反思运用这类史料的经典著作，人们会认识到，自传性材料是一种特殊叙事，是被作者所处时代的政治身份、材料撰写的方式及档案上的考虑等因素形塑而成的。所以，在运用这些自传性材料时，在处理自传体材料时，必须考虑有哪些因素影响了说给我们听的声音，以及选择用什么方式理解这些声音及最终选择这些声音中的哪些材料。这个工作坊主要讨论了这些问题，并就这些问题对教育史研究者处理自传性材料可能带来的影响也展开了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