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伊斯坦布尔大学承办的ISCHE37，是笔者第一次参加国际教育史学大会。彼时，与会的华人学者很少，中国大陆只有笔者一人。虽单人赴会，却收获颇丰，不止于研究视野的开拓，更在于国际学术联系的建立。这次参会，让笔者认识到“中国教育史学不能在封闭中徘徊，而应在开放中发展”。国际化是中国教育史学谋求更大发展、更大繁荣的必然选择。
参加这次柏林会议的中国大陆参会代表已近10人。与会的中国学者在“教育与自然”（Education and Nature）的大会议题下，就不同时期的中国教育，同西方学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与周娜的会议报告题目为“移动的身体：民国女学生研学旅行研究”（Travelling Body： The Educational Tour of Schoolgirls in Modern China，1910—1940），以研学旅行中的民国女学生为对象，从“旅行”的角度考察女性书写的现代性；北京师范大学陈露茜的会议报告“论20世纪80年代美国教育政策中‘选择’的‘本质’（On the“Nature”of the “Choice” Movement in American Educational Policy in the 1980s），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教育政策中“选择”概念符号的本质性解读，考究其背后的话语权力斗争；北京师范大学孙益的会议报告“《三字经》与儿童天性”（Traditional Chinese Primer San Zi Jing and the Nature of Children）与江南大学于书娟的会议报告“庄子的自然教育思想”（Nature and Education in Eastern Contexts：The Natural Education Thought of China’s Pre-Qin（2100—221.B.C.）Taoist Zhuangzi），探讨了中国古代的自然教育思想；湖北民族学院刘佳的会议报告“基于自然：中国一所大学的自然教育实践活动（1978—1998）”（Based on Nature：A Local University’s Practices of China， 1978—1998），以湖北恩施的一所大学为个案，考察了当代中国学校对自然教育思想的实践。但是，无论从参会者的数量，还是交流的深度来看，中国教育史学国际化的路途仍然漫长。
一方面，我国教育史学者参会主动性不够。当前，国内教育史研究者有500多人，这次参加ISCHE40的人数不到10人，占比不到2%。再者，中国教育史学界同国际教育史学界的互动分散、不系统。整体来看，目前国内教育史学者同国际教育史学界的交流互动虽然频繁，但不够系统，缺乏常规化机制。笔者以为中国教育史学会可以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在这方面，中国史学会及日本教育史学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会在恢复工作的第三年，即1982年，就正式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并于1985年由中国史学会牵头组织率团参加了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此后，中国史学界同国际史学界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深入且常态化。2015年，日本教育史学会加入ISCHE，成为国际教育史学会会员国，并在次年实施项目资助制度，鼓励日本教育史学者参加国际教育史学大会。笔者认识的两名日本学者，正是得益于该资助制度，连续两年参加ISCHE大会。组织性的保障与激励，将有效推动中国教育史学者走入国际学术舞台，增加中国教育史学界同国际教育史学界的交往。(www.xing528.com)
最后，中国教育史学会同ISCHE的高层互动应加强，以合作组织多样的学术交流活动。中国教育学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周洪宇做出很好表率。在政务异常繁忙的同时，他仍抽出时间参加会议，并同ISCHE主席及理事会主要成员见面，进行工作讨论，提出加强学术合作。国际教育史学会对此表示同意。他们认为各国教育史学者对中国教育史学界还不了解，希望中国学者多参与国际教育史学大会及ISCHE组织的其他学术活动。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我国与日俱增的经济基础与逐步增强的国际地位，将对其精神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教育史学科该如何把这种影响用我们自己的，而非西方的范畴、理论与解释表达出来，呈现并分享到国际教育史学界，是中国教育史学者应该思考的问题，也是进入国际教育史学界主流的诉求所在。
（周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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